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天津特大金融诈骗案
一万块压倒一家公司
1928年的9月，天津协和贸易公司，这家曾一度被誉为“国人自办对外贸易的骄傲”的企业，在一夜之间轰然倒塌。谁都没有料到，一家业务动辄几十万、上百万的贸易公司，竟会因区区一万元现金的提取而倒闭，继而演变成一场金融风暴。
而在这场金融风暴的背后，是无数的诡谲和狡诈构筑成的诈骗网，不仅涉及当地社会名流，更是牵连京、津、沪，以及数十家中外银行和公司，最终酿成了民国初年最大的金融诈骗案。那么，这起事件是从何而起的呢？
1928年秋，一个星期六的下午，一家客户来到协和贸易公司，要求提取一万元的现金存款。协和的职员像往常一样，开出一张由实业银行贴兑的支票，似乎一切都在按部就班地进行着。结果，当客户拿着这张支票去银行支取现金时，却被冷冷地拒付了。
客户有些恼火，匆匆返回协和。协和的工作人员语气中带着几分不耐烦：“重新开一张支票吧，不过要等到下星期一才能兑现。”
按照金融界的规矩，星期六下午一时半之后，银行便不再对外营业。
“不行，我急需现款，无论如何不能等到星期一。”客户的态度坚决，甚至有些咄咄逼人。
协和的职员们面面相觑，心里忐忑不安。他们试图安抚客户，但无论怎么劝说，对方都坚持要现金，甚至坐在那里，一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架势。客户本以为自己表现出的强硬态度会让协和妥协，但他万万没想到，协和当时竟连这一万元的现金都拿不出来。
消息如同飓风般迅速传遍天津的金融圈，协和贸易公司内部空虚，连一万元现款都无法支付的消息不胫而走。市场瞬间陷入混乱，银行、钱庄的经理们面面相觑，心中涌起一股不祥的预感。
夜幕降临，天津的街道上人影稀疏，但协和贸易公司总经理祁初奚的家中却灯火通明。一批银行、钱庄的经理们不约而同地赶到这里。这些人无一例外地都给协和贷了款，少则几万，多则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如今协和的风波，让他们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危机感。
祁初奚的小老婆家中依旧富丽堂皇，但祁初奚本人的神情却与往日大相径庭。他坐在沙发上，低垂着头，一言不发。
“祁初奚，协和的情况到底怎么样？能不能给我们一个明确的答复？”一位银行经理忍不住开口，声音中透出些许不安。
“祁总经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协和究竟亏了多少？”另一个人紧跟着追问，语气更加急促。
祁初奚仍旧沉默，显得无比颓丧。
他的沉默让在场的经理们更加恐慌，有人甚至忍不住泪流满面。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深夜12点已过，但没有人愿意离开。茶凉了，饭菜也无人动筷，他们只想从祁初奚的口中得到一个答案。
但是祁初奚却始终紧咬牙关，不肯透露半点消息。他心中早已盘算着脱身之计。
“抱歉，抱歉，我去趟厕所。”祁初奚突然站起身，低声说道。
屋内的经理们虽然心生疑虑，但也只能耐着性子等待。结果，一刻钟、半小时、一小时过去，祁初奚却迟迟未归。有人终于耐不住性子，起身去厕所查看，却发现祁初奚早已从后院翻墙逃走，消失得无影无踪。
众人这才意识到，事情已经无法挽回，协和贸易公司已经到了破产的边缘。他们迅速派人分头守住祁初奚的家、协和贸易公司的办公室、仓库以及瑞通洋行，试图阻止祁初奚转移财产。
