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中国深化改革面临的“四个转向”

改革开放无疑使中国距离实现民族复兴的愿景更加接近了，但是中国经济同时也面临着发展方式转变和制度转型的双重难题，面临着上述诸多深层次的问题和矛盾，亟待以改革创新的精神，通过全方位的深层次转型和进一步发展来加以解决，实现从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创新驱动转换。

与发展驱动力切换相伴的是，中国下一步改革往何处去？基于前面对于中国所面临的各类问题及其成因的分析，我们不难得出结论：中国改革的路径必须从单一的经济改革转向全方位联动改革，通过深化市场导向的改革牵引社会经济各项制度的合理化和现代性转型，尤其是重新思考和界定政府的基本职能，最终理顺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合理治理边界，成为政治经济强国，未来世界的领导者。归纳起来，中国下一步改革发展要实现“四个转向”，即从要素驱动转向效率驱动乃至创新驱动，从单一的经济改革转向全方位联动改革，从发展型全能政府转向服务型有限政府，从国际体系追随者转向未来世界领导者。

从要素驱动转向效率驱动乃至创新驱动

与改革相伴的是发展驱动力的转换，世界经济论坛在其《全球竞争力报告（2006—2007）》报告中曾将世界各国划分为三个特定的发展阶段：要素驱动、效率驱动和创新驱动。这是非常富有洞见性的战略判断。目前，中国还处于主要依靠要素驱动的发展阶段，由于市场经济体制的不健全、不完善，效率驱动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垄断过多、干预过多、竞争不足，加之教育体系缺乏对于人们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批判性思维的构筑，也使得创新驱动更加不够。这三个阶段具有一定的递进关系，因为随着发展驱动力的转换，经济运行的复杂程度会显著上升，也是与经济自由化、市场化和民营化的制度平稳转型三阶段相吻合的。田国强早在1994年曾经提出的中国经济制度平稳转型的三阶段论——经济自由化、市场化和民营化，其要义是在经济转轨过程中，由于支撑市场体系各种相关制度不是能在短期内所能完成的，首先应当进行的是经济自主化和市场化的改革而不是大规模的私有化。时至今日，中国依然是沿着这条路径在走，尽管期间有所波折。

首先一个阶段是要素驱动阶段，也就是经济自由化阶段。通过“放”和“开”的改革开放政策打破不合理的政策束缚，给老百姓更多的自由，给市场更多的自由，内外部劳动力、资本和土地等要素就充分流动起来了，中国经济从而快速发展起来。然而，从长远看，要素驱动的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不符合边际收益递减的基本规律。因为要素驱动本身是要素市场发育不充分的前提下，通过非市场行为压低要素价格而产生的不合理却阶段性有效的竞争优势，易于导致高投入、高耗能、高排放、高污染、低经济效益、低劳动力回报、低创新附加值的粗放式经济发展方式。随着人口红利、资源红利、环境红利等要素红利的衰减，以及人民币升值、国际贸易壁垒高筑、其他新兴经济体崛起等外在持续压力，这一发展模式显然无法继续推动中国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

第二个阶段是效率驱动阶段，也就是市场化阶段。主要是建立现代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体系，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和决定性的作用，让竞争产生效率。但是，市场有效是有先决条件的，需要合理界定和理顺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治理边界。现实所存在的问题及其所给出的应对之策说明，这方面还存在着许多误区、误解。有人认为，中国取得的成绩主要不是市场机制的作用，而是政府的作用，是国有经济的作用，从而提出了所谓的“北京共识”和“中国模式”。如果是这样，中国当初就没有必要改革了。计划经济时代就是政府、国有经济在发挥主导作用，其基本结果就是资源配置的极度低效率。另外，极度原教旨市场主义者则认为，不需要政府干预。他们认为，市场经济的功能发挥没有边界，没有外部性，不会失灵，基本是万能的。这两种极端观点都不可取。当然，作为治理国家的基本制度安排，除了政府与市场之外，还要加上社会。

