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 以复古为革新

黄乔生

评价人事的词汇，高尚伟美，用得久了会变得俗滥。如说鲁迅是伟大的文学家，听来不能引起多少震动；说是英勇的战士，也不免泛泛；形容他的文章是投枪匕首，就稍为具体可感；说他“刀笔吏”“世故老人”，便让人惊奇了。但这类生动的词汇，固然让人能一下子记住，但也因为文学性强、过于突出某个特点，就容易产生以偏概全、让人有先入之见的谬误。

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干将、前驱和先锋这些称呼，用起来就要当心。我们研读那个时代、那些名家，常常感到这些名称不好分派，而且也不准确。既然是主将，那就只有一个，接下来的问题是：副将是谁？如果统帅之下有好几位主将或干将，那么几位主将分不分主次？钱玄同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鲁迅和周作人也是。鲁迅这位主将主攻小说、随感录创作，周作人主攻散文，钱玄同主攻什么？兵分几路吗？几位主将中有没有先锋？谁是冲在最前面的，或者说态度最积极的那个先锋——“急先锋”？这些军事术语用在文化史上，把文化弄得具有好战的倾向，总觉得有些怪异。

钱玄同和鲁迅、周作人是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友朋，关系很亲密，所以互相取笑，留下不少绰号，如钱玄同的“爬来爬去”“爬翁”，周氏兄弟的“鲁仲连”“待斋”“子秘”“方老五、方老六”等。文学史家论定他们在历史上的业绩和性格特点，又增添了更多堂皇的称号，如主将、骑手、先驱、先锋、急先锋、开山祖师、文坛双星等。

王小惠博士的著作《钱玄同思想重评》里也罗列了一些钱玄同的绰号、雅号，“急先锋”之类人们听得多，而“扩音器”不常见，但很生动，让人耳目一新，亟想细读。

单是这些名号，就需要一篇大文章来厘清，否则周氏兄弟与钱玄同之间通信的一些用语，读来就莫名其妙。本书在这方面下了功夫，所谓“必也正名”，有廓清之效。

钱玄同得到的“急先锋”名号，其实是一种褒扬，意味着积极、勇敢。事实也是如此。钱玄同参加新文化运动比鲁迅早，文学史上脍炙人口的故事是钱玄同作为《新青年》同人去绍兴会馆劝说鲁迅为杂志撰稿，终于将鲁迅拉入阵营。鲁迅写小说之前，以激烈的言论振聋发聩，惊世骇俗。《狂人日记》中的狂人说出了礼教吃人的话，发出“救救孩子”的呐喊，与钱玄同的言论异曲同工。如果论资历，钱玄同自然是先于鲁迅的。当鲁迅还在写小说的时候，钱玄同已经是小说中的人物了——林纾《荆生》中的“金心异”影射的就是钱玄同。

但是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钱玄同后来却不大引起学界的注意，与鲁迅的名声更无法相比，使得现今很多青年学子不大了解他的地位和贡献。其实，在他生前，就有人称赞他的斗争精神“在任何一位同时代的斗士之上”。钱玄同去世，除国民政府的褒扬令外，学术界评价也很高。黎锦熙写了《钱玄同先生参加“国语运动”的二十年小史》与《钱玄同先生传》，强调钱玄同的“‘五四’反礼教思想”和“桐城谬种，选学妖孽”主张与晚清思潮的传承关系。学术史家肯定钱玄同在文字、音韵方面的学术成绩，指出钱玄同在“破坏方面”与胡适、鲁迅、陈独秀等并无异旨，而“建设方面”体现于文字和音韵。任访秋的《钱玄同对于学术的供献：纪念先师钱玄同先生》认为钱玄同对清末古今之争家法的打破，促进了经学的现代转型。谭丕模的《现代中国的思想家：钱玄同对于新文化的贡献》强调钱玄同作为“思想家”的一面，认为“主张用西洋新名词”“主张多翻译西洋作品”“主张学习世界语”“主张中国文字横写”等是他“勇于接受西洋文化”的体现，总体评价正面为多。

