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1824年(2)

“另一方面，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只有产生于它自己的本质、它自己的一般需要，而不是猴儿般模仿其他民族的东西，才是好的。因为对于某一国人民在一定的年龄阶段上是有益的营养，对于另一国人民也许就是一种毒药。所以想把不扎根于自己民族的内在本质、不适应自己民族需要的外国革新引进来，这种企图总是愚蠢的；而一切类似的预期的革命总是不成功的，因为这种革命没有上帝支持，上帝制止这种胡作非为。但是一国人民如果确有进行一场伟大改革的实际需要，上帝就会站在他们一边，这种改革就会成功。上帝显然曾站在基督及其第一批门徒一边，因为新的博爱教义的出现符合当时各国人民的需要；上帝显然也曾站在马丁·路德一边，因为净化那被僧侣阶层篡改过的教义也还是一种需要。以上这两种伟大的力量并不是现存制度的朋友；相反，它们生动地渗透着一种信念：陈旧的发酵面块必须加以扫除，不能再让不真实、不公正和有缺陷的东西继续存在下去。”

1824年1月27日星期二

歌德对我谈起他的自传续篇[44]，他现在正忙着做这项工作。他提到，他对自己晚年时期的陈述不可能像对《诗与真》里的青年时期的陈述那样详细。

他说：“我更希望把我的晚年时期作为年表处理；其中出现的与其说是我的生活，不如说是我的活动。一般说来，一个人最重要的时期是他的发展时期，就我的情况而言，这个时期已随着那几卷详细记述的《诗与真》的完成而结束了。此后我和世界的冲突就开始了，这种冲突之所以能引起兴趣，只是由于它产生了某种结果。

“另外，一个德国学者的生平算得什么呢？就我的情况来说，生平里有些或许算是好的东西是不可言传的，而可以言传的东西又不值得花气力去传。此外，哪里有听众可以让我怀着乐趣向他们讲述自己的生平呢？

“当我现在回顾我的早年和中年时，我已到了老年，想起当年和我一样年轻的人已所剩无几，我总是联想到夏天我们在浴场逗留的情况。一到达这里，你就结识一些人，和他们成了朋友，这些人已早来了一些时候，再过几个星期就要回去了。失去他们是令人痛苦的。接着你又与第二代人交往，你和他们继续生活一些时候，彼此很亲密。

可是这批人也离开了，留下你孤单单一个人和第三代人同住。他们刚来，你却正要离开，和他们毫无关系。

“人们总是把我看成一个特别幸运的人，我自己对此也没有什么可抱怨的，也不愿责骂我这一生所经历的途程。我这一生基本上只是辛劳和工作。我可以说，我在七十五年里，没有过上四个星期真正舒服的生活。就好像推一块石头上山，石头滚了下来，你又得重新把它推上去。我的年表将把我刚才所说的这番话清楚地再现出来。对我的工作提出的要求，既有来自外部的，也有来自内部的，真是太多了。

“我的真正的幸福在于我把心思集中在诗歌和创作上。可是，我的这种幸运，常常受到我的外界地位的干扰、限制和妨碍！假如我能多避开一些社会活动和公共事务，多过一点幽静生活，我会更幸福些，作为诗人，我的成就也会大得多。但是，在我的《葛兹》和《维特》问世后不久，一位哲人的话在我身上应验了，这位哲人说过：‘如果你做了点事以取悦于世人，世人就会设法不让你做第二次。’

“名扬四海，高官厚禄，这些都是好事情。但是，我尽管有了名誉和地位，为了不伤害别人的感情，我对别人的议论不得不保持缄默。这样一来，我倒有利可图，因为我知道别人怎样想，而别人却不知道我怎样想；否则，那确实是一种非常不好的恶作剧了。”

1824年2月15日星期日

今天早饭前，歌德派人来邀请我乘车出游。当我走进他的房间的时候，我发现他在吃早饭；他看上去心情很好。

他高兴地对我说：“我刚才接待了一位可爱的客人，一个很有希望的青年人，来自威斯特法伦的迈耶。他写了一些充满期望的诗。他才十八岁，可是已经取得令人难以置信的成绩。”

歌德接着笑着说：“我很高兴我现在不是十八岁。当我十八岁的时候，德国也才十八岁，那时你还能做点事情，可是现在你得面对各种各样的挑战，而且所有的道路都已经被跑坏了。

“德国自身在所有的学科里都已达到很高的水平，以致我们几乎不会放过一切。据说我们还不得不变成希腊人和会拉丁文的人，或变成英国人和法国人！还有，人们甚至像疯了似的趋向东方。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年轻人想必会感到茫然不知所措。作为安慰，我给他看了我那尊巨大的朱诺[45]雕像。它是一种象征。我希望迈耶看了它之后，能够坚持走希腊人的道路，并在希腊人那里找到安慰。迈耶是一个了不起的年轻人！如果他能注意，不使自己的精力分散，那么他会成为一个能干的人。

