第9章 毛泽东品思想巨擘(9)
青年毛泽东在探索真理的同时，也不忘加强身体的锻炼和意志的磨炼。他撰写的《体育之研究》一文，就表现了一种刻苦自励、顽强拼搏的精神。在这篇文章中，他主张“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认为发展体育事业是为了增强人们的意志，培养勇猛顽强的精神。“意志也者，固人生事业之先驱也。”为了磨砺自己的意志，毛泽东经常到大江大河里搏击风浪，“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
渊博的知识，顽强的意志，强健的体魄，为毛泽东实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宏伟理想，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使他日后能够担当起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异常艰巨的重任。在漫长的一生中，毛泽东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繁荣和富强，倾注了满腔的热情，献出了毕生的精力。毛泽东一生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赴汤蹈火，鞠躬尽瘁，这与其说是一种圣贤气象，毋宁说是一种典型的墨家风范。
墨子的“兼爱”与毛泽东的社会理想
墨子将社会上存在的等级差别及各种客观矛盾称为“别”，他说：“强劫弱，众暴寡，诈谋愚，贵傲贱……是谓天贼。”墨子提出“兼以易别”的主张：“兼即仁矣，义矣”，“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他期望整个社会不分贵贱亲疏，以“兼相爱，交相利”的原则，结成亲密和谐的关系，以达到“强者不劫弱，贵者不傲贱，多诈者不欺愚”，“老而无妻子者有所侍养，以终其寿；幼弱孤童之无父母者有所放依，以长其身”。
墨子讲兼爱，常与“利”相提。墨子所谓“利”，非个人的私利，乃“天下之利”“国家百姓之利”“万民之大利”。这既是圣王之道，又是仁人君子所追求的人格理想。对于墨子本人来说，“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正是他立身行事的准则。
儒家也讲“爱人”。儒家的“爱人”，是以血缘亲疏关系为基础，由近及远，讲究“爱有差等”。墨子的“兼爱”则不讲差等，不分亲疏近远。相形之下，儒家的“爱人”说易为宗法社会环境中的人们所接受。而墨子一反儒家“差等”之爱，主张爱人应该“运施周遍”，不应有亲疏厚薄之分。这显然是上古大同社会的遗风。历代农民起义军所高举的，从“等贵贱，均贫富”，到“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正是墨子“兼爱”主义的旗帜。
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就曾被墨子的“兼爱”说所深深吸引，他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积极评价了墨子的兼爱之说：“墨子之兼爱系互助，并非弃吾重大之利益而供他人之小利，乃损己利人而果有利于人也。”
从人格精神上看，毛泽东相当完美地实现了墨子的“利天下而为之”的人格风范。如果说被青年毛泽东视为人生最高境界的“精神之个人主义”，还更多的是出于个人的道德自律和人格完善，那么，当他自觉地献身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之后，就始终以墨子式的胸怀去爱利天下百姓，始终站在底层大众的立场上，成为民众的代言人。“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是毛泽东一生所恪守的信念。
从社会价值理想而言，墨子的“兼爱”的理想社会模式对毛泽东更具有吸引力。无论从早年的“新村主义”和“湖南公社”，到“分田分地真忙”的革命根据地，还是从“桃花源里可耕田”的人民公社，到他所津津乐道的“张鲁式”的社会主义，都与墨子所构想的“强者不劫弱，贵者不傲贱，多诈者不欺愚”“老而无妻子者有所侍养，以终其寿；幼弱孤童之无父母者有所放依，以长其身”的理想社会非常相似。
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迫切渴望能够在短期内使中国迅速走向共产主义，在中国的现实土地上建立起一个消除了三大差别、人与人之间亲密无间、人的思想高尚无私的“大同”式的理想社会。人民公社化期间，毛泽东就表示过，“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些理想我们要实行”，与此同时，历史上农民起义军提出的一些平均主义的口号和政策，也引起了他的浓厚兴趣。他说：“历代都有大小规模不同的众多的农民革命斗争，其性质当然与现在马克思主义革命运动根本不相同。但有相同的一点，就是极端贫苦农民广大阶层梦想平等、自由，摆脱贫困，丰衣足食。”在某种意义上，毛泽东把当时的共产主义实践，当作了古代中国农民革命的平均主义理想追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一种延续。
