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写在前面(3)

面子

赵恒在有些时刻，很温柔，总是将心比心，“给人面子”，儒学的说法就是“君子不为已甚”，不会太过分地羞辱对方，即使对方错误严重。

步军副都指挥使、河西节度使桑赞，跟从大将王超，在抵御契丹的“五年战争”中，以副总司令的身份“总戎御敌”，总管军队，抵御契丹。但是却“逗挠无功”，也即患得患失，怯阵避敌，以致贻误良机，败绩。

史称“上不欲暴其过”，皇上不想将他“贻误军机”的罪过弄得人人皆知，就说他有“足疾”，不适合再在军中雨雪跋涉、风餐露宿，罢免了他的军职，判颍州（今属安徽阜阳）。

给下面的人留一点尊严，成为真宗处理失职官员的一种特殊风格。

在桑赞之前，有个翰林学士梁周翰书写皇上诏令时，真宗看过，觉得不佳，不称职，于是偷偷命令另一位翰林学士赵安仁重新撰写，还悄悄对他说：“勿令周翰知，恐其愧恨也。”

在桑赞之后，以西上阁门使孙全照为东上阁门使，领英州（今属海南省）刺史。孙全照个子矮小，但精悍知兵，又是个生性很严肃、不怎么爱开玩笑的人。他带兵严整，但性刚使气，好用严刑峻法。中书给他改官时，原打算让他知严州（在浙西，今属杭州），真宗看后说：“全照敏感、疑心重，常常担心别人以‘严察’毁谤自己。现在给他知‘严州’，似嫌讥诮。”于是改为朝官。

大将、同平章事李继隆出身贵胄，太祖时名将李处耘之子。他很为自己的将门之后而自我砥砺，重视家风荣誉。他的儿子夭折了，真宗令翰林草拟诏书，以皇上名义慰问李继隆。诏文中有一句话：

“当极卜商之恸。”

真宗一看不妥，就说：“此子夏失明事，继隆知书，览之非便。”

卜商就是子夏，是孔子弟子，也曾经有儿子夭折，并因为哭泣太久太伤心，导致失明。诏书草稿虽然将这位读书的儒将比喻为卜商，是一种赞美，但李继隆失子，并没有失明，细节处难免令人不快。

真宗就是在这样细微处体会人情，不让人陷入可能的尴尬。

知天雄军（今属河北邯郸）赵昌言上奏说，所部寇盗未除，已下令辖境军民，有能告贼者赏给金帛，可以隶属军中，牙校、镇将将迁补军职。

这事赵昌言做得有点大。军中升迁，那是朝廷的事，某人升迁，军人要由枢密院下文，中书备案，皇上批准。邯郸守军司令赵昌言，是没有这个权力干这个活儿的。所以枢密院认为：“乡闾之间，小有偷盗攘窃之类，不应当擅自制定赏格。赵昌言的奏章意见，不合制度规定。”

真宗说：“但是赵昌言已经下令，如果不听他的，这个司令说的话，岂不成了虚言？官长失信于民，政教何以振兴施行？”

那么怎么办呢？

真宗说：“让赵昌言改一下文字说法，只说‘有功者，当为上言，请行旌赏’，就可以啦。”

朝廷编修《太宗实录》，名臣钱若水主持这件大事。他举荐了几个人，其中包括前首相李昉的儿子李宗谔。真宗指着李宗谔的名字说：“自太宗朝太平兴国八年（983）以后，李昉都在中书。《实录》这种文体，属于史策，本来应该秉笔直书。倘若被人指为‘子为父隐’，何以传信于后世？”

真宗的意思很清楚，李宗谔编修其父亲在日的《实录》，无论是否“子为父隐”，都不合适；因为即使“秉笔直书”也容易招致后世之猜疑。所以不许李宗谔参与编修。

但真宗一直想着如何安慰李宗谔。

寇准在中书，总是喜欢召集官员到私人宅第会饮，酒酣气盛之时，寇准希望尽兴，一定要关了门，将客人留下，不许逃席。这样就往往要作长夜饮，很让一些不习惯的官员害怕。李宗谔曾参加过这样的酒宴，到了晚上，他想逃席，但出不了门，于是从门扉下偷出，骑马逃回家。

