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毛泽东品思想巨擘(4)

但是在此时期，毛泽东也曾对孔子大加肯定。1954年9月14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临时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说：“孔子著《春秋》而乱臣贼子惧，那是孟子讲的，其实孔子周游列国，就是哪里在造反他就到哪里去，孔夫子是革命党，此人不可一笔抹杀。”1956年6月，毛泽东在《水调歌头·游泳》一词中直接引入了《论语》中的“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借以抒发时光在流逝，社会在进步，应奋发跃进的豪情壮志。当然，这也表明毛泽东对孔夫子其人其语的赏识之情。

1956年8月24日，毛泽东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说：“孔子是教育家，也是音乐家，他把音乐列为六门课程中的第二门。”

1957年后，毛泽东对孔子越来越持否定和批判态度。

1957年1月，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说：“禁止人们跟谬误、丑恶、敌对的东西见面，跟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东西见面，跟孔子、老子、蒋介石的东西见面，这样的政策是危险的政策。”“康德和黑格尔的书，孔子和蒋介石的书，这些反面的东西，需要读一读。不懂得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没有同这些反面的东西作过斗争，你那个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是不巩固的。”

此时，毛泽东断然改变了他1938年将孔子和孙中山并列，把孔子和孙中山的思想当作应该“承继”的“珍贵的遗产”的提法，转而把孔子和蒋介石并列，把孔子的思想当作是“反面的”和应该与之“作斗争”的东西了。

1964年6月24日，在接见外宾的谈话中，毛泽东说：“孔夫子有些好处，但也不是很好的，我们应该讲句公道话，秦始皇比孔子伟大得多，孔夫子是讲空话的。”

1964年8月18日，在北戴河同哲学工作者的谈话中，毛泽东说：“孔夫子讲‘仁者爱人’，爱什么人？所有的人？没那么回事！爱剥削者！也不完全，只爱剥削者的一部分。不然，孔夫子为什么不能做大官？人家不要他，他爱他们，要他们团结，可是闹到绝粮，‘君子固穷’，几乎送了一条命，匡人要杀他。”

1965年6月13日，在接见越南胡志明的谈话中，毛泽东将孔子及其思想打上了阶级的烙印，他说：“孔孟是唯心主义，荀子是唯物主义，是儒家的左派。孔子代表奴隶主、贵族，荀子代表地主阶级。”又说：“在中国历史上，真正做了点事的是秦始皇，孔子只说空话。几千年来，形式上是孔夫子，实际上是按秦始皇办事。”

1966年12月，毛泽东对一位外宾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要任务之一是消除孔夫子在各方面的影响。毛泽东还密切注视着学术界反对孔夫子的论著。1968年10月，他在一次会议上说：“广东的那个杨荣国……在党校教书的那个赵纪彬，这两位都是反对孔夫子的，所以我对于这两位的书都注意看。此外，还有北大一个教授叫任继愈，他也是反对孔夫子的。”

1968年10月31日，毛泽东在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中说：“我这个人比较有点偏向，就不那么高兴孔夫子。看了说孔子是代表奴隶主、旧贵族，我偏向这一方面，而不赞成孔夫子是代表那个时候新兴地主阶级。”

1971年9月13日，林彪乘三叉戟飞机仓皇出逃，“折戟沉沙”于异国荒漠之中。从事后查获的材料看，林彪一伙竭力从孔孟之道中寻找反革命的精神武器，林彪甚至手书孔子“克己复礼”一语，挂在卧室中。毛泽东认为，林彪与国民党一样是尊儒反法的，所以决定在“批林”的同时“批孔”。

江青在一次“批孔”会上的讲话中说：1973年5月，她去看毛主席，见毛主席那里放着大字本的郭沫若的《十批判书》。毛主席说：“我目的是为了批判用。”毛主席还给她念了一首诗：

