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写在前面(4)
用人之道
有一位官赠左仆射的老臣宋白病逝，有司议论，上谥号为“文宪”。
但有一个密奏得到真宗批准，传了出来。密奏说：宋白素无检操，不当获此谥。于是有司重新讨论，改为“文安”。
按古人谥法，“宪”，意思是“赏善罚恶，博闻多见，行善可纪”；而真宗和“密奏”者认为宋白不具有这个品行。作为盖棺论定的谥号，一般都在褒贬之际尽力向褒扬方向靠一点，以此来表示圣朝的宽大，以及对家属的安慰；但宋白个人品行与“行善可纪”似有距离。国家刑赏，乃是治理天下之重要权柄，更是推演共同体道义天下的制度性杠杆，因此，所有的文明邦国对死后评定的用词用语都格外讲究。
宋白在太祖时主持考试，接受了很多请托，因此他担心放榜时人心不平，就将名单先报给太祖，他的意思是，借助皇上的批示来压服那些可能的不服之人。但此事被赵匡胤一眼看穿，当即将其斥退，要他自己去处理。
并告诉他：如果不公，就用他脑袋来平息众怒。最后宋白不得不公平处理。
宋白还曾到名臣何承矩家访问，正碰上宴会，席间有一位品行欠佳的进士赵庆，投在何承矩门下。他看到宋白与何承矩关系深厚，于是悄悄出来叩拜宋白，求他向何承矩推荐自己。后来何承矩果然重用了他。此事被士林不屑。
有个大臣王沔，生性苛刻，待人无诚信，口碑不佳，但官做得大。宋白就将自己的妹妹许配王沔。虽然王沔后来被罢官，但宋白联姻王沔的事，却传播得人人皆知。
大宋建构“天下为公”的帝国，因此对于道义一节，极为看中。这与五代乱世中“事当务实”，全然不顾及个人操守的治国用人之道是完全不同的。魏晋时期的曹操曾多次下《求贤令》，大意说：治理天下不一定需要“廉士”，即使像陈平那样，“盗嫂受金”不良品行，但富有才干之人，也可以重用；甚至即使像吴起那样，贪图官位，不惜杀妻自证，散金求官，母死不归的人，也可以重用。曹操认为：“进取之士未必能有品行，而有品行之士未必能有进取之才。”所以曹操的用人原则就是“唯才是举”，在“品行”与“才干”的天平上，极力向“才干”方向倾斜。这就与大宋有了路径的不同。
大宋并非不重用有“才干”的“进取之士”，但在“进取之士”的“品行”欠佳时，则尽力做到控制使用，不使他担任足以影响共同体道义水平的重要职务。这种控制，是大宋君臣共识。
国家赔偿
大中祥符七年（1014），正在城西北修建玉清昭应宫，开封府上言：修筑配套工程“谢天地坛”时，占用民田十八户。
诏下：除按市场价给予民户国家赔偿外，另赐钱三十万，并蠲免诸户田租。
又诏：贫民有住在官方租赁房屋者，遇冬至、寒食，免三日租金。
天禧四年（1020），开封府有民居私搭乱盖，有些房屋侵占了街道部分面积。于是府尹上书，要求清除这些违章建筑。史称“上以劳扰不许”，真宗认为此举扰民劳烦，不许。
编敕
大中祥符七年（1014）时，京城有一无赖，娶妇后十天裹挟家产跑路。
当时律法有规定：丈夫逃亡，六年之后，可改嫁。但这个无赖之妻迫于饥寒，来到登闻院敲登闻鼓，上诉。真宗特降诏令：“不逞之民娶妻，但骗取其财而亡，妻不能自给者，自今即许改适他人。”
大宋，士庶有冤屈，可以到登闻院上访。
大宋，妇女可改嫁。
大宋，可根据往日所无的案由案例，修订律法，由皇帝下“敕令”，若干年后，将这类散见于各个时期的“敕令”编纂为册，补充律法之不足，史称“编敕”。大宋建国后，“编敕”，几乎每个朝代都不断，是个很繁重的类似“宪法修正案”的工作。如，太祖时，国家编《刑统》三十卷，附《编敕》四卷；太宗时，曾取国初以来敕条纂为《太平兴国编敕》十五卷，行于世；真宗时，曾制新编敕十五卷，雕印颁行……
编纂《敕令》时，编敕官认为“敕令”不合适，可以上奏修订。如大中祥符八年（1015），编敕官言：“监守自盗，过去规定，从盗五匹判处徒刑两年，递加到盗取二十五匹判处流刑两千五百里，盗取三十匹就入绞刑；但法律规定，凡加重刑，都要循次而行，只有这个敕令规定过严，未能循次而行。建议改为：盗取三十匹判处流刑三千里，盗取三十匹判处绞刑。”
