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毛泽东品思想巨擘(6)

庄周的“天倪”或“天钧（均）”说，是形而上学的循环论和相对主义。他看到了事物的变动不居，却忽视了其的稳定性和差别性。他提倡“安时处顺”“安之若命”，即安于时运，听从命运安排，倡导宿命论、虚无主义和出世哲学。这种思想，说好一点是旷达，说不好一点就是颓废。对后世的影响，也有完全不同的两个方面。胡适先生评价说：“古代的‘命定主义’，说得最痛切的，莫如庄子。……庄子把天道看作无所不在，无所不包……后来庄子这种学说的影响，养成一种乐天安命的思想，牢不可破。在社会上，好的效果，便是一种达观主义；不好的效果，便是懒惰不肯进取的心理。造成的人才，好的便是陶渊明、苏东坡；不好的便是刘伶一类达观的废物了。”

庄周发展了老子消极的一面，把过去人们所创造的一切文明，都看成是社会动乱的根源，主张“绝圣弃智”而回到“愚而朴”的蒙昧时代去。

在湖南一师求学期间，毛泽东受庄周思想的影响是很明显的。他当时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激进的民主主义思想，很自然地拒斥了庄子的绝圣弃智、抱残复古、雌伏无为、逃避现实、悲观厌世等虚无主义的人生观、社会观，如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毛泽东就明确指出：“老庄绝圣弃智，老死不相往来之社会，徒为理想之社会而已”，“实在性少，而谬误性多也”。

然而，青年毛泽东在探讨宇宙人生“大本大源”的过程中，对庄子的哲学思想却又甚感兴趣。他汲取了庄子的任何事物都处在不断变化之中，都会向相反的方面转化的朴素辩证法观念，同时也认同了庄子的相对主义思想，如他在《〈伦理学原理〉批注》的一段文字旁，写道：“余曰：观念即实在，有限即无限，时间感官者即超绝时间感官者，想象即思维，形式即实质，我即宇宙，生即死，死即生，现在即过去及未来，过去及未来即现在，小即大，阳即阴，上即下，秽即清，男即女，厚即薄。质而言之，万即一，变即常。”

“我是极高之人，又是极卑之人。”

这些观点显然打破了对立面的绝对界限，揭示了对立面的相对性和对立面具有相互转化的特性。青年毛泽东当时这种相对主义的观念，显然受启示于庄子，因为《庄子·齐物论》中说：“物无非彼，物无非是。自彼则不见，自知则知之。故曰彼出于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说也，虽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无彼是乎哉？”

毛泽东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者后，便扬弃了庄子的这种相对主义的思想，将庄子的朴素辩证法观念从庄子的主观主义和唯心主义的迷雾中导引出来，进行了改造与提升，融汇入具有毛泽东哲学个性的唯物辩证法的思想体系之中，完成了对庄子的哲学思想的批判继承和超越。

毛泽东善引《庄子》讲革命道理

由于毛泽东对《庄子》一书有很透彻的研究，所以他与人交谈或撰写文章时，善于灵活运用《庄子》里的寓言和典故，来说明政治、经济、文化和生活等各方面的问题，借庄周的话表达自己的思想，为谈话助兴，为文章增色。

1927年，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谈到了发动群众和启发群众觉悟的重要性时说：“烈女祠、节孝坊要农民自己去摧毁，别人代庖是不对的。”

在这里，“代庖”一词，出自《庄子·逍遥游》中的典故：尧要把天下让给许由，许由决绝了，说：“庖人虽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即厨师虽然不能做出祭祀用的饭菜，可掌管祭祀的人也不会离开自己的岗位去代替他。许由的意思是，你就是扔下天下不管了，我也不会代替你去掌管天下。于是，许由便到箕山过隐居生活去了。

据1932年受共产国际委派来中国、任中共中央军事顾问的德国人李德在《中国纪事》一书中回忆，当有人第一次提出，红军的主力是否应突破敌人对中央苏区的封锁这个问题时，毛泽东用一句“毫不相干的话”回答说：“良庖岁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数千牛矣，而刀刃若新发于硎。”

不熟悉中国古代典籍的李德以为这段话出自《老子》，其实见于《庄子·养生主》。这段话的大意是：好的庖人一年要换一次刀，因为他用刀割肉，一般的庖人一个月就要换一次刀，因为他用刀斩骨头。我的刀已经用了十九年了，宰杀的牛有几千头了，可是刀刃还像刚刚在磨刀石上磨过的一样。