第三天，星期日刚刚过去，中国银行便联合中南、金城、大陆、盐业、中国实业、上海银行，以及外商中华懋业、法华银行等，召开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债权人大会。会议上，各家银行纷纷报出对协和贸易公司的贷款数额，数字一经披露，全场哗然——竟然高达900多万元！这在当时，简直是一个天文数字。
堂堂一个贸易公司，债务亏损到连一万元都能充当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其中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
协和贸易公司的崛起之路
20世纪初的中国，正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阴霾之中。对外贸易这块肥肉，一直被外商洋行牢牢把持。他们将中国的土特产源源不断地运往海外，又将国外的工业品高价倾销到国内市场，从中获取巨额利润。中国人想要在这片领域中分一杯羹，几乎比登天还难。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打破了这种僵局。帝国主义列强忙于战事，无暇东顾，对中国的控制也因此松弛了下来。就在这个微妙的时机，中国的民族资本开始蠢蠢欲动，试图在对外贸易的领域中撕开一道口子。
祁初奚，便是这场变革中的一位主角。1880年，他出生在福建的一个普通家庭，早年曾远赴英美留学，学成归国后，进入华昌贸易公司任职。正是这段职业经历，让他结识了“永久黄”化工集团的总经理范旭东。
范旭东是一个精明的商人，他委托华昌从印度进口麻袋，祁初奚便借此摸清了整个业务的渠道。祁初奚天生有一副捞钱的好头脑，他很快向范旭东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建议：与其通过华昌进口麻袋布，不如直接从国外采购。这样既能保证质量，又能大大降低成本。他还主动请缨，愿意为久大盐业公司组织一家专门的公司，负责这项业务。
范旭东听后沉吟片刻，觉得这个提议确实可行。祁初奚有能力，有魄力，善于交际，正是他需要的人才。于是，范旭东点头同意了，并拿出了两万元作为起步资金。就这样，1918年的秋天，协和贸易公司在天津英租界的一间杂货店楼上悄然开张。祁初奚担任经理，公司附属于久大盐业公司，专门负责为久大进口麻袋布。
起初，协和贸易公司的经营情况相当不错，不仅为久大盐业公司提供了优质的麻袋布，还赚了不少钱。但祁初奚的野心远不止于此。他一直在谋求更大的发展，试图将协和打造成一家独立的贸易公司。范旭东却渐渐察觉到了祁初奚的野心，他精明地判断：祁初奚虽然能干，但华而不实，难以掌控。于是，双方的合作仅仅维持了三年。1921年，协和贸易公司正式脱离久大，成为祁初奚独资经营的独立企业。
独立后的协和贸易公司，业务范围迅速扩展。除了为久大盐业公司进口麻袋布外，还开始出口桃仁、肠衣、花生、皮张等山土货，同时进口面粉、大米、小五金等货物。在最初的几年里，祁初奚的确一心一意地谋求公司的发展，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到1922年、1923年，协和贸易公司的资本已经积累到了20多万元，办公地点也由大沽路搬到了摩西路新建的大楼中。协和的名声越来越响，成为银行界争相贷款的对象。
在当时，进出口贸易对银行资金的依赖性极大。协和贸易公司凭借着金融机构提供的抵押放款、打包放款等，获得了大量的营运资金，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尽管公司的注册资本仅有20万元，但实际经营的生意额却高达百万。外贸行业的资金周转快，利润高，只要客户可靠，银行都乐于提供贷款。当时的天津，对外贸易虽然活跃，但大多由外商垄断，他们与外商银行合作，从不给中国金融机构插手的机会。协和贸易公司的崛起，无疑给中国金融机构带来了新的希望。
