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钱玄同1887年9月12日出生于浙江湖州的名门望族。其父钱振常是同治十年的进士，曾官至礼部主事，又任绍兴、苏州等地书院山长。钱玄同十二岁时父亲病逝，十六岁时生母去世。钱玄同比其兄钱恂小三十四岁，自然奉行“长兄当父”的原则，“凡事都须禀命于其兄”[1]。钱玄同1906年到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因从章氏炳麟专治国故，精文字音韵之学，又得与革命党人往还”[2]。钱玄同1910年3月回国后，先任教于海宁中学，1911年再到浙江嘉兴中学堂工作。他1913年赴北京，“任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及附属中学校国文教员，旋兼教授国立北京大学”[3]，1917年在《新青年》杂志发表文章，加入“五四”新文化运动。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钱玄同借用与转化中国传统的经学与小学资源，将传统学问融入“五四”思想革命、文学革命、汉字革命之中。首先，钱玄同转化章太炎与康有为的经学资源，将“经”贬黜为毫无价值的“史料”，颠覆所有经书，从传统经学内部获得反叛传统的可能性，使“五四”思想革命具有“飓风”般的爆发力、解构力；其次，钱玄同作为小学大家，在进行文学革命时，用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的学理来证明“五四”白话文理念有其建立的可行性；最后，他在推行“五四”汉字革命时，仍以传统小学资源来论证“改用拼音”的学理性与时代必然性，用“石条压驼背”[4]的极端方式推动了中国汉字的现代变革。钱玄同从中国自身的学术主体内部推进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使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发出自己独立、独特的“声音”。关于钱玄同的研究，学界已有相应的成果。

一、1927—1949年

“从晚清学制改革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展开，提倡新知与整理国故终于齐头并进”[5]，民国时期的文学史由此而得到快速发展。钱玄同的意义在这些文学史的视野中得到一定的展示。赵祖抃的《中国文学沿革一瞥》凸显了钱玄同在“五四”时“大张其军，以与守旧诸人相争逐”[6]的一面。陈子展的《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则重视钱玄同在文学革命中对陈独秀、胡适二人主张的补正[7]。王哲甫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强调钱玄同对“白话”的态度是“最赞成独秀先生之说，亦以为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8]。胡行之的《中国文学史讲话》呈现钱玄同在“五四”白话新诗发展中的作用，认为“胡适之在美国时已做了几首白话诗，但那还不过是洗刷过的文言诗，这全因为不能完全抛却五七言古诗词底桎梏；后来钱玄同指出这种缺点来，胡适之才进一步去做长短无定的白话诗”[9]。任访秋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从文学史的角度发现“五四”文学革命与章太炎思想的关联，认为钱玄同诸公“攻击桐城与选派”是受章太炎魏晋文章观的启发[10]。以上民国时期的文学史在叙述新文化运动时会涉及钱玄同，但并未就钱玄同在“五四”中的实绩展开具体论述。

除文学史外，1927—1939年的杂志也刊发了一些讨论钱玄同的文章，有四种类型：一是钱玄同曾讲“四十岁以上的人都应该枪毙”[11]，所以在1927年钱玄同四十岁时，其好友用幽默语来写讣告、挽联、挽诗等，调侃钱玄同的“逝世”，如胡适的《亡友钱玄同先生成仁周年纪念歌》写道“该死的钱玄同，怎会至今未死”“度你早早升天，免在地狱捣乱”[12]；二是1938年文化界曾误传钱玄同去世[13]的消息，他的好友、学生纷纷撰文悼念，如乐颜的《悼钱玄同先生》称赞钱玄同的斗争精神“在任何一位同时代的斗士之上”[14]；三是1927年后鲁迅与钱玄同的关系逐步疏离，鲁迅嘲讽钱玄同“胖滑有加，唠叨如故”[15]，钱玄同讽刺鲁迅“无聊、无赖、无耻”[16]，为此，时人对钱、鲁二人的关系有所讨论，譬如农《钱玄同与鲁迅绝交》[17]、我闻《钱玄同论鲁迅》[18]等文；四是钱玄同1906年5月在其兄安排下与浙江绍兴的徐绾贞结婚，钱玄同时常抱怨这是“恶姻缘”[19]，他1913年定居北京后，与妻子长期处于分居状态，所以当时一些报刊对钱玄同的夫妻关系有所猜测，譬如《惧内》[20]等文。

