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评点与导读
明清小说评点之前的传统文学批评多喜对作品的韵味作反复涵咏和直觉感悟，并用一种诗意的语言将这种幽微的心理体验传达出来。由此，“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便成了传统诗文批评的流行观念。如元好问在《论诗绝句》中便道：“鸳鸯绣了从教看，莫把金针度与人。”[11]
但金圣叹却对这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批评观不以为然，他希望读者可以做到“观鸳鸯而知金针，读古今之书而能识其经营”[12]。他还说：“仆幼年最恨‘鸳鸯绣了从教看，莫把金针度与君’之二句，……今日见《西厢记》，鸳鸯既已绣出，金针亦尽度。”[13]而其评点也正是以“度人金针”为目的，他对评点曾做过两个生动的比喻：
后之人必好读书，读书必仗光明；光明者，照耀其书所以得读也。我请得光明以照耀其书而以为赠之。……后之人必好读书，必又好其知心青衣；知心青衣者，所以霜晨雨夜侍立于侧，并兴齐住者也。我请得转我后身便为知心青衣，霜晨雨夜侍立于侧而以为赠之。[14]
在这里，金圣叹以“光明”、“知心青衣”比喻自己的评点，强调的正是评点的“导读性”。明清小说评点家将评点看作是一项可传诸后世的千秋事业，对他们而言，评点不再是一种个人性的文学鉴赏和批评，而是具有社会意义和价值的实践活动。他们把自身的评点定位为照耀后人阅读道路的“光明”，后世读者仗此“光明”，才能在阅读的旅途中得以更好地前行。而评点家自身，就是一位与作者和读者都能心心相印的“知心”，这位“知心”以评点文字为媒介和桥梁，得以跨越时间和空间的藩篱，无论“霜晨”抑或“雨夜”，都能“侍立于侧”，与作者和后世读者完成精神的千古沟通和交流。
从美学的角度看，这种导读何尝不是美感的一个重要来源。审美活动通常被视为一种感性活动，但在文学作品中，并不具备一般意义的感性对象，文字的描写、性格的塑造、情节的营造不仅需要想象，而且也需要推理，审美快感也是由此而来的。“度人金针”不单是让读者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这便是在内在知觉或想象之外引发理性活动，而这理性活动反过来又使知觉和想象更为细腻丰富，当然也就带来更强烈的审美情感；另外，当读者听到评点家的声音时，他便在与小说交流的同时也与评点者进行交流，这同样会造成复杂的心理效果，有助于增强其审美情感。
（一）导读的背景
袁无涯刻本《出像评点忠义水浒全传》卷首《发凡》中说：
书尚评点，以能通作者之意，开览者之心也。得则如着毛点睛，毕露神采；失则如批颊涂面，污辱本来，非可苟而已也。今于一部之旨趣，一回之警策，一句一字之精神，无不拈出，使人知此为稗官史笔，有关世道，有益于文章，与向来坊刻，敻乎不同，如按曲谱而中节，针铜人而中穴，笔头有舌有眼，使人可见可闻，斯评点所最贵者耳。[15]
评点是一种沟通作者和读者的方式，其目的在于“通作者之意，开览者之心”，通过揭露书中旨意、评论章回警策、分析字句奥妙，起到对读者的引领作用。就像学习音乐必须掌握曲谱，学习针灸先以铜人做试练，评点家以其精彩的批评文本，使读者耳目得以一新，这是评点最宝贵的价值。
袁宏道在《东西汉通俗演义序》中充分肯定小说评点的导读作用，他举李贽为例，认为正是有了李贽精彩的小说评点，才使得《水浒传》这样的小说流传千古，为世人所喜爱。
里中有好读书者，缄嘿十年，忽一日拍案狂叫曰：“异哉！卓吾老子吾师乎？”客惊问其故，曰：“人言《水浒传》奇，果奇。予每检《十三经》或《二十一史》，一展卷，即忽忽欲睡去，未若《水浒》之明白晓畅，语语家常，使我捧玩不能释手者也。”若无卓老揭出一段精神，则作者与读者千古俱成梦境。[16]
冯镇峦在《读聊斋杂说》中也充分肯定了金圣叹的评点对开启后人阅读接受所起的作用：“金人瑞批《水浒》、《西厢》，灵心妙舌，开后人无限眼界，无限文心。故虽小说、院本，至今不废。”[17]无论是袁宏道，还是冯镇峦，在这里强调的都是“导读”的重要性。优秀的小说再配以精彩的评点，可谓锦上添花，为小说这一“小道”得以畅通前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如果没有这些评点者的灵心慧眼，即使是如《水浒传》这般通俗小说中的翘楚之作，也难免为世所轻视或遗忘，正所谓“若无卓老揭出一段精神，则作者与读者千古俱成梦境”。
