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毛泽东品思想巨擘(10)

正是依靠毛泽东制定的“勤俭建国”这一方针，人民共和国医治了几十年战争的创伤，很快甩掉了“一穷二白“的帽子，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墨家“节用”思想还包含着较多的人民性内涵，提出：“节于身，诲于民，是以天下之民，可得而治。”这实际上就是关于官吏要勤政廉洁的政治主张。墨子是我国古代廉政思想的主要创立者，其廉政思想的精髓是要求统治者实行与人民同甘共苦的政策，不搞特殊化。而毛泽东的节俭，另一个方面就表现在他的清正廉洁上。新中国成立后，长沙地委和湘潭县委拟在毛泽东故居旁建一栋新房子，同时修一条由湘潭至韶山的公路。毛泽东知道此事后，于1950年9月20日给湖南省委负责人黄克诚、王首道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如果属实，请令他们立即停止，一概不要修建，以免在人民中引起不良影响。是为至要。”毛泽东为全党树立了清正廉洁的光辉典范。直到晚年，毛泽东还向全党各级干部强调，权力是人民给的，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墨子“兼士”人格与毛泽东对党员品格的要求

墨家学派是具有舍己为人式宗教情怀的战斗团体，其道德标准远远超过维持日常人际关系的尺度。墨子塑造的“兼士”，是人类通往大同境界的理想的人格载体。

墨子将“士”分为两类：自私自利的“别士”，大公无私的“兼士”。《墨子·兼爱下》中说：“谁以为二士，使其一士者执别，使其一士者执兼。是故别士之言曰：‘吾岂能为吾友之身，若为吾身；为吾友之亲，若为吾亲？’是故退睹其友，饥即不食，寒即不衣，疾病不侍养，死丧不葬埋。别士之言若此，行若此。兼士之言不然，行亦不然。曰：‘吾闻为高士于天下者，必为其友之身，若为其身；为其友之亲，若为其亲。然后可以为高士于天下。’是故退睹其友，饥则食之，寒则衣之，疾病侍养之，死丧葬埋之。兼士之言若此，行若此。”

在墨子看来，“别士”不把朋友当作自己看待，也不把朋友的亲人当作自己的亲人看待；他看着朋友饥、寒、病、死而无动于衷，一概不管。“别士”自私冷酷，没有爱心，心里只有他自己。而“兼士”则不同，他把朋友当作自己看待，把朋友的亲人当作自己的亲人看待，他对待朋友“饥则食之，寒则衣之，疾病侍养之，死丧葬埋之”，完全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兼士”大公无私，博爱众人，爱人如爱自己，心里装着全天下人。显然，“兼士”是墨子们对上古大同时代天下为公，没有私人个体与小家庭观念的向往与践行。

墨子期望通过“兼士”来实现墨家的政治主张。墨子的教育目的就是培养“兼士”。“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是墨子对“兼士”的三个要求。“厚乎德行”，要求“兼士”有很好的内在品质；“辩乎言谈”，则体现了墨子对“兼士”在思维辩论方面的要求，也就是要求“兼士”能言善辩，并通过他们的“上说下教”，推行其主张；“博乎道术”即要求“兼士”博通各种知识和技能，有完成墨家政治目标的实践能力。

作为共产党领袖的毛泽东，对党员干部的要求，与墨子对“兼士”的要求有很多相似之处。

毛泽东历来重视党员干部品格的塑造，他在延安时代就说过：“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这些人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与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唯一地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这些人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敢向前的。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中国要有一大群这样的先锋分子，中国革命的任务就能够顺利地解决。”

毛泽东指出的这些优秀品质，是对代表无产阶级利益，以全人类的解放事业为己任的共产党人的特殊的品格要求，基本点在大公无私的革命精神与实干的战斗作风、高超的政治见识和精湛的业务能力。这一主张贯穿毛泽东思想始终。毛泽东一再告诫全体党员要向放弃小我、成就大我的方向努力：“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积极精神，克服消极的自由主义。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是襟怀坦白，忠实，积极，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以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

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毛泽东集中阐述了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共产主义品格，确立了理想人格的典范。

毛泽东希望以共产党人的先进性完成改良整个民族与国家的重任。他在《整顿党的作风》提出：“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党外有这种不良风气的人，只要他们是善良的，就会跟我们学，改正他们的错误，这样就会影响全民族。”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始终强调共产党人要有正确的道德取向，坚持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价值观。

