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桥沈氏宗谱》之沈恒事迹证伪[1]
张如安
摘要：沈恒为慈溪师桥沈氏的一世祖。目前因宁波学界的广泛宣传，南宋沈恒的教育业绩已经广为人知。沈恒的事迹原载于《师桥沈氏宗谱》，笔者经过对该谱相关内容的细致考证，认为谱中所载宋元的文献材料全属于沈氏后人的伪造，由此证伪了沈恒的事迹。
关键词：沈恒；海隅书屋；沈师桥；师桥沈氏宗谱
沈恒（1110—1199）为慈溪师桥沈氏的一世祖。此人原本仅见于沈氏家谱中，鲜有人知。新编的《慈溪县志》据家谱资料为其列传，《宁波市志外编》中也据该家谱资料收录了几篇南宋人写的文章，从此知者日多。现代介绍和研究宁波历史文化的书籍中，沈恒其人已屡见不鲜，如薛秀霞的《宁波历史》、陈依元的《经济文化一体化——宁波迈向21世纪的选择》、辜筠芳的《宁波教育史》、傅璇琮主编的《宁波通史·宋代卷》等都介绍了沈恒的教育业绩。中国文史出版社地2009年出版的方东编著的《师桥沈氏史话》，做了更为全面的发挥。在未进行过严密考证的情况下，沈恒的事迹被四处宣扬，几成定谳。笔者在《南宋宁波文化史》中，提出四明洛学的第四支由沈恒传入慈溪，并认为沈恒的主要贡献是创办了一所义塾，以传播伊洛之学。[2]笔者当时所依据的资料，来自于他人辑录的几则沈氏家谱资料，并未真正研读过《师桥沈氏家谱》，书写时随了大流，这是需要自我检讨的。尽管如此，笔者对沈恒其人的宣传仅基于谱牒的证据，心中不免存有些许疑问。因当时苦于《南宋宁波文化史》工程量浩大，一时腾不出手来对沈谱探个究竟。
《南宋宁波文化史》出版之后，笔者终于解脱出来，有机会阅读了天一阁藏本民国二年修的《师桥沈氏宗谱》。关于此谱，童银舫在《慈溪家谱》中著录云：“是谱体例严谨，书体齐全，史料丰富，堪称家谱之翘楚。”[3]笔者研读此谱，觉得明清部分相对可靠一些，而宋元部分则大不然，越看越觉可疑。笔者之所以研读此谱，自然是为了释解心头曾有的疑问，故直奔沈恒而去。初步考察《师桥沈氏宗谱》中有关沈恒的内容，主要出自南宋人杨宗卿的《重修海隅书屋记》、陆一瀛的《沈师桥志》、罗淳的《沈师桥记》、罗炳的《沈师桥记》以及《元至正谱序》等文，采摭这些文献资料而作的传，则集中塑造了沈恒的高大形象。然而在进一步的深入研读之后，笔者发现所谓沈恒的种种事迹，殊有重新加以检讨的必要。
为获得对沈恒其人的总体印象，笔者先抄录《师桥沈氏宗谱》卷三中的传记如下：
公讳恒，字维时，行三百八，师桥始迁祖也。世居河南沈邱县之凤林里。曾祖讳锺，字仲鸣，登进士，官著作郎。祖讳业，字显之，为温州永嘉县尉，卒于官。父讳远，字文通，遂家于永嘉之贴水桥，隐居不仕。生公，学宗二程，为伊川先生私淑弟子。宋建炎二年登进士第，授太常寺博士。扈从高宗南渡，累官太府卿。孝宗乾道初，转拜朝奉大夫兼督明州市舶司、管内劝农，赐金鱼袋。巡历边郡，见慈邑北乡鸣鹤海滨，土宇宽厚，可创第宅，因动考槃之思，遂于乾道六年（时公年六十一岁）致仕，居焉。孝宗皇帝有勅命，进阶一级，允归田里。开辟草莱，鸠材筑室，竟成佳壤。首尚礼义，敦洽教化。建塾于河之南，匾曰“海隅书屋”，义教士类（明漳洲黄石斋先生有《义学记》），授伊洛之传。又于淳熙十五年（时公年七十九岁）捐赀架桥，以通南北之从游者。门人万琦等题其桥曰“沈师”。同门罗淳、罗炳咸著《师桥记》刊于石。故所居之地名曰“沈师桥”。志于郡邑，名震寰宇，所自来也。公寿跻九十岁，德配方恭人，寿八十六岁。其生卒年月、营葬兆域并后嗣行字，俱详载世谱中。