“大同”理想一般认为是儒家思想，但许多学者考证指出，被儒家纳入《礼记》中的《大同篇》实际上是墨子的思想。因此，毛泽东早年和晚年相当浓厚的“大同”社会理想，正反映了墨子思想对他的一生有着极其深刻的影响。
墨子的“尚力”与毛泽东的崇尚劳动
墨子十分重视劳动，这与孔夫子的轻视劳动形成鲜明对立。墨子认为人和动物的本质区别就在于“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墨子的整个学说就是建立在这个简单而朴素的劳动观念上。“力”“强”是个人生存和社会财富增加的基础，“今也农夫之所以早出暮入，强乎耕稼树艺，多聚菽粟，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为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饱，不强必饥。故不敢怠倦”。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第一次把劳动提高到人的本质地位，真正认识到生产劳动的重要性的，首推墨子。墨子的学说为正确评价劳动及劳动者，并尊重劳动成果奠定了理论基础。
农家出身、从小养成劳动习惯的毛泽东，对一切好逸恶劳的观念都深恶痛绝。在《讲堂录》中他就写道“懒惰为万物之渊薮”。后来毛泽东在延安提倡墨子之道，所偏重的正是墨子朴素的劳动观念。1939年4月24日，在抗大生产运动初步总结大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指出：历史上的禹王，他是做官的，但也耕田，墨子是一个劳动者，但他是比孔子高明的圣人。孔子不耕地，墨子自己动手做桌子椅子。毛泽东还进一步发挥说：“马克思主义千条万条，中心的一条就是不劳动不得吃。”
毛泽东对劳动人民具有深厚的感情，非常尊重辛勤工作的劳动者，这体现在他对劳动模范的重视和关怀中。
早在1934年1月，毛泽东就做过关于劳模工作的论述，他说，提高劳动热忱，发展生产竞赛，奖励生产战线上的成绩昭著者，是提高生产的重要方法。
1945年1月10日，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高度评价劳动模范说：“你们有三种长处，起了三个作用。第一个，带头作用。这就是因为你们特别努力，有许多创造，你们的工作成了一般人的模范，提高了工作标准，引起了大家向你们学习。第二个，骨干作用。你们的大多数现在还不是干部，但是你们已经是群众中的骨干，群众中的核心，有了你们，工作就好推动了。到了将来，你们可能成为干部，你们现在是干部的后备军。第三个，桥梁作用。你们是上面的领导人员和下面的广大群众之间的桥梁，群众的意见经过你们传上来，上面的意见经过你们传下去。”
1966年国庆节前，毛泽东特意把全国劳模、淘粪工人时传祥接进中南海小住。国庆节当天，时传祥作为贵宾被请上了天安门，参加国庆观礼活动，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登上天安门。在城楼上，毛泽东握着他的手，向他表示亲切的问候。
汲取墨子“尚力”观之精髓，毛泽东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劳动的思想观念，有着重要的理论创新。在政治上，毛泽东强调党和国家的干部是普通劳动者，而不是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主张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同劳动人民保持最广泛的、经常的、密切的联系。在经济上，毛泽东强调必须尽可能地提高劳动生产率，主张通过物质技术、文化教育和政治思想工作这三条途径来提高劳动生产率，提出要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改善劳动者的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在军事上，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了人民军队是战斗队、生产队、工作队三位一体的思想，总结了人民军队参加生产劳动的建设性作用，并对如何规范军队的生产劳动行为进行了阐述。在教育上，毛泽东强调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教育的一项基本原则，劳动人民要知识化，知识分子要劳动化，教育的目的和落脚点应当是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墨子强调劳动的重要性，主要是基于人类的生存需要，而革命领袖毛泽东崇尚劳动则还有另一番深意，他不仅把劳动看作是教育广大青少年和培养革命接班人的重要途径，而且视为防止干部蜕化变质的重要保障。
毛泽东对墨子“节用”思想的继承和发扬
墨子经济思想的核心是“节用”。墨子针对当时统治者“必厚作敛于百姓，暴夺衣食之财”的不合理现象，提出“节用”“非乐”等主张。“节用”的基本要求是节约生活开支，以满足人的基本生活需要为准。在古代，生产力水平低下，能够利用的资源有限，导致财富极端匮乏，少数人的浪费就会危及多数人的生存。所以，从理论上说，只有节约用度才能维持社会的正常运作。
