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行者：在希望的田野上千里走单骑（1978—1985）(1)
第一节历史拐了一个大弯
一、不能刊登的真实画面
在中国现代史上，1976年是一个十分微妙而又关键的年代。
从1976年1月到1976年9月的短短9个月内，中国有三位高层领导人相继离开了人世。先是周恩来总理于1月去世，然后是朱德委员长7月去世，到9月，毛主席也撒手人寰。随着这些领导人的去世和“四人帮”在1976年10月的被捕，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文革后期，毛主席亲自圈阅了一份报告，同意新招收一批新华社记者。已经数年没有吸纳新人的新华社从各省、各军区优秀通讯员中层层推荐选拔，我名列其中。这一批相继被招收的还有刘云山、徐光春、田聪明、蔡名照等人。
也是在这一年，我开始了自己新华社记者的职业生涯，落脚点是这场农村变革的核心地带。这一年我刚好24岁。
1976年10月3日，我从济南军区转业到新华社山东分社。分社位于济南市中区大观园南边，只有两幢楼，地方很旧很挤，我住在洗照片的暗室外间，在烤片机旁放一张床，满屋的潮气与烤照片的糊味。虽然条件很差，但能在城里有个安身之所，还有了城市户口，我已很知足。
一到新华社，我便立即投入到农业学大寨的报道中。当时，大寨是被树为全国农业集体化样板的村子，投入大量人力兴建了大型引水渠等农业工程项目。华国锋提出要在4年内大干快上，实现农业机械化，历史证明这显然是一种乐观主义。
在新华社山东分社，我担任专门跑农村的摄影记者。可能是因为当过兵的原因吧，我这人行事风风火火，待人也比较谦和热诚，农民们都叫我为“小李记者”。几年间，一边报道农村“大干快上”的大好形势，一边目睹农村的贫穷与愚昧，巨大的冲突让我常常难以自安。
一个春节，我在沂蒙山区的一个村子住了整整十天。十天里，亲眼目睹了一个个凄惨的场面。尽管报纸不能刊登这些，但我还是一次次按动快门，拍下了那些令人心酸的画面。
1978年，中国历史不可思议地拐了一个大弯。
从农村到城市，一场名为“改革开放”的变革浪潮崛地而起，如河出伏流般跌宕起伏、声势浩然，浓缩了天下的雄壮与奇谲，形成20世纪人类发展史的奇丽篇章。
追溯这场农村改革的起源，还要从中原腹地一个偏僻小乡村的寒冷冬夜说起。1978年11月24日晚上，在安徽省凤阳县小岗生产队的一间破草屋里，借着昏暗的煤油灯，18位面带饥色、衣衫陈旧的农民，冒着巨大风险，在一张土地承包契约书上按下手印，打响了中国农村改革的“第一枪”。
历史的巨变往往出乎意料地肇始于这样一些偶然的小事件。当18位穷则思变的农民私结盟誓时，他们自然不会意识到，自己走投无路之下的无奈抗争，却拉开了一个时代的序幕。然而，这又是生活的必然，是几十年农村畸形发展到达极点的现实必然。当求生的闸门以秘不外宣的方式悄然打开时，一条条弱小却生机盎然的细流慢慢地渗入土地，肆意蔓延，集涓成流，最终轰然成势，浩荡前行，以毁灭一切又重建一切的巨大力量，冲破旧秩序的堤岸，涤荡出新的天地。
我搞新闻调研几十年，觉得天生的悟性与后天的勤奋都很重要，然而更重要的是对历史机遇的把握。在这种机遇到来时，你想躲也躲不了。在1978年后发生在黄淮海平原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是中国农村改革的核心地带。我此时分工搞农村报道，当时也没成家，整年在这一带跑，就像掉在新闻窝里。当时一批新华社记者因为接地气，了解下情，在这种机遇到来时，搞出不少成名之作。
二、马坊：更早的“小岗村”
在1978年，鲁西北平原的茌平县马坊村，有一群村民以与小岗村近乎同样悲壮的方式举起了“包产到户”的大旗。然而与后来载诸史册、殆为定论的小岗村相比，他们却早已被湮没在历史中。
1978年腊月，我无意间发现了山东茌平县马坊村“包产到户”的事情。
春节前，我在茌平县一个集市上采访，无意中听到两位老人在悄声议论“包产到户”的事情。我租来一辆自行车，一路尾随着老人来到了马坊村，发现了这里的惊人秘密。
