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1824年(1)

1824年1月2日星期五

今天我在歌德家里吃饭，并和他进行了轻松愉快的交谈。我们说起了魏玛上流社会的一位年轻的美人。一位在座的客人说，他几乎到了要去爱她的地步了，虽然她的智力并不怎么样。

“呸！”歌德笑着说，“仿佛爱情与智力有某种关系似的！我们之所以喜欢一个年轻的女子，并不是因为她有智力，而是因为她身上有许多其他的特点。我们喜欢她的美丽、年轻、调皮、爽直，喜欢她的性格，也喜欢她的缺点、怪念头，以及其他所有非言语所能描绘的东西。可是，我们并不喜欢她的智力，如果她的智力是出色的，那么我们重视它，这样，在我们的眼里，一个姑娘可以获得无限的价值。如果我们已经喜欢上她，那么她的智力也许会把我们吸引住；但是，单靠智力是无法燃起我们的激情的。”

我们觉得歌德的这番话很有道理，而且很有说服力，所以我们愿意和他一样从这方面去看待这个问题。

饭后，其他的客人都走了，我留在歌德的身边，继续和他讨论某些我们感到兴趣的问题。

我们谈到英国文学、莎士比亚的伟大，以及生在这位诗坛巨人之后的所有英国剧作家的不利处境。

歌德接着说：“每个重要的有才能的剧作家都不能不注意这位莎士比亚，是呀，不能不研究他。可是，你一旦研究他，就必然会认识到，莎士比亚已从各个方面，从所有的深度和高度上把全部人性都描写得竭尽无余了，后来的人就无事可做了。只要心悦诚服地意识到已经存在这样一位深不可测、可望而不可即的优秀作家，谁还有勇气提笔呢？

“五十年前，我在我亲爱的德国的处境当然要好一些。我很快就把原有的德国文学作品读完，它们够不上使我长久钦佩乃至注意。我很快就抛开德国文学及其研究，转到生活和创作上去了。这样，我就在我的自然发展途程上一步一步地迈进，逐渐把自己培养成为作家。我在创作方面一个时期接着一个时期都获得成功。在我生命的每一发展阶段上，我都希望做出杰出的成绩，但我的理想从来不超过我在每一阶段所能做到的事。我如果生在英国，作为一个英国人，在血气方刚的青年时代，就有那样丰富多彩的杰作以它们的全部威力向我压来，那么我一定会被它们压倒，不知怎么办才好。我就会没有轻松而新颖的勇气向前迈进，就要长时间地深思熟虑，左顾右盼，去寻找一条新的出路。”

我把话题引回到莎士比亚。我说：“如果我们在一定程度上把莎士比亚从英国文学中拖出来，把他作为一个单个的人放到德国进行观察，那就不免要惊叹那样伟大的人物真是一种奇迹。但是如果我们在他的家乡去寻找他，并且把我们置身于他家乡的土地上，置身于他所生活的世纪的氛围里，对莎士比亚的同时代和后起的那些作家进行一番研究，呼吸一下本·琼生、玛森格、马娄、博芒和费勒乔[42]等人所吹的那股雄风，那么，莎士比亚虽然始终还是一位超群出众的雄伟的人物，可是我们毕竟会深信不疑，他精神上的许多奇迹多少还是可以理解的，有不少要归功于他那个时代的那股强有力的创作风气。”

歌德回答说：“你说得完全对。看莎士比亚就像看瑞士的群山。如果把瑞士的勃朗峰移植到吕内堡草原中间，我们就会找不到语言来表达对它的高大所感到的惊奇。但是，如果你在勃朗峰的伟大的家乡去看它，也就是说，如果你穿过它周围的群峰如少女峰、芬斯特阿尔霍恩峰、埃格尔峰、维特霍恩峰、各特哈特峰和玫瑰峰等去看它，那么，勃朗峰虽然始终是一位巨人，但是它就不会令你感到惊奇了。”

歌德继续说：“再者，如果有人不愿意相信莎士比亚的伟大多半要归功于他那个伟大而强盛的时代，那他只需给自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像莎士比亚这样的令人赞叹的现象，在1824年的现代的英国，在今天报刊纷纷闹批评、闹分裂的这种坏日子里，能否出现呢？

“产生伟大作品所必不可少的那种不受干扰的、天真无邪的、梦游症式的创作活动，今天已不复可能了。今天，我们有才能的作家都放在公众的托盘里，受到公众的监督。每天在五十个不同地方所出现的评论性的文章，以及因这些文章在群众中所掀起的那些流言蜚语，都不容许健康的作品出现。今天，谁要是想避开这些流言蜚语，勉强把自己孤立起来，他也就完蛋了。诚然，通过报刊上那种低劣的、绝大多数是消极和片面的美学评论，一种‘半瓶醋’的文化渗透到广大群众之中，但是，对于有才能的作家来说，这种低劣的文化是一种妖氛，一种毒液，会把创造力这棵树从起装饰作用的绿叶到树心的每条纤维都彻底毁灭掉。”