这篇传记屡为人引用，沈恒的生卒年（1110—1199）亦出此处。那么这篇传记的可靠性究竟如何？笔者结合宗谱中其他材料，试析如下：
第一，关于沈恒的世系。《宗谱》卷一有一篇元人所作的《初修宗谱序》所述有一定的代表性。此文末署：大元至正二十四年甲辰岁仲秋之月，七世孙礼部员外郎圭孙序于叙伦堂。这个题署一看就知是假的。因为整个元朝时期，南人在政治上受到了歧视，浙人参与朝政者十分有限，在政治上缺乏有重大影响的人物。余阙在《杨君显民诗集序》中云：“况南方之地远，士多不能自至于京师，其抱才绲者，又往往不屑为吏，故其见用者尤寡也。”[4]余阙的话是就整个南方而言的，当然也适用于四明。据萧启庆统计，元代浙江进士登科者64人，仕至从三品以上者仅有义乌人黄溍、余姚人岑良卿及丽水人项棣孙三人，所任又皆非要职。[5]清代慈溪学者冯本怀曾慨叹说：“元世吾邑登仕版者绝少。”[6]这确实是自宋以来从来没有出现过的现象。元代四明文士备受摧抑，缺乏有全国影响的人物，他们的基本出路大都是在地方上担任不入流品的学职。如果元代慈溪有沈恒的七世孙沈圭孙官做到礼部员外郎，也算是很大的成功了，乡人必定会引以为荣，为何却不见于《史志》的任何记载呢？再看其序文云：“六世孙御史讳钦，字仲敬，与著作郎讳钟字仲鸣者亲昆季也。钦生荣，字宠之。荣生遘，字文遇。遘生晦，自明之，宋宣和间状元及第，官翰林学士，谥端简。建炎间随驾南渡，历定海，至越之山阴，遂家焉。钟生业，字显之，永嘉县尉，卒于官。业生远，字文通，遂居永嘉。远生恒，字维时，行三百八，官至太府卿、朝奉大夫。建炎间扈宋高宗南渡，过金陵，如温州，又徙居明州慈溪之海滨河北家焉，乃吾宗之始祖也。”对此，王铁先生考证说：“此序还说沈钟是唐德宗的外祖沈易直的后裔，钟有兄钦，钦生荣，荣生遘，遘生晦，为宣和状元云云，当然都是不经之言。”[7]尽管王铁揭开了该谱在世系源流上的“不经之言”，遗憾的是他对其他内容则又轻信该谱所言。撇开世系源流不说，单就沈恒一支而论，谱中说沈恒之父沈业，为永嘉尉。查光绪《永嘉县志》卷九，《秩官表》，县尉栏下，并无沈业其人。在该志卷三“桥梁”栏下，也没有找到“贴水桥”之名。因该志所载宋县尉人物寥寥，资料缺漏极多，沈业正是缺漏者之一亦未可知，存疑于此。
第二，关于沈恒的进士身份。《宗谱》卷一《师桥沈氏科第考》云：“沈恒，字维时，行三百八，师桥第一世祖。建炎二年戊申科进士。”查南宋《乾道四明图经》卷十二《进士题名记》、《宝庆四明志》卷十《进士》、光绪《慈溪县志》卷十九《选举志》，无其中进士的记录。再利用电子版《四库全书》《瀚堂典籍》检索，亦无由沈恒中进士的记录。因此，基本上可以判定“登进士”是后人伪造的。