真宗同意了这个意见。
赃物
大中祥符五年（1012），京东都大巡检胡守节上言：部下庶民王吉，知道群盗的藏匿之所，秘密告官，请求擒获盗贼后，将其赃物赠给他。
真宗接到奏章后说：“如此，则被盗之家不就更加受到伤害了吗？应该赐给王吉官钱三万，赃物悉归其主。”
护生
景德四年（1007），真宗西巡，到巩县。用膳时，有人献洛河的大鲤鱼。
多年来流传一句美食名言：“洛鲤伊鲂，贵于牛羊。”说洛水的鲤鱼、伊水的鲂鱼，比牛羊肉都珍贵。但真宗看到活蹦乱跳的大鲤鱼后，说：“吾不忍食也。”命令将大鲤鱼放生。
大中祥符四年（1011），有人上言，说京城杀禽鸟、水族，用来供应食馔，数量很大，有伤爱惜生命的道理，希望能加以约束。真宗说：
“如果听说宫中内廷和皇亲及皇亲封地诸县，有人购买此类生灵者特别多，可以令宫中管理部门严加约束，希望能‘自内行外’，由内部做出表率，慢慢影响外面，让庶民知道应该自我约束。”
大宋“护生”政策是“自内行外”。
放权
大中祥符四年（1011）冬，有个太常博士江嗣宗上言：
“陛下躬临庶政，十有五年，殿廷间事，一取圣断，有劳宸虑。今请礼乐征伐大事出于一人，自余细务委任大臣百司。”
这个意见是要皇上放权，除了“礼乐征伐”大事外，其余都可以委放。
按政治治理性质言，此类生态近似于“虚君”而“共和”。
真宗回答道：“此颇识大体。”
此言很符合国家治理的根本义理、大局。
史称“乃诏褒嗣宗，从其所请”，于是下诏褒扬江嗣宗，接受了他的意见。
刑罚没有私意
大中祥符三年（1010）九月，真宗到山西汾阴祭祀后土神。一个为真宗特别信任的入内高品也即高级宦官，名叫江守恩，他违背制度规定，购置青苗，私自役使军士六百人，到民田去取麦穗，做粮食倒卖；又擅自参与丁夫的管理，非理鞭打逃亡者二百人；命令役夫蔡文义买驴，没有买到，就将人杖死。
真宗得到消息后，难得发怒，下诏监察御史王迎调查处理此事。
狱成，江守恩应该“抵法”，也即被正法。
但因为他是皇上近臣，所以很多官员都想救助他，一来讨好真宗，二来可以借此靠近侍臣。真宗一律不允，甚至将几个试图“捞人”的官员给予降职处分。史上评论此事道：“守恩虽近侍，上不贷以法，论者以谓朝廷至治，行罚不私，中外莫不悚庆。”江守恩虽然是皇上近侍，但是真宗并不因此而宽贷。评论者认为这是朝廷最好的治理。刑罚没有私意，朝廷内外人人都有了敬畏和庆幸。
奖励雪冤
大中祥符年间，陕西有饥民，不得已卖子，每一口不满千钱。真宗知道消息后，当即下诏：“官为购赎还其家”，由官方出资赎回孩子，还给原来的家人。
景德年间，青神县（今属四川眉山）的小民史光宝，家中被贼盗劫掠。
地方“耆保”（略似后世之“保甲”）提供线索说：史光宝家被劫那天，有大雷雨，但村民延赋、延谊这兄弟俩不在家。显然，雷雨之夜出门的动机值得怀疑。县尉正为破案发愁，当即将二人逮捕。县吏王嗣等人，则利用公权力，对这二位“疑犯”“恣行拷掠”，二人不屈，在酷刑中被折磨至死。
不久，眉州得到了真正的盗劫者七人，这才让延赋、延谊得以雪冤。
执法官员受到处罚；延赋、延谊两户人家，免除三年田租和徭役，算作“国家赔偿”。
大宋帝国，就像今天世界各个文明邦国一样，并不能杜绝冤狱，但它也像今天世界各个文明邦国一样，一旦发现冤狱，必将昭雪。圣贤并不期待人间完美无憾，也从未梦想建造一条通往完美政治生态之路，但总是在做着通往公正的努力。大明帝国思想家吕坤有名著《呻吟语》，内中所载多为圣贤“金句”，其中有一句话长久地感动着我。我已经不止一次引用过他这句话，他说：
为人辨冤白谤，是第一天理。
假如为官为吏，可以有一句终身奉行的座右铭，我推荐这一句话。它应该是“官箴”中的“官箴”，“金句”中的“金句”。
现在可以看到：大宋帝国，乃是一个有冤必申的邦国。所谓“政治文明”，就是这样点点滴滴化解着民生“戾气”，慢慢推演“生成”的，不是许愿式聒噪“建成”的。“文明”，尤其是“政治文明”，必须相信眼泪！
