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1824年(3)

法国报纸送进来了。法国人在昂顾勒姆公爵率领之下对西班牙进行的战役已告结束，歌德对此很感兴趣。他说：“我应该赞赏波旁王室采取了这个步骤，因为通过这个步骤，他们赢得了军队，从而保住了国王的宝座。这个目的已经达到。法国的士兵们怀着对国王的忠贞回国了。从自己的胜利以及从人数众多的西班牙大军的失败中，他们认识到服从一人和服从众人之间的差别。这支法军捍卫了自己昔日的荣誉，并且向世人表明，它向来表现得很勇敢，没有拿破仑也能取得胜利。”

接着歌德回顾了历史，对三十年战争中的普鲁士军队谈得很多。

在弗里德里希大帝率领之下，这支普鲁士军队接连不断地打胜仗，因而娇生惯养起来了，终于由于过度自信，在后来一连打了许多败仗。

歌德对所有个别的细节至今仍记忆犹新，我对他那样好的记忆力不得不表示钦佩。

歌德继续说：“我出生的时代对我有很大好处。当时发生了一系列最伟大的国际事件，它们伴随着我漫长的一生，以致我不仅是七年战争、美国脱离英国独立、法国革命、整个拿破仑时代，而且是拿破仑的覆灭以及后来的一些事件的活着的见证人。因此，我得出的结论和看法，有可能完全不同于现在才出生的人。他们只能从书本上学习上述那些世界大事，而那些书又是他们无法懂得的。

“今后的岁月将会带来什么，我完全不能预言；但是我担心我们不久就将得不到安宁。这个世界上的人生来就是不知足的：大人物们不知足，因为他们喜欢滥用权力；群众不知足，因为他们不能满足于一种平平常常的生活状况，期待着逐渐改善自己的生活水平。如果能把人性变得十全十美，那么生活状况也就会十全十美了。但是人性摇摆不定，摇过来摆过去，永无休止；一部分人吃苦而另一部分人享乐；自私自利和妒忌他人这两个恶魔总会作怪，党派斗争也没完没了。

“最合理的办法是每个人干他的那一行，这一行是他生下来就要干而且是他已经学会的，不要妨碍旁人干他自己的事。让鞋匠守着他的楦头，农人守着他的犁头。国王要懂得怎样治理国家，因为这也是一种行当，也需要学习，不懂这一行的人就不应该插手。”

歌德接着又谈到了那些法国报纸。他说：“自由派可以发表言论，如果他们言之有理，我们愿意听他们讲话，但是掌握实权的保皇派，不宜于发表言论，他们必须行动。他们可以命令部队开拔，下令执行斩首刑和绞刑，这都是他们的分内事。但是在官方的报纸上攻击舆论而为自己所采取的措施进行辩护，这就跟他们的身份不相称。如果听众都是国王，这时他们（指保皇派）才可以参加议论。”

歌德继续说：“就我以往的所作所为而言，我总是坚持像保皇派那样行事。我让旁人去讲废话，自己却去做自己认为有益的事。我综观我的事业，认清了我的目标。如果我一个人犯了错误，我还可以把它改正过来；如果我和三个或更多的人一起犯了错误，那就不可能纠正，因为人多意见也就多了。”

接着在吃饭的时候，歌德的心情非常愉快。他让我看了斯皮格尔夫人的宾客题词留念册，其中有他所写的优美的诗句。斯皮格尔夫人在宾客题词留念册里空出一个地方，请歌德题诗留念，两年之后，歌德终于写了一首诗，履行了他以往的诺言，并为此感到高兴。读了歌德致斯皮格尔夫人的那首诗之后，我继续翻阅宾客题词留念册，在上面发现了不少知名人士的名字。就在下一页上，我发现了蒂德格[53]写的一首诗，它是完全按照他的《乌拉尼娅[54]》的观点和语调写成的。

歌德说：“我一时心血来潮，想在蒂德格的这首诗的下面补写几句诗，但我庆幸自己并没有写，因为我经常由于自己肆无忌惮的言论使好人反感，结果好心反而做了坏事。”

