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许振洲[1]
邱静老师多年来潜心治学，于日本问题用功尤勤。材料蒐集之丰富，杷梳分析之缜密，谋篇立论之精当，均为同行称道。而若干涉及学术总体问题的议论，更已隐然有大家气象。现厚积薄发，结集付梓，嘱我作序。荣幸之余，实感惶愧，盖于日本问题向无心得。踌躇再三，终于难却盛情。好在郢书燕说于古有例，姑妄言之姑妄听之亦无伤大雅，望读者先行见谅。
本书涉及战后日本研究的各个方面：民族主义、保守主义、和平主义、民主化进程、知识分子护宪运动、日本外交政策、中日关系等等，而以日本思想史的研究方法为开篇，问题与主义兼顾。我对此思路深表认同，因为政治思想确实是理解政治现象的不二法门。
所谓政治，不妨从实操（政治史）与设计（思想史）两个角度加以考察。
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即生活在城邦（政治组织）之中的动物。而一切政治组织中都自然存在着权力现象即政治。社会越发展，组织程度便越高，权力也就越得到强化。
权力是一种关系。人在其中被分为两造：支配者与被支配者。政治思想是对这种权力关系、权力现象的思考，对权力的配置（制度）、运行（政策与实质）与目标的思考。用法国政治思想研究的大师J.-J.Chevallier的说法，政治思想涉及社会人生存条件的诸因素，构成了人类文明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政治思想的主要问题是：为什么人类会被划分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为什么后者要服从于前者？是什么使这种服从成为合法化？政权运用的目的是什么？权力有没有其限制？政府的不同形式中，哪一种是最好的？有没有一种理想的政府形式……?[2]
政治不会消失，权力关系永远存在，人们对政治的思考也不会停止。按照阿尔都塞或阿隆对于意识形态的中性定义，它是对政治与社会现实的一种是什么或应该是什么的相对系统的解释，是对历史与政治世界的总体性解释体系；[3]是个人与其实在生存条件的想象关系的“表述”。[4]在意识形态中，“人们以想象的形式对自己表述了他们的实在生存条件”。[5]这里的意识形态，与我们所谈的政治思想已无多大差别。对于很多人来讲，他们的自身与环境其实是自己想象、建构的产物，他们的世界是思想的世界。人类的政治思想来源于他们的社会存在，来源于他们对不完美的现实的认知和对可能的改善之道的设计。这种思考反过来又会成为指引人们行动的纲领，反作用于社会条件。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讲，思想是政治运行的深层推动力，思想通过人在引领着这个世界。这也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6]近代以来的政治史中不乏这种例子：人民对政治地位、经济地位的不平等感到不满，于是出现了与当时社会秩序全然不同的民主与社会主义的思想。而这种思想的普及，又有力推动了民主与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实践。
尽管源远流长，但在我们这个时代，思想可能仍是最为珍贵而稀缺的东西。如果没有一个对内有凝聚力、对外有吸引力的思想为先导，政治运行便失去了灵魂和方向，社会中便没有共识的基础。单纯的物质发展并不足以支撑一个文明的崛起，效率与可行性也未必总会产生正面作用。套用哈贝马斯的观点，实践层面的问题最多构成合理性危机，而思想层面如有不妥，则会出现合法性危机。
思想之稀缺，特别反映在新意的难得。工业革命以来，科技的发展日新月异。但在思想层面，这种进步并不明显。经常遇到的情况是：绞尽脑汁、苦思冥想后，终于有了若干明悟，不免私心窃喜。但稍一扩大阅读量，便会沮丧地发现，自己头脑中的闪光不过是拾人牙慧。区别仅在于别人比我们发现得更早，讨论得更加深刻，表达得更为优美。陈乐民先生曾将我辈后学分为两类。一类读书太少，心中了无罣碍，很容易觉得自己发现了新大陆，填补了空白。勇气固然可嘉，但未免失于鲁莽。一类人读书稍多，豪情顿销。认为既不能独辟蹊径，又何必做重复劳动。这样固然严谨，却欠了些少年意气。先生这话虽然是在开玩笑，但也多少说明了求新之难。现下博士生甚或硕士生的学位论文，都要求作者必须列明创新之处。对于研究政治思想的同学来讲，这似乎陈义过高。
虽然如此，我仍认为思想是人类智慧的最高层次，是“学”的目的。所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知识固然重要，但如果它最后不能阐明什么道理，不能形成某种结论，不产生思想，则其意义究竟何在？我们治学的扎实、严谨，只反映在材料的占有、典故的精熟或对回字几种写法的考证？一本好书、一篇好文章、一个好的讲演的标准，固然离不开知识、逻辑、美文修辞，但其核心吸引力还应是其中蕴含的思想的高妙。这是伟大与俗谛的根本区别。而按照陈寅恪先生的看法，士之读书治学，不正是为了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