周氏兄弟是钱玄同声誉隐显的晴雨表。所以，研究钱玄同的思想，周氏兄弟自在其中，甚至起到基础的作用。鲁迅一度与钱玄同十分亲密，但1927年后两人渐行渐远。鲁迅甚至嘲讽钱玄同“胖滑有加，唠叨如故”，钱玄同则在日记中斥鲁迅“无聊、无赖、无耻”。但鲁迅去世，钱玄同写的文章褒多于贬，青年、中年时期的情分还在。1939年钱玄同去世，悼念文章中，周作人在《最后的十七日：钱玄同先生纪念》中认为“玄同的文章与言论平常看去似乎颇是偏激，其实他是平正通达不过的人”，评价很高。后来周作人陆续写了《饼斋》《玄同纪念》等文，直到20世纪60年代还写了《钱玄同的复古与反复古》。

周氏兄弟与他的交流，起源于在东京听章太炎讲《说文解字》和《庄子》等，在绍兴会馆补树书屋高谈阔论达到高峰。大致说来，前者算是复古时期，后者是革命时期。关于前后情形，鲁迅只在《域外小说集》序言和《呐喊》自序中简略叙述，周作人叙述得较为详细，不但叙述钱玄同，而且将自己的复古经验也做了回顾和反思。钱玄同三顾茅庐请鲁迅加入新文化运动，本来居功至伟，但因为后来思想分歧，在极端和偏执的时代，评价标准已经注定，钱玄同自然不能彰显。钱玄同与周作人却始终保持着较为亲密的关系，后因为周作人的落水又增添了一重晦暗。于是，钱玄同只是作为思想革命论争中的一员而被提及，被当作“曾经立功”而后没落的典型。甚至他参与的几个重大事件，虽然站在进步阵营中，但也有被漫画化的倾向。人们在反思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缺点时，钱玄同又常常被当作了替罪羊，因为要遮盖鲁迅等人的过激观点，要拿他来做批判的靶子。其实，他的很多激烈言论是与鲁迅相似的，甚至有些是在他们谈论中激发出来的。有一个时期，他常常去绍兴会馆与周氏兄弟见面，高谈阔论，促成了鲁迅为《新青年》撰稿。他曾将鲁迅和新文化其他名家的激烈言论记录在日记中。

至今学界对钱玄同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的认识和评价并不充分，上述的偏颇是重要的原因，也造成文学史对他有意无意的忽略。这里说的文学史，意味着过于单一地从文学的角度去看待钱玄同，而忽略了他的复古思想以及文字、音韵研究等。这可能是一种惯性使然，谈到文学，人们想到的就是小说、散文、诗歌、戏剧，而在这些方面钱玄同的作品不多，所以由文学史家来研究钱玄同，就把他越来越边缘化了。其实语言文字的研究——那时称作小学——正是文学的基础。

钱玄同研究资料不充分，也是影响对他的深入研究的一个重要因素。很多材料，特别是书信日记没有很好整理。最近十来年，钱玄同日记影印、整理出版，以及同时代人资料的大量出现，大大推动了钱玄同研究。王小惠博士的《钱玄同思想重评》是钱玄同研究的新成果，是在占有充分的资料后的深入思考。即如人们耳熟能详的双簧信，本书详细论述了其在文学史上表述的变化过程，指出这本来是一个偶然的事件，但在历来史家的叙述中却被有意无意地夸大。这一事件在文学史编纂历程中忽隐忽显，折射出钱玄同历史地位的升降，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显示了作者敏锐的问题意识。