歌德接着说：“在这期间，我对蒂德格的长诗《乌拉尼娅》感到不能容忍；因为有一段时期，《乌拉尼娅》成了唯一被人们歌唱和朗诵的对象。在所到之处，你发现所有的桌子上都放着《乌拉尼娅》。《乌拉尼娅》和永生成了人们交谈的对象。我也很希望人能够永生；是呀，我甚至同意文艺复兴时期热爱艺术的佛罗伦萨王侯麦迪希的看法，即所有不希望有来世的人，对于今世来说也已经死了。但是，这样一些神乎其神的事情离我们太远，不应该成为日常观察和绞尽脑汁、苦思冥想的对象。此外，谁相信永生，谁就应该暗自感到庆幸，但是他没有理由因此而自负起来。我有机会时将对蒂德格的《乌拉尼娅》加以评论，我认为，正是贵族和虔诚的基督教徒构成了某种贵族统治。我发现一些愚蠢的女人，她们很自豪，因为她们和蒂德格一样相信永生不死。当某些蠢妇以一种非常狂妄的方式考我对这问题的看法的时候，我只得忍受。可是我的回答却使她们大为生气，我说，如果此生到期后我有幸获得第二次生命，我会感到非常高兴；但是我坚决要求我在来世不要碰见任何一个在今世曾经相信永生不死的人。因为否则的话，我的痛苦又会重新开始！那些虔诚的人们就会从四面八方朝我走来，并且对我说：我们从前讲的话对不对？我们不是预言过人是不死的吗？永生不是已经发生了吗？这样，我在来世也将永远感到无聊。”

歌德继续说：“只有那些出身高贵的人，特别是那些无事可做、游手好闲的妇女，才会去研究永生不死的问题。而一个有本事的人，早就想在此生做个正派的人，所以他每日都必须努力、奋斗和工作，对未来的世界置之不理，而只在自己生活的世界里积极地从事有益的工作。此外，永生的思想只适用于那些生活并不很幸福的人。我敢打赌：如果善良的蒂德格有更好的命运，他也会有更好的思想。”

1824年2月26日星期四

和歌德一起吃饭。饭后，当餐桌收拾完之后，歌德让他的仆人抱来了一本大的铜版画画册。在画册的纸夹上积了少许灰尘，附近又没有合适的抹布，歌德为此感到不满，厉声斥责了他的仆人。他说：“我上次还提醒你去买一些常用的布，可是直到今天你还没有去买，那我只好自己去买了，你应该知道，我说话是算数的！”斯塔德尔曼只好走了。

接着歌德用和蔼的口吻对我说：“有一次我向演员伯克也发过这样的脾气，因为他拒绝扮演《华伦斯坦》中的一个骑士。我让人转告他，‘如果你不肯演这个角色，我就自己去演。’这话生了效，因为他们在剧院里对我都很熟识，知道我在这类问题上不会开玩笑，知道我很厉害，说了话就算数，会干出最疯狂的事来。”

我就问：“当时你当真要去扮演那个角色吗？”

他说：“对，我当真要去演，而且会比伯克先生演得高明些，因为我对那个角色比他知道得多。”

接着我们打开了纸夹，开始观看那些铜版画和素描。歌德在这时对我显得非常关心，我感觉到他的用意是要提高我的艺术鉴赏力。

只有在他看来是很完美的作品，他才指给我看，并且向我解释画家的意图和功绩，目的是要我学会按照那些最优秀者的思想去想，像他们那样去感受。他说：“这样才能培养出我们所说的鉴赏力。因为靠观赏中等的作品是培养不出鉴赏力的，只有靠观赏最优秀的作品才能培养出鉴赏力，所以我只让你看最好的作品。如果你在最好的作品中打下了牢固的基础，那么你就有了用来衡量其他作品的标准，对于其他的作品，你不应该过高评价，而应该恰如其分地加以评价。我指给你看的是某一类画中的最好作品，目的是使你认识到每一类画都不应轻视，只要有一个才能很高的人在某类画中登峰造极，这类画就值得欢迎。例如这幅法国画家的作品是属于艳情类的，在这一类画中是一幅杰作。”

歌德把这幅画递给我，我愉快地观赏它。画面上是消夏别墅中一间诱人的房子，透过开着的门窗可以眺望花园。在这间房子里，有一群非常妩媚的人。有一位三十岁左右的漂亮女人手里捧着乐谱坐着，像是刚刚唱完歌。稍后一点，坐在她旁边的是一个十五岁左右的年轻姑娘。后窗台边站着另一位少妇，手里拿着一只琉特[55]，好像正在弹奏。这时一个少年男子正走进来，那几位女子的眼光便一齐射到他身上。他好像打断了奏乐，于是微微鞠躬表示道歉；那些少妇和颜悦色地听着。

歌德说：“这幅画在‘艳情’意味上比得上卡尔德隆[56]的任何作品。这类作品中最优秀的代表作你已看到了。你对此有何看法？”