祁初奚再次展现了他的精明，他充分利用银行的贷款，迅速将协和贸易公司打造成了一家闻名津、京、沪等地的国人自办大外贸公司。协和不仅在天津拥有总公司和仓库、加工厂，还在全国许多大城市设立了分支机构和采购站。一时间，协和的业务活动异常活跃，各类贷款源源不断地涌入，十万、几十万，甚至几百万的资金，都被祁初奚收入囊中。对于那些几千、几万元的小额贷款，祁初奚根本不放在眼里。当时，一些小银号、钱庄想要向协和放款，却因规模太小被拒之门外，最后只能几家联合起来，委托银行将资金贷给协和。
协和贸易公司的声势如日中天，甚至连著名的银行家徐新六也对其刮目相看。徐新六在天津视察时，曾经拜会了与协和关系密切的中华懋业银行总经理张伯龙。张伯龙豪气地向他承诺：“我可以把协和贸易公司的外汇生意分给你们一些，足够你们浙江兴业银行经营的了。”这番话，足以看出协和贸易公司在当时的影响力。
在天津金融界，祁初奚的名字如同一阵旋风，席卷了各大银行和钱庄。那些平日里高高在上的金融机构，竟像众星捧月一般，争相向他献媚。抵押贷款、银行透支、信用贷款，这些在别人眼里难如登天的事，到了祁初奚手中，却轻而易举，仿佛一切都顺理成章。协和贸易公司成了金融界的宠儿，祁初奚的权势也随之水涨船高。他的傲慢，也在这过程中逐渐显露无遗。
中国银行天津分行，这家在国内银行界数一数二的大行，对协和的放款时常在二三十万之间。主管放款的孙明哲，是个办事一丝不苟的人。每到贷款到期，他总是准时出现在协和，催促祁初奚还款。
孙明哲的行为，让祁初奚心里颇不痛快。区区二三十万，在他眼里不过是九牛一毛，何必如此较真？协和平时对中国银行的优待还少吗？光是贷款的利息，就付了一大笔。
“如果中国银行这么不好打交道，那协和只好同你们清账了。”祁初奚轻描淡写地甩出这句话，语气中夹杂着一丝威胁。他心想，凭借协和的名声，孙明哲怎么也不敢放弃这块肥肉。各银行都在争相向协和贷款，中国银行难道会例外？
但事情并没有按照祁初奚的预想发展。中国银行经过一番研究，竟然同意了协和清账的要求。祁初奚心中一惊，但表面上依旧淡然自若。他随手甩出另一家银行的支票，轻描淡写地了结了这笔账。当时的金融界，谁能不认为协和是一棵摇钱树？谁能不以与协和有贷款往来为荣？祁初奚的傲慢，正是建立在这种无往不利的权势之上。
为了争夺协和的生意，各家银行彼此戒备，互不通气。一时间，天津金融界流传着各种关于协和的传闻，但究竟它真实的经营状况如何，却无人知晓。祁初奚正是利用了这种信息的不透明，上下其手，将协和逐渐掏空。
祁初奚的生意经
协和贸易公司，这家曾经风光无限、被金融机构争相追捧的大公司，为何在一夜之间轰然倒塌？答案其实早已埋藏在它的内部。表面上看，协和的业务风生水起，资本积累迅速，办公地点从杂货店楼上迁到了摩西路的新大楼，声名日隆。但这一切，不过是祁初奚用虚假手段堆砌出的海市蜃楼。真正的协和，早已被掏空，只剩下一具空壳。
祁初奚的手段，从早年开始就已显露端倪。他年轻时曾留学英国，后又转入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法律。他的头脑灵活，聪明过人，却不肯埋头于书本。枯燥的校园生活让他感到难以忍受，于是他几度改换地方，从英国的学校转到美国，又从哥伦比亚大学转到芝加哥大学。这种不安分的性格，让他早早学会了如何走捷径。
一次，他在大学图书馆借了一份英国刊物，无意中发现了一份他曾就读的英国大学的毕业生名单。祁初奚灵机一动，在名单上做了手脚，然后向学校宣称自己是那所英国学校的毕业生，并以名单为证。但校方不为所动，并且在中国留学生中宣布了调查结果，揭穿了他的谎言。祁初奚弄巧成拙，被开除学籍，狼狈回国。
创办协和贸易公司后，祁初奚的弄虚作假手段得到了更大的施展空间。他拉拢名人，尤其是金融界的闻人，试图壮大协和的声势。就在这时，中华懋业银行天津分行经理张伯龙进入了他的视野。张伯龙在天津金融界颇有影响力，祁初奚看准了这一点，开始与他拉近关系。张伯龙的加入，为协和贸易公司赢得了更多银行的信任，也让祁初奚的虚假手段更加得心应手。