1939年钱玄同去世后，一些好友发表悼念文章，以同时代人的视角对钱玄同的精神气质、文章风格等方面进行评价。周作人的《最后的十七日：钱玄同先生纪念》认为“玄同的文章与言论平常看去似乎颇是偏激，其实他是平正通达不过的人”[21]。而后周作人对钱玄同的怀念文章《饼斋》《玄同纪念》等均是脱胎于此文。黎锦熙的《钱玄同先生参加“国语运动”的二十年小史》[22]与《钱玄同先生传》[23]，强调钱玄同的“‘五四’反礼教思想”“‘桐城谬种，选学妖孽’主张”等源自师承学问。但《钱玄同先生传》等文竭力彰显国语运动中的钱玄同，周作人评价道“实在却只讲的是国语运动，不小心的看去会得弄不清这是黎传附钱呢，还是钱传附黎”[24]。其他纪念文章如赵荫棠《悼钱玄同先生》[25]、文载道《悼钱玄同先生》[26]、容媛《悼钱玄同先生》[27]等，皆多讲述与钱玄同的交往经历，很少对其学术贡献进行总结。

1940年后，探究钱玄同学术思想的文章出现。王森然的《钱玄同先生评传》详细介绍了钱玄同的生平经历与学术活动[28]。殷尘的《钱玄同先生的学术思想》重点整理钱玄同在文字、音韵方面的学术成绩，指出钱玄同在“破坏方面”与胡适、鲁迅、陈独秀等并无异旨，而“建设方面”体现于文字和音韵[29]。任访秋的《钱玄同对于学术的供献：纪念先师钱玄同先生》认为钱玄同对清末古今之争家法的打破，促进了经学的现代转型[30]。谭丕模的《现代中国的思想家：钱玄同对于新文化的贡献》凸显了钱玄同作为“思想家”的一面，认为“主张用西洋新名词”“主张多翻译西洋作品”“主张学习世界语”“主张中国文字横写”等是他“勇于接受西洋文化”之体现[31]。其他文章如苟目《钱玄同与鲁迅》[32]、赵荫棠《钱玄同先生六周年纪念》[33]、徐炳昶《我所认识的钱玄同先生》[34]、旧燕《记钱玄同》[35]、公孙季《悼国学大师钱玄同先生：一枝楼随笔》[36]等文对钱玄同“五四”时的成绩有所涉及。但这些文章中的一些叙述是传闻，还需后世进一步考证，比如红娘的《钱玄同》认为钱玄同的姓氏来自城隍庙捐款箱上的“钱”字[37]。

二、1949—1980年

1949年以来，钱玄同的文学史地位逐步提高。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认为，钱玄同的主要贡献在于“由语言文字的学理来证明新文学建立的必要与可能”[38]。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指出，“钱玄同对于文学革命的主张，在当时是比较坚决的。他又是章炳麟的学生，对中国文字音韵之学有很高的造诣，因此他出马攻击封建文学，在当时影响就比较大”[39]。王、丁的叙述，使得钱玄同的文字音韵学家身份之于“五四”新文化的作用得到了文学史的重视。同时值得注意的是，1949年以来的文学史尤为关注钱玄同在《新青年》杂志上策划的“双簧信”事件。张毕来的《新文学史纲》肯定了钱玄同“双簧信”事件的反封建意义[40]。吉林师范大学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强调“双簧信”事件是“实际新文学同封建复古派的第一个战役”[41]。中山大学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指出“双簧信”事件导致“复古的‘国粹派’纷纷起来反扑”[42]。以上文学史从“反封建”的角度确立了钱玄同在“五四”新文学史中的地位。