第三个阶段是创新驱动阶段，也就是民营化阶段，成为创新型国家。创新，指的是熊彼特所说的那种破坏性的、革命性的、颠覆性的创新，这种创新与企业家的才能结合起来，才能形成企业家精神，对经济发展才会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熊彼特认为：“付诸实施的创新是企业家的职能，它根本没必要必须是任何一种发明。”他将企业家的才能也纳入创新的基本范畴和必备要素。要形成创新的土壤，鼓励和保护创新，根本出路就是大力发展民营经济。一般来说，由于追求自身利益的强烈动机，民营经济最具有创新精神、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然而，从中国当前的经济现实来看，国有资本在一般竞争性领域依然分布过广，垄断行业的改革进展缓慢甚至有些还尚未破题，民营经济的发展环境堪忧，企业家精神无法得到充分释放。

中国没有出现苹果、谷歌这些能够站在战略高度创新的具有强大创新活力的公司，根源在于创新和企业家精神被日益强化的行政官僚体制所束缚和扼杀，有利于创新和创业的制度环境还没有或至少没有完全建立起来，新技术难以大量涌现或难以产业化。这一体制的主要特征，就是行政权力对技术创新的过度干预，以及对教育的过度干预，没有明确企业作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地位，反而是政府取代市场、企业对产业创新、技术创新路线进行判断、选择，而且这种倾向不断被强化，由此带来了一系列激励扭曲行为。比如，企业不是根据市场需求、价格信号而是根据政府的政策优惠、补贴来选择技术开发活动，这就使技术发展方向可能发生偏差，企业的发展不具可持续性。

从单一的经济改革转向全方位联动改革

当前中国经济改革的重点、难点正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文明等领域的问题相互交织和关联，改革已经成为一场深刻而全面的社会变革，必定涉及一系列体制机制的转型，是制度的大规模变迁，因此必须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如果还是只在某些方向上进行零碎的制度变迁是不可能成功的。况且，目前实施配套改革、综合治理的基础条件也基本成熟。因此，中国经济的深层次转型要求加大市场化改革力度，超越现有经济层面的单兵突进，冲破利益固化藩篱，打破特殊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和干扰，进入到一个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文明在内的全方位联动改革推进阶段。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的总体建设布局中，文化是一个具有价值牵引、具有基础性和战略性的关键环节，对其他四个方面的建设都会起到非常大的影响，必须高度重视。塑造社会共同的核心价值观，不能光唱高调，曲高和寡，沦为假大空，要关注人本身，具有最大的包容性，形成最大的共识。

全方位联动改革需要耦合和整合好政府、市场与社会这三个基本协调机制之间的关系，以此规制和引导个体经济行为，实行综合治理。如前所述，从国家层面看，政府、市场和社会，与一个经济体中的治理（Governance）、激励（Incentive）和规范（Social Norms）三大基本要素有对应关系。强制性的公共治理和激励性的市场机制等正式制度安排相互交叠，长期积淀的结果就会对规范性的非正式制度安排形成一种导向和型塑，增强社会经济活动的可预见性和确定性，大大节约交易成本。也就是，通过“晓之以理和导之以利”的“胡萝卜加大棒”，久而久之，慢慢形成一种无欲无刚的大家都自觉遵守的社会规范。在下一步的改革中，我们还应根据信息成本、激励相容和外部性程度的原则，来合理界定和理清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治理边界，进行综合治理。同时，还需要处理和平衡好效率、公平、改革、发展、稳定、创新之间的辩证关系，把改革力度、发展速度、社会可承受程度以及创新驱动（包括体制机制创新、理论创新）有机地统一起来，使之相互作用，确保全面深化改革顺利进行。