张伯龙，宁波人，早年在华俄道胜银行担任买办，凭着过人的经商头脑，在天津金融界站稳了脚跟，名声显赫。后来，华俄道胜银行停业清理，张伯龙转投中华懋业银行，担任天津分行经理。他精通外汇业务，是第一个在天津开办外汇业务的中国人。当时，华商银行想要涉足外汇业务，大多都会向他请教。正因如此，张伯龙对与外汇业务紧密相关的进出口贸易格外热心。他极力主张扶植国人自办的进出口企业，因而与祁初奚一拍即合。
祁初奚心里明白，张伯龙在金融界的影响力非同小可。只要能得到他的全力支持，协和贸易公司就如同插上了翅膀。于是，祁初奚开始刻意结交张伯龙。他先是送给张伯龙一部分股本，邀请他成为协和的股东，随后又投其所好，尽心竭力地讨好他。
祁初奚暗中在法租界购置了一座洋楼，装潢得高贵华丽，连家具陈设都极尽奢侈。他还将张伯龙平日里宠爱的妓女安顿其中，作为一份特别的礼物。
一天，祁初奚邀张伯龙来到小洋楼。幽雅的环境、精致的建筑、富丽的陈设，让张伯龙如入梦境。尤其是当他看到心爱的女人娇笑着款款走来时，心中的喜悦难以掩饰。
的人，如果仅仅是金钱和美女的诱惑，以张伯龙在金融界摸爬滚打多年的精明，还不至于被祁初奚骗得那么惨。真正让张伯龙深陷其中的，是祁初奚的真真假假，虚实难辨。
祁初奚的聪明之处恰恰在于此。起初，他确实干过几件大事，把协和贸易公司的业务搞得风生水起。在张伯龙面前，他展现了过人的魄力和才干，再加上协和日渐崛起的业务，张伯龙深信祁初奚是外贸行业难得的人才，于是对他信任有加。他多次夸赞祁初奚能干，认为他定能成为华商进出口贸易的开路先锋，并带头向协和提供贷款。祁初奚则利用这些钱，暂时把生意做得红红火火，还以高利率回报给懋业银行。
于是，无论协和是否真的赚钱，祁初奚都以“已经大赚”为名，以酬谢张伯龙的形式，给予他诸多个人好处。试想，既能从公事中获利，又能从私交中受益，张伯龙又怎会拒绝？就这样，张伯龙越陷越深，最后竟将自己约三四十万的家产也押在了协和。
祁初奚的手段不止于此。他先后拉拢了一大批对他极为有用的人物，包括交通银行董事长王正廷的侄子、原济南交通银行分行副经理王恭宽，段祺瑞的女婿、天津名流严修的孙子严仁曾，以及中南银行的王孟钟、佘福生等人。
为了笼络他们，祁初奚不惜本钱，或送汽车、洋房，或送股本，或高薪聘请他们到协和任职。最厉害的一招是，他鼓励这些人个人出钱投资，甚至由协和垫款做生意，盈利分利，亏损则记在协和账下。在利益的诱惑下，这些人纷纷落入了祁初奚精心编织的网中。即便后来有人察觉到协和的亏损和骗局，也因利益关联而装聋作哑，闭口不言。
在内外一片交口称赞声中，协和取得金融界的贷款越来越容易。祁初奚利用这一便利条件，大肆开展业务。起初，他确实赚到了一些钱，但随着洋行势力的卷土重来，在激烈的竞争中，协和的获利日渐困难。祁初奚却不思改进经营方式，反而走上了投机的道路，企图以捷径牟取暴利。
他收购桐油、大豆、花生等货物，装船运往国外，却不像常规那样先找好买主，而是冒着价格暴跌的风险，沿途出售路货或现货。只要不出意外，这种方式的获利远高于出售期货。
祁初奚心想，哪会有那么多意外？只要先赚到钱，又有银行做靠山，随时可取的贷款让他毫无资金周转之忧。于是，他放手将一船船货物运往欧美。利用别人的钱，多做生意，只要生意做得大，还愁没有钱？这是祁初奚做生意的原则。有时，遇到洋行竞争，他甚至不惜做赔本生意。一时间，协和贸易公司的业务显得格外繁忙，成交额和结汇额高得惊人。为了拉住这些大客户，祁初奚付出的利率也很高，出手大方。这使华商银行争先恐后地向协和提供贷款。
即使到了后期，协和亏损严重，祁初奚依然为它制造出一种业务繁盛不衰的假象。有时，他甚至玩起从一家银行贷款，又将款项存入另一家银行以壮声势的把戏。
内部亏空严重
