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理财理念
经过长时间的筹备，1924年1月20—30日，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支持和帮助下，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东召开。大会通过了新的党章，改组了国民党组织以实现联共，选举了有共产党员参加的新一届中国国民党中央领导机构，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广东是国共合作的首发地。1月23日，大会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总结了过去革命的经验教训，指出中国的唯一出路就是实行国民革命和三民主义，国民党“一大”所宣扬的三民主义，也包含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等重大政策。《中国国民党党纲草案》提出：废止厘金和协定关税，由中国自定海关税则；严定田赋地税的法定额，禁止一切额外的征收，中国共产党中央局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局对于该草案表示赞同。
1924年11月发表的《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之主张》中，关于财政理念，中国共产党提出：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最重要的是收回海关，把协定海关制度改为国家关税制度，因为这是整个民族经济解放的关键；规定最高租金，取消土地税以外的附加税和不良规则，寻求农产品与其他工业产品的价格平衡，发展专业组织（农会）和武装自己，是当前农民的迫切要求；限制城市租金上涨，支持劳动人民建房；厘金牙税等城镇杂税，对财政收入贡献少，而小本经营者负担重，应该都废止；取消盐税、大米税，以支持老百姓生计；增加海关进口税，对国有企业收入进行梳理，征收遗产税、城镇土地税等一大笔税收，不仅可以弥补取消旧税的损失——厘金牙税、盐税、大米税、土地税、附加税等杂税，而且可用于资助失业人员和退伍军人，也可以作为扶持贫困人口和促进教育的资金。为了让知识阶层和失学青年获得保障，国家预算不应将教育经费挪作他用，应收回庚子赔款，用于免费优待小学教师，促进平民教育。[15]
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对于农民运动之议决案》中指出：“农民问题，在无产阶级领导的世界革命，尤其是在东方的民族革命运动中，占一个重要的地位。”[16]自从帝国主义以武力向中国强迫出售外国工业产品以来，农民破产和失业的速度非常之快。辛亥革命后，帝国主义挑起的军阀战争连年进行，农民的生活越来越困难。中国农民长期受到帝国主义、军阀政治、重租、苛捐杂税、高利贷等的影响。把农民的反抗引向有组织的经济和政治斗争，而不是土匪横行的农民抵抗运动，是中国共产党的责任。中国共产党应该重视地方政府征收土地税。同时要反对预收钱粮，拒绝支付的不良规则和一切非法收缴行为。要反对佃农与个体工商户、兼佃农的苛捐杂税。国民党政府领域之内，除上述宣传外，还应兴修水利，成立农民借贷银行，以避免高利贷之苦。
1925年7月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宣言》中提出：废止厘金和一切苛捐杂税；限制享有土地的最高限额，把大地主的多余土地分给贫农和无地农民，限制地租的最高限额；尽量降低承租人的地租，禁止预收钱粮。[17]国共合作以后，林伯渠开始担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部长。1924年7月到1925年12月，在广州开办了五次农民运动讲习所。1925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扩大会议，提出《告农民书》，指出农民受地主、外国资本家、军阀、贪官和劣绅的压迫剥削，生活艰难甚至弃农改业。要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困苦，必须要实行“耕地农有”的办法，农民与工人应当联合起来革命。中共主张：组织农协，农协拥有商议最高租额和最低谷价的权利，给予乡村农民无利息借贷的便利，反对各种苛捐杂税和预征钱粮，禁止私人积谷居奇。毛泽东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中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赶速地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18]在党的组织和领导下，农民运动开始广泛地在湖北、江西和福建展开了。
1926年7月发表的《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中提出：收回海关，改协定税制为国定税制，收回会审公堂，废除领事裁判权；解除直奉两系军阀的武装，并没收其财产分给老弱不能继续服役的兵士及无业游民；禁止军票、滥发纸币、敲诈国债、军饷；停止预收钱粮、征收规章和各种过高的税收；拨付国家财政、省财政用于抗洪抗旱、控制米价的资金；制定工人最低工资和农民最高税租的法律；确定中央和地方政府所属学校的经费，免除学费。各阶级的民众联合战线，必须要有一个共同的政纲，参加这一联合战线的民众，都忠实于这共同政纲，共同奋斗，不只顾自己阶级的利益，这一联合战线才能巩固持久，才能奋斗到底，获得最终胜利。[19]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中提出，为了实现工人在革命中的领导地位，我们要努力落实工人的八小时工作制、生活工资、劳动保护法、失业救济、失业人员就业、劳动保险和抚恤、女工和童工的保护。对于解决财政困难唯一的、稳当的方法，便是农民革命。因大地主的土地被没收，则以往交付给地主的地租，便可以有一部分以地税的形式交给国家，使国家增加了一大批财富。解决财政的方法还有两点：征收很重的财产税；发行革命战争的公债，而把公债的负担加于不劳而获的阶级身上。
