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大后方诗歌创作生态研究

本书聚焦全面抗日战争时期的昆明，跳出了将昆明仅仅视为西南联大“背景”的研究思路，通过挖掘、梳理原始文献资料，细察了文学作品中所传递的文人心态与文化氛围，展示了昆明作为战时“文化大都市”的特殊魅力。抗日战争促进了昆明的现代化转型，从内地来昆明的文化人士改变了昆明的文化生态，刺激了本地人的文化认知，由此形成了由外来者、本地人、昆明城共同构建了的独特文化空间。本书对抗战时期昆明文化空间的考察，丰富了抗战

本书以21世纪以来的长篇小说为研究对象，以“地方”为研究视角，采用个案剖析与理论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城市、乡村、边地三个维度入手，分析新世纪长篇小说地方书写的特质，并指出这一书写中作家在题材选择、主题呈现、审美追求、艺术形式等方面表现出的诸多文学新特点。在对研究对象整体观照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总结了新世纪长篇小说地方书写的文学价值及其文学史意义，并在此基础上展望了其可能的发展方向。

以格林布拉特为代表的“文化诗学”主要以区别开历史主义和形式主义又利用了两个学派的资源而著称。本书认为其核心在于以福柯的权力思想来阐明文学活动，以此作为不着边际的历史主义真正走入现实的标志，也是形式主义走出语言牢笼的关键。在对“莎剧以及“英国早期浪漫主义”的具体枇评中，肯定了作者、文本和读者三个艺术生成维度相通的权力博弈关系，并在这些节点所形成的诗学“振摆”空间中表达其文学批评的整体理念。

本专著以埃斯卡皮的“文学社会学”、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为主要依据，以“重回历史现场”的姿态，在深入挖掘评奖史料、展开理论思辩的基础上，将研究视野伸向整个20世纪的文学评奖活动之中，既填补了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历史源起”研究的诸多学术空白，又在质疑学界已有共识的基础上对理论偏误进行了“纠偏”；既对全国性小说评奖为核心的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确立、演进、修正进行了全景式的考察，又对

全书分为上、下编，全面梳理了百年来海内外佛教文学研究和道教文学研究的历史进程和研究界面，融宏观把握与专题综述于一炉。附录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12卷25册本《中国宗教文学史》的三篇导论，是在学术史回顾和专题研究基础上的理论建构，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宗教文学史》的编撰理念。

本論文集收錄了作者三十多年来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的單篇論文，其範圍上至先秦，下至明清及近代，而以唐宋文學研究為中心。論文集的內容大致可分稳兩大類型，一是文學現象和文學作品的討黹，如初唐四傑、元祐文人、江西詩派等文人集團和流派，以及歌行體、六言詩、演雅詩、詠馬詩、白戰體等等；二是文學理論舆詩學理論的研究，如“以意逆志”、“文無隱言”、“奪胎换骨”、“自持與自適”等等。論文涉及詩、詞、文、賦多種文學樣式，

本书以阐释学为切入点，以现代语文学、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现象学为支点，聚焦历史形象、跨文化形象、心理形象、象征形象四类形象学研究范式。核心论点包括：形象学研究的核心是身份认同涉及的价值诉求和精神化运动；滥觞于罗曼司语文学、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现象学三大源头；不断突破并重构文学边界、学科疆界，跨越地理和文化藩篱；旨在继承的基础上丰富和完善西方阐释学传统；形象学征兆的诗学革命深刻地嵌入了文学和思想现代性的

本书首次提出“非常态人物叙述者”的概念，具体是指一种特殊叙述者，它主要由智力、精神、心理、道德、形态、状貌等多个方面与正常态的人存在较大差异和区别，并且已经参与到故事进程当中的一个或者多个相对具体和形象化的人物来担任。本书主要针对20世纪中国文学中引人注目的癫狂型、痴呆型、幽灵型和比拟型这四个非常规形态的人物叙述者类型展开专门探讨和深入论析。这是在取法和借鉴国内外学术界关于叙述者、不可靠叙述（者）

本书以民国时期（1912—1949年）的侦探小说翻译及创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以当时报纸杂志刊载及单行本出版的侦探小说作品为立论基础，以民国时期的侦探小说发展史为研究重心，兼及对于晚清、民国侦探小说的都市起源、公案传统、域外译介、代表性作家作品、形式特征（含叙事模式）及思想价值等方面的考察。一方面努力梳理出民国侦探小说的类型演变轨迹与文学史发展框架，即为“史”的描述；另一方面尝试在其中提炼出民国侦探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