祁初奚的排场，向来是天津城里的谈资。他用金钱堆砌出一座令人仰望的高塔，而他自己，便是那塔尖上最耀眼的存在。高额的利息，他随手一挥便付给银行；从不知吝啬为何物，广交四方，出手阔绰。他的手段，远不止于此。那些留学归来的才子佳人，被他高薪招揽，成了协和贸易公司的门面。协和的高级职员，出入皆是以小轿车代步，这在当时的华商公司中，简直是闻所未闻。办公室里的设备，更是奢华至极，旁人连看一眼都觉奢侈。
祁初奚的奢靡，远不止于公司。他的家，才是真正让人瞠目结舌的地方。那是一座豪华至极的宅邸，规模与气派，只有大洋行的大班才能与之比肩。曾有一位银行职员，因公务有幸在祁家享用了一顿早餐。事后，他与人谈起时，竟像是刘姥姥进了大观园，连声说道：“真是开眼了，这辈子没见过这样的场面。”
就这样，“协和排场大，祁初奚阔绰”的名声，在天津金融界传得人尽皆知。协和贸易公司像一座金光闪闪的山岳，吸引了无数人去挖掘财富。然而，谁又能想到，这座金山不过是祁初奚精心虚构的海市蜃楼？
直到协和即将倒闭的消息传开时，人们仍然难以置信。尤其是天津金融界的银行和钱庄经理们，更是震惊不已。就在几天前，上海商业银行天津分行的范季美刚刚付给祁初奚10万元的信用贷款；中国银行天津分行总经理卞白眉甚至在协和倒闭的当天上午，还贷给他7万元抵押放款。至于张伯龙，更是坚信协和能够渡过危机，甚至用几十万的家产为祁初奚作保。但事实终究无法改变。
协和贸易公司的辉煌岁月，其实极其短暂。1924年以后，亏损便时有发生。之后的几年，几乎成了协和的灾难。虽然帝国主义卷土重来，外部环境的确带来了巨大压力，但真正将协和推向绝境的，还是祁初奚的胆大妄为。
1925年，中国花生有望丰收，祁初奚视之为千载难逢的商机，立刻飞往美国，谋求大宗出口。行前，他四处联系，大肆宣扬。“中国的花生大王即将访美。”“中国最大的花生出口商祁礽奚即日抵美。”这些消息传得沸沸扬扬，仿佛祁初奚已是花生界的传奇人物。
功夫不负有心人。1926年，祁初奚在旧金山受到热烈欢迎，当地商会为他设宴款待。美商们闻风而来，纷纷对中国的土特产品表现出浓厚兴趣。祁初奚似乎被这一切冲昏了头脑，尽管当时花生价格并不理想，他仍是不停地签下订单。协约书像纸片一样从他手中流过，像是在展示他“花生大王”的风范。美商们满意而归，祁初奚也顺利拿下了大批订单，皆大欢喜。
祁初奚心满意足地回国了，不仅带回了大批订单，还在美国成立了一家协和代理公司。外商的信用证一张接一张地开到了银行。一切似乎都在朝着理想的方向发展。然而，当花生收购的季节到来时，祁初奚却傻眼了。国内花生的收购价格远高于他的预期。无奈之下，他只得将次等品装上了开往美国的货轮。
美国客户显然不是那么好糊弄的，收到花生的他们勃然大怒，纷纷要求索赔。最终，祁初奚只能以赔款了结这场闹剧。
第二年，祁初奚再次在花生贸易上做起了文章。这次，他吸取了教训，试图通过控制花生的收购价格，避免重蹈覆辙。花生尚未种下，协和便派人到产地活动，向农民预付定金，预购花生。祁初奚满心以为，到了收获季节，他就能垄断市场，圆他“花生大王”的美梦。
结果，事情并未如他所愿。夏去秋来，花生上市，协和派人如约收购，却遭到了农民的拒绝。收购价太低，他们宁愿退回定金，也不愿亏本出售。祁初奚只得以市价收购花生，如此一来，协和的卖出价与其他商家并无区别。
更糟糕的是，美国的花生经营商对协和已失去信任。几次交道打下来，他们对协和的花生质量毫无信心，价格也不具优势。最终，协和的花生生意成交寥寥无几。
即便如此，祁初奚依旧不肯罢手。他继续大张旗鼓地贷款，大量收购花生。协和的业务依旧繁忙，祁初奚甚至包下一整艘轮船，满载花生驶往美国。不明真相的人见了，无不赞叹协和又做成了一笔大买卖。
然而，当货轮抵达美国时，当地当局却因花生质量低劣，拒绝让其上岸。由于收购人员的疏忽，整船花生早已发霉变质。祁初奚的这次投机再次失败，大把钞票如石沉大海。协和的亏损进一步加剧，桐油、桃仁等业务也接连失利。