墨子的“尚贤”与毛泽东的“任人唯贤”路线

在墨子的政治思想中，“尚贤”思想不仅是整个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政治主张中最突出的一点，在当时及后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墨子特别强调人才的重要性，将人才视为“国家之珍而社稷之佐”，认为“归国宝，不若献贤而进士”。所谓“尚贤”，就是任用贤能。墨子认为是否“尚贤”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兴衰存亡，指出“尚贤为政之本”。

墨子的“尚贤”，最重要的内容是反对“任人唯亲”，主张“任人唯贤”。儒家孔子亦有“举贤才”的主张，但是他更强调“君子笃于亲”和“故旧不遗”。墨子的“众贤之术”有重大突破，他打破了“亲亲”“尊尊”的宗法血缘界限，主张不分贵贱亲疏，一视同仁，即要“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不辨贫富、贵贱、远迩、亲疏，贤者举而上之，不肖者抑而废之”。墨子以平民代言人的身份，大力推崇和挖掘“贱民”的能力价值，认为“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举之，无能则下之”。

毛泽东非常推崇墨子的“尚贤”人才观。在深信“奴隶们创造历史”的毛泽东看来，“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历史不是由帝王将相和圣人君子所创造的——“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而是由像盗跖、庄屩、陈胜这样最受人鄙视的奴隶和“小人”创造的，是奴隶们的造反和连绵不绝的农民起义运动推动着历史的发展。毛泽东坚信：“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种人民创造历史的执着信念，如果上溯到中国传统文化，恐怕远非“以民为本”的儒家政治思想所能涵盖的，而只能在墨子思想中找到本源。

墨子第一个明确提出的“任人唯贤”的人才选拔原则，在中国历史上一直代表着正确的用人路线。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说：“我们民族历史中从来就有两个对立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贤’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亲’的路线。前者是正派的路线，后者是不正派的路线。”这是对墨子提出的“任人唯贤”原则的充分肯定。

毛泽东不仅十分肯定“任人唯贤”的路线，而且以身作则实践这条路线。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家乡的许多亲友都写信给他，要他帮助安排工作，但毛泽东都一律回信婉言拒绝了。

1949年10月9日，毛泽东在给杨开慧的胞兄杨开智的信中写道：“希望你在湘听候湖南省委分配合乎你能力的工作，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来京。”1950年5月12日，毛泽东在写给表兄文南松（文运昌的弟弟）的信中说：“运昌兄的工作，不宜由我推荐，宜由他自己在人民中有所表现，取得信任，便有机会参加工作。”1956年12月12日，毛泽东在写给族姑毛春秀的信中说：“调你儿子做财经工作一事，我不能办，要在当地所属机关自己申请，乞谅为荷！”这些信件，无一不展示了毛泽东心底无私、不搞特殊化的精神风范。毛泽东为执行“任人唯贤”的正派的用人路线做出了表率。

毛泽东告诫全党：“我们共产党的章法，绝不能像蒋介石他们一样搞裙带关系，一个人当了官，沾亲带故的人都可以升官发财。如果那样下去，就会脱离群众，就会和蒋介石一样早晚要垮台！”

毛泽东对墨子哲学思想的系统评价

毛泽东对墨子的哲学思想发表系统的看法，缘起于陈伯达的文章《墨子的哲学思想》。

1938年10月，毛泽东发出“要研究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的号召，作为响应，陈伯达写了诸子研究系列论文，《墨子的哲学思想》一文就是其中的一篇。该文共36000字左右，较全面地论述了墨子诸方面的思想，如名与实、知与行、故与法（因果法则）、同与异、义与利、中庸、名辩等哲学范畴，以及墨子关于节葬、非攻、兼爱、非乐、非命等主张。

陈伯达的这篇文章对墨子做出了很高的评价。政治上，该文认为：墨子是当时“手工业者和农民在某种程度上之独立的觉醒及其解放的空想……之最伟大的代表者”，“墨子在各方面的立说，都是从人民生产的立场出发的”，文章还说，中华民族“最善于艰苦奋斗，并善于死里求生，善于主持正义而厌恶强暴，善于对不平反抗……这些都是和墨家的精神不可分开的”。该文认为：墨子在中国哲学史上“首先完整地提出了名实问题，并给以初步明确的解决”，进而提出知行问题“并初步具体地在解决”。“墨了并不限于唯物的经验论。我们看到了墨子哲学关于由感性的认识论到论理的认识之见解。”“墨子认为：宇宙的事物是变动不居的。”“墨子发现了部分和整体的联系。”“墨子看出了宇宙中的时间空间都是……对立的统一。”

