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中学的那些青春往事
几日前，路过我的母校北京市第十九中学北门，伴随着清晨阳光的升起，在恍惚之中，我已进入校园。猛然间，我看到校门口的几棵老槐树，30多年前我上学时曾在树下读书。岁月在它们身上留下了深深的刻痕，几个碗口粗的枝丫似乎已经枯死，满身斑驳的树皮，像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周边的钢筋水泥和路边污浊的汽车尾气还在压榨着它们的生存空间，但它们坚持着，挺立着，像挺拔的哨兵，屹立在哨位上。耳边学子琅琅的读书声，像是把我的思绪突然抽离了这个世界，周围的一切都安静下来，穿过时光隧道，记忆里曾经模糊的儿时往事一下子清晰起来……
1977年，我本该进入小学六年级读书，但是根据毛主席“教育要革命”“学制要缩短”的指示，伴随着当年的教育改革，我们从六年级制小学更改为五年级制小学。初中一年级仍在小学就读，被称为“戴帽初中”，还是小学教师给我们上课，但课本是初中一年级的，直至1978年我才正式到中学的初二读书。我在上中学前，一直在海淀体校训练跳高。有一天，十九中的体育老师许继存先生看到了我，问我愿不愿意来十九中上学读书，那是我求之不得的，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于是我就成为一名十九中的学生，进入了我梦寐以求的中学校园。这也是我离开家住校，有生以来第一次过上集体生活。
北京市第十九中学位于海淀镇南，东边是中国人民大学。当时在校大学生很少，在人民大学校园里，我经常能听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报务员滴滴答答训练发报的声音。学校南边是北京市四季青蔬菜种植基地，20世纪七八十年代海淀区的蔬菜大部分来源于此，那里种植了大片的瓜果蔬菜。有一天上完晚自习，晚上九十点钟，我们三五个住校男生，背上9元钱一个的灰色马桶包（七八十年代流行的一种背包），跑到农民种植西红柿的菜地里，趁着夜色选大个的西红柿摘了一书包，偷偷地溜回了学校宿舍。回去后怕宿管沈老师发现也不敢开宿舍灯，把西红柿藏在床下，就这样熬过了一夜，终于等到天亮了，我们迅速跳下床，争先恐后地打开书包，只见几个又大又圆像石头一样坚硬、青中还泛着白的大青西红柿呈现在我们的面前。我们当时各自埋怨着，这可是一夜的“胜利成果”呀！心里有说不出的沮丧。学校的西边不远处，就是美丽的万泉河，清澈的河水自南向北缓缓流淌。据史料记载，当年乾隆皇帝从这里经过时曾御笔写下“万泉十里水云乡，兰若闲寻趁晓凉。两岸绿杨蝉嘒嘒，轻舟满领稻风香”。万泉河上有小桥贯穿东西，那时我喜欢站在桥上往河里扔石子，在水面上溅起一层层涟漪，把自由自在于水中游动的小鱼小虾吓得东窜西逃。在河旁岸边有无数的泉眼，形成一处处浅浅的滩涂，那里有很多个美丽的荷塘。每当夏日来临，一朵朵粉色的荷花从绿色的荷叶中露出它羞涩的面容，盛满湖水的柔情，迎着炎炎烈日，随风送来阵阵宜人的清香！每当暑期来临，这里已经是红裳翠盖，满园皆香！到那时莲花开得就像夜空的繁星，莲蓬在荷叶中间摇来晃去。每当这时，最喜欢和一帮师兄弟钻进莲藕地里，摘胀得鼓鼓的莲蓬，拿到宿舍，剥去皮放在嘴里一嚼，满口清香。我训练的地方在学校的北边，每天训练完，回学校的路上，都要经过北京大学，那里有大片的白杨和大槐树，与美丽的未名湖畔的博雅塔遥遥相望。那时我喜欢跑到北京大学西门，看着进进出出的天之骄子羡慕不已，心中暗暗发誓，也要来北京大学上学，正大光明地进出北京大学。这段路往返走过多年，虽然近在咫尺，却一次也没进去过。岁月如歌，如今女儿已在北京大学毕业，也算了却了我儿时的一个心愿。在路上还要路过当时著名的海淀斜街（西大街）和倒座庙，斜街是清末皇家赴颐和园休闲避暑的必经之路。据说斜街当年店铺林立，房屋鳞次栉比，顾客摩肩接踵，生意兴隆，非常繁华。我记得斜街两边有很多小吃馆，其中有一家仁和酒家，店里有一种莲花白酒特别有名。酒我是不敢喝的，我喜欢店里的烧饼，买上一个，有时涂上臭豆腐，吃得满嘴溢“香”，上晚自习时老师不让进教室，让我站在教室门外，啥时候嘴里没有“香”气了，啥时候才能进去学习。在回学校的路上，还要经过一个叫倒坐庙的岔道，倒坐庙里佛像坐南朝北非常少见，大殿内的佛龛已被毁，在中关村西区改造时，海淀斜街、倒坐庙和很多文物古迹也轰然倒下。现在很多我儿时上学路上的标志性建筑已荡然无存。