第三，关于沈恒之学术，传称其“学宗二程，为伊川先生私淑弟子”。这句话初看没有什么问题，但《宗谱》卷二罗炳《沈师桥记》却有很不相同的说法：“沈公家世河南之沈邱，簪缨鹊起，而公慨然有志于伊洛之传，实与龟山、豫章往复研究正脉者。”龟山即二程的首传弟子杨时（1053—1135），豫章即杨时弟子罗从彦（1072—1135）。根据罗炳的叙述，此事的发生大概在靖康耻之前的事了，时沈恒年方弱冠，根本没有资格与杨时及其弟子罗从彦往复研究学术。与沈恒同时的高闶“弱冠入太学，杨时为祭酒，授以伊洛之学”（陈训正《鄞县通志人物编》上《人物类表》第一《儒行·宋》）。这样的叙述才是很可信的。何况，罗炳此文作于淳熙十五年（1188），伊洛之学根本还未独享“正脉”的地位呢。此文末署：大学士邑人罗炳谨记。如果罗炳真是大学士，地位就比较重要，理应在丰富的宋代文献中留下他的姓名，亦够得上进入《县志人物传》的资格，何以在宋代文献及历代《慈溪县志》中均无迹可寻呢？这些疑点，正好证明大学士罗炳文应属后人伪托。较早提到大学士罗炳的还有明初桂彦良（1321—1387）所作的《重建沈师记》一文。桂文云：“夫鸣皋之师桥沈氏，世居吾慈之西北，自宋建炎间始也。建炎初沈君讳恒者，以太府卿扈高宗南渡，越金陵、瓯郡、四明，来家河北。时创义学，架桥以便从游者，因名之曰师桥，事详大学士罗炳记中。迄今国朝盖三百余年于兹矣。”文末署云：洪武十九年丙寅春王正月，晋国太傅、前太子正字邑人桂彦良顿首拜撰。大儒桂彦良是否会不加考核地称引“大学士罗炳”呢？这当然很难说。那么我们还可以罗列出其他的证据。如从时间计算看，建炎元年即1127年，谱载桂氏作文时间为洪武十九年（1386），则迁居时间充其量只有260年，怎么可能是“迄今国朝盖三百余年于兹”呢？大儒桂彦良总不至于犯如此低级的错误吧？文中又称汤和为“开国元老”，这并不恰当，因为当时无人有这样的称呼。文中又说：“乙丑春，信国公以御倭寇故，奉上命至沿海筑观海等卫所数十城，又筑塘捍海。”乙丑为洪武十八年（1385），如据雍正《浙江通志》卷九十引《明实录》，洪武十九年十一月才置观海卫都指挥使司于宁波之慈溪县，又明周粟《观海卫志》卷一云：“国朝洪武二十年，信国公汤和遂筑慈溪县三十都定水寺涂田为观海卫，置都指挥司。”桂彦良作于洪武十九年正月的文章，竟然预先提到了之后才发生的汤和筑观海卫一事，何况汤和筑观海卫时，桂彦良已经去世。再看职衔，桂彦良在洪武六年（1373）应征召入京，授太子正字，十一年出任晋王府右傅。同一朝的官职，中间竟夹一个“前”字，如此书写职衔，笔者孤陋寡闻，从未见过。由以上的几个证据，笔者确信桂彦良的所谓记亦是沈家后人伪造的产物，自然其文提到的所谓“大学士罗炳”，亦可知其为不可信了。
第四，关于沈恒之历官。《宗谱》卷二有陆一瀛《沈师桥志》云：
沈师桥者，为师儒沈公建而名之也。粤溯兹土，秦则海也，汉则涂也，唐则灶地也，宋则民居也。虽烟火渐稠，而厥名未彰。建炎初，太府卿沈姓讳恒者，家世河南之沈邱，扈驾南迁，自温州之四明，来家于此河北。首尚礼仪，富而好施，悯乡邻之贫乏者欲学弗克，乃建塾于河之南而义教之，从游者四方云集，架桥便行，名之累百，俱未允当。门人万琦作而言曰：“吾师以义学，故创此桥，名之曰‘沈师桥’，可乎？”众皆翕然从之，桥名遂定。瀛不能文，第述其缘起如此。皇宋淳熙十三年岁在丙午一阳生月吉日，同里陆一瀛谨志。