到了大中祥符年间，诏修玉清昭应宫使丁谓，以及同修宫使李宗谔等人宴饮，真宗向李宗谔劝酒，李宗谔坚辞，说自己醉了，又说天已经黑了，臣要回家啊！真宗就让中使悄悄地走近李宗谔，附在他耳朵上说：“此间不须从门扉下出。”李宗谔惶恐致谢，史称“上笑而颔之”。这是真宗在有意用这个小小恶作剧“讨好”李宗谔。随后，当着诸臣，真宗说：

“听说爱卿至孝，宗族人口不少，但你能与整个家族友好和睦相处，家声不坠；朕现在保守太祖太宗的基业，也很像爱卿你管理家族的样子啊！”

又对李宗谔说：“翰林，是宫中清华之地，前贤在此工作，有不少故事。爱卿父子都做过翰林，一定周知这些故事吧？”李宗谔正好在写一部关于翰林往事的《杂记》，第二天献给朝廷，真宗手诏褒奖、答复，将书藏于内署。

不察有罪

宋代有“四大名著”，分别是《太平御览》《文苑英华》《太平广记》和《册府元龟》。前三部完成于太宗朝，最后一部完成于真宗朝。

大中祥符二年（1009）八月，枢密使王钦若等人完成了新编修的《君臣事迹》一千卷，真宗亲自作序，赐名《册府元龟》。

第二年五月，真宗出示一份手札给所有的编修官，详说书中一事道：

“张杨为大司马，下人谋反，辄原不问。乃属之‘仁爱门’，此甚不可者。且将帅之体与牧宰不同，宣威禁暴，以刑止杀。今凶谋发觉，对之涕泣，愈非将帅之材。《春秋》息侯伐郑大败，君子以为‘不察有罪’，宜其丧师。今张杨无威刑，反者不问，是不察有罪也。可商度改定之。”

《册府元龟》记录宋代之前历代君臣的事迹，结构上分为若干门，其中一门为“仁爱门”。张杨是东汉末年的一位将军，曾与袁绍合兵讨伐董卓，但是被匈奴单于捉住送给董卓，董卓用他为地方太守。他官至大司马，与吕布友善。曹操征吕布，他策应吕布抗击曹操，被部将所杀。史称此人“性仁和，无威刑”。下人中，有人谋反，他发觉后，对着谋反者哭泣，还原谅对方，不问不追究。

息侯是春秋早期的小国国君，郑国算是大国。二国有“违言”不和之处，息侯竟然怒而兴兵，结果大败而还。《左传》给息侯的评价是，这个国家早晚要完，因为息侯“不度德，不量力，不亲亲（不对自己的亲人友爱），不征辞（不去明证其辞而责问），不察有罪（不审查国内有罪之人）”。

显然，张杨乃是东汉奇葩，息侯乃是春秋奇葩。史上说张杨“性仁和”，王钦若等人望文生义，将其列入“仁爱门”，是不妥当的。真宗饱读诗书，又有大见识，一望而知其非，让编修官们改易，有道理。虽然真宗自己也常常“不察有罪”，“和气”过头，总是放过犯错误甚至犯严重错误的文武官员。

锦褥

大中祥符八年（1015），负责卤簿仪仗的机构仪鸾司来奏，说大驾外出，皇上乘坐的御辇上的“锦褥”即坐垫太旧了，要更换一个。真宗对主管财政的三司使林特说：

“朕在内廷所用的东西，未尝有锦绣织品，这个‘锦褥’，只在外廷使用，当时没知道爱惜。从今下诏，告诉礼官，坐褥使用黄、紫就可以了，不必用锦绣。”