歌德继续说：“在最近这两个破烂的世纪里，生活本身已变得多么孱弱呀！我们哪里还能碰到一个纯真的、有独创性的人呢！哪里还有人有足够的力量做个诚实人，本来是什么样就显出什么样呢？这种情况反作用于诗人，外界的一切把他丢下不管，他就只好从自己的内心生活里去寻找他所需要的一切创作题材了。”

接着话题转到了《维特》上。歌德说：“我像鹈鹕一样，是用自己的心血把那部作品哺育出来的。其中有大量的出自我自己心胸中的东西，即大量的情感和思想，足够写一部篇幅比此书长十倍的长篇小说。我经常说，自从此书出版之后，我只重读过一遍，我要避免再次去读它。它简直就是一堆燃烧弹！一看到它，我就感到毛骨悚然，生怕重新体验到当初产生这部作品时那种病态的心理状况。”

我回想起歌德和拿破仑的谈话，在歌德的没有出版的稿件中我曾发现这次谈话的提纲，我曾多次恳求他把这次谈话详加说明。我说：“拿破仑曾向你指出《维特》里有一段话在他看来是经不起严格检查的，而你当时也承认他说得对，我非常想知道拿破仑所指的究竟是哪一段。”歌德带着一种神秘的微笑说：“猜猜看吧。”我说：“我猜想那是指绿蒂一句话也没有对阿尔贝特说，也没有向他说明自己心里的疑惧，就把手枪送交维特那一段话。你虽然费大力替这种缄默找出了动机，但是事关营救一个朋友生命的迫切需要，你所提出的论据是经不起检验的。”歌德回答说：“你这个意见当然不坏，不过拿破仑所指的究竟是你所说的这一段还是另一段，我认为还是不透露为好，反正你的意见和拿破仑的意见都是正确的。”

我对《维特》的出版所引起的巨大影响是否真正由于那个时代提出了疑问。我说：“我不同意这种广为流传的看法。《维特》是划时代的，只是因为它出现了，并不是因为它出现在某一个时代里。《维特》即便是今天才出现，也还是划时代的，因为每一个时代都有那么多的非言语所能描绘的灾难，那么多的暗地里的不满和对人生的厌倦，就某些个别人物来说，那么多对世界的不满情绪，那么多个性和市民社会制度的冲突。”

歌德回答说：“你说得很对，所以《维特》这本书直到现在还和当时一样对一定年龄的青年人发生影响。我自己也没有必要把自己青年时代的忧郁心情归咎于我所生活的时代的一般影响以及我阅读过的几部英国作家的著作。相反，使我急得像火烧眉毛似的、使我苦恼的、导致产生《维特》的那种心情，是一些个人的、比较容易理解的情况。

原来我生活过，恋爱过，而且受过很多的痛苦，关键就在这里。

歌德接着说：“至于人们谈得很多的‘维特时代’，如果仔细考察一下，它当然与世界文化的进程无关，它只涉及每个个别的人的生活进程，个人生来就有自由的天性，却不得不使自己适应和学会陈腐世界的限制个人自由的种种礼仪。幸福受到妨碍，活动受到阻碍，愿望得不到满足，这些都不是某个特殊时代的缺陷，而是每个人的缺陷。假如一个人在他的一生中没有经历过觉得《维特》就是为他写的那么一个阶段，那倒是坏了。”

1824年1月4日星期日

今天饭后，歌德和我一起翻阅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和建筑师拉斐尔的画册。他经常研究拉斐尔，目的是为了经常和这位杰出的艺术大师保持联系，经常练习思考伟大人物的思想。歌德高兴地把我引入了类似的领域。

接着我们谈论他的诗集《西东合集》，特别是其中的《恼怒篇》。

歌德在《恼怒篇》里，对他的敌人发泄了自己心中的不满。

歌德补充说：“顺便提一下，我是非常有节制的，如果我把使我恼怒和苦恼的事情通通说出来，那么这很少的几页兴许会变成一本厚厚的书。

“其实，人们对我从来也不满意，总希望把我变成和上帝所喜欢的人不一样的人。此外，人们对我所创作的东西也很少感到满意。我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一心一意地操劳，希望用自己的新作品给世界带来一点儿爱，可是世界并没有因此感谢我，反倒要求我应该感谢它，因为它觉得我的作品只能忍受。如果人们表扬我，那么我不应该把这种表扬看作一种应有的承认而愉快地、自豪地加以接受，而应该像人们所期待的那样，说一些表示拒绝的、谦虚的空话，这样一来，我谦恭地暴露了我的人格和作品的毫无价值。但是，这是和我的本性格格不入的，如果我像人们所期待的那样说假话和撒谎，我就会是一个可怜的骗子。可是，我要是有足够坚强的性格来显示自己的全部真相，人们就会认为我骄傲，直到今天人们仍然是这个看法。