与上文所述类似的，还有所谓七世孙圭孙的《初修宗谱序》：“远生恒，字维时，行三百八，官至太府卿、朝奉大夫。建炎间扈宋高宗南渡，过金陵，如温州，又徙居明州慈溪之海滨河北家焉，乃吾宗之始祖也。”
作文者其实非常清楚，欲要让沈恒在建炎中扈从高宗南迁，必须使其拥有较高的官职才行。太府卿为太府寺主官。宋代太府寺属于诸寺监中的“九寺”之一，原本只是闲官，元丰改制后，置太府寺卿与少卿为正副主官，丞助理事务，始正其职，掌管国家财货的政令，以及库藏出纳、商税，平准、贸易等事。据陆一瀛文所述，沈恒在建炎初的官职为太府卿。但事实是建炎诏罢太府寺，以其所掌职务拨隶金部。绍兴元年，复以章亿守太府寺丞，措置印给茶盐钞引，续添置丞二员。四年，复置卿、少各一员。可见建炎诏罢太府寺之后，到绍兴四年（1134）才恢复，沈恒怎么可能在此期间有太府卿之职呢？此为作者因不明官制变迁而露出的马脚。据谱，沈恒生于1110年，建炎初（1127）才18岁，又怎么可能做上太府卿之职？故王铁认为：“沈恒的祖父沈钟既已居于永嘉，沈恒的所谓‘建炎间扈驾南渡’，至多不过是作为青年游学京师，适逢金人南侵，遂又逃回永嘉老家而已。”[8]罗炳《沈师桥记》将其回家的时间定在“建炎三年”。宗谱卷一《师桥沈氏科第考》，将沈恒的仕历改为：“建炎二年戊申科进士，授太常寺博士。扈高宗南渡，累官太府卿。孝宗乾道初转拜朝奉大夫，兼督明州市舶司管内劝农，赐金鱼袋，巡历边郡。于乾道六年进阶一级致仕。”这么一改，似乎合理了一些，且与传记保持了统一，但又与《宗谱》所载陆一瀛等文发生了矛盾。即便如此，沈恒青年时扈从宋高宗的经历仍旧令人难以置信。至于沈恒在孝宗朝所任官职，在丰富的南宋史籍亦一概不见踪影。
第五，关于孝宗之敕命。这一敕命详载于宗谱卷一，据说下于乾道六年（1170）十月初八日。凡宗谱所见此类敕文，开头均作“奉天承运皇帝敕（或诏）曰”，此种格式实起自明初，若见于宋人身上，即可判定其为伪。再从内容上看，谓沈恒“始事先帝，继事朕躬，历仕忠勤，得倾心膂”，亦很不妥帖。南宋敕命以典雅为尚，宗谱所载所谓的敕命乃俗手伪托，故文辞殊不雅驯。《师桥沈氏宗谱》中所载有一道元武宗皇帝恩授庆二公大理评事诰命，更为可笑。因为元代只设刑部，无大理寺，又何来大理评事一职呢？
第六，关于海隅书屋之建立。据传沈恒的一大事迹是在晚年从教，创建了海隅书屋。曹屯裕主编的《浙东文化概论》说：“1170年，南宋太府卿沈恒辞官还乡时建学于村河之南，名‘海隅书屋’，这是慈溪历史上有记载的最早的一所私塾。”[9]这一说法至今广为流传。
目前可以见到宗谱中最早涉及海隅书屋的文章，为卷二所载杨宗卿的《重修海隅书屋记》。兹摘录该文的若干关键之句：“昔太府公首尚礼乐，义教士类，授伊洛传，建塾于河之南，额曰海隅书屋，至今及门英贤济济。永昌先生、隐斋夫子咸继述志，此诚沈氏元运之所由兴也，即杭之龟山书院、永嘉之五峰书院，无以逾此。然而日月如流，漂摇剥蚀，屋亏其桷，栋失其楣者，不胜指计焉。绍定四年，吾师隐斋夫子退居目击，忾然系怀，曰：此乃传邹鲁之学，讲修齐之道者也。入斯堂，升斯座，而栋渔垣墙，顾勿多饬，可乎？于是刻石鸠材，按册程工。”末署：大宋绍定五年三月望前一日，门人杨宗卿百拜敬撰。
此文结合宗谱，提供了不少信息，但这些信息非但得不到其他文献的佐证，反而露出了一些破绽：