尽管钱玄同在1949年以来文学史中的地位有所提高，可从1949年到1980年的钱玄同研究却较为低迷。周作人的《钱玄同的复古与反复古》是1949年后钱玄同研究的权威之作。周作人在此文用“复古”与“反复古”来总结钱玄同的思想特征，认为“玄同的主张看似多歧，其实总结归来只是反对礼教”[43]。而其他关于钱玄同的文章多带有时代痕迹，常用“鲁迅”来审判“钱玄同”。蒋心焕、查国华的《鲁迅与钱玄同的交往和斗争——学习鲁迅札记》将鲁、钱二人纳入不同的阵营，认为鲁迅代表的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和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而钱玄同走向了“妥协投降”的“改良主义的道路”[44]。姜德明的《鲁迅与钱玄同》也以鲁迅的思想为标准来否定钱玄同的人生选择，指出“作为小资产阶级代表”的钱玄同“一步步地走向自己的反面”，“钻入当年极力反对过的故纸堆中，潜心地研究学问，以此来追求更大的名位”[45]。这些评价并不公允，是特殊时代之产物。

三、1980年至今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文学史对钱玄同的语言文字学家身份更为重视。钱理群等人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认为钱玄同“从语言文字进化的角度说明白话文取替文言文势在必行”[46]。朱栋霖等人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强调“钱玄同从语言进化的角度说明用典之弊，批判古文学之积习，斥桐城派古文为‘高等八股’，证明白话取代文言是历史的必然”[47]。余芳等人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指出“钱玄同以语文学家的身份对中国旧文学和积淀着封建毒素的汉语言文字进行了猛烈的讨伐，他站在进化论的立场上阐明白话文取代文言文势在必行”[48]。张光芒的《现代文学史》评价钱玄同“过激地将语言文字当作了中国社会问题的本质，但他所阐明的通过文字改革来改变中国社会的内在逻辑却不失为警世之论”[49]。程光炜等人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指出“钱玄同以语文学家的身份对中国旧文学和积淀着封建毒素的汉语言文字进行了猛烈的讨伐”[50]。以上文学史多从“新文化的辅助者”的身份来肯定钱玄同的价值，认为他在“五四”转化了语言文字学资源来响应与配合陈独秀、胡适等人的新文学主张，未承认钱玄同在“五四”时的主体性与独立性。

不仅是文学史，80年代以来的钱玄同研究整体逐步走向成熟。曹述敬的《钱玄同年谱》（1986年）简明连贯地展示钱玄同一生的“生、住、异、灭”来龙去脉之迹[51]。其后出版的《钱玄同音学论著选辑》（1988年）、《钱玄同五四时期言论集》（1998年）、《钱玄同散文经典》（2001年）、《中国现代名家经典文库——钱玄同卷》（2001年）等文集，收录了钱玄同不同时期的文章。《钱玄同印象》（1997年）、《疑古先生——名人笔下的钱玄同 钱玄同笔下的名人》（1999年）收集了同时代人与后人回忆钱玄同的文章。《钱玄同文集》（1999年）、《钱玄同日记》（影印版2002年）、《钱玄同日记》（整理版2014年）相继出版。以上文献整理工作，为钱玄同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史料基础。

