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毛泽东品思想巨擘(5)
1939年，毛泽东指出：“‘仁’这个东西在孔子以后几千年来，为观念论的昏乱思想家所利用，闹得一塌糊涂，真是害人不浅。我看孔子的这类道德范畴，应给予历史唯物论的批判，将其放在恰当的位置。”
孔子第一个明确提出了“中庸”的范畴，毛泽东认为“中庸思想……是孔子主义即儒家思想的基础”。
孔子提出“正名”理论作为其思想的核心。毛泽东认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作为哲学的整个纲领来说是观念论。孔子强调名（概念、精神）是第一性，而实（具体事物、物质）是第二性，所以，毛泽东说“孔子的体系是观念论”，即唯心主义，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毛泽东深刻指出：“孔子的知（理论）既是不根于客观事实的，是独断的、观念论的，则其见之仁勇（实践），也必是仁于统治者阶级而不仁于大众的，勇于压迫人民，勇于守卫封建制度，而不勇于为人民服务的。”“中庸思想本来有折中主义的成分，它是反对废止剥削又反对过分剥削的折中主义”，“是维护封建制度的方法论”。孔子的思想不是唯物而是唯心的，不是服务于人民大众而是服务于封建统治阶级，而且还具有明显的折中调和性，正因如此，孔子才被历代统治者奉为“至圣先师”，被统治者受孔子思想的麻醉而不觉。孔子思想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早在1926年主持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时，毛泽东就敏锐地看到了这个历史必然，一针见血地指出：“孔子生在封建社会中，所以他的思想，因环境的压迫，也成了封建思想。他的道，所以能久行而不衰，并重见于各代帝王者，因为他所讲的都尊君卑臣，有利君主的道理，才是各代帝王尊视不歇。”“又以孔子之道，多述重农之意，历代君王，莫不尊以为法。”
虽然孔子思想是唯心主义、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毛泽东还是承认其在中国文化进程中的历史功绩和地位。他指出：“说孔子的功绩仅在教育普及一点，它则全无，这不合事实。”他认为，孔子思想具有片面的真理性，孔子的“正名”理论“作为片面真理则是对的，一切观念论都有其片面真理”，它“作为哲学的部分，即作为实践论来说则是对的，这和‘没有正确理论就没有正确实践’的意思差不多”。毛泽东还认为孔子思想不乏辩证法的因素，“孔子在认识论上与社会论的基本形而上学之外，有它的辩证法的因素，例如孔子对名与事、文与质、言与行等等关系上的说明”。中庸尽管不是辩证法而是折中说，但它肯定事物的安定性，则是“辩证法的一要素”，毛泽东说这是“孔子的一大发现，一大功绩，是哲学的重要范畴”。
孔子思想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的思想，有着许多不合理性，但同时又具有合理性的因素。毛泽东剔除其不合理性，吸收其合理性的因素，对孔子的“正名”理论、“中庸”思想、道德论等都进行了改造利用。
在毛泽东看来，孔子的“正名”理论强调主观能动性是其长处，但毕竟还是观念论，如果我们把“正名”理论改为“实不明则名不正，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那么它就不再是观念论而是唯物论了。同时他指出：“‘正名’的工作，不但孔子，我们也在做，孔子是正封建秩序之名，我们是正革命秩序之名，孔子是名为主，我们则是实为主，分别就在这里。”这样，既克服了孔子“正名”理论的唯心主义又保留了它强调主观能动性的长处，既继续着孔子的“正名”工作又区分了两种“正名”性质的根本差异，“正名”理论便以焕然一新的面貌重新出现在新的时代。
“中庸”是孔子的政治伦理观的重要范畴。毛泽东指出：“过犹不及”是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是重要思想方法之一，儒家“执两用中”中的“两端”即是“过”与“不及”，“过”即是“左”的东西，“不及”即是右的东西。“依照我们现在的观点来说，过与不及乃指一定事物在时间和空间中运动，当其发展到一定状态时，应从量的关系上找出与确定其一定质，这就是‘中’或‘中庸’，或‘时中’。说这个事物已经不是这种状态而进到别种状态了，这就是别一种质，就是‘过’或‘左’倾了。说这个事物还停止在原来状态并无发展，这是老的事物，是概念停滞，是守旧顽固，是右倾，是‘不及’。”这里，毛泽东对孔子的“中庸”命题进行辩证唯物主义改造，上升到了哲学方法论的高度。