首先，此文作者杨宗卿，为隐斋夫子的门人。隐斋乃沈奎（千一公）的自号，其人为永昌的长子，沈恒的孙子。据《宗谱》卷三《宋处士千一公传》，杨宗卿登进士第，“理宗皇帝用杨宗卿荐举，知公才学超人，征授山东沂州州判，公固不欲仕进，力辞不赴。”查《宝庆四明志》卷十，杨宗卿为淳祐元年（1241）进士，系杨琛之侄。又据《雍正浙江通志》卷一二八，杨宗卿为鄞人。奇怪的是，鄞县教育发达，学者众多，名师云集，为何杨宗卿偏要跑到慈溪荒僻之地的一所义学中求学，而成为沈奎的门人呢？须知在“宋元四明六志”等文献中，根本找不到沈奎的名字，他最多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乡村教师。还有杨宗卿既为进士，也许有机会荐举其老师，但传记说理宗皇帝征授沈奎为“山东沂州州判”，则属荒唐之笔了。因为其时山东沂州为金国所辖，宋理宗怎么可能做出这样的任命呢？这样的荒唐之笔，还见于永昌曾孙庆一公沈忠卿身上：“度宗咸淳二年丙寅，贡入太学，初授山东沂州府儒学教授，擢迁河南儒学提举。”此时山东已是蒙古地盘，而儒学提举根本就是元代始设的官职，都被宗谱编者安到了宋末人的头上。由此参阅《师桥沈氏宗谱》所载大宋景炎二年方震龙谱序，有“今阅庆一提举所辑宗谱”云云，可推知此序亦应是后人伪造。
其次，据谱所云，重修书屋的时间为绍定四年（1231），杨宗卿撰文于次年。查《宗谱》卷三有《宋处士千一公传》云：“绍定四年辛卯，因祖建海隅书屋渐次朽旧，遂出赀购材，经营而一新之。更捐膏腴之田半顷，输粟给蔬，以膳门人之贫乏者。于是教育益宏，从游者日益众。门人杨宗卿登进士，归德于公，为撰《重修海隅书屋记》。”杨宗卿撰文明署在绍定五年（1232），而其中进士却在淳祐元年（1241），怎么可能如谱所说中进士后才撰文呢？我们再仔细研读一下杨宗卿的文本，发现漏洞更多。从教育思想上看，杨氏运用的话语，不属于宋代的理学话语系统。杨文多次谈到了“学术”，如云：“人类，天下之至灵也，必待学术以成功。”又说：“俾得春诵夏弦，以成学术者，端系此矣。”他说教育的意义是为了成就学术。作者不论德行，不谈教化，偏论学术，这样的教育理念完全不像出自宋代学者之口，更像是近代人的思想。笔者用大型电子检索工具搜索宋代文献，没有找到一条与“以成学术”的词语匹配。且海隅书屋作为一所义学，是为穷乡僻壤读不起书的学生服务，启蒙应该是首要的任务，提出“以成学术”的教育理念，完全是不切实际的。再从杨文所提到的书院看，有“杭之龟山书院”和“永嘉之五峰书院”。查嘉庆《余杭县志》卷五《学校》，宋代余杭确有龟山书院，“在县治南，崇宁末杨时知县事，去官，有遗爱在民，民请为书院以祀之，仍延师教子弟其中”。这个龟山书院虽然不是很有名，但在南宋确实是存在的。问题出在五峰书院上。查光绪《永嘉县志》卷七，永嘉历史上并无五峰书院。再查雍正《浙江通志》卷五十八，永康倒有一个五峰书院，系“宋朱文公、吕成公、陈龙川旧游之地，嘉靖初邑人应典因为祠以祀三贤，知县洪垣更为书院”。这个“永嘉”自然是“永康”之误了，但永康的五峰书院其实是明朝嘉靖时期才创办的，怎么可能预先写到宋人杨宗卿的文章中呢？再看杨文中还出现了晚近的词汇。“人类”一词作为人的总称，是晚近才出现的词语，不可能出现在南宋。由以上几点判断，所谓杨宗卿的《重修海隅书屋记》，应该是近代以后之人伪托而成的。