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小说评点者是一个独特的群体，其人员构成复杂，且在很大程度上受小说传播的商业渠道——书坊的控制和影响。有些书坊主甚至亲身参与到评点事业当中，余象斗即是一例。余氏出身于刻书世家，其祖辈在宋时就以刻书而闻名，他能迎合普通读者的需求，较早地将评点引入通俗小说的刊刻之中，并独创了“上评、中图、下文”这种颇富商业效果的小说刊刻的“评林”体式，其现存评点本三种，即《水浒传》、《三国演义》“评林”本和《春秋列国志传》。
小说评点正是在这样的商业传播背景下逐步发展的，普通读者之所以会选择评点本来阅读，看重的正是其“导读性”。尤其当一些文人，甚至文化名人开始加入小说评点的队伍，并以其精彩、高妙的评述赢得普通读者的衷心欢迎和热爱，小说评点的“导读”特点也得以进一步的彰显，从而成为一种公众性的文学批评事业。
（二）导读的方法
既然“导读性”已成为小说评点的一个重要目的和属性，那么小说评点者如何才能对其他读者的阅读活动进行有效的导引？
要想对其他读者的阅读做出有效的导引，评点者首先需要自己对作品进行深入的细读和研究。金圣叹在《水浒传·楔子》的卷首批道：
古人著书，每每若干年布想，若干年储材，又复若干年经营点窜，而后得脱于稿，哀然成为一书也。今人不会看书，往往将书容易混账过去，于是古人书中所有得意处，不得意处，转笔处，难转笔处，趁水生波处，翻空出奇处，不得不补处，不得不省处，顺添在后处，倒插在前处，无数方法，无数筋节，悉付之于茫然不知，而仅仅粗记前后事迹，是否成败，以助其酒前茶后，雄谭快笑之旗鼓。……吾特悲读者之精神不生，将作者之意思尽没，不知心苦，实负良工，故不辞不敏，而有此批也。[18]
冯镇峦在《读聊斋杂说》中说：
不会看书人，将古人书混看过去，不知古人书中有得意处，有不得意处，有转笔处，有难转笔处。趁水生波处，翻空出奇处，不得不补处，不得不省处，顺添在后处，倒插在前处。无数方法，无数筋节。当以正法眼观之，不得第以事视，而不寻文章妙处，此书诸法皆有。[19]
张竹坡在评点《金瓶梅》时亦道：
故做文如盖造房屋，要使梁柱笋眼，都合得无一缝可见；而读人的文字，却要如拆房屋，使某梁某柱的笋，皆一一散开在我眼中也。[20]
这些评点家在这里强调的都是阅读的重要性，小说评点就是要建立在对作品反复细读的基础之上。对于评点家而言，优秀的小说文本乃是作家苦心经营之作，张竹坡将“做文”比喻为“盖造房屋”，那些创作的“机关”，都被高明的作者在文章中“合得无一缝可见”，这就需要评点家将文章中的“无数方法，无数筋节”一一予以揭示，展现给读者。所以，没有对作品的认真解读，就没有小说评点的诞生。从静态的角度看，评点者在对作品进行反复细读之后，将其诠释和感悟记录于评点文字之中。从动态的角度看，评点者在阅读过程中的心理变化、情感状态也在评点文字中有所显现和揭橥。
如《水浒传》第三十六回“船火儿夜闹浔阳江”中，有一处写宋江的心理活动，宋江在张横船上受了大惊，忽听有人救他，宋江“钻出船上来看时，星光明亮”，金圣叹评论说：“此十一字妙不可说。非云星光明亮照见来船那汉，乃是极写宋江半日心惊胆碎，不复知天地何色，直至此，忽然得救，夫而后依然又见星光也。”[21]惊险过后，才能感觉夜色如何，看见天上的星光，听到江中的水声，这样的描写，若非金圣叹以其极具艺术鉴赏力的细读点明其精彩，极有可能就被读者轻轻放过了。
为导读计，明清小说评点家除了在章回细节之处予以详细评述外，还用心归纳出文本的种种读法，其目的就是向读者传授如何进入文本的心得，“懂得读一书之法”，掌握绣出鸳鸯的金针。金圣叹在《读第五才子书法》中道：“吾最恨人家子弟，凡遇读书，都不理会文字，只记得若干事迹，便算读过一部书了。虽《国策》、《史记》，都作事迹搬过去，何况《水浒传》。”[22]金圣叹归纳出读书方法，并在文中以自己的读书感受为例，目的就是要教会读者“开尔明月之目，运尔珠玉之心，展尔粲花之舌，为耐庵先生一解《水浒》”[23]。不仅如此，懂得小说的“文法”，还有利于读者今后阅读活动的展开，一法通而百法通，成为一名“理想的读者”。