鲁西平原上的茌平县，是黄河以北的一个贫困县，沙碱地多，以盛产圆铃大枣出名。马坊村便坐落在这片灾荒与饥馑频出的贫瘠土地上。1958年以来，这个只有15户人家、110亩地的村子已经连续21年靠国家统销粮生活。1978年，生产队棉花亩产只有7两，粮食亩产71斤。从60年代初开始，村里先后饿死过11个人，土地无人种，生活没着落，只能逃荒要饭。“马坊马坊，十年九荒；腰里没钱，屋里少粮；女的外嫁，男的逃荒”是马坊村村民生存状况的真实写照。
同小岗村一样，马坊村的转折也发生在一个寒夜。那年秋播拖了一个多月，迟迟没有落实，队里尚有不到二十斤种子，却没有人带领大家播种。全村中年人都轮流当过队长了，谁也不愿再为这出力不讨好的职位出头。管区派来学大寨工作组坐镇，催促马坊村选出队长来，可直至深夜，仍毫无进展。
几乎绝望之时，一位80多岁的老太太从人群中摸到台前，扑通一声跪在了工作组长面前：“分开过吧，过不好，俺要饭也不登你干部的门。”组长训斥：“你把公社的脸往哪撂？”老太太说：“俺饿死也不说是马坊的人。”组长气得脸扭到一边，可倔强的老太太就是跪着不起来。正是这沉重的一跪，让整个会场骚动起来。在场的管区书记闷声抽烟，不敢发火，然后猛地站起来，推门而出。有人喊道“怎么办”？工作组长无计可施，甩下一句“看着办”，跟着管区书记出了门。
就在当夜，马坊村15户人家自动分成了6个组，各管各家，队里不再统一分配。仅用三天，麦子便全部种下地。
从茌平回到济南后，我很多天都沉浸在发现马坊农民新创造的喜悦中，见到熟人便滔滔不绝地讲述起马坊村老太太的悲壮之举。当时安徽提出“省委六条”时，全国的政策仍然明令禁止包产到户，万里于1978年初在安徽允许各地继续缩小生产单位的规模。不久后，在四川，赵紫阳也提出了在农业生产中实行分散承包的“十二条”。但无论安徽还是四川，都只是将劳动单位缩至生产小组。我对马坊村的报道虽然写的也是生产小组，实质上就是“包产到户”。
没有料到的是，3月16日，茌平县委报道组长张宝海突然出现在我的办公室门口，说是茌平县县委书记管春梅派他来的，一进屋，他便关起门来紧张兮兮地说：“不好了，中央批‘包产到户’了，管书记说马坊的稿子不能发，是掉脑袋的事情。”
原来《人民日报》3月15日发表了一封署名为张浩的读者来信，后来人们称之为“张浩来信”。这封信明确反对包产到组，而《人民日报》的编者按语则明确表态：已经出现分田到组、包产到组的地方，应当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坚决纠正错误的做法。“张浩来信”如一盆凉水，浇在了刚刚燃起的“包产到户”星火上。我到新华社后所写的第一篇文字报道便这样无疾而终。如果当时稿件顺利刊发，或许成为中国农村改革起源地的便是马坊村了吧？
如果回到大转折时期的历史景深中加以测量，这一篇被毙掉的稿件，则是整个中国农村改革过程中矛盾斗争激烈、莫衷一是的缩影。
十一届三中全会时，有些干部已经主张进一步缩小劳动单位的规模，但高层的气氛仍然是坚决支持继续实行集体农业，当时农村实行“包产到户”的话题仍然属于大忌。一些党的领导人甚至担心，如果允许土地私有，贫苦农民最终会沦为佃户，剥削佃户的地主会重新出现，1949年以前的农村问题会卷土重来。直到1980年5月，邓小平公开支持万里倡导的“包产到户”，整个形势才逐渐明朗。
1979年秋，形势发生转机。这年9月下旬召开的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对《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进行修改，并公布实行。有两处修改特别引人注目：一处是重申坚持按劳分配，反对平均主义的原则；另一处是将“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改为“不许分田单干”。除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外，也不要“包产到户”。由“两个不许”变为“一个不许，一个不要”，对“包产到户”口气有所缓和，而且允许某些例外。
十一届四中全会一闭幕，我就来到了章丘县农村。新闻界传达的声音也在农村弥漫。在此前的半年内，“张浩来信”确如一盆凉水泼在刚刚点燃的“联产承包”的星火上，很多作业组都作鸟兽散。一开始，章丘县已经分开的数百个作业组又全部合并到了队里。可以说，从“张浩来信”到十一届四中全会这段时间正是农民最难受的时期，也是农村改革的低潮期。