第七，关于沈师桥之建造。宗谱卷二有一篇罗淳的《沈师桥记》：“余家于此有年矣。海于秦汉，地于唐宋，而今则彬彬矣。”此段话明明是宋以后人口吻，露出了此文为宋以后人作的马脚。可文末的署名却为：大宋淳熙十五年戊申春二月，太常博士邑人罗淳顿首拜撰。南宋的太常博士理应为进士出身，查阅“宋元四明六志”，无有罗淳中进士的记载。再利用电子检索，也查不到关于南宋罗淳的任何历史信息。由此判定，罗淳之文十之八九属于假托。作伪而露出同样马脚的还有一篇《三寿堂记》，文中有“自唐宋迄今千有余年”的句子，这不就等于明言本文作于民国初修谱之时吗？可文末偏署名为：大宋景定三年壬戌桐月中浣吉旦，内阁学士邑人罗必先顿首拜撰。内阁学士是明代才有的官职，明清时期的史籍中根本就找不到一个名叫罗必先的内阁学士，更不用说是宋末景定时期了。罗必先其人全属于伪托，是可以肯定的了。作谱者能伪托一个子虚乌有的内阁学士罗必先，自然也可以伪托一个大学士罗淳。
罗淳《沈师桥记》文还说：“迨太府卿致仕，概（慨）然以师自任，为之建塾于河之南北，择乡之子弟俊秀者，给廪饩以义教之。因架桥以通南北书院。而一时英才济济，多所成就。故门人万琦遂以‘沈师’名其桥，志不忘也。”又淳熙十五年八月罗炳作《沈师桥记》云：“公故饶于赀，好施与。复念穷乡僻壤，无人振兴绝学。因力行其所习于伊洛者，友教都人。士相质疑问难，终日谈道不辄（辍），一时从游者众。因建塾于河之南北，且架桥以通行。而思所以名之，门人万琦作而言曰：‘我师以义学创此桥，则桥乃师之桥也。名之曰沈师可乎？’众皆以为然。因请说于余。余曰：‘不亦善哉，其名也！’”据宗谱所列之传，沈恒致仕在宋孝宗乾道六年（1170），则建塾及沈师桥皆应在此年之后。卷一《师桥地里繁简考》云：“海隅书屋：宋乾道间建，在旧桥之南，去桥四百余步。”乾道共九年，则海隅书屋当建于1170—1173年，当即二罗文中所云的“塾”“义学”了。桥自然是伴随着义学的兴起而建的，二罗文中都说沈恒想要为桥命名，门人万琦想出了“沈师”的桥名，得到大家的赞同。罗淳、罗炳的《沈师桥记》均作于淳熙十五年（1188），则桥的命名当在其年。为何乾道间建的桥，要等到15年以后才去命名，难道不令人费解吗？这一费解处，恐怕也是二罗之文为后人伪托，伪托者考虑有所不周才造成的。传中又说：“（沈师桥）志于郡邑，名震寰宇，所自来也。”再查阅“宋元四明六志”、成化《宁波郡志》，都没有关于“沈师桥”的记载，直到嘉靖《宁波府志》卷六《慈溪》，才有“沈师桥：县西北六十五里”寥寥数语。这就证明了沈师桥之进入《郡邑志》是在明代嘉靖年间，而“名震寰宇”更是谈不上。
综上所考，《师桥沈氏宗谱》中仅有的几篇宋元文章以及敕文、诰命，几乎都是后人伪造的产物。不仅如此，该谱关于宋元部分的传记资料也多出于伪造，如宋沈璧传谓其任山西太原府寿阳县丞二尹，殊不知此时山西为金国所辖，二尹乃是明清时对县丞或府同知的别称。元处士沈仲贵传谓“不逞之徒散处五磊及大小岷诸山岙中，又多强贼，勾结洋匪，群萃海滨”。试问元代何来“洋匪”？这分明是近代词汇。由于沈氏后人学识不逮，《师桥沈氏宗谱》留下了累累的作伪痕迹。