毛泽东还强调对孔子的道德论进行唯物论的考察、批判。“知仁勇被称为‘三达德’，是历来的糊涂观念，知是理论，是思想，是计划、方案、政策，仁勇是拿理论、政策等见之于实践时候应采取的一二种态度，仁像现在说的‘亲爱团结’，勇像现在说的‘克服困难’（现在我们说亲爱团结，克服困难，都是唯物论的，而孔子的知仁勇则一概是主观的）。但还有别的更重要的态度如像‘忠实’，如果做事不忠实，那‘知’只是言而不信，仁只是假仁，勇只是白勇。”这样一来，毛泽东赋予“知仁勇”全新的含义，使“知仁勇”变成了唯物主义的，为封建地主阶级服务的旧道德也就变成了无产阶级的新道德。
孔子是我国古代的一位大教育家，其成就主要是他创造了一套教与学的方法，毛泽东在著作中对这方面的材料有许多引用，用以说明问题。他在《反对党八股》中说到孔子主张“再思”，赞扬其独立思考的精神、反复考虑问题的方法，并进一步指出，现在的事情，问题很复杂，有些事情甚至想三四回还不够。他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中肯定了孔子“不耻下问”的学习态度，要领导者“善于倾听下面干部的意见”，先做学生，然后再做先生，先向下面干部请教，然后再下命令，“切不可强不知以为知”。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毛泽东曾在两处赞扬了孔子在教与学上“诲人不倦”“学而不厌”的精神，并且把它当作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必备的素质来提倡。他在《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一文中强调做工作时应循序渐进，用孔子“欲速则不达”的主张，反对工作中的盲动主义。
总之，毛泽东对孔子及其思想，不是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而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批判扬弃其糟粕，吸收利用其精华，把古代的东西经过一番加工改造制作之后，使其为中国革命和建设服务，达到古为今用的目的。
恩格斯指出：“不论在自然科学或历史科学的领域中，都必须从既有的事实出发。”列宁也曾指出：“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孔子生活在两千多年前的奴隶社会后期，其思想难免受到当时社会生产实践、人类认识总体水平等的限制。分析孔子及其思想必须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出发，把他放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审视其在多大程度上促进或阻碍历史发展的进程。离开这点，无法还孔子以本来面目。把后世儒家的思想强加给孔子，或以今人的眼光去看待孔子，苛求于前人，都是不妥当的。毛泽东把“真孔子”和“假孔子”加以区分，正是贯彻了历史唯物主义原则。
孔子思想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矛盾体，其中有精华，也有糟粕。对孔子持全面肯定态度的尊孔派观点，和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运动中对孔子全盘否定的做法，都是有失偏颇的。毛泽东在一系列著作和谈话中对孔子采取了一分为二的科学态度，其中有分析、鉴别，有批判、否定的方面，也有继承、发展的方面，闪耀着辩证法的光辉，为我们今日正确分析评价孔子及其他历史人物树立了典范。
三、“庄子老婆死了，不是鼓盆而歌吗”
——毛泽东品评庄周
1965年5月，毛泽东创作了《念奴娇·鸟儿问答》一词，起句“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化用的是《庄子》里的典故。《庄子·逍遥游》中说：“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有鸟焉，其名为鹏，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云，抟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绝云气，负青天，然后图南，且适南冥也。”《庄子》一书的作者庄周（约前369—前286年），名周，字子休（一作子沐），后世多称他为“庄子”，战国中期宋国（今河南商丘）人，做过宋国地方漆园吏。庄子是我国先秦（战国）时期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和文学家，他于“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是道家学说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与道家始祖老子并称为“老庄”。