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中的回忆
北京市第十九中学是我生命记忆中重要的一部分，是我的青春时代，是成长路程中的关键的一段。它不仅是短短4年多的学习，不仅仅是人生的一个片段，不仅仅是少年青涩的回忆，而且是生命旅程中不可忽略的感情和理智走向成熟的阶段。在这个校园，我的老师和同学们给我的是不可磨灭的生命印记。我们在一起的4年其实是我的心智和身体都在成长的阶段。所以，十九中是我的青春期最宝贵的一部分。
我是1976年的早春进入十九中的，当时的教学秩序不是特别好，学习氛围不浓郁。当时我们的年级人数很多，有8个班，学生来自不同背景的家庭。老师们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苦口婆心地教书，鼓励学生们努力学习。他们当时站在自己的岗位上，坚持着，守住了许多基本的价值。他们努力维护秩序，努力保持尊严和品格，在一种不确定的氛围中为了我们的未来而默默地努力。我还记得我的第一个班主任傅老师年轻的脸上时时闪出为学生的未来担心的忧郁。
后来高考的恢复给了全社会一个尊重知识的新开端，这个开端其实也是我走向今天的开始。从那时起，学校的秩序变得好了，大家开始努力学习，老师们也开始加强管理，学校开始分班，有所谓的快班，我还记得我第一次被分到快二班，就觉得自己跟不上课程，感到不安和焦虑，家里的父母也急得不得了。只有加紧学习，期望能够迎头赶上。这个时候我们开始有了相当激烈的竞争意识，每一次的考试成绩都会写成榜张贴出来，形成一种压力。这时，我第一次体验了面对人生挑战的艰难。虽然这些艰难可能在他人或者从更长远的眼光来看来是微不足道的，但对于当时的我来说，却是将来面对的人生的一个有意义的开端。因为那些最初的竞争时刻在激励我努力向前。在面对人生更多、更复杂的挑战时会有更加自信的心态和更加坚定的努力。当时我的同样来自民族学院的两位同学于小鼎和李春兰提前一年考上了大学。他们的成功不仅激励了我，让我羡慕他们的成绩，而且也刺激了我，让我觉得我的同学里有这样优秀的人，我如果不努力就不会进步。这更激励我努力向前。我觉得那时我们所学到的似乎是一种突然的开放和变革带来的对于梦想的追求，一种新的凭自己的努力和奋斗就可以进步和发展的理念开始深入我们的头脑。今天想来，那些看起来相当严峻的竞争，其实是良性的，大家在奋斗中互相慰勉，在竞争中一起分享的那份情谊和认同都是难忘的。大家都有一种面对未来的期望，这其实正是我们今天发展的动力，也是我们今天宝贵的“中国梦”的最初的开端。
教过我语文的刘允声先生是一位文质彬彬的长者，总穿一件中式的衣服，有优雅的儒者气质，他不仅仅教我学习古文，而且还讲过许多至今我还能记得的人生哲理，他希望我们成为一些有品格和品位的人。刘先生给我的教益让我终身受益。另外语文老师孔璧、数学老师张鸿年、英语老师张旭等都对我有许多帮助。还有许许多多的身影和面孔都留在我的记忆里，成了一种精神的鼓励，他们给予我的不仅仅是一些基础的知识，而且是对于人生的基本看法和基本态度，这些都让我有面对人生的方法和力量。应该谢谢我所有的老师和同学们，他们给予我的财富并不是金钱，而是一个人在遇到困扰和挑战时的从容和机敏。通过他们可以知道中学教师是何等有价值和艰苦的工作，因为他们要面对的是一群处于青春期的少年，他们要让这些少年有面对人生的基本准备。他们要克服厌倦、疲劳和困难，即使面对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也会坚持。他们永远是我的老师。
十九中的生活很快结束了，但十九中给予我的东西是难以忘却的。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对于人生的未来有乐观的梦想，对于自己有一种自信和肯定的精神。在《纽约时报》著名的评论员弗里德曼的畅销书《世界是平的》里面提到了一个有趣的观点：评价一个社会有许多不同的数字和指标，但一个更重要的指标却是要“看看你的社会是回忆比梦想多，还是梦想比回忆多”。他认为，一个社会需要那种正面的、肯定生命的梦想。人不应该一味沉溺在过去的光荣之中，而应该努力“想象更好的未来，并加以实现”。他劝告人们：“当战略上乐观，梦想比回忆多的一代，每天早晨醒来时不仅想象世界会更好，也每天努力实现那份想象力。”十九中和它的老师们告诉我的其实就是这样的精神。
今天的回忆其实是为了让大家看到梦想的光芒，我希望现在的十九中和它的全体师生都有最美的梦想、最灿烂的未来。
【作者简介】
张颐武，男，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主任。有《在边缘处追索》《大转型》《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新中国”的形象》《全球化与中国电影的转型》等多种论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