思想的重要性，自然也决定了思想史研究的意义与价值：读史早知今事，温故以求出新。事实上，在政治思想的问题上，很难在历史与现状之间划一条明确的界限。能够打动我们的一切思想，都有极强的现实意义。当我们阅读经典著作时，如果能够透过形式的外衣来领略精神实质，就会发现自己实际上是在与今人而非古人对话。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并没有过时，法家著作读起来也与当代政治学著作没有什么两样。对这一点，也许我们可以引法国哲学家Alain的一段语录：“政治从来就没有改变过，也永远不会改变。因为人类的构造总是相同的（意指头、胸、腹三部分），所以柏拉图说过的话在今天仍然有效。”[7]何况不论多么力求客观超脱，我们都只是处在自己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按照我们自己的理解，按照我们自己的需要来阅读、解读它。这只是一次重读而非纯粹的阅读。每一个人都可以在重读中得到对自己的启示，发现新的东西。克罗齐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的命题在思想的领域内尤显真切。而这也正是思想史的魅力所在。
传统的政治学研究，无非政治史与政治思想两条主线，而以后者为主导：制度的设计、政治的运行，都是为了一个既定目标——经常是正义——的实现。实践也以这个目标作为评判标准。柏拉图以降的西方主流政治学固然如是，中国亦不例外。道自然先于器术，义天生高于功利。道义是政治的指导原则，也同样是政治学的主要研究对象。
一个世纪以来，强调确定性、科学性的现代政治学研究迅速发展，几呈席卷之势。制度、行为、决策过程、公共政策、心理、传播等领域丰富了研究的对象，以定量研究为代表的各种科学方法也令人耳目一新。但令人感到些许遗憾的是，这种新思路不仅仅是对传统政治学研究的补充，有时也形成了挤压乃至替代。政治思想则首当其冲：鄙俗的考量是它无法带来立竿见影的功效即无用，是坐而论道式的空谈。精致一些的借口则是因为其含有价值判断，所以不能被量化即科学化，而尤其难以达成一致即有确定之解。此等潮流，在国内颇受追捧。除了若干大家不受束缚外，有志于思想史研究的青年人经常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攻读学位、谋求教职、获得科研项目、发表论文、参加学术会议等方面的难度均远大于从事现状研究特别是政策研究的同辈人。这与其说是贴近生活注重实际，毋宁说是眼界狭窄甚或舍本逐末。
政治学研究在何种意义上能够及应当科学化，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但科学化未必是唯一的标准。知识的积累、政策的研究、“田野”的考察当然是重要的，[8]但形而上的价值观研究真的应该被彻底扬弃？从本质上看，权力关系既然可以极化为两造，那就意味着它有阶级性，就显然就不是一切都可以做科学的解释。如果我们同意伊斯顿的定义，政治是价值在社会中的权威性分配；如果我们同意拉斯韦尔的观点，政治意味着Who Gets What,When,How，则分配的原则，便是政治思想中的核心命题之一：正义即谁应当依据何种理由而得到什么东西。而分配的份额与方式显然是由权力掌握在谁的手里——传统政治学的另一个经典问题政体——决定的，谈不上所谓中性客观确定的科学。因此，我们最多可以说，政治中的若干方面是科学，或者说其研究可以科学化。但其中的主要部分未必是科学。
于是出现了一个疑问：研究方法是否应当与研究对象有一定程度的统一？对于不纯然是科学的问题可否简单用科学的方法加以研究？赛先生的权威有无适用性范围？讨论政治问题而不问正义，只问可行性或效率，是否以辞害意甚或见利忘义？任何批评都是对实然的不满，对应然的期待——这是左右之争的一个重要节点。《国际歌》中唱到的Nous ne sommes rien（我们一无所有）是实然，soyons tout（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则是应然。强调实然者一般重视秩序，容易偏右。放眼应然者期待变革，方显左派本色。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实然与应然本应是学者心中并重的方向，又何必非此即彼、畸轻畸重？