“”即“绸”，可以没有花纹图案。“锦绣”事实上就是在绸缎布帛上再织花纹图案装饰，较“绸”更为精美华丽，然手工时代，所费织工不少。

真宗又对林特说一事：

“仪鸾司所管理的什物，如道场中的锦绣供具，本来是侍奉神祇圣君的，但掌事者常常自己拿了去用，有人甚至当作地毯踩踏。过去卫绍钦曾经掌管仪鸾，有一天傍晚，朕听到黄门外语声喧杂，一看，原来是小黄门们在私自拿取锦褥，被卫绍钦夺走放入管库。还有，过去魏朝易掌管御膳，内侍也跟着朕用膳，但有一次，内侍小黄门多次要求换吃的，魏朝易坚持不给。这些，虽然都是小事，但官员执法守纪，也不容易。国家一厘一毫的用度，尽出于民，典司者能够吝惜费用，乃是‘薄赋之原’（减轻民间赋税的根源）啊！”

直道而行，至公相遇

龙图阁直学士陈彭年，有一次与真宗对话，说到“儒学的兴衰、君臣的难易”两个传统主题。真宗发布议论说：

“朕常常念及太祖、太宗极力更化乱世衰俗、崇尚斯文、垂世教人，实在是有深奥的旨意啊。朕谨遵圣训，绍继前烈，希望以此来警示学者。朕认为：人君之所难，在于批评来临时，和气听取和接受；人臣之所难，在于困境来临时，坚守忠诚和正直。人君当以宽大接受下议，人臣当以诚明呈献奏上。如此，君臣之心，都能够归结于正道。上下之际，没有人会失去平衡允当。‘直道而行，至公相遇’，这是‘天下之达理’‘先王之成宪’。能做到这一步，就像孔子的意见，‘如指诸掌’，就像指掌之间的活动，容易得很，否则就很难。”

“直道而行，至公相遇”，是政治伦理的优良状态，即使在现代宪政邦国，这也是一个值得推许的治理境界。

石熙政直言

西北常年对付西夏，有一要塞名清远军（今属宁夏同心县），在一次战事中失利。辖境知州石熙政上言，认为此役之所以失利，是因为“朝廷素不留意”，因此要求增益边兵几万人。

真宗接到奏章后说：“西边事，吾从未敢忘记。石熙政离我太远，他不知道朕的想法啊。”

枢密使周莹就来讨好说：“清远军一时失守，是因为将帅不和。石熙政敢如此出言不逊，一定要给他个罪名。”

真宗说：“群臣中有如此敢言的人，也很难得。其言可用，用之；不可用，置之。如果一定要加罪，以后还有谁敢于直言呢？”

于是，不但不罪，反而下诏书褒扬嘉奖了石熙政。

“求直言”，是真宗一朝，事实上也是大宋各朝一贯的国策。

真宗即位之初，史称“首下诏求直言”，首先要做的事，就是下诏“求直言”。

贬谪近臣

真宗一个近臣名叫边肃。“五年战争”期间，边肃出知邢州（今属河北邢台），此地屡次遭遇地震，城堞摧毁，没有守备，而邢州当时兵力有限更无法出击。当时真宗在澶州，知道此地形势严峻，就给边肃下了一道密诏：

“若邢州不可守，可根据形势南下保其他州郡。”

边肃得到诏书秘而不发，都督丁壮登城，周围几个州郡都壁垒不出，老幼奔邢州者，边肃都把他们放进来。然后大开城门，让所部兵马列阵，从城里到城外，穿过城门，做出待机出兵掩杀的姿态。契丹来到城下，边肃与契丹在小范围内接战，小胜后，不出击。契丹莫测，不知这是个什么战法，围城三日，退去。

边肃因功被擢为枢密直学士，徙宣州。后来又出知天雄军，徙真定府，累迁给事中。但边肃以前曾经私自以公钱做边贸获利，进入私囊，还派遣属吏强买民羊等。等他做了朝官，被人告发。真宗知道后，不想让他得到被审判的结局，就派遣官员带着揭发他的奏章给他看，边肃服罪。因为他过去有守卫邢州的功劳，就连夺他的三个职官，贬谪为岳州团练副使。

