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毛泽东品思想巨擘(8)
早在1927年3月，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集中体现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和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的革命思想。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政治报告中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充分重视人民群众作为历史的创造者的巨大力量，认识到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主体，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动力，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力量之源。他说：“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
但是，必须看到，孟子的民本思想是明君贤臣的自我反省、追求治国安邦的理论武器，其目的在于维护封建专制统治和保持社会稳定，其之所以重民，不过是存社稷、固君位、达邦宁的手段，民众仅仅是一种值得重视和利用的政治资源，重民仅仅被统治者视为“驭民”“治民”之术。孟子从未真正地把民众视为国家的主体，他的心目中的主体是君主政治，民众不过是载体，是为主体服务的工具。而毛泽东的人民主体思想，则是把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原理，创造性地运用于党的全部工作中，并且形成了群众路线这一重要思想，因而实现了对孟子民本思想的超越。
毛泽东对孟子所说的“心之官则思”这句话颇为欣赏。他在《学习和时局》一文中写道：“孟子说：‘心之官则思。’他对脑筋的作用下了正确的定义。”
“心之官则思”一出《孟子·告子上》：“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大意是，脑筋就是用来思考的，无论做什么事，好好想一想，才能做得正确，达到目的；不好好想一想，就做得不正确，达不到目的。这是天赐予我们的功能。毛泽东引用此语，意在说明开展工作，要深入调查研究，多思考，会思考，养成分析问题、研究问题的习惯。毛泽东还由此概括出“多想”两个字，用以教育党员干部，凡事要开动脑筋，多想一想。
五、“比孔子高明的圣人”
——毛泽东品评墨子
1939年4月24日，毛泽东在“抗大”生产运动初步总结大会上的讲演中说：“墨子是一个劳动者，他不做官，但他是比孔子高明的圣人。”
被毛泽东称为“圣人”的墨子，是春秋战国之际的宋国人，姓墨氏，名翟。据考证，墨氏出于宋微子，为宋微子后裔。墨子大约生活在公元前468年至公元前376年。他出身贫贱，精通手工技艺。墨子是著名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社会活动家，同时还是一名自然科学家。现存《墨子》53篇，是墨家学派的著作总集，其中有墨子本人的文章，也有后期墨家的作品。
《淮南子·要略》中说：“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悦，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墨子学派确实是在儒家学派影响下产生的，墨子的老师应当就是孔子弟子或门人。但墨子是代表最下层老百姓利益的学者，是当时小手工业者和农民利益的代言人，是地地道道代表工农大众利益的思想家。也许正是这一点，毛泽东一生对墨子有着某种偏爱。
墨子思想对毛泽东影响更为深远的是其理想的人格模式和社会价值理念。毛泽东的文化性格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儒道互补”的人格模式有着迥然不同的风格。从人格精神上讲，他那种任侠仗义的豪杰品性、身体力行的实践精神、勤俭苦拙的生活作风、重质轻文的价值取向等，都与墨家有关，在墨家文化中都可以找到更为清晰和直接的印证。
青年毛泽东为何潜心研读墨子著作
墨子思想之所以能对毛泽东的思想与实践产生重大影响，是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历史背景的。