我个人认为，中性研究、客观研究的可接受前提是：正义的问题、政体的问题、价值观的问题已经基本得到了解决；或留待他人、他时解决；而不是这些问题已经过时，已经没有了意义。然而在政治生活中，一些表面上已基本得到解决的问题，经常会再次出现，并无一劳永逸的终结。只要人类社会分为不同的阶级、集团、群体，其利益便可能不一致，利益的分配便可能引起分歧，应然的问题便会重新提出。最新的例子如法国的黄马甲运动。他们自己的一些学者已警告说经过近60年的福利国家实践，法国社会现在居然有重回阶级斗争的危险。因此，对某些一时无法看清、取得一致意见的问题留待他人、他时解决是个选择，因为毕竟政治中也还有大量的技术性问题存在，毕竟大家的研究兴趣没有可能与必要完全统一。但与此同理，也不能所有人都回避这些问题，将所有研究都变成“科学”研究。时俗之弊，颇在于以琐屑为宗旨，以獭祭为扎实，视实然为科学，视冷漠为客观。其实无论时代如何进步，言不及义始终是学者应当警惕的批评。而研究方向、研究方法的百花齐放则是学术繁荣的必要条件。
政治学研究方向上的多元化会给政治思想研究留下应有的空间。政治思想研究方法上的开放心态也同样可以体认传统流派的价值。思想层面的新意自是难得，思想研究的新方法也是学者们的着力之处。我们已经看到了诸多尝试，如文本研究、语意研究等，颇能给人以启发。
但作为一个自我落伍的人，我仍然认为研究政治思想的王道是理解作者希望表达的核心观点，厘清背后的逻辑体系。思想家写作的一般目的，恐怕还是希望赢得尽可能多的读者、受众，而不是与少数同好做智力游戏——诗人中尽有李商隐，思想家的风格则多近白居易，清晰、可解乃至易懂应为其自我要求。这并不意味着肤浅。用平实的语言准确表达深刻的思想始终是真正的智慧、功力所在。我经常听到对国内西方思想名著翻译质量的抱怨，自己亦感同身受。一名外语、历史、专业水平俱佳的学者是稀缺资源。在现今的评估体系影响下，他们未必有披挂上阵的意愿。但我又认为，如果没有条件直接阅读原著，这些译本中可能的枝节舛误也不会影响我们理解作者的思想主线。对总体思想而非个别词句、核心逻辑而非个别兴之所至的偏差的把握，不才是我们要达到的阅读目的吗？对词语、隐义的精细考究，是无可非议的思路，极具新意，但非有高人一等的学识见识及得天独厚的语言能力不办——或最好是局中人，了解作者的时代、背景、心境。否则，上焉者如蔡元培先生“猜谜式”的《石头记索隐》，除平添茶余饭后的乐趣外并无严肃意义，下焉者则难免妄做解人之诮。
在一本著作中，大致会有一两个主要命题，会有一条主要的思路与逻辑。但同时，也可能会出现一些偏离主线，甚或与之矛盾的枝节论述。面对此种情况，恐怕仍然是在尽力弄清这种偏差的原因的基础上，重点把握主线为好。过分强调这些片段的重要性，并不是严谨的第一义。
要真正理解某一思想家的深意，除了对其著作的精细阅读外，还需要熟悉他所处的历史环境、他面临的局势、他想回答的问题。一方面，所有可称大家的思想，必定有其超时空的价值，可以不断启发后人。但另一方面，他的思想当然首先是对当时社会问题的分析回答。因此，通过熟读政治史、社会史来解读思想家应是一种少有错误的方法。这并不妨碍我们对他思想的引申发挥，而只是必要的第一步。伊·泰纳的巨著《现代法国的起源》对法国启蒙运动后一个世纪的政治思想的萌生背景及过程的详细介绍，便是这种方法的一个成功例证。这个问题在国人学习西方思想史时尤显重要：西方的历史、文化、传统有许多自己的独有特点，例如宗教化及长期的封建制度。这些因素为我们所不大熟悉、难以产生第一反应，但却是西方思想的根基。
因此，求大义、重基础，似乎才是我们学习思想史最当注意的关窍。
拉拉杂杂写下了这些感想。浅陋庸常且离题万里，实乃佛头著粪，读者付之一笑即可。邱静老师的大作在各方面的功夫见识都远超本人的妄语，大家且徐徐展卷细品。
2020年10月7日
[1]许振洲，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比较政治学系系主任，曾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
[2]Jean-Jacques Chevallier,Histoire de la pensée politique（政治思想史）,Paris,Payot,1993,pp.9-10.
[3]R.Aron,Trois essais sur l'age industriel（工业时代三论），转引自 M.Vadée,L'idéologie（意识形态）,Paris,PUF,1973,pp.16-17.
[4]阿尔都塞：《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陈越编，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52页。
[5]阿尔都塞：《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陈越编，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53页。
[6]《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0页。
[7]Alain,Propos（随想录）,Paris,Librairie Gallimard,1956,p.1137.
[8]虽然我不大理解为何不用更为通顺的“实地”或“现场”——考古学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