在史料逐步丰富的基础上，吴奔星《钱玄同研究》（1990年）、吴锐《钱玄同评传》（1996年）、李可亭《钱玄同传》（2002年）、周维强《扫雪斋主人——钱玄同传》（2003年）、刘贵福《钱玄同思想研究》（2011年）、魏继洲《丰富的偏激——论五四新文学运动中的钱玄同》（2013年）等著作相继出版。这些著作较详细地勾勒出钱玄同的生平事迹、思想变迁，多展示其思想中的“复古”“疑古”“革命”“偏激”等元素。同时20世纪80年代以来，探讨钱玄同的学术论文也逐渐增多。任访秋1981年的《钱玄同论》总结了钱玄同在“五四”新文化中的作用：一是主张“选学妖孽，桐城谬种”，最早响应陈独秀、胡适的“文学革命”；二是促成周氏兄弟为《新青年》写稿；三是策划“双簧信”事件；四是倡导“废除汉字”以及采用拼音文字[52]。《钱玄同论》确立了20世纪80年代之后钱玄同研究的基本方向。此后关于钱玄同的学术论文主要循着四种思路展开：

（一）整理钱玄同的生平史料。这有三种类型。一是补正钱玄同的年谱。曹述敬《钱玄同年谱》具有开创性，可其中的一些史实仍需考证。随着钱玄同资料的增多，一些研究者对其进行了补正，如周维强的《〈钱玄同年谱〉订误两则》[53]、余连祥的《钱玄同与师友几封往来书札写作时间考——兼考钱玄同从日本回国时间》[54]等文。二是发现钱玄同的佚文佚事。朱金顺的《我保存了一份钱玄同先生的墨迹》通过钱玄同手书的《国文系课程标准》展示其在民国教育史上的贡献[55]。孟方的《一篇不该被遗忘的钱玄同的佚文》探讨钱玄同佚文《给黎锦明先生的信》的学术价值[56]。符杰祥的《李世军日记中的钱玄同师》从李世军日记寻求钱玄同的未刊言论[57]。三是梳理钱玄同的交游史。张家康《钱玄同与陈独秀》[58]、李可亭《钱玄同与刘师培关系述论》[59]、董德福《钱玄同与胡适》[60]等文对钱玄同与近现代学人之间的关系进行梳理考证。张荣华《钱玄同与章太炎北上讲学》[61]、沈世培《钱玄同与章太炎的交往》[62]、朱乐川《朱希祖与钱玄同（二）》[63]、古滕客《黄侃与钱玄同》[64]等文展示钱玄同与章太炎及其弟子的交往。张德华《钱三强与父亲钱玄同》[65]、张胜利《单士厘致钱玄同信札整理研究》[66]等文揭示了钱玄同作为“五四”主将的日常生活状态。以上文章从不同维度丰富了钱玄同的历史形象，具有史料上的价值。

（二）分析钱玄同与“五四”文学革命的关系。李可亭的《论“五四”文学革命中的钱玄同》指出钱玄同在文学革命中的作用体现于“对封建旧文学的批判”“进行新文学理论的建设”“巩固和扩大文学革命阵营”等方面[67]。钱理群的《周作人与钱玄同、刘半农——“复古”、“欧化”及其它》认为“反复古”与“赞成欧化”是钱玄同之于“五四”的贡献[68]。魏继洲的《参与彰显价值——钱玄同与“五四”文学语言建设》认为钱玄同对“白话”“国语”的思考“不仅在当时具有重要意义，即便对于现今的语言变革也是一个有益的提醒”[69]。其他研究者倪伟、耿宝强、刘贵福、沈永宝、褚金勇、关爱和等人多关注钱玄同在《新青年》时期前后的思想转变以及他之于“五四”文学革命、白话体文学等方面的贡献[70]。但这些研究者很少注意到钱玄同在进行“文学革命”时所借用的中国传统小学训诂资源，未展示出传统学问之于新文学发生、发展的作用。