墨子认为：“圣王为政，其发令行事，便民用财也，无不加用而为者。是故用财不费，民德不劳。”其“俭节”的基本含义就是“无不加用而为者”（“不加”，即“无益”）。墨子主张对财务和人力的使用，都要切合实用，不可无益而费。墨子警告世人：“俭节则昌，淫佚则亡。”
墨子还制定了一系列的“节用之法”，把衣、食、住、行限定在满足最基本的生存需要范围之内。譬如，衣裳，以“冬加温，夏加清”为限；宫室，以“冬以圉风寒，夏以圉暑雨”为限；舟车，以“加轻以利”为限；饮食，以“足以充虚继气，强肱骨，耳目聪明”为限。
墨家学派的生活作风相当朴素，“皆衣褐，捆屦织席以为食”。墨子曾对越王说，只要用他的道理治国，自己同老百姓一样“度身而衣，量腹而食”，也就满足了。
墨子提出的“俭节则昌，淫佚则亡”的思想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遗产。即使在现代社会，这种思想仍然没有过时，仍然是应该大力提倡的美德和必须实施的经济措施。生活节俭不仅能使人克服经济困难，而且有助于道德修养，有助于人格完善。
毛泽东从小到个人生活，大到对中国社会发展的设计和展望，无不鲜明地体现出墨家“节用”“非乐”的色彩。
毛泽东一生都过着墨子式的简朴生活。作为农家子弟，他从小就秉承了世代所恪守的节俭、勤苦的传统。青年毛泽东在《讲堂录》中记下了这样的话：“刚字立身之本，有嗜欲者不能刚。”“惟安贫者能成事，故曰咬得菜根，百事可做。”他在求学期间，忍劳苦，制奢欲，简朴过人，曾经不带盘缠与同学外出乞讨游学。在组织新民学会时，毛泽东还特意以“不虚伪”“不懒惰”“不赌博”“不浪费”“不狎妓”等，作为会员必须遵守的章程。
毛泽东几十年如一日地过着近乎苛刻的节俭生活，无论是在条件艰苦的战争岁月，还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和平安定的日子里，都丝毫没有改变这一作风。无论是他穿过的衣服、鞋子，还是他日常的饮食菜谱、生活用品，无不显示他的艰苦朴素的作风。毛泽东遗物中有许多震撼人心的物品，例如73个补丁的睡衣、54个补丁的毛巾被、连鞋匠也不愿意再补的皮拖鞋，所谓的“高级补品”只是维生素和葡萄糖等，这一切，都向世人展示了伟人毛泽东过着甚至比普通人还要节俭的生活。
毛泽东如此节俭，并不是为家庭成员聚敛财富，而是为社会主义大家庭的人民节省资源。毛泽东遗物中有两瓶用剩的牙粉，他一生都用这种便宜的牙粉，他曾说：“牙粉还是会生产的，因为还有人用它嘛。今后如果每个人都用上牙膏了，我就不再用牙粉啦！”可见，他节俭的目的是为了尽量减少自己的消耗，为国家建设节省每一分钱，让全国人民早点过上富裕的日子。
墨子把节俭看作治国安邦的一项基本国策，毛泽东汲取了墨家文化的这一精华，他不仅仅把节俭作为个人修身养性的法宝，而且把这种思想提升到治国的高度。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大力提倡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时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告诫全党：“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两个务必”的伟大思想：“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依靠艰苦奋斗，在短短的三年内恢复了国民经济。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上，毛泽东从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实际出发，提出勤俭建国的方针。
1956年11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的讲话中提到：“要勤俭建国，反对铺张浪费，提倡艰苦朴素、同甘共苦。”“根本的是我们要提倡艰苦奋斗，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1957年2月，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他又强调艰苦奋斗、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是一个要坚持几十年的长期方针：“要使全体干部和全体人民经常想到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但又是一个经济落后的穷国，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要使我国富强起来，需要几十年艰苦奋斗的时间，其中包括执行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这样一个勤俭建国的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