马坊村农民的自发改革湮没无闻，也就成为情理之中的事情。
三、棉花姑娘的喜悦
十一届四中全会的召开使得按劳分配的思潮得到抬头，为农村干部壮了胆，基层开始出现干部鼓励农民联产承包的现象。这种现象在三中全会后第一个秋收时节刚出现，就被我碰上了。按照行内人说，我是抓到一条鲜活的“大鱼”。
1979年9月30日下午，我正在章丘县绣惠公社路边饭店吃饭，有一个从平陵城公社来的司机说，今年黄桑院大队植棉的13个姑娘每个人分到70多元钱。我大为吃惊，要知道，从人民公社成立后，大队社员几乎都没有从队里得到过一分钱现金，一年竟然能分到70多元钱，这是一个很大的数字，是很难得到的新闻。
平陵城公社距离绣惠公社只有30里路。我与县委报道员陈玉先搭乘一辆过路运粮的拖拉机赶往平陵城。到时太阳已下山。我又从公社找了辆自行车，赶往姑娘们干活的地里采访。那是一块棉花长势旺盛的田野，人在里面看不到，大队长师振奎一声喊：都出来吧，天黑了，收工了。只见一群姑娘嘻嘻哈哈地从棉地里钻出来，扛着棉花包顺着狭窄的小道往回走，我倒退着走，抓拍了五六张照片。
路上，有个姑娘讲：“说不定还有场生死搏斗呢。”我听到后意识到后面还有料，就将众人聚集到队长家谈话，一探究竟。
原来黄桑院大队的13个姑娘与大队签订合同，承包70亩棉花，联产到组。一开始她们干劲十足，春天“五定一奖”作业组解散后，公社又恢复大寨评工记分法，这些姑娘的情绪一下子低落下来。按过去计工方法，妇女劳力再强，一天也只能记8.5分。这时队长只好发话，说兑现的话还算数，姑娘们又生龙活虎起来。坐桃时棉铃虫猖獗，打药要天不亮带着露水下地。一个名叫李山珍的姑娘顶着繁星下地，天亮时已打了3遍药。喝过一碗稀饭又接着打，中午也不休息，最后累晕在地里。眼看棉花要摘花了，寻思着姑娘们要拿钱，村里人眼红，开始出现反对意见，说13个姑娘能分百十块钱，岂不是造反！反对最激烈的是两种人：村里壮劳力与干部家属。干部家属平时不下地，还记着9分。大队会计说每个人扯件的确良小褂哄哄她们就中了，分钱的事儿哪能当真。姑娘们哭开了，可没有人理睬。
赶巧，公社分管棉花生产的书记正为明年种植万亩棉花任务落实不下去而着急，一听说黄桑院大队棉花种得好，像遇到救兵似的，马上跑到队里看，要求大队算出账来，第二天要把全公社的生产队长召集起来开现场会。在干部家属们撑腰下，大队会计顶着不办。公社书记急了，深夜11点赶到队里，逼着会计算，会计磨磨蹭蹭，副队长、保管员也尽打岔，说不能这样算，不能那样算。书记看出他们是串起伙来成心糊弄他，气得火冒三丈一拍桌子，说，你们糊弄老百姓，还想糊弄我。今天算不出，天亮就撤你们的职。不换思想就换人，能当干部的不只你们几个。队长出来打圆场，说你们不要“弯弯绕”了，直算了吧。不到一泡烟的功夫，数字就出来了，每人奖励现金140元，为减小阻力，先发73元，余下的到秋后决分时再补。
第二天上午，全公社的生产队长聚到了一起，村里的老百姓也扶老携幼地来看分钱。书记的大嗓门响开了：“不是我抬举这十来个小妮子，是国家需要棉花。都干活不下力气，磨洋工不出产量，城里人吃啥穿啥，你们靠什么养活家小？经过了春，经过夏，大家看清了吧，还是靠责任制，要包干到劳，联产计酬，没有这法不中。”书记句句话讲得掷地有声，听得整个会场一片肃静。
这13个姑娘当场领到现金，多的80多元，最少的也有67元。李山珍高兴得傻了似的跑到台上，问书记“这钱真是给俺的吧”。她活了15年，第一次手里拿到这么多钞票，竟孩子似地哭了起来。
探明究竟，我立马赶回到分社汇报了此事，采编主任孙修纯认为这是带方向性的大问题，立即签发照片。12月17日，《人民日报》头版并列头条位置刊登了题为《棉花姑娘的喜悦》的照片，用了醒目的标题与全部文字说明。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人民日报》第一次刊登落实分配政策的照片，引起社会各界的议论。章丘县委书记举着这张报纸在全县大会上说，《人民日报》、新华社都支持我们了，我们不用再担惊受怕了。今后没有实现联产到劳的一律照这样办，解散的要一律恢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