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往事 思来者（自序）

我从童年开始，在精神上就对文学有很强烈的依赖感与期待感。所幸的是，一路走来都与文学相伴，我的学习与工作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文学。包括教学、评论、研究与管理等经历，我在文学领域已走过四十个春秋。

当初写文学批评文章，主要是在深度阅读作品的基础上有感而发，往往侧重于艺术鉴赏和技巧审视。例如，1979年7月，我写作了后来发表于《光明日报》的文章《贵于简洁 妙在传神》，就是对鲁迅的短篇小说《在酒楼上》反复阅读后所进行的艺术分析。细节是形象的血肉，简洁则是天才的姐妹。对于吕纬甫这个经历曲折、性格复杂的人物，鲁迅没有滞留于扁平地描写与冗长的记述，而是以他七次掏烟与吸烟的窘态和话语，寥寥数语即曲尽幽微地活现出吕纬甫颓退的魂魄及无聊的内心。从而，达到了完美的艺术效果。

“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广泛而深入地阅读中外文学经典名著，不仅能培养起文学鉴赏和批评的审美悟性，且可加深对文学特质、功能、作用与规律的认识和理解。文学是人类认识和把握生活，省思和提升自身的一种独特方式。优秀文学作品充溢着自由、强壮、审美与担当的气韵，可让读者认识自身，找到知己，激发想象，振奋精神，憧憬美好，增添勇气和力量。伟大的文学作品，赋予人们生存之上的精神；文学的神圣领域，任何粗暴与污浊都不能玷污和摇撼。文学批评的重要使命，在于把渗透潜隐在作品中的这些价值元素开掘出来，阐释清楚，弘扬推广，做作者与读者心灵的桥梁，做天下的知音。

1980年，在内蒙古师范大学当老师期间，我参加了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修班。通过导师讲授与自己阅读，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经典文本，也认真赏阅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等评论到的作家作品。文学，作为一种复杂的精神活动与高级的审美现象，蕴含着历史的脉动，时代的激情，人民的心声，温暖的关怀，丰富的知识与绚烂的风景；承载着理想，精神，憧憬与选择。文学，按着历史法则和美的规律去想象，去塑造，去期待，使人们追求真理的情怀与战胜人生的勇气，得到激发、培育和升华。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就是一本人生的教科书。

文学批评的使命和责任，不仅是抒发阅读的感受，也不单是为作品加些专业注脚，而是要结合作品的文学性与艺术性，开掘出优秀作品的时代意义、人生图景、价值取向与悠长韵味，展示出人物理想的守望，灵魂的求索与情感的激荡。在一定意义上讲来，文学批评是文学作品的再创造，对历史与人生应更具超越性的思索和眼光。

从1987年5月至1989年5月，我就读于汤一介先生任院长的中外比较文化研究班。执教导师有张岱年、季羡林、袁晓园、启功、吴晓铃、李泽厚、汤一介和乐黛云等先生。这些导师的课并未悉数面聆，但他们主导编写的教材和他们的主要著述，或为必修，或为辅助，我都进行了系统地学习阅读。这使得我的文学视野与学问空间得到新的拓展。而且，我感到这个阶段的学习与思索，与我国学界在80年代关于方法论的积极性建构是合拍的。

在文学所工作的二十多年里，我担任过党委书记、副所长、学术委员、研究员职称评审委员、《文学评论》杂志社社长、《民族文学研究》主编和研究生院文学系教授等职务。我感到所做的第一件有意义的工作，就是同一些学者积极运作并亲手把文学所的创始者与老前辈郑振铎、钱锺书、何其芳、俞平伯、余冠英、吴世昌、蔡仪和唐弢等大师巨擘的肖像，挂上文学所会议室的墙壁。他们是文学所的学术象征，他们的学识与品格将光映千秋。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有他们在那照着，加之几乎每天都吸纳着新鲜的学术空气，在文学所这个平台上，学不到东西是不可能的，不想提高自己都做不到。通过参加所内外、国内外丰富的学术活动，我对文学所的定位、职责与使命日益有新的认知和理解，同时也更增强了工作的使命感和自信力。