“在宗教、科学和政治问题上，我到处遇到麻烦，因为我不说假话，有勇气把心里所感到的一切如实说出来。”

歌德继续说：“我相信上帝，相信自然，相信崇高的东西对恶劣的东西的胜利；但是某些虔诚的人士认为这还不够，还要我相信三位一体[43]，这就违背了我心灵中的真实感，而且我也看不出这对我有什么好处。

“我认识到牛顿关于光和颜色的学说是一种错误，而且有勇气来驳斥这个举世公认的信条，这对我就变成了坏事。我纯粹而真实地认识到光的性质，我认为我有责任为此而斗争。可是对立的那一派却在郑重其事地力图把光变暗，因为他们断言：阴影就是光的一个组成部分。我这样把它表达出来，好像很荒诞，可是事实确是如此。因为他们说过，各种颜色（它们本来是一种阴影和投在透明物上的阴影）就是光本身，或者结果与原来一样，颜色就是时而这样折射，时而那样折射的光线。”

歌德沉默了，这时，在他那富于表情的面孔上露出了一丝带有讽刺意味的微笑。停了一会儿，他又继续说：“现在我们来谈政治上的事情！我说不出我在这方面遇到了多少困难和遭受了多少痛苦。你知道我的政治剧《激动的人们》吗？”

我回答说：“为了出你的全集的新版本，我昨天才第一次读了这部剧本，但是这部剧本没有写完，我深感遗憾。不过，尽管它没有写完，每个有正常思维的人都会支持你的观点。”

歌德接着说：“那是我在法国革命时期写的，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把它看成当时我的政治信仰的告白。我把伯爵夫人作为贵族的代表放在这部剧本里，通过她嘴里说出的话，我表达了贵族是应该怎样想的。那位伯爵夫人刚从巴黎回国，她在巴黎目睹了法国革命的发展过程，并从中吸取了好的教训。她深信人民尽管受压迫，但是压不倒的；下层阶级的革命暴动都是大人物们不公正行为造成的后果。她说，凡是我认为不公正的行为，我今后要严格避免，并且无论在宫廷里还是在社交界，旁人要是有这种不公正的行为，我都要大声地说出我的意见。我对任何不公正的行为，决不再缄口不语，尽管人家诋毁我，把我骂成是个民主派！”

歌德接着说：“我想伯爵夫人的这种信念是完全值得钦佩的。这是我当时的信念，现在还是我的信念。作为报答，人们给我扣上各种各样的帽子，我就不必提了。”

我回答说：“只要读一读《哀格蒙特》这部悲剧，便可以知道你是怎样想的。我不知道有哪部德国剧本讲人民自由比你这部剧本讲得更多了。”

歌德回答说：“人们有时不愿如实地看我，故意视而不见一切能说明我真正本质的东西，与此相反，在咱俩之间说说，席勒和我相比更是一个贵族，但他说话比我远为慎重，所以他很幸运地被人看作人民的特殊的朋友。我衷心为他庆幸，我想到我以前许多人的遭遇也不比我好，就聊以自慰了。

“我不会是法国革命的朋友，这倒是真话，因为它的残暴行为伤害了我的精神，每日每时都引起我的愤怒，而它的有益后果当时还看不出来。此外，当时德国人企图人为地把那些在法国出于大的必要而发生的场面搬到德国来，对此我也不能无动于衷。

“但是，我同样不是独裁统治的朋友。我完全相信，任何一次大革命都不是人民的罪责，而是政府的罪责。只要政府办事常是公正的，并保持警惕，采取合乎时势的改良措施来预防革命，不要长时间地抗拒人民的要求，这样，来自下面的革命就可以避免了。

“可是，由于我厌恶革命，人们就把我叫作‘现存制度的朋友’。

这是一个意义非常含糊的头衔，恕我不能接受。现存的制度如果是卓越的、好的和正义的，我根本用不着反对它。现存制度如果既有很多好处，又有很多坏处，也就是说，它是不公正的和不完善的，那么，现存制度的朋友往往就是过时的东西和坏的东西的朋友了。

“时代永远在前进，人世间的事每过五十年就要换一个样子。在1800年还很完善的制度，到了1850年，也许就是一种缺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