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校，我的青春记忆
我于1974年初跨入北京市十九中学的大门，1979年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这5年多的中学生涯，给我留下了那个特殊年代的许多回忆。虽然已过去40年了，老师们的谆谆教诲、同学们的音容笑貌、校园里的教室和操场，以及经历过的一件件往事，都历历在目，令我不能忘怀。
初中三年期间，学校开门办学，每年都组织实践学习活动。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到海淀五金厂劳动一个月，学习生产水桶的各道工序。工厂位于皂君庙，有三四个车间，环境非常简陋。我每天早上步行半个多小时到厂里，和工人们一同劳动，需要忍受切割机的巨大噪声、漫天飞舞的铁屑等恶劣的工作环境。最累的活儿是拎水桶，一手提一个十来斤重的大铁桶，从一个车间拎到另一个车间，这对个子矮小的十几岁女生来说，是个多么严峻的考验。每天下班回到家，全身像散了架一样，令我深深体会到工人们的辛苦。
每年的“三夏”和“三秋”，学校都组织我们到附近的生产队进行劳动，帮助农民拔麦子、割稻子。有一年暑假我参加了校团委组织的军训，每天顶着烈日在学校操场上走队列、练习打靶，经过艰苦而严格的训练，后来在实弹射击中取得了好成绩。以上这些活动虽然使文化知识的学习受到一定影响，但磨炼了我的意志，培养了吃苦耐劳、团结友爱的精神，为我后续的成长进步积累了一笔财富。
20世纪70年代，学校的教学环境和条件非常艰苦，与现在无法相比。那时的教室只有一座二层楼和几排平房，操场也不是很大。冬天教室里没有暖气，只能靠煤炉取暖。记得那时我总是天还没亮就赶到学校，先到操场上捡一堆松树枝，然后到教室点火烧炉子。等到大多数同学们来了，教室里已经有了暖意。
1976年暑假，我参加了学校组织的劳动实践活动。老师带领我们一行几十人，打起背包，排着队、唱着歌，雄赳赳、气昂昂地从学校步行到五道口火车站，坐火车到达十三陵，又走了约两个小时才到达目的地。这是我第一次野营拉练，走了这么远的路，脚上起了水泡，对我的体力和意志都是极大的考验。我们住在老乡家，与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虽然条件艰苦，但也乐在其中，学到了许多课堂上学不到的知识。没过几天，赶上了唐山大地震。当我们从睡梦中被喊醒，光着脚跑出房屋时，还没有意识到发生了一场多么可怕的灾难。我们和老乡们一起在场院里度过了紧张的一天，返回学校，投入了之后的抗震救灾。
上高中后，学校的教育步入了正轨，特别是恢复高考制度之后，我们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学习中。一方面要学习新的知识，另一方面要把初中落下的课程补回来。老师们认真教，学生们刻苦学，这两年不仅学会了很多知识，而且掌握了学习方法，为大学的学习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我特别要感谢许多恩师：班主任邓吉武老师，高高的个子，既有威严，又不失幽默；教语文的彭格人老师，为辅导我们高考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教数学的段发善老师，人如其名，非常善良，讲课时板书极其工整，尤其是徒手画圆，令人叫绝；教英语的朱令宜老师，虽然年纪大了，眼睛花了，仍孜孜不倦地传授知识，认真纠正我们的发音……还有很多，不一一列举了，一并向这些老师表示深深的感谢！
在十九中的5年青春岁月，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回忆。如今的母校环境优雅，条件优越，办学理念新，教学水平高，为国家培养了一批批人才。在百年校庆之际，衷心地祝愿我的母校日新月异，兴旺发达！
【作者简介】
钱越英，女，1960年10月出生。1974—1979年在北京市第十九中学就读。后考入北京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硕士毕业后，到总参大气环境研究所工作至今。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0年曾作为北京市女青年科技工作者代表，受到邓颖超同志的亲切接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