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阅读和导读
一、评点与阅读
美国当代文论家艾布拉姆斯（Meyer Howard Abrams）在《镜与灯》中提出了著名的文学四要素观点，即文学活动由世界、作者、作品和读者四个要素构成。依此观点，文学阅读活动的重心也即存在四种理论上的可能性。明清小说评点以读者主体为重心，注重阅读过程的展现和阅读方法的多样化，并在此过程中实现了阅读的审美化。
（一）读者主体的高扬
传统的阅读活动大都以作者和作品为重心，阅读的目的是理解、把握作者或作品的本意。阅读主体在阅读活动中，要尽力消除自身的主观性，设法体量作者置身的历史情境和写作时的心理状态，从而达到对作品真意的领悟。
孟子在和弟子讨论《诗经》时说道：
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尧，则吾既得闻命矣。《诗》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舜既为天子矣，敢问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诗也，非是之谓也；劳于王事耳不得养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独贤劳也。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之，是为得之。”[1]
在孟子看来，咸丘蒙的问题就出在他只抓住了个别的诗句，却忽略了对《诗经》意义的整体理解。在此孟子提出了“以意逆志”的阅读原则，“志”是作者创作的目的和意图，也是文学读解的根本目标，读者必须深入到作者的内心世界，一直达到恍然如身历其事、面接其人的程度，否则就无法做出符合作者创作意图和作品原意的解释。
与传统阅读方法不同，明清小说评点家并不认为阅读的目标就是还原作者本意，而是“以我为主”，将阅读当作一种积极的创造活动；当然，小说作者身份的模糊性和小说作为一种虚构文体的特殊性也很难让评点家捕捉到作者本意。金圣叹在《第六才子书读法》中说：“圣叹批《西厢记》是圣叹文字，不是《西厢记》文字。”[2]其小说评点也是如此。张竹坡则更进一步说道：“我且将他人炎凉之书，其所以前后经营者，细细算出，一者可以消我闷怀，二者算出古人之书，亦可算我今又经营一书。我虽未有所作，而我所以持往作书之法，不尽备于是乎！然则我自做我之《金瓶梅》，我何暇与人批《金瓶梅》也哉！”[3]哈斯宝更明确倡言：“曹雪芹先生是奇人，他为何那样必为曹雪芹，我为何步他后尘费尽心血？那曹雪芹有他的心，我这曹雪芹也有我的心。……摘译者是我，加批者是我，此书便是我的另一部《红楼梦》。”[4]
从这三位评点家的宣言来看，作者的创作意图不再是评点者追求的最高和唯一目标，评点不是附着于小说文本的第二性存在，它不但是一个独立自足的个体，而且与小说文本有着同等重要的地位。评点者将自己的思想感情、审美趣味乃至整个生命体验都融入到批评对象中去，无论是从评点文字的规模，还是评点者为评点事业所倾注的心力，都可以当之无愧地称为是一种再创作。当文本内涵不符合评点者的审美态度和思想倾向时，他们甚至还会对作品做出某种程度的改编和变动，金圣叹腰斩《水浒传》即为一典型的例子。对于这一案例，自然可以进行多方面的解读，但无论如何，这样的评点态度，无疑充分彰显了读者的主体性，表现了“读者精神”的一种高扬。
（二）阅读过程的展现
与传统经史的阅读不同，明清小说评点内容涵盖更为广泛，不仅有对文本的解读结果，更重要的是展现了评点家对文本的具体阅读过程。这使得明清小说评点打破了固化静态的阅读模式，使阅读不只停留于最终的文本阐释，而表现为一种过程性的文学活动。评点家在评点中不仅对自身在阅读过程中的情感、心理的变化有极为细微的披露，而且在对文本的阐释上，也不满足于对阐释结果的直接宣示，而是将阐释结果的获取过程具体展现出来，体现了阅读活动的动态性和丰富性。
金圣叹在《水浒传》的评点中独恶宋江，但他对宋江这一人物的解读，并非对其直接作以定论，而是通过对文本认真的逐步解读过程，一点一点展露自己的心理动态，然后得出自己的结论。金圣叹道：
一部书中写一百七人最易，写宋江最难。故读此一部书者，亦读一百七人传最易，读宋江传最难也。盖此书写一百七人处，皆直笔也，好即真好，劣即真劣。若写宋江则不然，骤读之而全好，再读之而好劣相半，又再读之而好不胜劣，又读之而全劣无好矣。夫读宋江一传，而至于再，而至于又再，而至于又卒，而诚有以知其全劣无好，可不谓之善读书人哉？[5]
