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饥饿：个人与时代的记忆从未远去（1960—1977）(5)
到了深夜一点，听到敲门声，进来一个面容憔悴的老太太，扑通一声跪在地上，直磕头。原来她儿媳喝药水还没死，请大队派拖拉机送到公社去抢救；她女儿要朝回跑，被邻村的婆家绑起来了，也请老支书找公社干部说话。老支书连忙起来忙活，等到他回来时天已亮了。原来是这位老太太的儿子快四十岁上还没说上对象，有个小妹妹才十六岁。正好邻村也有一户这样的人家，老支书出面介绍，让这个村的16岁女孩退了中学，嫁给那户人家，把那户人家的女儿换过来与她哥哥成亲。硬扭的瓜不甜，这两家常闹别扭。老支书一夜未睡便是处理这件事的。
第二天，老支书还领着我到小学校去看，介绍哪家有女孩，他哥哥将来就能换回一个媳妇。正因为老支书有这个本事，在村里威信很高，上级也对他满意得很。我问她，这样不符合婚姻法。老支书深深地叹一口气说，这二十年农村被折腾坏了，路歪了，只能用歪法子治，农村才能太平。
沂源县三岔乡有一户人家，哥哥残废在家，妹妹为了服伺哥哥，总不肯出嫁。想为哥哥换个对象，哪怕是聋子瞎子，她也情愿跟人家走。可是没有姑娘肯嫁给她哥哥，一拖再拖，她已经二十六岁了。村里是把她作为优秀女青年推荐给我拍照片的，说全村人都夸奖她是好闺女。了解清楚情况后，我哭笑不得，这怎么能报道呢？但是，为了给村干部面子，我还是把闪光灯亮了一次，为兄妹俩留下了照片。
远处走来一位抱着两只鸡的老大娘，后面跟着她约有五十岁的光棍儿子。老太太只是自言自语地嘟囔着什么。走近了，我才听到老太太说的是“养儿不如养鸡”。
在一次山区采访中，正是老百姓忙年的时候。见到远处走来一个抱着两只鸡的老大娘，后面跟着他的约有五十岁的光棍汉儿子。老太太也不与儿子搭话，只是自言自语地嘟囔着什么。走近了，才听老太太说的是“养儿不如养鸡”，反反复复就是这么一句话。虽然儿子每年也干活，可从来没从队里拿过一分钱回来，穷得媳妇也娶不上。过年了，连拜祖宗烧的纸也买不回来。老太太养着两只鸡，山上有狼和狐狸，鸡活不了；把鸡放在山脚下的闺女家，平时，打油买盐都靠卖鸡蛋换。过年了，老大娘把两只鸡接回来，一起过年。
二、祖宗啊，保佑儿孙吃饱饭！
在农村越是贫困的地方，精神也越是贫乏，农村生活无着，只有乞灵于虚幻的祖宗魂灵与神仙，以祈盼来世转胎，脱离贫穷的苦海。很多地方农民情愿忍饥挨饿，哪怕把上级发的扶贫款花掉，把口粮卖掉也要把神仙敬起来。
在沂蒙山，我目睹一个村祭祖的热闹场面。也是一个春节的上午，在荒凉的山腰聚集着全村祭祖的人。当太阳有一竿子高的时候，近百号男人来到祖辈坟前。先是在各家近支先人墓前烧纸，在坟前摆着菜、肉与豆腐，插上香。然后在最老的祖宗墓前进行祭拜，由辈分高的村会计走上前去，默默地跪在地上，有人喊：“祖宗，给您拜年了！保佑儿孙吃饱饭，说上媳妇。”接着是磕头，再磕头，三磕头。几个男孩目睹祖辈的架式，趴在地上一个劲儿地头碰地，似乎觉得很好玩，怎么也不肯起来，直到父兄把他们从地上拉了起来。
磕完头便放鞭炮。硝烟弥漫在整个山腰，很有城里开业的景象，鞭炮炸碎的纸屑铺满一地。在鞭炮炸响的时候，女人一哄而上，等到他们到祖宗坟前，鞭炮也点燃完了。大家散乱地站在石坎前，由会计宣读着这次祭祖的开支，共计275元。群众们听着，神情漠然，没有议论的，这也许是农村中唯一的一次没有争吵的摊派。读完后，人们便散了。这便是山村过节唯一的精神文化生活。
支撑农民人生的精神支柱，通常就是这样被一些有形的仪式巩固和强化着。当然，古老的迷信活动也是通过这些方式继承着。在最为贫穷的地方，也是迷信活动最为兴盛的地方。正是从这里使人看到，农民不仅面临物质上饥饿，精神也已陷入饥荒。面临的是双重贫困。