在十九中学习住校期间，我的记忆中好像南侧有墙，其他三面都是不足一人高的铁栅栏，只是形式上的围墙，也起不了多大的安全防护作用。校门在学校的南侧，门口的传达室可是我们全校老师同学对外沟通、交流重要的中转要地。每天路过此地都要驻足看看小黑板上有没有自己或同学的名字，要是有，就代表有朋友或家里来信了。那时电话还没有普及，有时黑板上的名字密密麻麻足有上百个。西边是校办工厂院子，那里可是牛厂长的地盘，也不知道他的工厂都生产些什么东西，反正他每天都忙忙碌碌的，也没见过有几个工人。隔壁是比我低一年级的教室，我记得班主任是任素珍老师，他们白天上课，晚间是我们住校生的晚自习室。往前是校医院，我们身体有什么问题，总能得到女校医的关心和热情接待，三十多年过去了，她的姓名我已记不得了，但她那和蔼的笑容我还清晰地记得。再往里走是两三排教工家属宿舍，每到傍晚都能闻到一缕缕饭菜的清香，那里住着罗少祥老师和薛金凡老师等部分教师。在学校北侧是图书馆，它的前面是松树林，我前面写的那几棵松树可能就是这片树林中的一部分，我们在那里看书、借书和学习。我在那里读到了人生第一部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也曾经为保尔·柯察金和冬妮娅的爱情故事所感动。在图书馆旁边是几排教室，不过由于栅栏外有多个猪圈，每到夏季上课时总是听到猪叫声和飘过阵阵猪圈的味道，还好我没有在那里上过课。学校东北角是操场，好像是现在的公路高架桥的位置，操场是非正规的300米黄土跑道，早晨上课前和放学后，同学们都会跑到操场上，当时运动项目很多，由老师带领组成很多校队或班队，同学们每天都在操场上训练。学校每年都举办田径运动会、冬季长跑比赛，都是以班为代表队的各类各级比赛，同学们争先恐后报名参赛，本班同学在赛场上比赛，由班主任带领其他同学做观众，喊叫声、加油声、掌声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如果不在现场，听到加油声，一定以为是在举行加油比赛。记得我上初三时的跳高比赛，横杆升到了两米零五，我身穿十九中运动队葱绿色的队服，助跑、起跳，轻松跃过了横杆，这一跳改写了北京市跳高纪录，顿时操场上的欢呼声达到了顶点。说起十九中运动会纪录，我可打破过不少，有跳高、跳远、三级跳远、110米跨栏。35年过去了，也不知道年轻的后生们都改写了哪些纪录。沿着操场往回走，还有一片松树林，松树林中是排球场，有时我们吃完晚饭，老师一队、学生一队开始比赛，我们学生队好像负多胜少，但是师生间增进了友谊，增加了感情，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再往前走，就是食堂兼礼堂。由于礼堂不大，容不下多少学生，而且食堂每天都用，礼堂的功能渐渐消失，所以我认为把这个建筑还是说成食堂为好，不过要是在当年这样叫田校长是不会同意的。我们的食堂有一个高高大大的刘师傅，大家叫他大刘师傅，刘师傅总是穿着一件雪白的围裙，剃个光头，手大脚也很大，一对扇风耳，两只胳膊很长，微微驼背，一双大大的眼睛炯炯有神。当时馒头二两粮票加四分钱一个，米饭一两粮票加二分钱一两，各种半荤菜一两毛钱打一大勺，红烧肉四毛钱一大勺。我们一日三餐都要在这里解决，我省吃俭用，每周能打上一勺红烧肉。刘师傅和我关系不错，每次盛完一大勺红烧肉，两只大眼睛笑成一条缝，微微地弯着腰，长长的胳膊用力往下一压，盛上满满一勺油亮油亮的红烧肉汤汁浇在我的米饭上，每次我都会和刘师傅满足地点头微笑。我当时认为红烧肉是世界上最好吃的食物，每次吃完红烧肉后打个饱嗝，都会有满足的感觉。现如今我走南闯北，去过世界上很多国家，但是再也没有找到那种吃红烧肉的感觉。再往前走有两栋人字顶红砖楼，第一栋主要是办公室和部分单身教师宿舍，在学校东南角的第二栋楼，就是我们的学生宿舍楼，一楼为男生宿舍，二楼是女生宿舍。