1927年7月13日，中共中央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政局宣言》中提出：中国共产党将继续不屈不挠的反帝斗争，争取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取消治外法权，实行关税自治，解放中国。继续反对军阀，争取民族团结，在地方和中央建立民权政治。坚持八小时工作制，严格确定最低工资标准，改善劳动条件，救济失业人员，保护女职工和儿童，争取罢工、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以及工人的武装自卫。继续解放农民的斗争，把地主的土地无偿地交给农民，保护小地主的土地使用权。如果不没收土地，就要大幅度地减少租金，取消过多的税费。建立农民的武装自卫权、自治权，建立农民合作社，要求国家对农业提供足够的经济支持，并提供资金向农民借款。为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利益而战，废除一切直接和间接的苛捐杂税，制定统一稳定的货币，反对新旧军阀阻碍商业往来，保护国内工商业抵抗帝国主义的经济压迫。
1927年，国民党右派不顾国民党左派代表宋庆龄等的反对，宣布与共产党决裂，蒋介石和汪精卫发动“四一二”“七一五”政变，公开叛变革命，疯狂屠杀共产党员、革命群众和国民党左派，国共合作宣告破裂，国民大革命失败。第一次国共合作基本上推翻了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广大人民群众受到一次革命洗礼，加快了中国革命前进的步伐。虽然中国共产党在反革命斗争中损失惨重，合作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开始成长成熟，开始意识到进行土地革命、掌握革命武装和政权的重要性。
中国共产党对革命阶级的经济政策是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表明，中国共产党对革命阶级的经济政策与大革命的成败密切相关。经济政策与政治关系是息息相关的。利益是人们形成政治关系的出发点，没有共同的利益就没有政治关系。因此，两者不能分离。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离不开政治活动的发展。在国共合作之前，中共中央认识到，劳动群众要由日常生活中的斗争转向政治上的斗争。通过政治斗争，中国无产阶级加速了民族觉醒，争取解放运动的领导权，从而可以为了自己的自由权利和解放努力奋斗。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中国共产党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继续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1] 芦迪：《王韬改革思想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辽宁师范大学，2010年。
[2] 王刚：《清末财税改革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山东师范大学，2009年。
[3] 李燕：《关于民国时期财政思想的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湖南大学，2008年。
[4] 徐义生：《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9页。
[5] 李风华：《论光绪朝对财政税收积弊的清理》，《江西社会科学》2012年第8期。
[6] 张德彝：《随使法国记（三述奇）》，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1页。
[7] 参见陈独秀《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1页。
[8] 参见《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4—164页。
[9] 蒋南平、崔祥龙：《陈独秀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探索及其主要贡献》，《当代经济研究》2014年第6期。
[10] 参见《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57页。
[11] 参见《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93页。
[12] 参见《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287—303页。
[13] 参见《陈独秀著作选》第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8页。
[14] 刘佐：《中共税收政策的发展——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而作》，《经济研究参考》2011年第55期。
[15] 《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之主张》，《向导》1924年第92期。
[16]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资料》，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8页。
[17] 《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宣言》，向导周报社1925年版。
[18] 《毛泽东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页。
[19] 参见《共党史参考资料（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06—30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