但在帝国内部，有人认为“辨冤白谤”乃是寻常事，所以在定期评议职务，以备升迁时，不将此事列为“课最”，也即最好的政绩。著作左郎曹定先生，就持这类意见，他认为官吏令冤死者雪，令判死者活，乃是天然的职分，算不上什么“劳绩”。但是另一位官员，太子詹事、判刑部慎从吉认为：“平反冤案后，误判、用刑的官员都要受责；但雪活、申冤的官员却不受赏。这类政策，未免赏罚不当。期望能够有敕令奖励为人雪冤的官员。”
慎从吉是从“工具理性”方向鼓励“为人辨冤白谤”的，但却符合圣贤理念、孔孟精神，因此，此议又是符合“价值理性”的。
《吕氏春秋·察微》记录的“子贡赎人”的故实，似可说明此案大义。
当年鲁国有法：有人如能将流落诸侯间的鲁人赎回鲁国，可以到国府取金。子贡赎买了一个鲁人回来，却不去取金，表示自己更高尚。孔子批评他说：“子贡你错了。从今以后，鲁人不再赎人了。你取金，事实上无损于行。”
后来子路又在水里救人，人家赏他一只牛，子路接受了。孔子表彰子路说：“从此鲁国人有可能去救落水者了。”
奖励雪冤官员，可以推演天下“祥和之气”。真宗接受了慎从吉的意见，颁诏：“自今诸州官吏雪活得人命者，并理为劳绩。”从现在开始，各州地方官员，如果能为人雪冤、让人活命，都要处理为职业政绩。
法有常典
寿春县主上言说：“我丈夫的哥哥掌管粮草之职，失职，被有司（有关部门）举报，请求宽恕。”
寿春县主，是封为寿春县的公主，楚王赵元佐的女儿。赵元佐是宋真宗的伯伯。
真宗“不许”求情，“使正其罪”。
而另一位皇亲，秦国长公主，又来为儿子求官，要做“正刺史”，而不是“领刺史”。这位公主下嫁左卫将军王承衍。真宗说：“正刺史系朝廷公议，不可。”
鲁国长公主，为翰林医官使赵自化求官，要做“尚食使兼医官院事”。
真宗也没有答应。
鲁国长公主下嫁驸马都尉石保吉。石保吉因此常常有机会在真宗前“请对”，请求说话。有一次，他说他的仆人张居简为驸马府邸掌管私财，但有所侵盗，希望能由皇上下个诏书“重责”。真宗说：
“（国家）自有常典，岂可以卿故，法外加刑，乱天下法哉？”
真宗不同意石保吉“从重”处理疑犯的意见。
石保吉又请求，不再想着“法外加刑”，也即不再“重责”了，我石保吉就在家中设刑，按照大理寺的判决，我亲自执行，可以吧？
真宗仍然否决了他。
说来石保吉这个人，后来也颇有功，但作为驸马，他贪财，一点儿亏也不吃。据说他家大业大，常常让仆人用批发价格买了针缕、脂粉等小小的家庭用具之类，在府中开办一个“家庭市场”，家人有需要，就在家里买。
他这样做是希望所得“缗钱不出于外”，不令仆婢们赚取可能的“跑道钱”。
史称此人“鄙近”，庸鄙而又浅薄。
大宋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方向上，令人欣羡。
“刑措”“狱空”
咸平年间，天下太平，负责刑狱案件的大理寺上言：
“本寺案牍没有处理的，常常积压有几百个事，但近日以来，超过一个月没有公案。汉文帝时，处决死刑四百人，唐太宗时，处决死罪三百人，史臣都认为这是‘刑措’，也即不用刑而天下安。现在四海这么大，而听不到刑奏方面的案子，动不动这种安静就超过一个月。足以知道‘民识礼义’，而不会触犯法律啊！这事可以载诸史策。”
后来，知河南府冯拯更报告说：军巡院，也即汴梁监狱之一，自春以来，狱空，甚至有鸠鸟来此做巢，还生了两只雏鸟。
“刑措”“狱空”，是传统皇权时代努力追求的一种太平景象。从太祖时代开始，常常有这类记载。考真宗朝，开封府与各地报告“狱空”者更是年年不断。但由于太祖以来，国家鼓励“刑措”“狱空”，于是，就像大汉鼓励“孝廉”有人作假一样，大宋也有人在这类题目下作假。两浙提点刑狱、太常博士皇甫选，就将部内拘捕的囚犯，转移到别的拘所或监狱，然后说部内囚犯都空了，以此来换取法制清明的荣誉。此事被知杭州王济告发，罪名是“妄奏狱空”，于是，皇甫选被罚金三十斤，调离两浙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