其间，作为评审委员我参加了总共十五届全国最高文学奖（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骏马文学奖等）的评奖工作。这使得我认真阅读了各个时段、各种体裁的优秀作品，把握了中国当代文学创作及其演进的律动。文学评奖活动实际上也是文学批评活动。在这个过程中，经院批评与社会批评实现着互动，传统文学观与现代文艺思潮及理论创新成果进行着碰撞与交汇。健康正规的评奖活动，有利于促进文学创作的繁荣，有利于激活文学批评与理论研究的张力，也有利于推动文学阅读热情。文学研究与评论，需要走进公共空间，需要面向文学现实，而参加文学评奖活动就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切入点。同时，也感受到当代文学边界的动态感。

我曾到德国、英国、法国、俄罗斯、泰国和美国等十多个国家进行学术访问或文学交流，感奋新奇，获益良多，记忆丰富而美好。我平生踏上欧陆的第一站就是德国名城特里尔，那是卡尔·马克思的故乡。并非有意是天意。我在高中时代就酷爱《马克思的青年时代》这本传记文学，阅读了很多遍，有的章句到今天还记得住，背得来，其精魂穿透了我的心灵。所以，一直以来就特别神往特里尔。当年，青年马克思离开特里尔，告别心爱的燕妮·威斯特华伦，顺着美丽的摩泽尔河到波恩大学去学习，从而开启他影响和引领人类的伟大征程。我自感是文学马克思的信仰者。在2006年9月访学英国的第一天，我独自来到伦敦海德公园，因地制宜地采摘一束芬芳的花草，献给那象征崇仰与寄托的石雕。

在公墓徜徉中，意外地发现这里还有艾略特之墓。这位英美新批评派的代表人物认为真正的文学艺术，既是时尚的，也是永恒的。现代主义有其生成的时代与社会的根由，有值得关注和借鉴的元素。然而，应当留意时空与土壤的差异，不能一概否定，也不可盲目照搬。文学艺术的根基在民族，在本土，在本国。根深才能叶茂，源远方可流长。

在伦敦女王歌剧院，我看了一场歌剧《悲惨世界》。陪同的英国朋友对我说，有位女青年看过数百场这部歌剧。这让我感奋不已！无论对读者，对观念，还是对批评家来说，经典作品都总有说不完的话。每一次阅读、欣赏与评鉴，都会有新的发现，新的感触和新的启迪。

我感到自己总有一股怀疑与追问的天性。《关于〈斯巴达克思〉的商榷》和《论历史剧〈蔡文姬〉的主题》等篇文章，就是我对某些权威意见提出的不同看法。对于无论怎样的作家或批评家，无论国内外何等层级的文学奖项，总怀有或多或少的保留。

我很赞赏卢卡奇、阿尔都塞、本雅明、布莱希特、阿多诺和伊格尔顿等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家。我对他们并没有深入系统地研究和了解，只是零星阅读了他们著述的中文译本。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解读与阐释，他们积极的文学姿态，他们在文学、哲学、政治、历史与人生诸方面的碰撞与探寻，都给我很大的启示。

我接触过几位还在世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印象较深的是尼日利亚的沃勒·索因卡（Wole Soyinka）。那是2012年10月29日，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报告厅聆听了他的演讲，并参加了他和十几位专家学者的座谈。从他那里，我了解到非洲当代文学的状貌与走势，感受到非洲所经历的战争、无序与痛苦，认识到进步的作家如何激励人们从内部重构，展示未来的蓝图，指向可能的复兴。

“聚散苦匆匆，此恨无穷。今年花胜去年红。可惜明年花更好，知与谁同？”（欧阳修《浪淘沙》）我常悔虚度很多。搬来欧阳修的几句词，就是为了表达我对文学的热爱、亏欠与期待。

“同好相留，同情相成。”在这本册子编辑出版过程中，得到赵剑英、郭晓鸿和慈明亮等旧朋新友的大力支持。他们的敬业精神、专业品位与纯正人格，令我感动与赞佩！同时，我的同事党圣元、高建平、金惠敏和丁国旗亦给予热情关注。在这里，谨向他们致以衷心的谢忱！由于时间所限和个人偏爱，有几处引语与阐说，在几篇文章中重复出现，敬请学界朋友审度体谅。另外，收在文集“文艺短评”的文章，有的实在找不到当初发表的原书刊，有的是即兴发言，此前发表过。所以，这部分短评都统一没有注明发表书刊与时间。这些短文都写作于20世纪末至2015年。特此说明。

包明德

2016年6月于北京龙泽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