正如上文所提“文”与“事”的辩证关系，评点作为导读，目的便在于让读者注意到小说的核心并非“事”，而是“文”；在多数评点家看来，普通读者仅关心“事迹”，从中获得直接的满足，而不关心小说的审美性质。只有懂得文法，读者才能摆脱这种粗浅的阅读，转而沉浸于小说文本为想象所铺设的游戏规则中，游走于各个细微的细节之间，让自己随着“文”的展开体验到审美快感。的确，仅看到造成的房屋也能得到某种快乐，但这种快乐仅仅停留在一刹那间，而如张竹坡所言，如果读者能看透建造房屋的各种“机关”，则快乐便不停留于感官之间，而是调动了判断、推理的各种官能，建立起从手段到目的、从目的到形式的通常线索，从而体尝到更为深入和持久的审美快感。普通读者也会为宋江的惊险遭遇感到惊心动魄，甚至于感到逃脱危险的轻松，但在“细读”的过程中，领会到各种“方法”和“筋节”，则会佩服作家的缜密文思，获得另一番乐趣。所以，评点作为导读，一大目的便是引导读者享受到小说阅读的审美快感。
（三）导读的意义
审美无疑是评点的重要目的，这在后文将详细描述，除此之外，通过审美的途径，评点还具有以下意义。
首先，小说评点的“导读性”特点使其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和意义。中国古代诗文批评多倡导一种直觉性的欣赏思维方式，严羽称之为“不涉理路，不落言筌”,“羚羊挂角，无迹可求”,“透澈玲珑，不可凑泊”[24]。他们认为，对本身就具有含蓄朦胧、不受道理言语障蔽等特点的中国古典艺术，接受者只能靠一种艺术直觉方法，如“神遇”、“心悟”、“神会”等，凭借一种特殊的艺术领悟力，对作品的情趣韵味和深层隐奥做直接的领会和把握。这样的直觉性思维方式必然导致在文学批评上也倾向于“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观念，艺术欣赏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具有个人性和神秘性的心灵体验，不仅难与外人道之，甚至自己也无法找到合适的语言来对这种欣赏体悟予以恰切的描述。既然这种欣赏体验无法共同分享，那么文本的“导读”自然也只能流于空谈。
明清小说评点家虽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中国传统诗文批评重“直觉性”的艺术思维特点，但是他们绝不认为欣赏体验是无法表述和传达的。金圣叹反复强调，他不仅要把绣出的鸳鸯给读者，还要将穿针引线的过程一一呈现。无论金圣叹、毛宗岗，还是张竹坡，都强调他们的批评对象是有严整的“法”的文本，所以他们除了以“文”论文，还以“法”论文。“法”即是文本的编织方式，就是穿针引线的过程，评点家所要给予其他读者的，正是文本之“法”。小说文本可依其“法”予以“分解”，张竹坡曾把小说比作房屋，那么评点家就是拆房的高手，必须对文本作一种“分解”式的细读，将文中何处起结、何处关锁、何处照应，一一详细道明，说与读者。这种“分解”批评一反传统批评或以“事”为讨论的中心，或根据直觉感悟品评的作风，对于中国文学艺术批评的发展，无疑是一种推动和进步。
其次，小说评点的“导读性”特点使得它在文学传播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和意义。文本一旦写成或出版，作家的任务也就完成了，作品意义的开掘和提升，则有赖于读者的感悟和发挥。读者又可以分为一般的普通读者和具有较高文学素养的专业读者。刘勰在《文心雕龙·知音》中早就讲过：“兰为国香，服媚弥芬；书亦国华，玩绎方美。”对此，刘永济先生解释道：“文学之事，作者之外，有读者焉。假使作者之情性学术，才能识略，高矣美矣，其辞令华采，已尽工矣，而读者识鉴之粗精，赏会之深浅，其间差矣，有同天壤……盖作者往矣，其所述造，犹能绵绵不绝者，实赖精识之士。”[25]这里对读者的作用，特别是像小说评点家这样的“精识之士”对文学传播所起到的作用，给予了充分肯定。
清人黄叔瑛评论毛纶、毛宗岗父子评点《三国演义》好像长了“通身手眼”，能够把“此书所有之奇与前此所未剖之秘”向读者展示无遗：“观其领挈纲提，针藏伏线，波澜意度，万窍玲珑，真是通身手眼。而此书所有之奇与前此所未剖之秘，一旦披剥尽致，轩豁呈露。”[26]
晚清一位自称觚庵的人在论及《三国演义》之所以会在社会上家喻户晓，是由于“三得力”，其中“一得力”就是毛氏父子的评点推介：
《三国演义》一书，其能普及于社会者，不仅文字之力。余谓得力于毛氏之批评，能使读者不致如猪八戒吃人参果囫囵吞下，绝未注意于篇法章法句法，一也。得力于梨园弟子……二也。得力于评话家柳敬亭一流人……三也。[27]