宋江在《水浒传》中有不少诨号，如“呼保义”、“及时雨”、“孝义黑三郎”等，可谓“忠”、“孝”、“义”皆备，不但很多读者将其视为梁山英雄的代表性人物，就连金圣叹之前的很多评点家，如李贽等人，在褒赞《水浒传》时也必首赞宋江，独金圣叹则不以为然。金圣叹认为宋江乃一虚伪狡诈的盗魁，施耐庵写其他人都用直笔，唯写宋江则不然，表面上虽然对其不吝赞美，实际上则暗藏着不少的深文曲意。所以，金圣叹在评点过程中，对宋江的解读始终注意结合具体文本，这样得出来的结论就不会使人感到突兀，比较容易令读者信服。
如第三十五回，宋江发配路遇花荣，花荣要为他除去刑枷，宋江一本正经地拒绝：“贤弟，是什么话！此是国家法度，如何敢擅动！”但其私放晁盖一回，宋江显然是无视“朝廷机密”,“坏国家之法”，有何“忠”可言？金圣叹在这一回批道：
如曰：府尹叫进堂，则机密之至也；叫了店主做眼，则机密之至也；三更奔到白家，则机密之至也；包了白胜头脸，则机密之至也；老婆监收女牢，则机密之至也；何涛亲领公文，则机密之至也；就带虞侯做眼，则机密之至也；众人都藏店里，则机密之至也；何涛不肯轻说，则机密之至也；凡费若干文字，写出无数机密，而皆所以深著宋江私放晁盖之罪。[6]
宋江常常把“国家法度”标榜于嘴上，但其在很多事件中的表现和行为却与其言语互相抵牾，金圣叹敏锐地抓住这些文本的缝隙，并将其放大延伸，逐步得出对宋江不“忠”的判断。文中其他评点之处，对宋江“孝”与“义”之“伪”，亦有所揭示。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的心理、情感、认知等状态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有些心理的波动甚至稍纵即逝，明清小说评点忠实记录了评点者的当下阅读心理反应，虽略显芜杂，却较之成熟的文学评论形态，更能显现阅读活动的原生面貌。
当然，需要注意的是，断定宋江之恶并不代表金圣叹否认《水浒传》中对宋江描写的审美价值，相反，作者匠心独运，塑造了一个复杂的人物性格本身就能制造出独特的审美效果。用直笔写其他人物能做到性格各异，异彩纷呈，固然令人惊叹；然而，经过金圣叹的解析，读者更容易体会到，用曲笔来写宋江可以造成更加曲折的心理活动，而这正是宋江这一人物所呈现的审美效果的内在原因。从此可以看出，即使有些评点着重剖析人物性格和道德意涵，但其独特的阅读过程和方法也透露出人物塑造的美学内涵。
所以，阅读是一种延展性的活动，明清小说评点并不囿于阅读最终的读解结果，而是以其大量、丰富的材料，向我们展现了阅读的具体过程。评点中的一些互相抵牾之处，也更彰显了阅读活动的丰富性和生动性，这样的批评形式固然尚不成熟精严，却也自有一种活泼的生态和气象。而且最重要的是，对阅读过程的展现有助于其他读者掌握阅读的有效方法，这正是评点的一个根本目标。
（三）阅读方法的强调
明清小说评点之所以重视阅读活动的具体展开，与其一个重要的目标是分不开的，“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评点既是评点家的一种自身阅读活动，同时也要对其他读者的阅读活动展开引导。明清小说评点家以自身的阅读作为案例，更有利于“导读”这一目标的实现，即让其他读者掌握文本的阅读方法。
明清小说评点家对阅读方法的强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要掌握正确的阅读方法，要会读书。何谓会读？首先是端正阅读态度。小说作为一种娱乐性甚强的文体，对它的阅读，却不能只停留于娱乐的层面，不要只当作“故事”和“热闹”来看待，对文本中的各种艺术处理方式和技巧，要认真揣度，并有所领悟。小说评点对小说文法的总结和强调，体现了其对方法论的重视。其次是要独具慧眼，善于发现。文本中的一些“深文曲笔”之处，不能只对其作表面化的肤浅理解，而是要对其反复“细读”，尤其重视文本的一些细节和缝隙之处，并加以自身的独特观照，领悟文本的深意。再次是阅读要具有整体观。不能“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要能对文本的不同部分进行有效联系，对文本局部的理解必须以整体作为认知背景，这样才能对文本做出有效阐释。最后，在阅读过程中须融入读者的全部情感和生命体悟。阅读也是一种艺术的再创作，“不疯魔，不成活”，唯有情感和心灵的全面投入，才能达到一种理想的阅读境界。