我讲这么多见闻，展示了这么多让人心碎的场景，并不是想暴露什么内幕，揭露黑暗，而是想说中国农村再这样下去是不行了，中国农民已走到了忍无可忍的边缘了。经过二十多年左的思想路线的影响，贫困与饥饿直接威胁农民的生存，农民精神上也已走到绝望的边缘，农村再也不能瞎折腾了，最好的办法是让农民休养生息。
对于1979年的农村形势应当怎么看？也许有人会提出，你是不是把农村说得有些过于困难了，是不是有个否认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这里，让我们看一看邓小平是怎样论述的。邓小平在1982年对金日成说：“我们干革命几十年，搞社会主义三十多年，截至一九七八年，工人的月平均工资只有四五十元，农村的大多数地区仍处于贫困状态。这叫什么社会主义优越性？因此，我强调指出，要迅速坚决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1981年元月我去《人民日报》社送稿，发现编辑季音手中有一张表。全国60个年人均分配在50元以下的县，山东省26个，其中有19个集中在鲁西北平原上。因此在中国变化最大的是这一区域。在这期间，我每年都出发300天，先后去过鲁西北的800多个村庄，常骑自行车走村串户，报道的多是乡旮旯的事，拍摄的大批照片便可能成为这次大转折的原始记录，了解的情况也多成为第一手材料。以致后来领导这场大转折的邓小平在听取汇报后认为我是“有发言权”的人。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一个冬天，我赶往黄河岸边一个工地采访，遇到上河工的队伍。农民们打着红旗，推着独轮车，队伍浩浩荡荡，前不见头，后不见尾。突然前面传来吵闹声，队伍停下不走了。工地总指挥向县革委会主任报告说“有抗拒出工的，三个人”，主任不容置疑地说“先抓起来，押走”。一会儿，公安局的警车鸣鸣地开过来，人绑走了，队伍又前进了。他对同车的我解释说，对农民只有这个办法，逮起来再放。现在胆大的多了，不然就压不住台。
看到这种情况，我为矛盾激化而担忧。猛然想起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就是发生在农民施工队伍中，心底不由得打个寒颤。
为什么农民情绪这样激烈，敢于抗上？这位县革委会主任介绍，从刮“五风”后，老百姓得到的实惠越来越少了。特别是1970年的北方农村工作会议以后，每年都要搞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工程，国家的、省里的、地区的、县里的，最后是公社的。上面的工程还拨些款，到下面就纯是义务工。干一个冬天也没有报酬，虽然队里记工分，但没有现金分配，群众怨言日见增多。这两三年，农民生活更加困难，有些胆大的敢冒头反抗了。县里也拿不出好办法，只有先压下去再说。
在农村改革兴起时，我经常思考：在战争年代，亿万农民在极为贫困的条件下，能够跟随中国共产党出生入死闹革命，为解放全中国，有数千万人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而在社会主义时期却越来越不听话了，出现与政权消极对立的情绪。最后，他们敢于违背政府规定而偷偷地搞起包产到户，以至势不可挡。到底应当怎样认识农村改革发生的深层原因呢？
贫穷与饥饿对中国农村改革作了最广泛的动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