（三）讨论钱玄同与汉字革命的关系。不少研究者对钱玄同的“废汉文”“国语罗马字”“简化字”等主张进行梳理，讨论他在中国汉字变革史中的作用。卢毅的《钱玄同与近代语言文字改革》[71]、卢翠琬的《从钱玄同看近代中国汉字改革》[72]等文在近现代文化转型的语境里讨论钱玄同的汉字革命，展示“五四”汉字革命中的西方资源。孟庆澍的《“‘用石条压驼背’的医法”——无政府主义与钱玄同的激进主义语言观》认为，钱玄同的“废汉文”主张是他深受《新世纪》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之结果[73]。魏继洲的《汉语审美性的断裂与延续——钱玄同废除汉字思想流变考》强调钱玄同“废汉文”思想背后有着“从学习西方出发，他似乎更愿意把推广世界语作为一个长远目标”的企图[74]。其他研究者如陈遵平、苏桂宁等人大多展示钱玄同汉字变革观生成与发展的流变状态[75]。以上研究多从外援视角来理解钱玄同的汉字革命，忽略了“五四”汉字革命中的内源性资源，亦未重视钱玄同“废汉文”思想背后的传统学术思想积淀。

（四）剖析钱玄同的经学思想。研究者多梳理钱玄同与康有为、崔适等近代学人间的学术关联，呈现钱玄同对晚清古、今文经学的扬弃，以讨论钱氏学说在中国经学史上的价值与意义。郑师渠的《钱玄同与〈刘申叔遗书〉》从钱玄同所写的《刘申叔遗书》来认识钱玄同与今文经学的关系[76]。李可亭对这方面的研究文章较多，展示康有为、崔适对钱玄同经学观的影响[77]。其他研究者从具体的“六经”来讨论钱玄同的经学思想，有刘贵福《钱玄同与顾颉刚、傅斯年、胡适有关〈春秋〉性质的学术讨论》[78]、章原《钱玄同的〈诗〉学研究》[79]等文。卢毅的《试论钱玄同对顾颉刚的学术影响》[80]、刘贵福的《论钱玄同的疑古思想》[81]等文强调钱玄同经学观促进了疑古思想的生成。以上研究多从学术角度来进行思考，很少站在新文化的立场来展示钱玄同的经学变革观带给“五四”思想革命空前的“爆发力”与“破坏力”。

（五）研究钱玄同的日记。在《钱玄同日记》的影印本与整理本未公开出版之前，负责整理的研究者利用未刊发的日记资料，梳理了钱玄同与“五四”学人间的关系。《钱玄同日记（整理本）》的主编杨天石，利用日记来探讨钱玄同从清末到“五四”的生命轨迹，展示钱玄同的“无政府主义”“反传统思想”“欧化思想”“自由主义思想”“整理国故思想”“文学革命、汉字革命思想”[82]。陈漱渝《钱玄同日记中的鲁迅》丰富了鲁迅的历史形象[83]。在《钱玄同日记》出版后，许多研究者不再局限于对钱玄同进行讨论，而是从日记中挖掘与近现代文学、文化变革有关的史料，以还原民国前后的历史话语场，如张荣华《〈钱玄同日记〉中的章太炎讲学实录》[84]、辜也平《原生状态的历史碎片——读影印本〈钱玄同日记〉》[85]等文。

虽然关于钱玄同的研究已成就斐然，可仍有开掘的空间：一是对钱玄同与“五四”新文化间的关系缺乏整体性的审视，未深入探究钱玄同的“思想革命”“文学革命”“汉字革命”对中国传统小学、经学资源的利用与转化；二是多认为钱玄同在新文化运动中只是鲁迅、陈独秀、胡适等人的辅助者，视其为“鲁迅声音”“胡适声音”“陈独秀声音”的“扩音器”，未辨析钱玄同在“五四”时独特、独立的“声音”；三是多站在后世的角度批评钱玄同在“五四”时的“激烈”，未从中国传统学问内部去审视钱玄同“激烈”的原因与作用；四是仍沿用鲁迅对钱玄同的偏见来理解钱玄同，缺乏对钱玄同客观的总体认识。