本书将钱玄同在经学、文字学、音韵学、文学等方面的思考当作重点，揭示实质性问题，不但纠正了以往言说中的一些偏颇，而且构建自己的钱玄同论。作者论说的关键是复古和革新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所谓革新，以往都是称作革命的，因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议题就是“文学革命”。其实，文学革命是后来总结新文化运动历程时贴上的标签。本来，文学的变化，无论多么剧烈，都是一种渐进的改革，或者说革新。所以，本书不提革命，而讲革新，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作者的意思是，钱玄同以复古作为革新的手段，希望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寻找革新的契机。文化的改造，根本的出发点是为中国，最终的归宿仍是为中国，革新的成果是延续中国文化之命，而复古的“古”正是这个文化传统之所从来。根本上说，文化特别是文明是没有什么古今中西之别，这些分别只是论述者为了方便而划定的，或者说这些时间和空间的区分只是表面现象。各国各地区互相比较一下，互相照镜子，取长补短。但世界上各民族差异毕竟经不起比较，比较必然要触动人的神经，因此就有了不平，有了意气，有了争斗。新文化时代的很多争论，正因此而起。

而在新文化运动诸位先贤身上，新旧并非泾渭分明。

复古，对钱玄同而言，是创新的一种形式、革新的一种手段。这说法，乍一听似乎不可解，其实正是必然，因为古和新是相对的，有时候甚至纠结在一起。“古”，比方古到“三代”，或者历史上其他所谓的“盛世”，如贞观之治、康乾盛世等，实际上是不能“复制”“复原”的，毋宁说这个“古”是一种精神。这些所谓“治世”并不“古”，因为它们不合“共和”精神，只能说是老旧的、坏的东西。新文化运动的立论环境，是在学习先进的社会治理方式，要建设共和政治，这共和，是法国、美国式的共和，不是老旧的周召共和。

钱玄同一代人——包括周氏兄弟——的复古是研究性的，是批判性地对待文化传统。

钱玄同将自己的复古经验与文学革命事业结合起来的一个关键点，正如周作人所说，是昭告世人：“复古”注定是一条走不通的路，只能是一种革新的手段和参照。复古的经验和教训很有意义，通过复古的努力，可以更好地校正革新的航向，为革新提供可资借鉴的资源。国语建设、文言白话转变、文字改革，都是在复古的基础上取得的革新成果。特别要指出的是，在复古方面，陈独秀、胡适的经验并不足，周氏兄弟与钱玄同却有更多共同语言。周氏兄弟在东京用古奥的文言翻译外国小说，得到一个大大的失败，钱玄同是了解的，但他自己从没有嘲笑周氏兄弟，因为他自己在“复古”方面也是先锋，不但语言文字，就连日常穿衣也要采用古制，真可以说是全方位复古了——当然也是失败，甚至成了笑料。然而，周氏兄弟对他的“复古”持同情理解甚至赞赏的态度，其中想必隐含这样的意思：认认真真地复古是可爱而可敬的。

从复古和革新的矛盾性角度研究钱玄同，对钱玄同的一生做全面考察，就会发现，他的复古是彻底的，他的革新也是彻底的，两个彻底形成巨大的张力和动力，淬炼出他的新文化思想和业绩。从这个角度看，后来有些论者所说的钱玄同在新文化运动落潮后渐趋“没落”，就是对他的低估，两条道路都走得很彻底的人，进入的境界非同一般，当有很大的收获，非凭空思索者可比。我认为，钱玄同在新文化建设的道路上，并不是消沉，而是更深沉；不是没落，而是更稳健。

从复古和革新的角度出发，参照周氏兄弟研究的成果，在新文化运动群体研究的格局下，王小惠博士这本著作很好地阐述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突出钱玄同在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业绩及其在群体中的作用；这就要求研究者不但从文学革命出发，而且要将文学的范围扩大，并不限于纯文学创作，还包括语言文字；如此，钱玄同对文学革命的贡献在整体中就比较明显。二是辨析钱玄同的所谓“没落”——不是没落，而是稳健；不是消沉，而是更深沉。

