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创新:美国创新体制及其对华战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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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美国创新战略对华意图(1)

当今国际舞台上,任何国家的外交都是其内政的延续。根据奥巴马政府2011年2月发布的最新版《美国创新战略:确保经济增长与繁荣》,美国国家创新战略的根本目的是对内提高美国的竞争力,确保美国经济增长与繁荣。这一战略体现在外交上,也必然是为这一目的服务。尽管针对不同的国家、地区,美国对外战略的表现形式、侧重点会有所不同,但万变不离其宗。

从宏观层面来说,美国对华外交战略不外乎三个目的:政治上,鉴于中国以及中美关系的重要性,美国需要维持与中国正常或相对友好的国家关系(如“战略伙伴关系”“新型大国关系”等),以应对中美共同面临的全球性挑战;经济上,通过积极的经贸往来获得经济利益,保持自己的经济繁荣;安全及战略上,对崛起中的中国进行必要的安全防范和战略牵制,以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防止中国对美国构成现实挑战。

美国国内的创新战略体现在外交领域,基本也是为这三个目的服务。具体可以从两个层面分析:一是实务层面,美国政府的主要政策及实践仍是大力推动两国传统的科技合作。双方一如既往,继续深化务实合作,不断取得更多成果。二是政策层面,美方更多受到意识形态及国家利益因素影响,体现出浓厚的“防范”“遏制”中国的色彩。例如,在2010年至今举行过的历次中美创新对话中,美方主要关注中国的自主创新政策及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中方主要关心美方的高科技出口管制及中国企业在美投资环境问题。四大问题美方两攻两守,根本目的仍然是为确保美国科技优势、维护美国的世界霸权地位。

第一节 中美新能源合作——互利共赢

中美科技合作30多年来,取得了丰硕成果,对中美关系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中美双方对此都给予高度肯定。

2009年10月,第13届中美科技合作联委会会议在华盛顿召开时,美国总统奥巴马专门致信祝贺。奥巴马在信中称,“30年前签署的《美中科技协定》经受了时间的考验,成为两国现行双边协定中最‘长寿’的一个协定,‘我对此感到十分骄傲’。”奥巴马在信中还指出,“科技合作帮助两国共同提高了人民福祉。科技不仅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很多实际问题,而且还能激励我们,使我们突破常规,实现我们的梦想。30年来,两国科学家们在很多领域互通经验,互相激励。这证明科技可以在两国间架起桥梁。”[22]2012年5月,第14届中美科技联委会在北京召开时,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发去贺信。胡锦涛在贺信中指出,“当今世界,科学技术进步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加深刻地影响着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人民福祉。中美两国都认识到科技是经济社会发展中最活跃、最具革命性的因素,都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并积极推进科技合作。现在,科技合作已成为中美关系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成为两国人文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中美两国本着平等、互利、双赢的精神开展科技合作,这不仅有利于加快两国科技事业发展,而且有利于促进世界科技进步,造福于全人类。”@中美两国元首的贺信恰如其分地反映了中美科技合作的意义和作用。因此,在新的历史时期,中美两国仍一如既往,大力推动双方在科技领域的传统合作,继续取得更多成果,努力实现互利共赢。全国政协副主席、科技部部长万钢在第14届中美科技联委会会议上致辞,从9个方面对中美科技合作的最新进展进行了回顾总结。[23]——在创新政策领域,中美建立了创新对话机制,组建了中美创新联合研究专家组,有助于双方增进互信、凝聚共识,从对话走向合作,在合作中深化相互理解。

——在能源领域,中美成立了清洁能源联合研究中心,两国5年共同出资1.5亿美元,支持清洁能源汽车、清洁煤和建筑节能领域的联合研发,形成了近100家单位参与的3个产学研联盟,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做出了有益的探索,合作进展顺利。在中美化石能议定书下,双方在电力系统、清洁燃料、油气、能源与环境技术、气候科学等领域开展了平等互利、富有成效的合作,推动了两国商贸往来,为两国产业合作打下了坚实基础。

——在农业科技领域,中美一致同意启动农业研究旗舰项目,在优先领域打造两国公共和私营部门合作伙伴关系。

——在卫生科技领域,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与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共同支持肿瘤、免疫与传染病、艾滋病等领域研究项目,迄今已征集两轮项目。双方相关部门还在探讨共同资助传染病、慢性病等公共健康领域的联合研究计划。

——在环境科技领域,中美成立了联合工作组机制,即将续签合作协议,下个月还将在美召开首次工作组会。

——在基础研究方面,中科院高能物理所等中方单位与美方伙伴开展了大亚湾中微子实验,中方科技部、中科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广东省政府等政府部门以及美国能源部等分别予以资金和设备支持。

2012年3月,大亚湾中微子实验国际合作组在中国和美国同时宣布发现新的中微子振荡模式,这被认为是一项重大基础科学成果。

——在清洁炉灶合作方面,中美正在推动在全球清洁炉灶联盟下建立联合研究机制。

——在气象、海洋、计量学、核安全、防灾减灾、对地观测、生物多样性等领域,中美两国的部门、机构和科研人员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

——科技也是中美人文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两国政府部门的支持下,中美成功举办了青年科技人员交流计划和青年科技论坛,即将启动“青年科技骨干访问计划”,每年由中方选拔12名青年科技人员访美。