到了天禧元年（1017），国家有大赦令，要边肃知光州。

当时的刑部上奏，认为他是贪污犯，似不可赦。真宗说：

“边肃在邢州时，正赶上契丹侵扰，朕曾屡次诏令可以弃城，进入南部大郡自保。但边肃能固守，颇著成效。虽然犯有贿赂之罪，但赶上赦宥还是赦宥吧，所以特意给他一个州郡。”

但是边肃始终没有回到朝廷做官。

老臣向敏中曾经对宰辅王旦说：“边肃是我们的同年，现在受责遭贬已经多年，丞相可以稍稍提拔一下他吗？”

王旦说：“边肃为皇上近臣，因为贪污而败，岂能更为升职奖拔？”

但是向敏中还是多次来说这个事，希望能得到更宽大处理。

王旦说：“我王旦并非对自己的同年无情，公如果一定要用他，要等我王旦死后才可。”

向敏中这才打消了援助同年的念头。

真宗朝，可能是宋帝十八朝中贪渎案例较少的一段时期，但从国君到臣辅，对此类官员，继承了太祖太宗两朝的风格，必加贬谪处理。真宗与太祖太宗的不同在于，他更多诉诸于羞耻心，让贪渎者自省，然后给予降职处分，并与臣辅采取一致措施，控制使用，但较少动用极刑。

反对酷刑

真宗践祚之初，对近臣说：

“朕乐闻朝政阙失，以警朕心，但是看到的臣僚奏章，多是自陈劳绩，大多说自己如何严厉治理。在我看来，这就是以此来获取‘干练’的名声。但国家政事，自有大体，如果能做到不严而理，不肃而成，这才叫作善！岂可以惨酷虐待下面，来邀为己功呢？这样的官员，让他到地方去‘临民’，徒伤和气。此辈真酷吏也！”

酷吏代代有，真宗不喜欢。虐民朝朝见，大宋有禁忌。

大中祥符七年（1014），真宗又对宰辅说：

“我听说永兴军（今属西安）陈尧咨用刑峻酷。关中之地，近年来多次丰收，此际更应该宽抚地方，不宜严急。有一个叫窦随的人，在那里提点刑狱，总是伺察人的过失，然后激怒处理，他这是想叫内外都畏惧他。这事不可不责！”

然后，窦随受过训导后，转徙他地。而陈尧咨引导一条沟渠进入治所的城内，便于民用。有诏嘉奖他的治水成就，但诏书中又说：

“决渠济之，不若省刑以安之，乃副朕意也。”

你陈尧咨开掘沟渠周济城内士庶用水，很好，但是不如省刑来安定地方士庶人心，更能符合朕的愿景。

真宗一向反对酷刑。

大中祥符四年（1011），内侍杨守珍在京东捕获盗贼，向应天府发文，要造刑具“木驴丁架”。州府将此事上报朝廷，真宗认为此事“非法”，于是派遣使者到州郡告知：不得制造惨虐杀贼之具。

大中祥符八年（1015），又是这位内侍杨守珍，在陕西都督剿匪，抓获贼盗后，上表请求：罪行严重的，请凌迟处死，以此警戒凶顽。真宗回信说：

“法有常科，岂于安平之时，而行惨毒之事！”法律有正常规定，岂能在和平之际，行惨毒之事？于是诏令杨守珍要将捕获的盗贼送到所属部门，“依法论决”。

同一年，御史台审讯一位官员杀人犯，情节属实。当时的御史台官员王随请求将此罪犯“脔割之”，也即凌迟处死。真宗说：“五刑自有常制，何必为此！”宰辅王旦也说：“王随执掌御史台审讯工作，抨击、弹劾官员，自有案例可循，现在这话，不是他应该说的。何况这个贼犯，一死已经到了极点了。”

帝国需要和气，以养成中原衣冠文明之邦。此例，再一次证明，文明，是一点点“养”成的，而不是“建”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