本书在前人研究基础上，讨论钱玄同“五四”时期的思想革命、文学革命、汉字革命，以求系统地整理钱玄同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价值与意义。同时通过对钱玄同的研究，将新文化运动纳入中国传统“文脉”进行考察，展现新文学变革的内在理路。全书共六章。前两章论述钱玄同在继承、转化清末章太炎的古文经学资源与康有为的今文经学资源的基础上，从儒学内部瓦解儒学，展示“五四”思想革命与中国传统经学之间的联系。第三章分析钱玄同从儒学外部进行思想革命的努力。第四章论述钱玄同借助其师章太炎的小学训诂资源来推行文学革命，呈现中国传统小学中的音韵学、训诂学、文字学资源如何转化为现代的文学审美活动。第五章借用北京鲁迅博物馆（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中的钱玄同文物来讨论钱玄同的汉字观与“五四”汉字革命之间的关系。第六章为结语，此章在总结前文的基础上对钱玄同的思想革命、文学革命、汉字革命进行历史评价，以确立钱玄同在“五四”新文化史中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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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黎锦熙：《钱玄同先生传》，沈永宝编：《钱玄同印象》，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69页。

[2] 黎锦熙：《钱玄同先生传》，沈永宝编：《钱玄同印象》，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41页。

[3] 黎锦熙：《钱玄同先生传》，沈永宝编：《钱玄同印象》，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41页。

[4] 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新青年》第6卷第1号，1919年。

[5] 陈平原：《文学史的书写与教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页。

[6] 赵祖抃：《中国文学沿革一瞥》，光华书局1928年版，第124页。

[7] 陈子展：《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05页。

[8] 王哲甫：《中国新文学运动史》，上海书店1996年版，第39页。此书初版本1933年由北平杰成印书局印行。

[9] 胡行之：《中国文学史讲话》，光华书局1932年版，第181—182页。

[10] 任访秋：《中国现代文学史》，《任访秋文集·现代文学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5页。此书初版本1944年由河南南阳的前锋报社印行。

[11] 转引自胡适《亡友钱玄同先生成仁周年纪念歌》（《北新》1927年第47、48期）的前言。

[12] 胡适：《亡友钱玄同先生成仁周年纪念歌》，《北新》1927年第47、48期。

[13] 钱玄同生前有两次被误传去世：第一次钱玄同曾讲“人到四十就该死”，所以当他四十岁时（1927年9月12日），《语丝周刊》准备发行《钱玄同先生成仁专号》，用幽默语来写讣告、挽联、挽诗等，虽然这一专号没有发行，但《语丝》在南方刊物上的交换广告却将专号的预告刊出，引发了人们的误解；第二次是1938年夏，汉口英文《楚报》将钱桐逝世消息误传为钱玄同，他的学生寄去挽联，家人瞒着钱玄同将其烧掉。

[14] 乐颜：《悼钱玄同先生》，《文献》第2卷第5期，1938年。

[15] 鲁迅：《两地书》，《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00页。

[16] 杨天石主编：《钱玄同日记》，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889页。

[17] 农：《钱玄同与鲁迅绝交》，《社会新闻》第1卷第24期，1932年。

[18] 我闻：《钱玄同论鲁迅》，《越国春秋》第1卷第49期，1933年。

[19] 杨天石主编：《钱玄同日记》，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51页。

[20] 《惧内》，《摄影画报》第9卷第21期，1933年。

[21] 知堂：《最后的十七日：钱玄同先生纪念》，《文学年报》1939年第5期。

[22] 黎锦熙：《钱玄同先生参加“国语运动”的二十年小史》，《精诚半月刊》1939年第11期。

[23] 黎锦熙《钱玄同先生传》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被曹述敬的《钱玄同年谱》、沈永宝的《钱玄同印象》收录。

[24] 周作人：《钱玄同的复古与反复古》，沈永宝编：《钱玄同印象》，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24页。