限于篇幅,本书仅以中美清洁能源合作为例来详细介绍中美科技合作的具体成果。

中美建交以来,能源合作就一直是两国关系的一项重要内容,[24]双方围绕能源和环境问题在技术、资金等方面进行了多层次和多形式的合作,形成了诸多有效的安全合作机制,取得了许多可喜的进展。[25]中美清洁能源合作也源远流长,早在1978年10月,美国能源部长施莱辛格就曾到访中国,探讨了两国建交后在水电站建设、可再生能源利用和核能领域合作的可能性。中美正式建交后不久,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率领第一个政府代表团访美,与卡特总统共同签署了《中美政府间科学技术合作协定》,这对中美清洁能源技术合作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26]进入21世纪以来,伴随发展中大国的经济腾飞,传统能源对经济发展的刚性约束越来越明显,各主要经济体面临的能源安全风险不断提升,人类的能源与环境压力不断增大,发展清洁能源、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挑战已经成为各国共识。与此同时,一些重大科技领域发生革命性突破的先兆已初现端倪。在清洁能源和电动汽车等领域,都出现了重大科技创新的苗头,全球风能、太阳能发电量飞速增长。智能电网、二代生物质液体燃料、新型储能电池等技术未来十年有望进入量产阶段,美国和加拿大发起的“页岩气革命”也深刻影响了全球能源格局,为潜在资源的开发利用开启了新的窗口。在此新背景下,中美清洁能源合作战略地位不断提升,它不仅是两国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挑战、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举措,还是两国实现经济转型、占领新的战略制高点的重要抓手。在当前美国加速战略重心东移、中美战略基础松动、互信赤字不断扩大的两国关系新背景下,中美清洁能源合作的迅速发展,已经成为两国科技领域合作乃至战略合作的“新增长点”,不仅为两国带来了经济实利,还“有助于两国建立起新的战略互信”,为两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提供了新的基础与动力。

(一)最新进展

当前,中美清洁能源合作呈现前所未有的发展势头,两国政府都报以极大热情,努力通过各种交流机制和平台,围绕推进清洁能源合作方式和重点等领域进行了多层次对话,并取得了一系列实质性成果。习近平主席在会见美国国务卿克里时,中美双方均表示“看好两国在气候变化、清洁能源方面的合作空间”,认为“这些领域可以成为两国合作的新增长点,为两国务实合作开辟新的前景”。[27]

1.双边清洁能源合作框架不断充实

在小布什执政后期,中美签订了《中美能源环境十年合作框架》,该文件确立了5个合作目标,建立了5个工作组,启动了每个目标下开展实质性合作的行动计划,为中美清洁能源合作奠定了基础。[28]奥巴马政府上台以来,中美清洁能源合作步伐加快。[29]2009年7月,首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以清洁能源合作为主要议题,双方签署了《加强气候变化、能源和环境合作的谅解备忘录》。10月,中美双方在第20届中美商贸联委会上签署了《促进建设中美能源合作项目谅解备忘录》,正式启动清洁能源合作项目。11月,奥巴马访华期间,中美双方还签署了《中美关于在页岩气领域开展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关于建立中美可再生能源伙伴关系的合作备忘录》《关于中美能源合作项目的谅解备忘录》三项政府部门间合作文件。中美在共同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对两国清洁能源合作做了重点阐述。[30]2011年,胡锦涛主席访美期间,中美两国在清洁领域签署的合同总额超过了200亿美元。从2009年至2013年,利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双方就清洁能源合作进行了高级别、深入、细致的探讨,在清洁能源合作领域的进展已成为双方对话成果清单上的一大亮点,而该领域业已成为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核心议题之一。[31]

2.能源对话机制成果丰硕

2004年,中美启动能源政策对话机制,为两国清洁能源合作搭建了一个重要平台。2005年6月中美两国政府在华盛顿举行了首轮能源政策对话,美国在中国设立的能源政策对话办公室也正式运作。2006年9月,第二次中美能源政策对话在杭州举行,此次对话确定将提高能效与发展清洁能源作为两国能源合作的重点。2007年,在第三次对话期间,中美双方签署了《关于工业能效合作的谅解备忘录》。2009年9月,在青岛举办的第四次对话期间,双方签署了《中美化石能源技术领域开发和利用合作协议》附件二“清洁燃料领域的合作”、《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与美国康菲公司合作开发中国页岩气意向书》、《神华集团和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关于开展煤炭直接液化二氧化碳捕获和封存技术合作的协议》。在中美第五轮战略与经济对话中,双方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将中美能源政策对话升格为部长级,作为审议和指导能源合作的更高协调机制,由中国国家能源局局长和美国能源部部长分别担任双方主席。新一届中美能源政策对话于2013年11月在中国举行,对方签署了《关于双边能源政策对话的谅解备忘录》。

除此之外,中美两国的能源政策对话还扩展到了非政府领域,已经成为中美思想库、企业和个人共同参与的重要领域。[31]早在2006年,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就曾与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清华大学共同召开了“中美能源安全战略与合作会议”。而中美清洁能源论坛无疑是众多中美清洁能源二轨对话机制中最重要的一个,它创建于2008年,已先后在中美两国召开了五次会议,在能源利用效率、清洁能源开发与利用、分享智能电网的经验与技术、发展低碳交通和低碳建筑等领域进行了广泛深入的交流,取得了丰硕的成果。2012年5月的论坛上,中美两国学者还共同发布了《上海宣言》,[33]呼吁把发展低碳经济、建设低碳城市作为共同目标;在城市建设中积极利用太阳能、风能、潮汐能、水势能、地热能等资源;调整传统产业结构,鼓励发展低碳产业;提倡建造低碳建筑,倡导低碳出行,造就新型的低碳生活方式。双方智库与民间的对话交流为推动两国清洁能源合作不断注入新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