首先，从时代潮流来讲，近代墨学复兴，为青年毛泽东接受墨子思想创造了特殊的文化氛围。
晚清“朴学家”孙诒让（字仲容）的《墨子闲诂》是公认的清末墨学研究的重要作品，梁启超曾说：“自此书出，然后《墨子》人人可读，现代墨学复活，全由此书导之，古今注《墨子》者固莫能过此书，而仲容一生著述亦此书为第一也。”
自孙诒让发表《墨子闲话》一书以来，尘封近两千年之久的墨学，在一大批执舆论之牛耳的学者、思想家的热情发掘和阐释之下，猛然间大放异彩，重新恢复了“显学”的地位，在五四时期形成了一股影响极为深远的墨学复兴思潮。
近代墨学复兴的意义远不止限于学术范围。在近代捣毁“孔家店”的文化背景中，发掘和昭揭墨学独具的现代性因素，成为否定儒学独断权威的重要方式。梁启超曾明确指出：“儒学与墨学反对之一要点”，是“直捣儒家的中坚，对社会最为有益”。墨学实属“救时最适之良药”，是“千古之雄识”。墨学的复兴，是“思想界的一线曙光”，“今欲救亡，厥惟学墨”。在梁启超看来，墨学之所以具有救时之用，就在于墨学的许多思想内容，同以科学和民主为代表的新文化精神是相通的，“在吾国古籍中欲求与今世所谓科学精神相悬契者，《墨经》而已”。
继孙诒让、梁启超首倡墨学的现代意义后，扬墨辟儒遂成为新文化运动知识群体的思想共识。易白沙在《新青年》第一卷上发表《述墨》一文，对墨学的现实救亡意义做了酣畅淋漓的发挥。他指出：“周秦诸子文学，若可益于国人而无余毒者，殆莫如墨子矣。”联系到现实的救亡图强运动，易白沙倡言：“非举全国之人，尽读墨经，家有禽子之巧，人习高何之力，不足以言救国。”
李大钊也多次著文抨击儒家“距辟杨墨”的“党伐之风”，认为墨家学说“于中国周秦时代哲学上之价值，固不减于孔孟，已为中外学者所公认矣”。陈独秀在驳难尊孔者流以孔教为中国文化唯一国粹时，也一再援引墨学为例证，提出“墨家有兼爱节葬非命诸说，制器敢战之风”，“此皆国粹之优于儒家孔子者也”。
胡适在著《中国哲学史大纲》时，用两篇共十章的篇幅来论述墨子及墨家的思想，充分展示了墨学固有的显学地位。胡适称墨子为“一个实行非攻主义的救世家”，对墨子“摩顶放踵利天下而为之”的人格精神更为赞赏，认为“中国历史上找不出第二个”。在总结中国古代的科学思想方法论时，胡适还提出：“无论当时所造诣的深浅如何，只看那些人所用的方法和所研究的范围，便可推想这一支学派（指墨学流派）继续研究下去，有人继长增高，应该可以发生很高深的科学，和一种‘科学的哲学’。”
五四时期，墨学的复兴就与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潮在中国的传播汇聚到一起，成为早期中国社会主义者理解和阐释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思想基础。他们纷纷以墨子的“赖其力以生”比拟社会主义的“人人劳动”，以“有余力以相劳，有余财以相分”理解“财产公有”，等等。孙中山就曾把墨子的“兼爱”说误认为社会主义。梁启超也认为，兼爱“这种信条与现代社会主义的意义是相符合的”。四川“只手打倒孔家店”的吴虞，在1921年写的《墨子的劳农主义》一文中，直接将墨学等同为列宁的“劳农主义”。
青年毛泽东的挚友、中共第一代理论家蔡和森，也曾将列宁说成是墨学的积极实践者。1918年7月21日，蔡和森在给毛泽东的信中就说：“……只计大体上功利，不计小己之利害，墨翟倡之，近来俄之列宁颇能行之，弟愿则而效之。”
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文化大背景下，在梁启超、李大钊、陈独秀、胡适这样一些精神领袖的影响下，青年毛泽东潜心研读《墨子》，接受墨学思想影响，在墨学与马克思主义之间产生似曾相识之感，在某些方面以墨学的思想资料来理解、消化马列主义，并积淀在日后的思想中，是自然而然的。
其次，从地域文化而言，湘学文化为沟通毛泽东与墨子的精神联系，架起了重要的思想桥梁。
湘学历来崇尚禹墨勤俭之风。近代湘学代表人物曾国藩就相当看重墨学的思想价值，他在日记中写道：“立身之道，以禹、墨之勤俭，兼老、庄之静虚，庶于修己治人之术两得之矣。”“治身能如墨翟之勤俭”，“可师矣，不可弃也”。曾国藩还认为，墨子的诸多方面如“豪侠”、薄利重义、忘己济人、轻死重节，皆“与圣人之道”相合。正因如此，曾国藩曾被正统理学家讥议为“以老庄为体，禹墨为学”“混合儒墨”。
青年毛泽东崇拜的著名的“戊戌六君子”之一、深受湘学濡染的湖南浏阳人谭嗣同，在其传世大作《仁学》中，对墨子的思想价值也做了充分的肯定。他说：“周秦学者必曰孔墨，孔墨诚仁之一宗也，惟其尚俭非乐，似未足进于大同。然既标兼爱之旨，则其病亦自足相消，盖兼爱则人我如一，初非世之专以尚俭非乐苦人也。”从人格精神上讲，墨子“摩顶放踵”的“任侠”风范，对谭嗣同的影响也极为深切，他自称“私怀墨子摩顶放踵之志”，他的确以自己悲壮的人生归宿达到了这种人格境界。