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

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

1973年7月4日，毛泽东在同王洪文、张春桥谈话时说：“郭老在《十批判书》里头自称人本主义，即人民本位主义，孔夫子也是人本主义，跟他一样。郭老不仅崇孔，而且是反法的。”8月3日，毛泽东读了杨荣国《孔子——顽固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一文，批示“杨文颇好”（8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该文）。8月5日，毛泽东对江青讲了中国历史上的儒法斗争，说法家主张中央集权、郡县制。历代政治家，有成就的，在封建社会前期有建树的，都是法家。这些人主张法治，犯了法就杀头，主张厚今薄古。而儒家呢？他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是厚古薄今的，开倒车的。毛泽东还让江青记下了他写的一首诗《读〈封建论〉呈郭老》，诗云：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此诗在“批孔”运动中广为流传。

1974年1月18日，毛泽东亲自批发了1974年第1号中共中央文件，同意中共中央转发《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这一材料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根据毛泽东本人的意见搞出来的。至此，“批林批孔”运动正式在全国各地开展起来。

然而，在自1957年以来的这段时期，仍然可以见到毛泽东对孔子一分为二的评价。

1958年5月8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在谈到青年人胜过老年人时，列举了中国历史上的许多名人，其中就说到孔子，他说：“孔夫子在青年时也没有什么地位，当过吹鼓手，在人家办丧事时，给人家喊礼，后来教书。他虽然做过官，在鲁国当过司法部长，也是短期的。也还当过管钱的小官，相当于我们农业社的会计。他学了很多本领。颜渊是孔子的弟子，算个二等圣人，他死时才三十二岁。”这番话对孔夫子的肯定之情溢于言表。

1958年8月，毛泽东在审阅和修改陆定一的文章《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时，加写了这样一段话：“中国教育史有人民性的一面，孔子的有教无类，孟子的民贵君轻……不能不影响对人民的教育，谈中国的教育史，应当提到他们。”

1958年11月21日，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谈到“有实无名”问题时说：“一个人学问很高，如孔夫子、耶稣、释迦牟尼，谁也没有给他博士头衔，并不妨碍他们行博士之实，孔子是后来汉朝董仲舒捧起来的，以后不太灵了。到了唐朝好一点，特别是宋朝朱熹以后，圣人就定了。到了明清两代才封为‘大成至圣文宣王之位’。到了五四运动，又下降了。圣人不圣人，吃不开了。我们共产党人是历史唯物主义者，承认他的历史地位，但不承认什么圣人不圣人。”

1964年2月3日，在春节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谈到教育制度的改革时，毛泽东称赞了孔子在教育史上的功绩，说：“孔夫子出身贫农，放过羊，当过吹鼓手，还做过会计，会弹琴、射箭、驾车子，还搞历史书，他学会了‘六艺’。孔子的教育只有六门课程：礼、乐、射、御、书、数，教出颜回、曾参、子思、孟子四大贤人。”

1964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北戴河的哲学谈话中，在谈到《诗经》时称赞了孔子，说孔夫子也相当民主，男女恋爱的诗，他也收。

现在，学术界有这样一种看法，认为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或者说至少在毛泽东一生中最后几年，他对孔子持全盘否定态度。这个观点值得商榷。毛泽东提出要清除孔夫子在各方面的影响，因为他认为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封建主义意识形态和旧的习惯势力还广泛存在着。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确实念念不忘“批孔”，把孔子看作是奴隶主阶级的代表人物，甚至因此发动一场运动，把他对孔子的批判推至高潮。但他的态度以及做法，是受当时激烈的政冶斗争形势左右，他要批判的主要还是孔子的政治思想、政治立场，这并不表明他对孔子的具体思想观点一概持否定态度。对于孔子的具体思想观点，毛泽东仍是采取分析态度，仍是坚持一分为二，而不能简单地说他对孔子全盘否定了。

毛泽东对孔子思想的批判和继承

一代哲人毛泽东对孔子哲学思想的研究也做出了重大贡献。他指出：“孔子在认识论上与社会论上的基本的形而上学之外，有他的辩证法的许多因素，例如孔子对名与事、文与质、言与行等等关系的说明。”这就确切地指明了孔子哲学思想的本质及其意义。毛泽东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对孔子哲学思想中的一些概念和几个主要观点，做了具体分析，并赋予新的含义和革命的改造，使之具有了新的生命力。