二是认为阅读方法不必囿于一规，可以实现阅读方法的多样性。中国传统的文学阅读原则固然提倡“以意逆志”，但同时也认为“诗无达诂”，不能对被阅读的对象作绝对的、单一的理解，而是应对它进行多侧面、多层次、多时空的诠释和发挥。“诗无达诂”最早是由西汉的董仲舒在《春秋繁露·精华》篇里提出来的，“所闻《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从变到义，而一以奉人”[7]。虽然董仲舒在这里谈的是对经学的读解，但是由于它触及了文学阅读的一条重要规律，而被后世的理论家普遍接受并加以改造，在文学领域的影响远远超过了经学领域，从而使“《诗》无达诂”走向“诗无达诂”[8]，并成为中国古代一种开放性的文学阅读原则。既然文学艺术作品具有丰富的多层次的审美意蕴，那么对它的阅读，自然有必要实现阅读方式的多样性。不同的阅读对象应采用不同的阅读方法，即使面对同一阅读对象，不同的阅读方法，也会产生不同的阅读效果，金圣叹所提出的“徐读”、“疾读”、“扫地读之”、“焚香读之”、“对雪读之”、“对花读之”等一系列阅读方法和程式，无不体现了评点家对阅读方法多样化的重视。
（四）阅读的审美化
当读者在面对他的阅读对象时，阅读对象主要呈现为两种方式的存在，一是作为认识对象而存在，二是作为审美对象而存在。
明清小说评点家在阅读和评点小说时，主要是把小说作为审美对象来看待的。而小说之所以会被看作是一种审美对象，则是与其自身的特性分不开的。金圣叹说：
某尝道《水浒》胜似《史记》，人都不肯信，殊不知某却不是乱说。其实《史记》是以文运事，《水浒》却是因文生事。以文运事，是先有事生成如此如此，却要算计出一篇文字来，虽是史公高才，也毕竟是吃苦事。因文生事即不然，只是顺着笔性去，削高补低都由我。[9]
史书毕竟应尊重史实，而小说却是“因文生事”。“以文运事”，文还受事的制约；而“因文生事”，事便彻底成了文的奴仆和材料。金圣叹在这里讨论“文”与“事”之间的关系，强调小说故事的编造应完全服从于文学性的需要，以文学性为追求的最高目标，这里的文学性，从审美的角度而言，也可理解为是一种审美价值。既然在小说创作中“文”重于“事”，那么读者在阅读小说时，也应该把“文”作为关注的首要对象，即将小说看作是一种审美化的存在。
如《水浒传》第二十八回描述武松醉打蒋门神，将到快活林时，书中写道：
武松又行不到三四里路，再吃过十来碗酒。此时已有午牌时分，天气正热，却有些微风。武松酒却涌上来，把布衫摊开，虽然带着五七分酒，却装作十分醉的，前颠后偃、东倒西歪。
金圣叹在这里评点这些描写时，称其为“其文也”、“其珠玉锦绣之心也”[10]。也就是说，“醉打”这一细节刻画，对于整个故事的情节发展而言，并无太大的关联性。如果只着眼于“事”的层面，这些描写都可删却，唯其不可删之由，就在于只有“醉打”才是塑造武松形象的神来之笔，才能把一场普通的打斗描写渲染成千古绝唱。金圣叹在评点《水浒传》时，经常为书中高妙的文情所倾倒，赞其“文情如绮”，小说要像云霞山川、花萼翚尾一样，给读者以美的享受。
正是因为小说本身就是具有一种较高审美价值的文体，所以明清小说评点家在进行小说评点时，格外重视阅读过程中的审美性质。他们在对文本进行阅读的过程中，以读者的审美经验为核心，一方面从读者主体的角度分析阅读过程中审美经验的生成机制，并试图建立一种理想的阅读范式；另一方面则探讨文本客体与读者审美经验的互动关系，完成对小说艺术理论的构建。
将小说作为一种审美对象，自然会重视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的情感、想象等审美要素，但明清小说评点家并不否认理解等认知能力在阅读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这种认知能力，第一，要求读者具备相应的文学素养，只有具有相关的文学知识背景，才能对作者的妙心巧思多有领悟，不但知其美，更知其何以为美。明清小说的诸位评点家本身即都是具有很高文化素养的文人，他们最憎恨的，也是那些将小说仅当故事和热闹看的呆汉。小说不仅要当故事读，更要当文章来读，要领悟小说的为文之妙。第二，在小说阅读的过程中，要善于思考，积极运用综合、判断、推理等一系列理性认知手段，不能完全为情感所左右，更不能为阅读过程中简单直接的情感反应所迷误。因为很多时候，简单直接的情感反应并不能深入领悟到文本的深意，如对宋江这一人物形象的读解，初读之会觉其优，再进行文本前后的认真比照，细读之后，就会发现这一人物形象的复杂性。读者至此虽不一定得出金圣叹对宋江“全劣无好”的断论，但他的分析过程却无疑是要将情感判断和理性推理交相融合，提示一种阅读方法，展现小说为文之妙，同时也在揭示小说审美效果的心理学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