[25] 赵荫棠：《悼钱玄同先生》，《文苑》1939年第1期。

[26] 文载道：《悼钱玄同先生》，《鲁迅风》1939年第4期。

[27] 容媛：《悼钱玄同先生》，《燕京学报》1939年第25期。

[28] 王森然：《钱玄同先生评传》，《朔风》1939年第12期。

[29] 殷尘：《钱玄同先生的学术思想》，《图书月刊》第1卷第3期，1946年。

[30] 任访秋：《钱玄同对于学术的供献：纪念先师钱玄同先生》，《力行》第8卷第1期，1943年。

[31] 谭丕模：《现代中国的思想家：钱玄同对于新文化的贡献》，《读书与出版》1947年第4期。

[32] 苟目：《钱玄同与鲁迅》，《小天地》1945年第4期。

[33] 赵荫棠：《钱玄同先生六周年纪念》，《中华周报》第2卷第5期，1945年。

[34] 徐炳昶：《我所认识的钱玄同先生》，《国文月刊》1946年第41期。

[35] 旧燕：《记钱玄同》，《茶话》1947年第11期。

[36] 公孙季：《悼国学大师钱玄同先生：一枝楼随笔》，《一四七画报》第17卷第6期，1947年。

[37] 红娘：《钱玄同》，《海涛》1946年第7期。

[38] 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新文艺出版社1951年版，第29页。

[39] 丁易：《中国现代文学史略》，作家出版社1955年版，第34页。

[40] 张毕来：《新文学史纲》第1卷，作家出版社1956年版，第22页。

[41] 吉林师范大学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教研室编：《中国现代文学史》（内部教材），1978年版，第47页。

[42] 中山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编：《中国现代文学史》（内部教材），1978年版，第79页。

[43] 周作人：《钱玄同的复古与反复古》，沈永宝编：《钱玄同印象》，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14页。

[44] 蒋心焕、查国华：《鲁迅与钱玄同的交往和斗争——学习鲁迅札记》，《山东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76年第1期。

[45] 姜德明：《鲁迅与钱玄同》，《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3期。

[46] 钱理群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页。

[47] 朱栋霖等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23页。

[48] 余芳等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工商出版社2013年版，第5页。

[49] 张光芒：《现代文学史》，《中国文学史》（五），太白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6页。

[50] 程光炜等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0页。

[51] 徐世荣：《钱玄同年谱序一》，曹述敬：《钱玄同年谱》，齐鲁书社1986年版，第1页。

[52] 任访秋：《钱玄同论》，沈永宝编：《钱玄同印象》，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135—136页。

[53] 周维强：《〈钱玄同年谱〉订误两则》，《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

[54] 余连祥：《钱玄同与师友几封往来书札写作时间考——兼考钱玄同从日本回国时间》，《鲁迅研究月刊》2023年第2期。

[55] 朱金顺：《我保存了一份钱玄同先生的墨迹》，《鲁迅研究月刊》2014年第1期。

[56] 孟方：《一篇不该被遗忘的钱玄同的佚文》，《河西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

[57] 符杰祥：《李世军日记中的钱玄同师》，《新文学史料》2013年第3期。

[58] 张家康：《钱玄同与陈独秀》，《文史春秋》2010年第10期。

[59] 李可亭：《钱玄同与刘师培关系述论》，《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

[60] 董德福：《钱玄同与胡适》，《史林》2001年第2期。

[61] 张荣华：《钱玄同与章太炎北上讲学》，《书城》2010年第5期。

[62] 沈世培：《钱玄同与章太炎的交往》，《民国春秋》2001年第6期。

[63] 朱乐川：《朱希祖与钱玄同（二）》，《鲁迅研究月刊》2015年第5期。

[64] 古滕客：《黄侃与钱玄同》，《文史月刊》2013年第7期。

[65] 张德华：《钱三强与父亲钱玄同》，《文史春秋》2016年第1期。

[66] 张胜利：《单士厘致钱玄同信札整理研究》，《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6年第8期。