表面上，协和的事业依然轰轰烈烈，仿佛一切如常。然而，祁初奚心知肚明，协和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此后的所谓经营活动，实际上已沦为一场围绕诈骗而展开的闹剧。
拆东墙补西墙
1925年，协和贸易公司已然陷入了内外两重天的境地。表面上，公司依旧光彩夺目，仿佛一颗璀璨的明珠，吸引着各家银行纷纷慷慨解囊。然而在暗处，协和的经营却如一根即将崩断的弦，亏损日甚，资本日渐空虚。面对这种局面，祁初奚并未想着如何去改善经营，而是将目光盯向了别人的钱袋。他打起了抵押贷款的主意，开始了他的又一场精心策划的骗局。
那时的金融界，大部分贷款都是抵押贷款。可一个亏损累累的公司，哪里来得那么多抵押品呢？祁初奚的大脑飞速运转，很快便想到了一个令人称奇的办法。1925年秋天，在他的精心操办下，瑞通洋行成立了。这家洋行名义上是由协和贸易公司与美国人康尼斯共同组建，号称资本50万元，双方各占一半。康尼斯担任经理，主要负责仓库业务及仓库内物品的押款业务。洋行一经成立，祁初奚便带着康尼斯遍访各家银行，展示瑞通的“实力”。
银行的人们无不眼前一亮。这是一家美国洋行啊，经理还是美国驻天津的副领事呢！在当时的崇美心理下，能与这样的洋行打上交道，简直像是攀上了皇亲国戚，谁会怀疑它的真实性呢？然而，瑞通洋行不过是祁初奚精心设计的一个空壳公司。康尼斯虽然是前美国副领事，但此时他已辞职，祁初奚用高薪聘请他来担任经理。洋行号称资本50万，实际上康尼斯一分钱也没出，而协和的部分仓库和楼房被过户给了瑞通，就算是“协和”的投资。
瑞通洋行的工作人员，除了经理康尼斯和仓库负责人丸富是美国人，其余都是从协和调来的。瑞通的会计曾衡三事后回忆说，他根本不清楚洋行有多少资本，只记得缺钱了就从协和支取。显然，瑞通洋行不过是祁初奚用来装钱的袋子，它的任务只有一个：为协和开具仓库栈单，方便协和向银行抵押贷款。
协和虽然不再做花生生意，但桐油、桃仁、蛋黄的出口，以及面粉、小五金的进口依然不断。瑞通洋行的仓库里堆满了协和的货物，但这些货物的资金来源，正是各银行的贷款。祁初奚的计谋进行得异常顺利，瑞通洋行成了他的取款机，只要手头紧张，他便毫不犹豫地伸手向瑞通索取账单。
“需要栈单？要多少？”只要祁初奚一通电话，瑞通的华方经理严仁曾便立刻满足他的需求。严仁曾从不会费事去仓库查看货物的实际情况，明知栈单是假的，也照开不误。后来他坦白自己的心态：“栈单是假的，是犯法的，我也知道。如果被人发现，上面有股东祁初奚、经理康尼斯，签字的都是美国人，我可以一跑了之。”
而美方经理康尼斯也对祁初奚的所作所为不闻不问，只要严仁曾开具栈单，他便照签不误。康尼斯甚至直言不讳：“开假栈单是骗人的事，也是犯法的。买卖是祁初奚的事，我虽然名义上是股东，但没出一块美金。亏损都是祁初奚的事。我是美国人，不干了可以回美国去，中国人管不了我。”
就这样，瑞通洋行开具的账单如雪片般飞向各大银行，为协和换来了一笔又一笔的贷款。有的账单根本没有对应的货物，有的以少充多，甚至有的一批货同时开出多张栈单，向不同银行抵押贷款。各家银行之间互不通气，盲目信任协和与“美商”串通，使祁初奚的骗局得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顺利运作。
协和贸易公司倒闭前夕，恰恰是它接受贷款最多的时候。就在协和倒闭前三天，上海商业银行天津分行经理范季美竟贷给了协和10万元。范季美是金融界的老手，曾留学日本，专攻金融经济，从业多年从未失手。原本他对祁初奚的经营作风心存疑虑，与协和保持谨慎往来。然而，眼见与协和往来的银行都获得了高额利润，协和的事业又不断“蒸蒸日上”，范季美终于难抵诱惑。在行内有关人员的劝说下，他铤而走险，结果成了祁初奚骗局的最后一个受害者。事后，范季美只得黯然离职。