毛泽东将孔子“知行”观，做了批判性的改造。

孔子的认识论是复杂的，既有唯心论和形而上学观点，又有唯物论和辩证法因素。他说：“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这是唯心论的先验论，是形而上学，应予以批判和否定。但是，另一方面，孔子在论述知与行、言与行的关系中，强调了行的作用。其表现为，他虽承认有“生而知之者”，但又否定自己是“生而知之者”。《论语·述而》中，“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孔子重视环境对人的影响，提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就是说，人的知识不但是后天学习得来的，而且因环境的不同，所受影响和教育各异，而产生了各种差别。

孔子不仅在实践中学习知识，而且提倡把知识和德行运用于实践，主张“先行其言而后从之”，“敏于事而慎于言”，说明他在言与行的关系上把重点放在行上。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即人对知识的掌握有三种不同的情况：知者、爱好者、乐之者。知者只是获得了一般的感性认识，爱好者是已由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乐之者把所学的知识运用于实践，获得了比较全面的知识。孔子指出了行的重要性，只有行才能使人的认识逐步深化。孔子重视行的作用，还表现在他把行作为考察人的方法。他说：“听其言而观其行”，“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只有这样，才能对人做到全面的了解并给予正确的评价。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孔子的认识论初步论述了知与行的关系。

但是，孔子的哲学思想毕竟是为维护统治阶级服务的。他所强调的行，仅限于统治活动和伦理行为方面，有其阶级的和时代的局限性，是片面的，算不得真正的、全面的社会实践。《论语·子路》记载：“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这一事例反映了孔子轻视生产劳动，反对学生参加劳动，根本不认可生产实践是人类基本的实践活动。这就使他陷入了基本的唯心主义的世界观。毛泽东既肯定了孔子会弹琴、射箭、驾车，也了解群众的一些情况，是一位有一定实践经验和丰富书本知识的思想家，又多次批评了孔子轻视生产实践，轻视劳动人民，反对学生参加劳动的错误观点。

毛泽东曾说：“开荒种地这件事，连孔夫子也没有做过。孔子办学校的时候，他的学生也不少，‘贤人七十，弟子三千’可谓盛矣。但是他的学生比起延安来就少得多，而且不喜欢什么生产运动。他的学生向他请教如何耕田，他就说：‘不知道，我不如农民。’又问如何种菜，他又说：‘不知道，我不如种菜的。’中国古代在圣人那里读书的青年们，不但没有学过革命的理论，而且不实行劳动。”这形象地批判了孔子对生产劳动和劳动者的轻视态度。

毛泽东把孔子认识论中关于知与行的关系问题，当作一个重要哲学命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在《实践论》中，他强调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人的认识，主要依赖于物质的生产活动，逐渐地了解自然现象、自然的性质、自然的规律性、人和自然的关系，而且经过生产活动，也在各种不同程度上逐渐地认识了人和人的一定的相互关系。一切这些知识，离开了生产活动是不能得到的。这是人的认识发展的基本来源。他还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中，明确地指出：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后来，他在修改一篇重要文章时，再次强调“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就扩大了孔子所说的实践的范围，把实践的内容明确地规定为三种基本形式，把生产斗争的实践提高到首要地位，对知与行的关系作了科学的说明，从而科学地解决了认识论中的根本问题。

当然，毛泽东也十分重视孔子在实践中积累和总结的学习经验，不但在自己的论著中时常运用，而且根据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赋予新意，并加以发展。他把孔子的“每事问”与调查研究联系起来，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并在此基础上得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调查就是解决问题”的科学论断，逐步形成了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他把进行社会调查作为领导工作的首要任务和决策的基础。后来，又发展成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

毛泽东对孔子提出的一些哲学范畴，如“仁”“中庸”“正名”“知仁勇”等范畴进行了批判性的阐释和品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