钱玄同的学术成就主要是在经学和语言文字学，而后者才是他“复古”的资本，也是革新的基础。所以说钱玄同从事的革命文言白话、文字改革、国语运动等是实际工作，不是口号。这本论著在这方面做了比较全面细致的梳理和探究。前三章论述钱玄同在继承清末章太炎的古文经学资源与康有为的今文经学资源的基础上，从经学内部去瓦解经学，展示“五四”思想革命与中国传统的经学、诸子学等学术资源之间的关系，是全书的核心，勾勒出钱玄同思想的大轮廓，这也是过去论者较少系统论述的。

从中国传统学术中而不是从口号概念中寻找钱玄同的思想脉络，与以往的新旧论战乃至意气之争不同。在对学术史脉络的梳理方面，作者用功甚多，第一章从源头讲起，章太炎和康有为的关系在研究钱玄同的经学变革与“五四”思想革命之关系中具有总纲的性质，表现为钱玄同的思想革命论对章太炎“黜经为史”观的发展、对康有为“疑经辨伪”方法的转化。作者在此基础上充分论证后发现，钱玄同不是在两个对立的大师之间选边站队，而是为我所用，择善而从，融和、转化，建立自己的经学观念，并将之运用在文学革命思想的建构和新文化的建设中。第二章中钱玄同有关《诗经》的论述，既是经学，也是文学，关涉古代文化文学资源的充分利用，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说明钱玄同是懂得文学的。而第四章就谈到了具体的文学革命问题。文学是文化的表征，从语言文字到思想，都是文学表现的载体或文学创作的成果。钱玄同虽然不写小说，抒情类的散文也很少写，但他在文学上有自己的主张。他的“文章学”并不是经学的附庸，也不是小学的枝叶，而是言志的、述怀的，是真的声音，不俗套、不陈腐，一句话，符合胡适的“八不主义”。所以本书在第四章中讨论钱玄同“五四”时的文学革命思想，就重点解释中国传统文章学如何贯穿于新文学的发生发展之中，这也是一种“古”，但这种古是古典，是正路，是诗经的“思无邪”，是《儒林外史》的社会关怀和制度批判。不创作文学作品的钱玄同时刻关心着文坛的发展，是一个眼光犀利的文学批评者。他对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的看法，被作者特别拈出，结合胡适、鲁迅等人的论述，证明他的文学鉴赏力可与其他几位同仁相颉颃。

“五四”汉字革命，是钱玄同参与比较多的一项文化工程。新文化运动诸大家中，钱玄同在这方面着力最多。本书讨论钱玄同的汉字论，特别聚焦他的“废汉文”主张，梳理他从废汉文到从事实际的汉字改造的过程，还原历史，思考未来。在这方面钱玄同的经验是丰富的、实在的，有借鉴价值。直到今天，汉字的改革和发展，仍然是一个很大的课题，同样也还有复古的思潮在涌动，怎样继续处理复古与革新的关系，怎样在复古中达到革新的效果，或者说怎么用革新或改革的手段接续传统，恢复古典精神，是有待研究的课题。

钱玄同的思想方法，是历来研究者关注的问题。这更多的是指他思考问题的态度，也就是人们诟病的激烈的言论和偏执的观点。本书第三章对钱玄同在“五四”时期探索的其他思想革命方式进行了梳理，如对“儒效”的批判和提倡“用耶教来排除中国旧儒”。复古有时候会采用反古的方式，也就是反对假古，而复真古。当然，用耶教来排除旧儒说，给人过于激烈的印象。但作为对儒效批判的一种补充，引进外国资源，进行中外融和，是那时新文化运动中几位先贤构思的一种方法。宗教问题十分复杂，这样提出问题自然会引起震动。正如鲁迅提出“少读或不读中国书”一样，容易遭人诟病。