这段话形象地揭示了评点在小说传播中所起的作用，正是因为有了毛氏父子的评点，读者才能对《三国演义》的精彩之处有更深的体会，不致像猪八戒吃人参果，而应像一位美食家，对文本的篇法、章法、句法，都有所领悟，体会到其中的妙处。
中国传统诗文批评多以指导创作为旨归，通过品评范本来树立诗文创作的标准和规范。南宋以来的古文选评虽与小说评点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但两者在根本目标上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古文选评者与传统诗论、文论一样，往往以揭示范文之精华为径，以指导写作为归。在明清小说评点中，评点家虽也颇多揭示文法，但其所谓文法并非直接用以指导读者从事小说这种文体的创作，而是指导其阅读。只有掌握了有效的阅读方法，才能更大地激发起读者的阅读兴趣，指引他们进一步的阅读实践。这种纯以“传播”为归趋的小说评点，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已成为一个具有独特个性的批评系统，其在文学鉴赏的基础上示人以阅读方法，具有很高的文学传播价值。
最后，明清小说评点对普通读者的导引，不仅有文学上的启迪，更有思想上的感发。明清小说评点家中的佼佼之辈，如李贽、金圣叹，都是极富思想性的文人。而评点又是一种极具个性化的行为，面对小说文本，评点家追求的是那种“一与心会，自笑自歌，歌吟不已，继以呼呵”的境界。进入此种境界，既可无拘无束地交流，又可海阔天空地发挥，评点家不用去考虑是否有违禁忌，而任凭真情实感自然流露。一旦冲破了藩篱，挣脱了羁绊，也就为离经叛道思想的产生和标新立异观点的提出开辟了道路。
如李贽喜谈“佛”与“魔”之类的话题，并由“佛、魔”之论转生出一套迥异于正统尺度的价值和是非标准。他说：“人犹水也，豪杰犹巨鱼也。欲求巨鱼，必须异水；欲求豪杰，必须异人。此的然之理也。……今若索豪士于乡人皆好之中，是犹钓鱼于井也，胡可得也！……古今圣贤皆豪杰为之，非豪杰而能为圣贤者，自古无之矣。”[28]所谓豪杰，即有个性甚或有欠缺的人物，所以不能“乡人皆好”。但李贽认为，只有这样的人物才可能成为“圣贤”，而那些看起来纤尘不染者反无成为“圣贤”的希望。
在批点《水浒传》时，“佛魔不二”的观念也成为李贽臧否人物的出发点。李贽在鲁智深大闹五台山一回批道：“此回文字分明是个成佛作祖图。若是那班闭眼合掌的和尚，绝无成佛之理。何也？外面模样尽好看，佛性反无一些。如鲁智深吃酒打人，无所不为，无所不作，佛性反是完全的，所以到底成了正果。算来外面模样看不得人，济不得事，此假道学之所以可恶也与。”[29]此外，李贽对李逵、武松、阮氏兄弟等对社会成法反抗激烈者，也大多冠以“佛”名，这种赞赏“有瑕疵”之“真”的观点，由其小说评点更进一步推广出去，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形成了晚明狂放思潮的中坚。
毛氏父子虽然在评点《三国演义》时总体的思想倾向是“拥刘反曹”，但在一些具体细节的评点上，也时不时会冒出一些惊世骇俗的异端之论。例如，在第四回总评中，对曹操“宁使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言论大加辩护：
读书者至此，无不诟之詈之，争欲杀之矣。不知此犹孟德之过人处也。试问天下人，谁不有此心者，谁复能开此口乎？至于讲道学诸公，且反其语曰：“宁使人负我，休教我负人。”非不说得好听，然察其行事，却是步步私学孟德二语者，则孟德犹不失为心口如一之小人。而此曹之口是心非，反不如孟德之直捷痛快也。吾故曰：“此犹孟德之过人处也。”[30]
这里赞赏曹操“心口如一”、“直捷痛快”，与李贽一贯反对口是心非、要求肯定“人欲”合理性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这种思想符合新兴市民阶层的观念，更易获得大众读者的赞赏和认同。
这些小说评点中与正统思想相悖之处，更易获取一般读者的认可和青睐。这些“异端”言说犹如划过长空的道道闪电，引发人深思，促使人觉悟，其“导读”之意义，早已越过文学之范围，而进入思想之领域。优秀的小说评点家不仅要具有一流的文学欣赏力，更要有深邃的思想穿透力。今世如易中天等人的“麻辣评点”，在某种意义上，亦可看作是这种特色的流风余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