我在一进门的101房间，一出楼门就是开阔的广场，广场旁边有一个水泥乒乓球台，据说球台下面是防空洞的入口，不过我也从来没有考证过。我每天吃完晚饭，如果事情不多，就带上我哥哥在西单给我花“巨资”59元买的红灯牌半导体收音机，在球台上躺一阵子，仰望蓝蓝的天空，朵朵白云从我眼前飘过。天黑前看着火一样的晚霞，太阳一点一点地从西边落下。每当这时，我都会打开收音机，调到短波，拉出天线，调到香港音乐广播电台，每当听到邓丽君的《小城故事》和齐豫的《橄榄树》那委婉柔情、甜美的歌声，我都会如痴如醉。正是由于当年她们的歌声，使我有了去泰国清迈和希腊找寻小城故事和橄榄树踪影的冲动。当时学校最雄伟的建筑是中心位置的教学楼，教学楼东西很长，中间是过道，南北是教室，大约有三层楼高，能容纳下不少班级，我同宿舍的同学罗斌作为十九中广播站的站长，每天早晨不到七点，就在这个楼里的小房间用校园里无处不在的有线高音喇叭，给我们播放全国广播电台新闻联播节目，我想这就是当时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的前身。
回忆至此，我想起了我的几位恩师。首先是我的体育老师许继存先生，他是体育组的带头人，说起话来铿锵有力，做广播操时站在主席台上，从不用麦克风，在操场上全体师生都能听到他发出的口令，他那富有磁性的男高音，至今还在我耳边回荡。我记得冬天上铅球课前，先生把铅球放在煤球炉上烤热，使我们学生在上课投铅球时，总能体会到先生用心的温暖。还有我的体育老师汪宏驹先生，不管春夏秋冬都在操场带学生进行足球训练，他当年带领我校足球队，在海淀区足球比赛中所向披靡，1979—1980年战胜了101中学、清华附中、北大附中、理工附中、交大附中、八一学校、十一学校等中学队，获得海淀区中学联赛冠军，田校长在操场宣布，所有足球队同学免学杂费一学期（5元），我们台下的学生无比羡慕。我的班主任黄健霖先生，他有着一双智慧的三角眼，据说他是国内某知名高校中文系高才生，在学校教我们语文，他讲课总会让人感觉身临其境，体会文中如诗如画的境界，还能给我们答疑解惑。先生是我中学时期的好长辈、好朋友，他所编写的高考丛书在全国热卖，不过当年我们十九中学老师编写的各类高考丛书如数学、语文、化学和物理等，在当时也同样在全国热卖。据我所知，我的先生黄健霖老师家住永定门，每天骑着他的28永久凤头加快轴自行车，来回奔波百余里，不辞辛苦地为我们上课，他琴棋书画样样精通，每当在宿舍听到琴房优美的旋律，我就知道那一定是先生在畅游音乐的海洋。我在十九中学上学这些年得到了很多优秀老师的关心和爱护，他们有体育组的赵振老师、牛老师、陈新老师，团委郭老师，还有当时的教务主任段兴起先生和我敬爱的田富强副校长。当时在校的老师们我几乎都认识，他们也给予了我很高的期望，我后来之所以很少回学校看望各位先生，也是因为自己总觉得没有达到他们希望的目标，心中有些愧疚，在这里，向他们表示深深的歉意。不过我知道，在我的少年时期，他们给我支持，教我知识，教会我如何做人，在青春期这个重要人生阶段得到了成长中所需要的正能量。
我站在槐树的树影下，忽然发现，枝头上又发出了嫩绿的新芽，一簇簇摇曳着，和沧桑的树干形成鲜明的对比，我不禁感叹老槐树顽强的生命力。这真是“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我的母校已经走过了一个世纪的荣光，岁月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但是它依然站立在教育界的最前沿，这使我无比的自豪和感动。祝我的母校欣欣向荣，祝这里的学生茁壮成长，祝我们的老师像松树一样生命常青。
【作者简介】
马云峰，1978—1983年就读于北京市第十九中学，现任海淀区少年业余体校校长，1980年获全国中学生跳高冠军（2.05米），1983年获北京队全国青年锦标赛冠军，2008年被评为奥运会先进工作者，现任海淀区体育局科研所所长、海淀区政协委员、国家奥运人才基地评审委员会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