这篇文章写就后，陈伯达送到毛泽东那里请教。毛泽东读后很高兴，对陈伯达的观点表示基本赞同。

1939年2月1日夜，毛泽东给陈伯达写信，就《墨子的哲学思想》一文发表看法。信中说：

《墨子哲学思想》看了，这是你的一大功劳。在中国找出赫拉克利特来了。有几点个别的意见，写在另纸，用供参考，不过是望文生义的感想，没有研究的根据的。

毛泽东“写在另纸”的意见，全文如下：

（一）题目

似改为“古代辩证唯物论大家——墨子的哲学思想”或“墨子的唯物哲学”较好。

（二）事物的实不止属性，还有其最根本的质，质与属性不可分，但有区别的，一物的某些属性可以除去，而其物不变，由于所以为其物的质尚存。“志气”，志似指事物之质，不变的东西（在一物范围内），气似指量及属性，变动的东西。

（三）“君子不能从行为中分出什么是仁什么是不仁”，这句话的意思应是：君子做起事来却只知做不仁的事，不知做仁的事，似更明白些。

（四）说因果性的一段，似乎可以说同时即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关系，“物之所以然”是必然性，这必然性的表现形态则是偶然性。必然性的一切表现形态都是偶然性，都用偶然性表现。因此，“没有这部分的原因就一定不会有十月十日的武昌起义”是对的，但辛亥革命的必然性（大故）必定因另一偶然性（小故）而爆发，并经过无数偶然性（小故）而完成，也许成为十月十一日的汉阳起义，或某月某日的某地起义。“不是在那最恰当的时机爆发起来就不一定成为燎原之火”是对的，但也必定会在另一最恰当的时机爆发起来而成为燎原之火。

（五）中庸问题

墨家的“欲正权利，恶正权害”“两而无偏”“正而不可摇”，与儒家的“执两用中”“择乎中庸服膺勿失”“中立不倚”“至死不变”是一个意思，都是肯定质的安定性，为此质的安定性而作两条战线斗争，反对过与不及。这里有几点意见：（1）是在作两条战线斗争，用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来规定相对的质。（2）儒墨两家话说得不同，意思是一样，墨家没有特别发展的地方。（3）“正”是质的观念，与儒家之“中”（不偏之谓中）同。“权”不是质的观念，是规定此质区别异质的方法，与儒家“执两用中”之“执”同。“欲”之“正”是“利”，使与害区别。“恶”之“正”是“害”，使与利区别而不相混。“权者两而无偏”，应解作规定事物一定的质不使向左右偏（不使向异质偏），但这句话并不及“过犹不及”之明白恰当，不必说它“是过犹不及之发展”。（4）至于说“两而无偏，恰是墨子看到一个质之含有不同的两方面，不向任何一方面偏向，这才是正，才真正合乎那个质”，则甚不妥，这把墨家说成折中论了。一个质有两方面，但在一个过程中的质有一方面是主要的，是相对安定的，必须要有所偏，必须偏于这方面，所谓一定的质，或一个质，就是指的这方面，这就是质，否则否定了质。所以墨说“无偏”是不要向左与右的异质偏，不是不要向一个质的两方面之一方面偏（其实这不是偏，恰是正），如果墨家是唯物辩证论的话，便应作如此解。

（六）“半，端”问题

墨子这段，特别是胡适的解释，不能证明质的转变问题，这似是说有限与无限问题。

毛泽东认为陈伯达的“一大功劳”是“在中国找出赫拉克利特来了”，从而充分肯定了墨子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

赫拉克利特（约前535—前475年），古希腊卓越的唯物主义者、辩证论者，是代表新兴工商业奴隶主利益的哲学家。他致力于寻求世界万物的本源，把客观的自然界作为认识的起点和对象，并猜测到万物变化运动的原因，是由于事物内部有矛盾，有对立面的斗争。他说：“一切都是通过斗争和必然性而产生的。”所以，列宁称他是“辩证法的奠基人之一”。

毛泽东把墨子比为中国的赫拉克利特，并建议陈伯达把文章的题目改为“古代辩证唯物论大家——墨子的哲学思想”，大概是觉得二者在唯物论和辩证法两个方面有相通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