从作伪的情况看，所谓宋元部分的材料，多出现明代官职、名物，似意味着明代修谱时已有伪造，而由“洋匪”“人类”之类的近现代词汇及《三寿堂记》的时间叙述看，在民国二年修谱时又做了新的伪造。这就难怪该谱不同时期的序文风格那么统一了。作为师桥沈氏的一世祖沈恒，或许实有其人，但笔者认为其所有的光辉事迹，都建立在后人伪造的文献之上，经不起推敲，自然也是不可信的。沈恒其人不但不见于历代郡志中，且在历代的《慈溪县志》中都没有列传，在家谱之外的其他史籍中更不见踪影。就连沈恒的门人以及撰写记文的所有高官，一概在史籍中遁形灭迹，这难道不很奇怪吗？笔者阅览四明家谱数百种，发现谱载宋元时期的文、传等，编造极为严重，不独师桥沈氏如此。对此种现象，严肃的学者有着清醒的认识，如同治《鄞县志》卷六十三《古迹二》“鄞江书院”条按云：“私家谱牒，孤文无证，亦何足信耶？”这也是本文对待沈恒的态度。因为私家谱牒的“孤文无证”，因此寻找谱文本身的漏洞和矛盾，成为可以遵循的考辨路径。本文循此路径做出的考辨，证伪了沈恒的事迹，也证伪了保存于沈谱中的宋元逸文。这就进一步启示我们，对纯粹从家谱中挖掘出来的早期“奇葩”，应该怀有一份警惕之心。
【作者简介】张如安，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教授。
[1] 本文为龚缨晏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天一阁所藏文献分类整理与研究》子课题子项目《天一阁藏家谱资料整理与研究》的成果。
[2] 张如安：《南宋宁波文化史》（第二章），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79—80页。
[3] 童银舫：《慈溪家谱》，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102页。
[4] （元）余阙：《青阳集》卷2，《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 萧启庆：《元朝南人进士分布与近世区域人才升沉》，载萧启庆主编《蒙元历史与文化：蒙元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下册），台湾学生书局2011年版，第571—615页。
[6] （清）尹元炜辑，王清毅、岑华潮点校：《溪上遗闻录》卷3，西泠印社2005年版，第34页。
[7] 王铁：《中国东南的宗族与宗谱》第四篇《沈氏》，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2年版，第168页。
[8] 王铁：《中国东南的宗族与宗谱》第四篇《沈氏》，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2年版，第169页。
[9] 曹屯裕主编：《浙东文化概论》之四《浙东教育》，宁波出版社1997年版，第1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