说这话时，他把著名的动物画家鲁斯[57]的一些铜版画递给我看。

画的全是绵羊，在各种情况中现出各种姿态。单调的面孔和丑陋蓬乱的毛，都画得惟妙惟肖，和真的一样。

歌德说：“我每逢看到这类动物，总感到有些害怕。看到它们那种局促、呆笨、若有所思和张口打呵欠的样子，我不免对它们产生同情，生怕自己也变成一只羊，并且深信画家自己也变成过羊。鲁斯仿佛渗透到这些动物的灵魂里去，和它们一同思考和感受，所以能使它们的内在性格透过外表皮毛而逼真地显露出来，这无论如何都是值得人们高度惊叹的。由此可见，如果一个才能高的艺术家坚持不懈地抓住和他本性相近的题材不放，他就能够创造出多么好的作品。”

我问他：“这位画家是否也画过猫、狗和其他的猛兽，也一样惟妙惟肖呢？他既然有本事渗透到动物灵魂里去，和动物一同思考和感受，为何不以同样的真实去处理人的性格呢？”

歌德说：“不行，你说的那些题材不属于鲁斯的领域，他只对那些驯良的食草动物，诸如山羊、绵羊和奶牛之类感兴趣，而且始终孜孜不倦地、反复地画它们。这些动物才是他的才能的真正领域，他毕生都只在这方面下功夫，所以他在这方面才画得好！他天生就同情这类动物的情况，生来就对这类动物的心理有所认识，所以他对它们的身体情况也别具慧眼。相反，对于其他的动物，他也许就不那么通晓了，所以他就既没有使命感也没有强烈的欲望去画它们。”

由于歌德的这番话，我回想起许多类似的情况，它们再度生动地浮现在我的脑海里。例如不久前他这样对我说，真正的诗人生来就对世界有认识，无须有很多经验和大量由经验得来的认识就可以进行描绘。他说：“我写《葛兹·封·伯利欣根》时才是个二十二岁的青年，十年之后，我对我的描绘的真实还感到惊讶。众所周知，我并没有见过或经历过这样的情况，所以我想必是通过一种预感才认识到各种各样的人物情境的。

“一般说来，在我认识外在世界之前，我只喜欢描绘我的内心世界。但是当我后来在现实中发现世界就像我曾经想象的那样，我就对它产生愠怒，再没有兴致去描绘它了。是的，我可以说，如果我要等到我认识了世界才去描绘它，我的描绘就会变成一种用夸张性的模仿进行的嘲讽了。”

另一次他还说：“在每个人物性格中都存在着某种必然性，某种一贯性，由于这种一贯性，在这个或那个性格的基本特征上就会出现某种次要特征。这一点是凭经验就足以认识到的，但是对于某些个别的人来说，这种认识可能是天生的。我不想查究，在我自己身上经验和天生的东西是否结合在一起。但是我知道这一点：如果我和一个人谈过一刻钟的话，我就能在作品中让他说上两个钟头。”

歌德也曾这样谈到过勋爵拜伦：世界对他来说是显而易见的，他可以凭预感去描绘。我有些怀疑，拜伦是否能够描绘，比如说，一种次要的动物的本性，因为我觉得他的个性太强烈了，不会乐意去热衷于这样的对象。歌德承认这一点，并且说，只有作者所描绘的对象和作者的才能有某些类似，预感才可以起作用。我们一致认为预感的狭窄或宽广是与描绘者的才能的大小成正比的。

我接着说：“如果您老人家说，对于诗人来说世界是固有的，您指的当然只是内心世界，而不是经验的现象世界；如果诗人也想真实地描绘经验的现象世界，他就必须研究现实生活吧？”

歌德回答说：“那当然，是这样。爱与憎，希望与绝望，不管你把这些内心的情况和激情叫作什么，这整个领域是诗人生来就有的，他可以成功地把它描绘出来。但是诗人不是生下来就知道法庭如何进行审判，议会怎样工作，国王怎样加冕。为了不违背这一类事情的真相，诗人必须从经验和口头或文字上流传下来的东西中学会它们。例如在写《浮士德》的时候，我可以凭预感知道怎样去描绘主人公的悲观厌世的阴暗心情和甘泪卿的爱情感受，但是，例如下面两句诗：缺月姗姗来，凄然凝泪光。就需要对自然界进行一番观察了。”

我说：“不过《浮士德》里没有哪一行诗不带着仔细深入研究世界与生活的显而易见的痕迹，读者也丝毫不怀疑《浮士德》是作者最丰富的经验的结晶。”

歌德回答说：“这有可能。但是，如果我不先凭预感把世界放在内心里，我就会对事物视而不见，而一切的研究和经验只不过是完全不起作用和徒劳的努力了。我们周围有光也有颜色，但是在我们的眼里，如果没有光和颜色，也就看不见外面的光和颜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