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8.喀什噶尔与叶尔羌
平津学生大联欢那一年,有一个新疆歌(经王洛宾改编)也普及起来:
温柔美丽的姑娘/我的都是你的/你不答应我要求/便向喀什噶尔跳下去……
那时的喀什噶尔比梦还遥远。一九六四年春天,我乘坐的八座嘎斯69(一种越野吉普)经过喀什噶尔河的时候,我兴奋得真想跳下去呀。
是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兼政府副主席武光同志带我去的南疆,一次走了托克逊、库尔勒、库车、阿克苏、喀什、和田、于田,直到最最边远的民丰县,又名尼雅,因其境内流淌着尼雅河而命名。
在和田,我们听了新玉(此二字是周总理给起的)歌舞团的青年演员萨拉买提的演唱,她的青春、阳光、纯洁与激情令人倾倒。
一九七五年第二次去和田,到了文工团,看到一个发胖的女士从二楼向楼下大声喊话,给我以雄壮的印象,后来才知道,她就是萨拉买提。
最近一次去和田是二〇一〇年九月,我去了文工团,得知,六十年代的青春玉女萨拉买提,已经去世。
后来在莎车我还见到自治区党委的文教书记林渤民,他提出要求一个是长期下去,一个是学维吾尔语。他举例说,深入生活如同搞恋爱,搞恋爱怎么能通过翻译进行呢?
林是“一二·九”时期参加革命的大学生,带点文气。我唯唯。这与我的想法一致。
我担心的唯有芳,她一个人带两个学龄前儿子,那个时候工作又多,有事无事都讲究加班加点,搞疲劳战,真不知道她怎么着活。后来听说,有时周六了都没有时间去幼儿园接孩子,山儿由于与一邻居家小孩在一起,有时被邻居捎回来。石儿则常常单独一人最晚才被接走。唉,大人的事情……小孩只能任人摆布了。
六月了,我正式在麦盖提县红旗人民公社住了下来。这里是叶尔羌河流域,叶河是一条季节河,冬春季基本无水,没有桥梁,汽车过河就在河滩上颠簸,摇得五脏乱颤。夏秋大水漫流,无固定河道,宽阔恣肆,不失雄奇,有的地方水仍然很浅,汽车仍然可以穿行。汽车穿行时要关闭严实,防止进水灭火,过了河后,打开前盖,水箱的水已经沸腾。也有水太深过不了河的时候,只好大家在河边等待。
叶尔羌河流域被当地人称为刀郎地区,包括大县莎车、英吉沙、岳普湖和麦盖提等,他们的语言、风俗,尤其是歌舞颇有特点。维吾尔族为自己的雄浑的音乐遗产《十二木卡姆》而骄傲,但刀郎另有自己的《刀郎木卡姆》。他们歌舞时手拿着的类似拨浪鼓式的“萨帕依”,在南疆本来是乞丐乞食时用的标志。他们的歌舞更加粗犷野性,唱歌发声也更加响亮豪迈。跳起舞来顶盘子顶碗,富有杂技性。
这一年自治区党委确定将麦盖提红旗公社树为标兵。第一书记王恩茂并根据这里的情况提出三多(粮、棉、畜)五好(条田、道路、林带、渠道、居民点)一强即人强的口号。新疆耕地多,经营粗放,比较有可能重新规划,重新布局,集约经营,一张白纸上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
红旗公社所在地原名洋达克,即骆驼刺,可以想见其贫瘠。民风淳朴,有耐性,服从指挥。公社书记史玉堂,勤恳严厉,每天从早跑到深夜,田间地头,检查督导,雷厉风行,说一不二。据说他一上火会下令民兵把对手捆起,所向披靡。
根据林书记的指示,县里配了一位助手兼翻译给我,他名叫阿卜都米吉提·阿吾提,是文化馆的工作人员。他的汉语虽然有限,但是我的猜测能力足以招呼一气,又译又蒙全无语言障碍。我们一起访问了三八大队女队长买合甫汗,她参加过国庆观礼团,到过北京。她当过童养媳,对旧社会叫做苦大仇深,讲话也很有力量,尤其是她讲话时爱做一种摊开手掌,向前伸展的手势,令我想起洋人。边听边调动想象的补充,一幅翻身道情的画面,一幅大干社会主义,劳动者成了社会栋梁的图景历历在目了。