“可是，正如已讲过的那样，我感谢老天爷，因为我现在，在这完全虚假的时代里，已不再年轻。我不知道我应该待在什么地方。是呀，即使我想逃到美国去，也晚了，因为那儿的人也已经太机灵了。”

1824年2月22日星期日

今天我和歌德及其儿子一起吃饭，席间，他的儿子向我们讲述了他在海德堡上大学时期的许多有趣的故事。他和他的朋友们在假期里去莱茵河沿岸游玩。他特别提起一位房东，那时，他和其他十位大学生在这位房东家过夜，这位房东免费为他们提供葡萄酒，目的只是让他们和他一道分享一种所谓的酒宴的快乐。

饭后，歌德拿出一些着了色的素描画给我们看，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一张意大利北部与瑞士和莱芒湖接壤的群山的素描画。莱芒湖中的波洛梅伊群岛在水中留下倒影，在湖岸上有车辆和渔具。歌德趁机指出，莱芒湖就是他在《漫游年代》里所描写的那个湖。在西北方向，也就是朝玫瑰山的方向，耸立着与莱芒湖接壤的高山余脉，每当夕阳落山后不久，这高山余脉竟变成深蓝色的一片。

我补充说，我是出生在平原上的人，见到这样阴森森的巍峨的群山，不免产生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所以我绝不会有兴趣去漫游这样的峡谷。

歌德说：“这种感觉是正常的，因为从根本上说，人只能适应他出生的环境。一个人如果不是因为自己的伟大抱负而漂泊异乡，那么待在自己的家里他会感到幸福得多。开始的时候，瑞士给我的印象太深，以致我感到不安和不知所措；但是多次在那里逗留后，在我的晚年，我只是从矿物学的角度观察瑞士的群山，所以我能够冷静地研究它们。”

在此之后，我们一同观看了近代艺术家们根据法国某画廊的油画复制的许多铜版画。这些铜版画所表现的创造才能几乎一律平庸。在四十幅中只看到四五幅好的。这几幅好的铜版画是：一幅画一个姑娘在写情书；一幅画一个妇人待在一间标明出售而从来也没有人想买的房子里；一幅画捕鱼；一幅画圣母像前的音乐家们；另外一幅风景画是模仿普桑[46]的，还不算坏。看到这幅画时，歌德说：“这样的艺术家们从普桑的风景画里获得了一般的概念，就着手画起来。我们既不说他们的画好，也不说他们的画坏。说他们不坏，是因为其中贯串着一个很高明的蓝本。但是也不能说它们好，因为艺术家们通常缺乏普桑的伟大人格。诗人中间也有类似的情况，例如他们模仿莎士比亚的出色的风格，但是画虎不成反类犬，显得非常欠缺。”

最后，我们久久地观察和讨论了德国雕刻家劳赫所创作的法兰克福歌德雕像的模型。

1824年2月24日星期二

今天午后一点钟去看歌德。他把按他的口授为《艺术与古代》第五卷第一期准备的文稿拿给我看。我发现他为我所写的《印度的贱民》的评论文章做了一个附录，这个附录不仅涉及那部法国的悲剧，而且涉及他自己的抒情三部曲，这样，这个题目就在某种程度上给人以完整的印象。

他对我说：“你趁着写那篇评论的机会掌握一些印度的情况，这很好，因为我们对自己学习过的东西，归根结底，只有能在实践中运用得上的那一部分才记得住。”

我同意他的看法，并对他说，我过去在大学里也有这样的经验，我从老师的那些学术性的报告中只记住了按我的实践方向可以用得上的那一部分；与此相反，凡是无助于我今后实践的知识，我通通把它忘记了。我说：“我曾听过赫恩[47]的古今历史课，但现在对此已一无所知了。但是，如果现在我为着写剧本而去研究某一时期的历史，那么我学过的东西就记得很牢固了。”

歌德说：“现在，德国各地的大学里教的东西太多了，太多了，而且是些无用的东西。有些个别的教师把他们所教的课程的内容无限地扩大，远远超出听课者的实际需要。在过去，化学和植物学的课都属于药物学，由一位医生去教就行了。现在化学和植物学已变成独立的范围非常广泛的学问，每一门都要用毕生精力来学，可是人们还指望一个医生对这两门都熟悉！可是，这是绝对行不通的；这样就会学了一门，丢了一门，忘了一门。所以，聪明人总是拒绝一切使人分散精力的要求，只专心致志去学一门，并且精通这一门。”