从发展型全能政府转向服务型有限政府

在理清了改革的内在逻辑思路之后，政府职能的转变是下一步改革的重要突破口，即从发展型全能政府转向服务型有限政府，并将各级政府机关和官员置于民众的监督之下。只有政府无所不在的“有形之手”放开了，政府的职能及其治理边界得到了科学合理的界定，合理界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之间的治理边界才是可期的，才能促进科学发展与和谐社会的构建。那么，如何合理定位政府的基本职能呢？政府最基本的职能可以用两个词来概括，就是“维护”和“服务”，也就是制定基本的规则和保障社会秩序的稳定，以及供给公共产品和服务。因而，中国下一步改革的关键也在于要实现政府职能的两个根本转变：

其一，从行政干预过多的全能政府向让市场充分发挥作用的有限政府转变。一个政府是否真正有作为，在于管理的范围和程度是否合理，管理的方式和结果是否有效，是否让市场，让政府有效。老子的“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就是治理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单位甚至一个家庭的根本之道。从全能型政府向有限型政府转变，实现无为而治和科学发展，就是要把本不该由政府管的事情交给企业、社会组织和中介机构，大量减少直至消除政府角色“越位”和“错位”的现象，更多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和决定性作用。建立有限政府，关键是要让公共权力的行使受到法律的约束和民众的监督，也就是民主法治问题。

显然，以解决权力过于集中为目标的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已经成为中国整体改革中的短板，其他体制改革因此也难以深入进行。但是，改革的目标和达到目标的路径，是两个概念，不能混淆。任何违反既有制度生态系统完整性而进行的盲目制度移植都是有很大风险的，政治体制改革尤其如此。由于政治体制的复杂性和深刻性，其变迁成本是非常大的，必须坚持审慎、渐进原则，但是改革的决心和力度不能动摇，并且要找准切入口和实质性措施。因此，不妨先从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从政府职能转变入手，大力推动政府从全能型政府向有限型政府的转变。

其二，从与民争利的发展型政府向公共利益服务型政府转变。政府要最大限度地缩小自身的经济人角色，扩大公共服务范围和力度，弥补直至消除政府角色“缺位”的现象。一方面，为作为微观经济主体的企业创造良好的经济社会环境，提供经济发展所需的软硬件基础设施，这是政府公共服务的经济维度。另一方面，通过转移支付和财政手段支持教育、科技、文化、社会保障、公共医疗卫生、环境保护等社会发展项目，为全体公民参与市场竞争创造一个相对公平的起点，这是政府的社会性公共服务部分。当然，在这些领域内，政府同样要处理好与市场、社会的关系，对政府发挥作用的边界、规模和限度进行科学设计，政府对于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保障不一定需要直接生产，可以通过政府购买的方式进行。

随着中国进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我们应该在继续做大蛋糕的同时，注重分配好蛋糕，实行总量和结构性减税，并积极规划出台面向未来5～10年的一揽子全局性社会福利改革计划，涵盖就业、养老、医疗、住房、教育等涉及居民“生（生计）、老（养老）、病（治病）、居（居住）、教（子女教育）”，真正做到藏富于民、还富于民。遍览古今中外，我们找不到一个忽视富民却取得国家富强的成功例子。只有富民，才能国安、国定、国富、国强、国大。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的三次变革图强，如洋务运动、抗战前后国有化运动及计划经济的实践，企图通过国有企业作为主体来强国的尝试都失败了，其根本原因就是在寻求强国过程中忽略了富民这一环节。实际上，早在3000多年前，周文王问姜子牙如何治世时，后者给出的答案是：王者之国富民，霸者之国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无道之国富君廪。文王于是开仓济穷，减税富民，西周日益强盛。当然，凡事要有一个度，过犹不及，要避免由于福利过多造成负激励和巨大财政赤字的问题。

未来，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需要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国富与民富、效率与公平、中央与地方、内需与外需、城镇与农村、沿海与内陆、发展与稳定、科教与人才、发展与生态”这十大基本辩证关系。特别是推动政府职能的两个根本转变，可以承担起中国下一步改革突破口的角色。关于政府职能的定位，我们也可以从中国国学思想中汲取智慧。司马迁在其以至治为鹄的的《史记·货殖列传》中就曾言道：“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这里的“善者”与亚当·斯密的“守夜人”有异曲同工之妙，以之衡量，当下的中国政府还存在着许多“最下者”与民争利的情况。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已经成为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实现和谐发展、科学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