就在协和出事的当天上午，中国银行天津分行经理卞白眉还在与祁初奚周旋。协和与中国银行的账目本已基本清理完毕，但祁初奚又找上门来，声称协和临时遇到资金周转困难，请求贷款。他言辞恳切，甚至带着威胁的口吻说道：“如果中国银行不帮忙，协和难以过关，到时恐怕会牵动市面。”
这番话正戳中了中国银行作为国家银行的软肋。卞白眉担心协和的倒闭会波及整个金融市场，于是决定出手相助。他找来助手林凤苞和孙明哲商议，两人基于对祁初奚以往的了解，表示反对。然而，卞白眉最终还是顶着压力，贷给了祁初奚一笔巨款。
事后，中国银行派人到天津分行清查账目，发现亏损严重。所幸中国银行往年从协和获得了高额利润，与此次亏损基本相抵，卞白眉才得以幸免于难。
祁初奚失踪成谜
故事说到这里，张伯龙的命运便成了一出令人唏嘘的悲剧。在这场协和贸易公司轰然倒塌的闹剧中，张伯龙是那个被推至悬崖边缘的人，最后连自己也跟着坠入了深渊。
张伯龙与祁初奚的交往由来已久，堪称老友。经他手的中华懋业银行对协和的贷款常年保持在100多万元，日积月累，账目从未清理。1927年底，总行忽然下达指令，要求收回协和的一半贷款。这笔巨款，顿时成了张伯龙心头的一块巨石。祁初奚再想从中华懋业银行贷款，已不再像从前那般轻而易举。张伯龙也是有心无力，只能对协和封口。
可祁初奚哪里肯轻易放过他？协和的大宗贷款来源，一个是中南银行，另一个便是中华懋业银行。张伯龙既然已经被拖下水，祁初奚又怎会让他轻易脱身？为了继续从张伯龙手中榨取资金，祁初奚第一次亮出了自己的底牌。他语气凝重，直接丢出一颗炸弹：“协和亏损了。”
祁初奚心里早已盘算清楚：协和还欠着张伯龙的银行100多万元债务，他就不信张伯龙不怕协和倒闭。祁初奚的策略很简单，既要给张伯龙施加压力，又不能把协和的实际情况全盘托出。要是把张伯龙吓跑了，以后再想从他口袋里掏钱可就难了。于是，他提出一个看似合理的要求：希望张伯龙再贷给协和30万，否则，协和唯有倒闭一途。
张伯龙果然中计了。他心中还抱着一丝侥幸，认为协和的困境只是暂时的，只要帮它渡过难关，将来总能找到脱身的机会。毕竟，协和贸易公司在他眼中，依然是那个辉煌的大公司，怎么可能会在一夜之间轰然倒塌？于是，张伯龙毫不犹豫地又拿出了30万。
中华懋业银行的总行急了，立刻派人前来查账。旧账未清，又贷新款，这显然是大问题。面对总行的质询，张伯龙进退两难，情急之下，竟提出以三四十万的家产为协和作保。这一举动，虽然是他在无奈之下的权宜之计，但也透露出他对协和经营状况的乐观估计。若非如此，他完全可以将责任推得一干二净，甩手走人。张伯龙的这一步，恰恰暴露了他被祁初奚迷惑得有多深。
但张伯龙的信任和牺牲并未换来协和的起死回生。协和倒闭后不久，中华懋业银行也被拖垮，债务高达130多万元。张伯龙家财散尽，名誉扫地，最终隐居苏州，郁郁而终。
协和倒闭的导火索，竟是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小数目——区区一万元。对于协和这样一家动辄十几万、几十万生意的大公司来说，一万元本该是九牛一毛。然而，这个小小的数字，却彻底撕开了祁初奚精心编织的骗局。协和贸易公司，这个看似强大的商业帝国，竟然连一万元现金都拿不出手。这背后的空虚，可想而知。
协和的倒闭，犹如在天津金融界投下了一颗重磅炸弹。各银行、钱庄顿时陷入一片惊慌，生怕被拖入无底深渊。协和倒闭的当天晚上，祁初奚便悄然失踪，留下一地烂摊子。债权人纷纷涌向协和的仓库和办公楼，试图清理资产。然而，仓库里的货物早已抵押出去，协和和瑞通的房地产也早已押给了美国花旗银行。真正属于协和的资产，几乎所剩无几。
银行经理们手中的账单，大多成了废纸。一夜之间，这些平日里沉稳自信的金融精英，变得焦躁不安，甚至有人冲入货栈，抢掠货物。中南银行的王孟钟更是直接威胁祁初奚的小老婆，强行夺走她的金银首饰。每个人都想在淹没之前，抓住一根救命的稻草。