歌德接着把他写的关于拜伦的《该隐》的短评拿给我看。我以很大的兴趣读了这篇短评。

他说：“由此可见，教会的那些不可侵犯的教条不足以影响像拜伦那样的人的自由心灵，他通过这部作品，力图摆脱过去强加于他的一种教义。英国僧侣们当然不会为此感谢他。我不会感到惊讶，要是他将来继续写与此类似的圣经题材，比如不放过像所多玛和峨摩拉的毁灭[48]之类的题目。”

在这番文学方面的议论之后，歌德把我的注意力引到造型艺术上，让我看他在前一天已经赞赏过的那块古希腊罗马的雕石。看到它的质朴的构图，我感到欣喜。这块雕石表现一个成年男子从肩上卸下一只沉重的壶来倒水给一个男孩喝。那男孩喝得不痛快，还不够过瘾，水也流不出，他把一双小手捧住壶，抬头望着那个人，仿佛求他把壶放斜一点。

歌德说：“喂，这块雕石你觉得怎么样？我们近代人也会感到这样一种非常纯朴自然的主题极美；对它是怎样形成的我们也有些认识和概念，可是自己却造不出来；因为我们靠的主要是理智，总是缺乏这样迷人的魅力。”

接着我们观赏了柏林的勃兰特[49]所制作的一枚纪念章。这枚奖章表现提苏斯[50]在从一块大石头下取出他父亲的武器。人物的姿势值得称赞，但是四肢显得使力不够，不能掀开那样重的石头。这位年轻人一手拿着武器，一手去掀石头，这似乎也是一个缺点，因为按理应该先掀去石头，然后才取兵器。歌德接着说：“作为对照，我想让你看一块古希腊罗马的宝石雕刻，用的是同样的题材。”

他叫他的仆人拿来一只盒子，里面装着几百个古代宝石雕刻复制品，这些都是他游览意大利时从罗马带回来的。在这些宝石雕刻复制品当中，我看到一位古希腊人用同样的题材所雕刻的一块宝石，但是和上面说的那块真有天壤之别！这位青年人使尽全身力量抵住那块石头，他也能胜任这样的重量，因为石头已掀起，很快就要倒到一边去了。这位年轻的英雄用全身力量抵住那块沉重的大石头，只把目光向下盯住躺在石头下面的兵器。

我们对这种非常自然和真实的处理方式感到高兴。

“迈耶经常说，‘但愿思维不那么艰难！’”歌德笑着说，接着又说，“不幸的是，并不是一切思维都有助于思想；一个人必须生性耿直，好的念头才会不招自来，就像上帝的自由儿童站到我们面前，向我们喊：‘我们在这里呀。’”

1824年2月25日星期三

今天歌德让我看了他的两首非常引人注目的诗。它们在其倾向上都是高度伦理性的，但是在一些个别的主题上却毫无保留地自然而真实，以致世人习惯于把这种诗称为不正派的。因此他把这番话保密，不想发表。

他说：“如果才智和高度教养能变成一种公有财产，诗人就会有用武之地，他就可以始终彻底真实，用不着害怕说出最好的心里话。但是事实上他经常不得不把自己保持在某种水平上，他要想到他的作品会落到各种各样的人的手里，所以他有理由当心过分的坦率会使多数好人生气。此外，时间是一个怪物，像一个任性胡闹的暴君，对人们的言行，在每个世纪里都摆出一副不同的面孔。对古希腊人是允许说的话，对我们近代人就不再合适。莎士比亚的健壮的邻人们所能忍受的东西，1820年的英国人就忍受不了，所以在今天有必要发行一种家庭莎士比亚集[51]。”

我补充说：“形式也有很大关系。那两首诗中，有一首是用古人的口吻和音律写的，比起另一首就不那么引起反感。其中一些个别的主题当然本身就易引起反感，但是全篇的处理方式却显得宏伟庄严，我们仿佛在听一个雄壮的古人说话，仿佛回到了古希腊英雄时代。与此相反，另一首诗却是以文学大师阿里俄斯陀[52]的口吻和音律写的，这就更加棘手了。它叙述的是今天的一次冒险，用的是今天的语言，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一些个别的冒险场面显得更加惊人。”

歌德说：“你说得对。不同的诗的形式会产生奥妙的巨大效果。如果有人把我的《罗马的哀歌》的内容用拜伦在《唐璜》里所用的语调和音律翻译出来，那么这些话必然会显得非常庸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