[67] 李可亭：《论“五四”文学革命中的钱玄同》，《商丘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4期。

[68] 钱理群：《周作人与钱玄同、刘半农——“复古”、“欧化”及其它》，《辽宁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4期。

[69] 魏继洲：《参与彰显价值——钱玄同与“五四”文学语言建设》，《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

[70] 主要论文有倪伟《〈新青年〉时期钱玄同思想转变探因》、耿宝强《钱玄同、刘半农“双簧信”作用的再认识》、刘贵福《钱玄同与五四思想革命》、沈永宝《论钱玄同的“白话体文学说”》、褚金勇《钱玄同：在激情与理性中演绎“自由”的两难》、何玲华《〈新青年〉中的钱玄同》、张家康《陈独秀与钱玄同：新文化运动中的旗手和猛将》、徐改平《新文学运动中的钱玄同与胡适》、郝铭鉴《〈新青年〉编辑钱玄同》、张家康《因〈新青年〉结缘的钱玄同与陈独秀》、国家玮《身份焦虑背后的省察——从钱玄同与穆木天的一次论争说起》、王淑芳《钱玄同——〈狂人日记〉的“助产士”》、钱文华《钱玄同编辑生涯说略》、薛绥之《新文学运动初期的刘半农和钱玄同——〈中国现代文学史话〉之一节》、李敏龙《钱玄同——文学革命的斗士》、关爱和《钱玄同的学术精神与品格》等。

[71] 卢毅：《钱玄同与近代语言文字改革》，《重庆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

[72] 卢翠琬：《从钱玄同看近代中国汉字改革》，《闽江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

[73] 孟庆澍：《“‘用石条压驼背’的医法”——无政府主义与钱玄同的激进主义语言观》，《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第2期。

[74] 魏继洲：《汉语审美性的断裂与延续——钱玄同废除汉字思想流变考》，《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

[75] 相关论文有陈遵平《钱玄同的文字改革观与国语罗马字》、张向东《钱玄同在清末白话文运动中的活动》、苏桂宁《“汉字革命”与钱玄同的文化选择》、刘沛生《钱玄同与国语运动》、赵胜忠《重评钱玄同“废除汉字”的主张》、沈世培《钱玄同改革语言文字之功》、郭建荣《北大学人之三：钱玄同与简体字》等。

[76] 郑师渠：《钱玄同与〈刘申叔遗书〉》，《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6期。

[77] 李可亭关于钱玄同经学研究的文章有《从〈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看钱玄同与康有为经学思想之异同》《崔适对钱玄同经学思想的影响》《钱玄同对康有为经学思想的承继与超越》《钱玄同与中国近代经学》《钱玄同经学思想论略》《钱玄同古史研究论略》等。

[78] 刘贵福：《钱玄同与顾颉刚、傅斯年、胡适有关〈春秋〉性质的学术讨论》，《史学史研究》2013年第3期。

[79] 章原：《钱玄同的〈诗〉学研究》，《古典文学知识》2008年第6期。

[80] 卢毅：《试论钱玄同对顾颉刚的学术影响》，《东方论坛》2006年第6期。

[81] 刘贵福：《论钱玄同的疑古思想》，《史学理论研究》2001年第3期。

[82] 杨天石的论文有《振兴中国文化的曲折寻求——论辛亥前后至“五四”时期的钱玄同》《论钱玄同思想——以钱玄同未刊日记为主所作的研究》等。

[83] 陈漱渝：《钱玄同日记中的鲁迅》，《鲁迅研究动态》1985年第3期。

[84] 张荣华：《〈钱玄同日记〉中的章太炎讲学实录》，《世纪》2013年第1期。

[85] 辜也平：《原生状态的历史碎片——读影印本〈钱玄同日记〉》，《鲁迅研究月刊》2004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