毛泽东的恩师杨昌济先生亦非常推重墨学，仅在《达化斋日记》中就有许多关于他“看墨子”，及读时人所著的《读墨指要》之类书籍的记载。从杨昌济的读书笔记来看，他基本上持儒墨并重、互为补充的立场，对墨子的诸多价值观念如“仁”“俭”“勤”等更是持完全肯定态度。
曾国藩、谭嗣同和杨昌济都是对青年毛泽东有过重大影响的人物，在他们的精神感召下，毛泽东读《墨子》，受到墨学思想的熏陶，是完全可以肯定的。
最后，农家出身的社会家庭背景，也极易使毛泽东对反映劳动者利益愿望的墨学产生天然的共鸣。
毛泽东出身于一个农民家庭，自幼热爱劳动，对社会底层的小生产者的思想情感有着深切的认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作为农民起义的政治学说的是墨子思想。在体现墨家思想的《水浒传》等小说的影响下，少年毛泽东就已经不自觉地受到了墨子思想的熏陶。少年毛泽东特别同情农民，甚至很同情因为饥荒而造反的农民，曾将哥老会中一个被官府处决的农民领袖彭铁匠视为英雄。就其政治立场而言，毛泽东已站在维护占中国人口最大多数的农民阶级的立场上了，这与维护最大多数劳动者利益的墨子思想是一致的。
出身于农家，毕生与农业文化保持精神联系的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中把墨家优秀的道德规范及令人景仰的人格模式，内化于自己的人生观和社会价值理想中，并不断加以实践和光大。
墨子的“摩顶放踵”与毛泽东的以天下为己任
“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是墨子最伟大的精神。孟子曾概括说：“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意思是只要对天下人有利，就是把自己从头到脚磨成粉末都在所不辞。可见，“摩顶放踵”就意味着吃苦。墨子为天下人谋利益，提倡“自苦”精神，主张“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并说“不能如此，不足为墨”。为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墨子“度身而衣，量腹而食”，“墨突不黔”，四处奔波，一生辛劳。
“摩顶放踵”是一种不畏劳苦、舍身救世的献身精神，也是一种积极有为的奋斗精神。一个民族是要有灵魂的，墨家文化传统中的这种奋发有为、以天下为己任的人生态度是支撑华夏文明的支柱之一，它永远激发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为国家、为民族奔走效力。
毛泽东说：人是应该有点精神的。毛泽东舍身救世、以天下为己任的人生抱负，和鞠躬尽瘁的奉献精神，与墨子的“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的人生追求是一致的。墨子的这种精神对一些接近下层民众的知识分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来自社会底层的青年毛泽东，对此自然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毛泽东出生和成长的年代，正是中华民族灾难最深重的时代。毛泽东出身农家，深知民间疾苦，救民于水火之中就成了毛泽东以及无数仁人志士的奋斗目标。毛泽东第一次走出韶山时抄给他父亲的“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一诗，就表达了他一心向学、志在天下四方的决心。
青年毛泽东留下的一些笔记、书信，类似于墨家的生活信条随处可见：“人情多耽安逸而惮劳苦，懒惰为万恶之渊蔽。”“夫以五千之卒，敌十万之军，策罢乏之兵，当新羁之马，如此而欲图存，非奋斗不可。”
在《讲堂录》中，毛泽东写道：“毒蛇鳌手，壮士断腕，非不爱腕，非去腕不足以全一身也。彼仁人者，以天下万世为身，而以一身一家为腕。惟其爱天下万世之诚也，是以不敢爱其身家。身家虽死，天下万世固生，仁人之心安矣。”这一著名的悲壮的“断腕”之说，语出《墨子·大取》：“断指以存腕，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也。”“遇盗人，而断指以免身，利也；其遇盗人，害也。断指与断腕，利于天下相若，无择也。”毛泽东把墨子的“断腕”之说加以引申，指出“仁人”并非不爱惜自己的身家性命，而首选的是拯救“天下万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