英租界当局迅速介入，封存了协和和瑞通洋行的仓库与办公地点。几十家银行、洋行组成的债权团，开始了长达一年多的清理工作。然而，由于各债权人之间矛盾重重，利益纠葛复杂，清理工作进展缓慢。在此期间，甚至发生了一场债权人与花旗银行之间的官司。协和抵押给花旗的房地产和一笔价值10万元的面粉，成了双方争夺的焦点。华商债权人要求变卖后统一调配，而花旗则坚持要求十足偿付。官司先是在美国远东巡回法庭审理，华商债权人一度胜诉。然而，花旗不甘心，上诉至美国本土法院，最终如愿以偿。华商债权人的损失，也因此变得更加惨重。
故事的结尾，如同一场漫长而痛苦的梦魇，终于迎来了清算的时刻。清理工作尘埃落定，结果却让人唏嘘不已。协和贸易公司遗留下来的债务，由于大量信用贷款缺乏凭证，这些债务根本无法追讨，债权人只能自认倒霉。至于其他款项，债权人最终也只能拿到象征性的两成到三成的偿付。
中南银行，这个与协和往来最密切的金融机构，损失最为惨重。它贷给协和的款项高达170多万元，相当于银行股本的一半以上。协和的倒闭，让中南银行元气大伤，整整耗费了十多年时间才逐渐恢复过来。经手此事的副经理余连生也因此受累，最终黯然离职。
中华懋业银行的下场同样凄凉。张伯龙经手贷给协和的130多万元，最终让这家拥有沪、京、汉、津多个分支机构的中美合资银行在协和倒闭的第二年宣告停业。张伯龙的结局，已无需赘述，这位曾经的金融精英，最终在苏州隐居中郁郁而终。
更有名的买办世家——王步洲、王采丞叔侄俩，也在这场风波中彻底衰败。他们为协和担保，从银行透支了70万元。协和倒闭后，王氏家族四分五裂，再也难有昔日的辉煌。王步洲、王采丞因无力偿还债务，不得不逃匿而去，从此销声匿迹。
东北军人组织的中原银行，本希望通过协和的高额回报赚取暴利，却不料协和倒闭后，中原银行也随之立刻停业。资本不大的它，贷给协和的四五十万元成了压垮它的最后一根稻草。
凡是与协和有过往来的银行，几乎无一幸免。官方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盐业银行，华商的金城银行、上海银行、大陆银行、中国实业银行、中国兴业银行，以及外商的花旗、汇丰、麦加利、法华、华比、正金等几乎所有天津知名的大金融机构都蒙受了巨大损失。甚至中小行庄、贸易公司、货栈也难以幸免，纷纷被卷入了这场金融风暴。
然而，这场风波中最令人疑惑的，却是祁初奚的下落。协和倒闭的当晚，祁初奚便悄然逃脱，消失在茫茫夜色中。其他主要责任者，如王恭宽、康尼斯、严仁宽也纷纷不知所终。只有瑞通洋行的会计被迅速抓获，祁初奚的家属则被债权人团团围住，陷入困境。
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不久之后，祁初奚竟一度露面，声称自己愿意承担协和倒闭的全部责任。但他的露面只是昙花一现，很快便再次销声匿迹。据说，他在逃离前留下了一封信，信中写道：“我已财产全无，将前往张少帅处寻求办法。”至于这“办法”具体是什么，无人知晓，因为祁初奚一去再无音讯。然而，他的家属却因为这番话得以摆脱困境。
关于祁初奚的下落，坊间流传着各种猜测。有人说，他早有预谋，暗中将巨额资产转移，适时携款逃脱。甚至有人声称曾在上海见过他。至于那封信，不过是为了让家属摆脱困境的幌子。
也有人说，他确实去了东北。虽然协和欠了中原银行的钱，但祁初奚对东北军人的关系一直维护得不错，甚至可能早已暗中将债务还清。因此，事发之后，他便躲到了东北军人的庇护之下，使得债权人，甚至当时的中央政府对他也无可奈何。
无论真相如何，有一点是确凿无疑的：祁初奚，这个金融诈骗案的主谋，在骗取了巨额钱财后，终究消失得无影无踪，只留下一的混乱和无数受害者的无奈与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