李德以为，毛泽东背诵的这段话跟红军的主力是否应突破敌人对中央苏区的封锁这个问题“毫不相干”。实际上不是不相干，而是他听不懂庄子的这段话，更领悟不了毛泽东背诵庄子这段话的用意。庄子讲了三种庖人：好的、差的、优秀的。好的庖人用刀割肉，不致太伤刀；差的庖人用刀斩骨头，很伤刀；优秀的庖人看准牛的骨节，从骨节的空隙处下刀，就不伤刀。毛泽东引用这番话想说明：庖丁解牛，要懂得牛的解剖学，军事指挥员指挥打仗，要懂得战略、战术，要了解敌我形势，知己知彼。李德听不出毛泽东的弦外之音。

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做了题为《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报告中谈到红军的形势时，批评了片面地看问题的一些人，他说：“马克思主义者看问题，不但要看到部分，而且要看到全体。一个虾蟆坐在井里说：‘天有一个井大。’这是不对的，因为天不止一个井大。如果它说：‘天的某一部分有一个井大。’这是对的，因为合乎事实。我们说，红军在一个方面（保持原有阵地的方面）说来是失败了，在另一个方面（完成长征计划的方面）说来是胜利了。敌人在一个方面（占领我军原有阵地的方面）说来是胜利了，在另一个方面（实现‘围剿’‘追剿’计划的方面）说来是失败了。这样说才是恰当的，因为我们完成了长征。”

在这里，毛泽东化用了庄子的寓言“井底之蛙”，出自《庄子·秋水》，这则寓言讽刺的是那些眼光短浅、片面看问题的人。成语“井底之蛙”“坐井观天”，就是由此而来的。

毛泽东在《读艾思奇编〈哲学选辑〉一书的批语》中，引用《庄子·人间世》中“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的话，揭示了事物变化由小到大的规律。

1964年，毛泽东同几位哲学工作者谈话时说：“如果现在孔夫子还在，那还了得，地球就住不下。死了人应该开庆祝会，庆祝辩证法的胜利。庄子老婆死了，不是鼓盆而歌吗？发生，发展，消灭。一个消灭一个。”

据《庄子·至乐》记载，庄子的妻子死了，庄子并没有痛苦，而是敲着盆子唱起歌来（“鼓盆而歌”）。毛泽东引申了庄子“齐生死”的思想，阐发了事物变化的辩证法。

《庄子·天下》还提出一个“飞鸟之景，未尝动也”的命题，意思是飞鸟的影子是不动的。毛泽东则看到了其中包含着的动与静的辩证法。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说：“看电影，银幕上那些人净是那么活动，但是拿电影拷贝一看，每一小片都是不动的。《庄子》的《天下篇》说：‘飞鸟之景，未尝动也。’世界上就是这样一个辩证法：又动又不动。净是不动没有，净是动也没有。动是绝对的，静是暂时的，有条件的。”

在哲学上，庄子还看到了物质的无限可分性。1964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北戴河同几位哲学工作者谈到日本哲学家板田昌一的基本粒子观，毛泽东赞赏板田昌一的基本粒子并不是最后的不可分的粒子的观点。谈到凡事都可分的观点时，毛泽东肯定了庄子的万物永远可分的观点，他说：

“列宁说过，凡事都可分。举原子为例，不但原子可分，电子也可分。可是从前认为原子不可分。原子核分裂，这门科学还很年轻。近几十年来，科学家把原子核分裂了。有质子、反质子，中子、反中子，介子、反介子，这是重的，还有轻的。至于电子同原子核可以分开，那早就发现了。电线传电，就利用了铜、铝的外层电子的分离。电离层，在地球上空几百公里，那里电子同原子核也分离了。电子本身到现在还没有分离，总有一天能分裂的。‘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这是个真理。不信，就试试看。如果有竭，就没有科学了。”

“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是《庄子·天下》中的话，意思是一尺之棰永远可分。毛泽东认为这是一个真理。

关于物质无限可分的观点，毛泽东多次谈过。20世纪50年代中期对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谈过，1964年8月间同周培源、于光远等人谈过，1973年、1974年先后接见美籍华裔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李政道时都谈过，且都引过“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等话。毛泽东这一观点，几乎为全世界所有著名物理学家知晓。1977年在美国的夏威夷召开了世界第七届粒子物理学讨论会，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格拉肖在论述研究物质的历程如同剥葱一样的道理时说了这样一段话：洋葱还有更深的一层吗？夸克和轻子是否都有共同的更基本的组成部分呢？许多中国物理学家一直是维护这种观点的。我提议把构成物质的所有这些假设的组成部分命名为“毛粒子”，以纪念已故的毛主席，因为他一贯主张自然界有更深的统一。