《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上说，当时的贵族们（王公大人）都很器重庄周。相传楚威王闻其贤，派人带了厚礼，想请他“为相”。庄周笑着对使者说，你带来的礼物是很重的，卿相的位子也很高，但你难道不见祭祀时用的牺牛吗？喂养了多年，然后披上美丽的“文绣”，牵到太庙中去做祭品，这时候，它想做一头“孤豚”（小猪），就不可能了。你还是回去吧，不要污辱我。他说：“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也不愿“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庄子生在纷争战乱的战国时代，他远远避开这个污浊的世界，不与那些“以杀人为功”的各国统治者合作。其实，那个时代许多人贪图名利，四处跑官、买官做，也只有像庄周那样有着大智大慧洞察一切的人才能看到荣华富贵、功名利禄背后所潜伏着的杀机。
庄子“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将卿相的官位，比作令人作呕的“腐鼠”，以“蛮”“触”之争，讽喻当时各国之间争城夺地的不义之战。其妻死，惠子吊之，庄子则方箕踞，鼓盆而歌；其自适，则以梦蝶为喻；把宋人曹商的无耻钻营，讥为舐痔之术；把目光狭小的人，讥为“井底之蛙”。他是以形象生动的比喻和嬉笑怒骂的笔墨，来揭露污秽沉浊的黑暗社会。他的学问博雅宏大，文章汪洋恣肆，在我国学术史上和文学史上的影响极为深远，所以被后人尊称为“庄叟”“蒙叟”。
庄周的文章写得极好，汪洋恣肆，其著作《庄子》十余万言，大抵是寓言，思想丰富深刻，是先秦第一流著作。毛泽东一生特别喜读《庄子》，对庄周的思想和文风都有批判的继承和超越。
青年毛泽东用功研读庄周著作
青年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期间，花了相当的气力研读庄周的著作《庄子》。他的《讲堂录》中记录有《庄子》的《逍遥游》《齐物论》及《应帝王》等篇的文句，其中关于《逍遥游》的记录300余字，有原文摘抄，有对原文的讲解，还有因之而发的感想、议论，如其中的一段云：
“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覆杯水于坳堂之上，则芥为之舟。置杯焉则胶，水浅而舟大也。予诵斯言，未尝不叹其义之当也。夫古今谋国之臣夥矣，其雍容暇豫游刃而成功者有之，在跼蹐失度因而颠踬者实繁有徒，其负大舟也无力，岂非积之也不厚乎？吾观合肥李氏，实类之矣。其始也平发夷捻，所至有功，则杯水芥舟之谓也；及其登坛理国交，着着失败，贻羞至于无已者，何也？置杯焉则胶，水浅而舟大也。孟子曰：流水之为物也，不盈科不行；群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浅薄者流，亦知省哉。”
从“且夫水之积也不厚”至“水浅而舟大也”，是《逍遥游》的原句。这段话包含着深奥的哲理。浅水负载不了大船，在浅水里去行大船，那船就要搁浅，就要被胶住。一切事情都离不开条件，这在哲学里叫做“有待”。
“予诵斯言，未尝不叹其义之当也”，说明毛泽东已经被《逍遥游》中的哲理所折服了。一切事物都是有待的，都是有条件的。这其中反映着自由与必然的辩证关系。必然就是规律，掌握了必然的规律，才能获得自由，离开掌握必然规律去追求自由，是根本办不到的。这就像大船离不开大水，鲲鱼离不开大海，大鹏离不开大风一样。
青年毛泽东熟读《庄子》，大部分能背诵。他写文章，或给友人写信，常信笔所至，征引《庄子》。如在《体育之研究》中引述《庄子·养生主》的“庖丁解牛”，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为了说明技术家“当其奏技之时，必无为人之念存在于其中”的观点，引《庄子·达生》中“癯瘘丈人承蜩，惟吾蝉翼之知”做例证。
对于旧世界，庄周和老子一样，是采取批判态度的。老子主张“绝圣弃智”，庄子进一步以为“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庄子对旧的统治者也是充满了愤激之情，痛斥：“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
庄子继承和发展了老子关于“道”“天道”的观念和“无为”的思想。杨柳桥先生在《庄子译诂》一书中说：“庄子把‘天道’发展为‘天倪’或‘天钧（均）’说，并且把老子的‘无为’的下半截‘而无不为’予以抛除，这就和老子的本旨大不相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