从国际体系追随者转向未来世界领导者

当今世界的格局正在发生大变化、大调整。以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向两极或多极世界转型，最终会演变成什么格局现在还未可知。从世界格局来看，无非就是零极、一极、两极、多极，在各种不同的格局之下中国如何自处？以史为鉴，可知兴替。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是多极，发生了八国联军入侵中国，随后又出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是什么？无极，没有世界领导者，结果是法西斯崛起和希特勒上台，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是冷战，就是苏联和美国的两极对峙，中国在美国遏制共产主义的战略和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政策之下逐渐走向独立自主，进而走向改革、开放。然后是苏联解体，美国从1991年、1992年起成为主导世界的单极霸权，这种没有制衡的强权政治将世界弄得不安定。

由单极向多极迈进，实际上也就是大国、强国之间的竞争，是资源、人才、制度和话语权的竞争，是规则制定者的竞争。经常有人说，中国不要当世界领导者。现在中国已经被历史推到了这个角色，从一个事不关己的非领导者，变成了一个主角，将面临更激烈的竞争和更严苛的要求。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历程，中国是在尊重和逐步融入现有的国际体系中不断取得成功的，特别是借助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所释放的巨大红利，中国仅仅用了10年的时间，就在经济总量上先后将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和日本甩在了后面，于2010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也是邓小平当年制定韬光养晦战略方针的要义所在。然而，目前的中国更多还是像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日本一样，给外界的观感是一个庞大的“经济动物”或暴发户形象。丘吉尔曾经说过一句话，“一个伟大的国度，一定也是一个道德的国度”。回望任何一个世界强国地位的确立，都不仅仅是物质财富的展示，更需要尊重普世价值并贡献自身的文明价值和道德价值。

在未来10～20年里，中国真正实现从大国向强国的崛起，实现民族伟大复兴，不能仅仅满足于做一个追随者，应学会去担纲世界的领导者，不能仅仅满足于做一个经济上的巨人，应积极争取对世界文明贡献有益的价值元素。只有这样，中国才有可能成为世界的领导者，国际议事程序和规则的制定者，进而才有利于在世界范围内实现本国利益的最大化。世界领导地位和国际领导力的竞争，实质就是一场争取更多追随者的竞争，除了要强化与追随者的经济利益纽带之外，还需增强自身的道德感召力、文化吸引力和价值凝聚力。因为，在一个大国之间战争越来越不可能的时代，国际政治动员和凝聚能力更多的还是基于价值认同和战略互信，而不仅仅是高压威慑和利益交换。中国长期以来坚持的韬光养晦方针和不结盟政策正面临一个战略困局，即许多国家在经济上与中国日益亲近、相互依赖，却在政治上、战略上与中国保持疏远，缺乏对中国有较深价值认同和战略互信的国家追随者。这意味着，中国需要进一步加强道德形象和价值体系的建设。

中国要真正实现从国际体系追随者向未来世界领导者的转变，就不能被盲目自大民族主义和极端民粹主义冲昏头脑，必须平衡好国家利益与国际道义、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国家权利与国际义务之间的辩证互动关系。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就不仅仅是增加全球参与那么简单，而是要主动制定全球议程、议事规则，并搭建和指导团队来实现目标，因为单纯的参与国际性事务，无论多么积极，都只是萧规曹随，无法与世界领导者的角色相提并论。面向未来，中国可以通过创建更多的多边国际机制和发起更多的国际援助计划，以制度化的框架来传播自身的价值理念，以王道思维来应对霸道攻伐，树立公道、正派、负责任、具有包容性的大国风范，让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朝着有利于自身和世界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