据埃德加·斯诺回忆，1965年1月9日晚，毛泽东邀请他共进饭餐。他们交谈了大约四个小时，谈话涉及的范围很广，可说是“天南海北”，“海阔天空”。斯诺问毛泽东：“你在中国进行一场革命时，你也革了外国‘中国学’的命，现在有了毛学和中国学种种学派。不久前我出席过一个会议，教授们争议你对马克思主义是否作出了首创性贡献。会议结束之际，我问一位教授，如果能表明毛从未宣称自己有过任何创造性贡献，那么这对他们的争论有没有影响？那位教授不耐烦地回答，‘没有，真的，那完全是另一个问题。’”

毛泽东听后笑了起来，说：“两千多年以前，庄子写了一篇关于老子的著作（即《庄子》一书），于是涌起百家思想学派，争论《庄子》的意义。”

毛泽东以谈论庄子，巧妙地回答了斯诺的问题。毛泽东所说庄子身后各家“争论《庄子》的意义”，可能是指后世注释《庄子》的很多，往往各持一端，争执不下。据《世说新语》一书载，至晋代向秀注释《庄子》时，注家已多达数十家，“莫能究其旨统”，没有一家真正弄清楚了《庄子》一书的主旨。毛泽东以上谈论庄子的话，或许是想说，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是否做出了首创性贡献这类问题，还是留待后人去争论吧！

据统计，在《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里，典故、成语出于《庄子》的约15处，涉及《逍遥游》《天地》《天道》《秋水》《达生》《山木》《田子方》《庚桑楚》《盗跖》《则阳》诸篇。这些都不可能是刻意搜求所得，而是意到笔随，信手引征所致，这也足见毛泽东对庄子著作的熟悉和喜爱程度。

毛泽东借鉴庄子的散文艺术和形象

庄周不仅是先秦最大的哲学家，而且是诗人，是文学家。这是庄周有别于其他思想家、哲学家的特点。庄子的文章变幻奇诡，汪洋恣肆，所谓“意出尘外，怪生笔端”。鲁迅先生评价说：“其文则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庄周的文章对后世文学创作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与思想上的影响相比，庄子对毛泽东在文学上的影响似乎要大得多。

庄子散文极富浪漫主义色彩，想象丰富奇妙，幻境虚玄迭出，文势浩荡汪洋，结构纵横捭阖，语言潇洒奔放，议论风生，抑扬顿挫，谐趣隽永。庄周的散文，非常适合毛泽东那雄放豪纵、不喜约束的个性和他那豪迈畅达、议论纵横的文章风格。早在一师时，青年毛泽东在文风上乃至文本营构上，都似乎有意模仿庄子的散文。

1915年8月，毛泽东致信萧子升，其中抄录了自己当时写的一篇日记，这篇题曰《自讼》的日记，实在是一篇相当精彩的庄子式的散文：

客告予曰：若知夫匏瓜乎？阳动土暖，茁乙布薆，缠牵成蔓，不能自伸。苟无人理，则纵横荆棘之颠，播蓐草之内。时序荐至，间吐疏苞，若明若灭。人将指曰：是亦蓐草之类而已。然而秋深叶萎，牧竖过往其间，剔草疏榛，则累累之物大者如瓮，乃是蔓之瓜也。反而观之，牡丹之在园中，绿萼朱葩，交生怒发，矞皇光晶，争妍斗艳。昧者将曰：是其实之盛大不可限也。而孰知秋至凉归，花则枯矣，实不可得。吾子观于二物，奚取焉？应曰：牡丹先盛而后衰，匏瓜先衰而后盛。一者无终，一者有卒。有卒是取其匏瓜乎！客曰：虽然，吾观于子，一伎粗伸，即欲献于人也；一善未达，即欲号于众也。招朋引类，耸袂轩眉。无静澹之容，有浮嚣之气。姝姝自悦曾不知耻，虽强其外实干其中。名利不毁，耆欲日深；道听途说，搅神丧日。而自以为欣，日学牡丹之所为，将无实之可望。猥用自诡，曰：吾惟匏瓜之是取也。岂不诬哉？予无以答，逡巡而退，涊然汗出，戚然气沮。

用寓言的构思方法，设主客问答，托有形有象之物，寓抽象深刻之理，乃是庄子散文的一大艺术特色。毛泽东创作的这篇《自讼》，其艺术风格正是这样。可见庄周散文对青年毛泽东文风影响之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