本书作者对一些既成观点进行了辨析。例如，钱玄同一开始是将孔学与汉字进行捆绑，提出了“废汉文”的设想，态度呈现极端倾向。但作者从手稿上看到钱玄同“废汉文”时的犹豫心态，对钱玄同的思考过程进行了历史还原。此外，还从钱玄同日记与文稿中爬梳钱玄同对“废汉文”主张所做的反思。

钱玄同并没有“落伍”。新文化运动退潮后，钱玄同仍然在以学术“复古”的方式做着革新工作。这革新不是政治的乃至暴力的，也不一定是有计划和有组织的，而是历史发展进程中必然出现的一个步骤，就如国语运动、汉字改革，虽然遇到阻力，但因为符合发展趋势，也就一直进行下去，取得了成绩。

综上，本书对钱玄同的评价比较公允，对钱玄同思想的定位令人信服。钱玄同从中国传统学问中寻求现代思想、文学、语言变革的内在资源，是中国式现代化探索的先锋。钱玄同作为积极探索者之一，在中国文化传统的真正复兴方面做出了自己的努力。他在“五四”时期及后来的思想革命、文学革命、语言革命诸事业中，建立了业绩。他的思想值得系统整理和深入研究。

显然，复古式和向外式的革新都不可或缺，二者的结合在今天愈发显得重要，这正是文化变革、思想进步的必由之路。

小惠的博士论文选取钱玄同为研究对象，与孙郁先生和我有关。当时我们在中国人民大学招收博士生，希望培养一些研究鲁迅的青年学者，当然，研究对象并不限于鲁迅，甚至也不限于周氏兄弟，或者可以扩展到新文化运动群体或任何一位先贤。小惠入学后，本计划从事鲁迅研究，后来却选了钱玄同，与北京鲁迅博物馆和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的合并不无关系。现在看来，她在熟悉周氏兄弟文献后，进入钱玄同的研究领域，是很值得做的一次尝试。

本书善于运用第一手资料。第五章借用博物馆中收藏、出版和展出的资料讨论钱玄同的汉字观与“五四”汉字革命之间的关系，因为有史料的坚实基础，就显得平允和真实。对于钱玄同这样一个有争议的人物，必须用史料说话，在比较和参照中得出的结论更有说服力。本书的结论部分将钱玄同的地位提高到“一个新文化主将”和“一个有原创力的学术巨擘”，就不显得评价过高。

我觉得附录的两篇文章很有利于廓清一些对钱玄同的模糊认识，读来也饶有趣味。第一篇是对《新青年》上那封“双簧信”的研究，百年来该信简直是一篇传奇，作者探讨了其经典化的过程。另一篇是对民间传说钱玄同“不阅卷”的考证。关于文人，此类传说向来很多，被塑造成名士作风，具有潇洒风度，或者懒惰为美、癖好独特等，作为人们的谈资，引发大众的好奇。按照今天的标准，如此不负责任，几乎是教学事故了，怎么还能称为美谈？作者梳理钱玄同日记，查看钱玄同撰写的学生成绩册手稿，彻底澄清了问题。钱玄同精心制定的学生成绩册，纵14.6厘米，横21.8厘米。成绩册上的分数有高有低，说明是严格按照学生试卷的质量来给出分数。而且，学生的分数有不断改动的痕迹：先用红色笔填写成绩，随后用蓝色笔修改；先用蓝色笔写的，则用红色笔修改。这些变动表明钱玄同不止一次批阅试卷，很可能是检查已批阅好的试卷时，发现了问题，及时进行了调整。

误解是很容易被编成传说的，而传说很可能影响人物形象。

本书是以博士论文修订成稿的，小惠的学术观点有了新的进步，显示出她的学术创新能力、不断进取的精神和很好的学术潜力。期待小惠在钱玄同研究的基础上，更扩展开来，对新文化源流做更全面更清晰的考察，将这个伟大时代的文化学术图景描绘得更完整。

2024.3.7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