我们还访问了先进人物大队书记库万(即库尔班的爱称)。他一面交谈一面接手摇电话,自称“我是库万书记”。他身高块大力大,双鞋如船,人民是何等可爱,人民有何等伟力,我自幼培养成的民本直至民粹思想燃烧起来了。
由于是标兵,来自乌鲁木齐的记者亦不在少数,他们今天发稿,明天校对,左一个电话,右一份电报,令人佩服。
可能是史玉堂听到了记者们对他的作风的一些说法,一天他召集众外来人士开会,有所训诫。我突然不甘寂寞,想幽一默,便说了几句引得外来客人哈哈大笑的话。史大怒,向我发火,说是我去县里应该向他打招呼。我明白了,什么叫外省,什么叫处境,什么叫基层,什么叫土皇帝或土政策,是我多事与自取其辱了。
只有一个字是管用的,就是“忍”,虽然年轻时我非常讨厌这个“忍”字——还有什么“忍为高”的箴言。在麦盖提我看到这样一个情况,有一位农民,到公社来找书记说点事,他的住地离公社还要走几十公里,他来得很早,但是书记走得更早,他就在公社的办公室外半蹲半坐地等了一整天,从不到早六点等到夜十二点,没有离开过一步。这种忍功与等功简直不可思议。我知道一般维吾尔农民到什么地方去是自带干粮的,我也知道他们舀起大渠里的夹泥带沙的水就喝。但是当我问他的时候,他回答没有吃什么东西。
我在麦盖提写了《红旗如火》与《买合甫汗》两篇报告文学,寄回编辑部。收到回信有所表扬。九月底,我启程回乌。我是坐拉小麦的车走的,他们喜欢开夜车,太累了,就把车停在路边,人钻到车下小睡片刻,再走。这同样带给我狂喜,如果一直是西单到东单,前门到地安门,你上哪里想象这样的生活去?其后过了三十多年,我在一九九二年到喀什,阿卜都米吉提·阿吾提还到我的住地来看我。我还要提到麦县委宣传部长颜景文,他原在团中央工作,他的爱人原在亚非学生疗养院工作。他们工作环境的反差也够鲜明的。他们对我十分关心,请我到他们家用餐,他们到乌出差的时候还去看望了芳,给我带东西等。到处都有友情的温暖。
苏联造的嘎斯69行走在叶尔羌河附近的时候,我突然在荒凉的碎石滩更正确一点应该叫做戈壁滩上看到几条巨大的烟柱,顶天立地,飞沙走石,原来不是烟而是尘土组成的,我觉得惊心动魄,便问那是什么,当地人习以为常,说是旋风把沙石卷到了天空,便成了数根擎天巨柱。我不知道这是否也算是一种龙卷风,没有连成一片,就是说没有成气候的龙卷风。我也无法想象,在这样的参天烟柱旁边劳动是什么滋味,风一错地方,会不会把自己卷到高空中去呢?
边塞的一切都令人赞叹,惊奇,服膺而又有些恐惧。大自然大自然,到了这里才知道什么叫大自然啊。
戈壁滩上的植物也令人肃然,梭梭柴,骆驼刺,红柳,沙枣,胡杨,它们生长得坚硬,不规则,枯干,疙里疙瘩,伤疤斑痕,多棱多刺。它们绝无江南植物的柔润多汁,婀娜妩媚,它们只能以旱抗旱,以枯御枯,以歪就歪,以稀而瘦减风。它们是置之死地而后活,置之不毛而成为戈壁滩的稀疏毛发。它们仍然是戈壁滩的生命的象征,而灰色的铁青的碎石才是永远绷着绝对无情的脸。
我走过的南疆地区大致位于天山之南与昆仑山之北,两边的山都不大看得见,又总是模模糊糊地看到远方的山影。路经天山的时候由于道路曲曲弯弯,视线总是被遮蔽着,身在此山中,反而感觉不到高山。
属于和田地区有一个皮山县,不知道为什么它地势较高,似在丘陵之上。五月底到那里,那里的玫瑰花刚刚开放。维吾尔人很喜欢把玫瑰花瓣用糖腌制了吃,使我想起地理课堂上讲过的保加利亚的玫瑰,是他们的主要土特产之一种。皮山在南疆很不一样,清爽精致小巧,我觉得更适合在那边办一个疗养院。
麦盖提是严峻的。坐上公社书记专用的六根棍四轮马车,在铜铃的叮叮当当之中,一会儿走过人家,一会儿走过果园,一会儿走过荒地,一会儿走过渠道。新疆到处是灌溉用的水渠,一会儿水渠把车子颠得酥麻,一会儿车子把渠道轧坏,搞得四处跑水,大家也司空见惯。
入夏以后的果园十分诱人,尤其是杏园。我在北京一担石沟也看到过集中的杏树林,知道个“大香白(白杏)”与“老爷脸(红杏)”,但是从来没有见过麦盖提的这样大的杏子,它挂在树上根本不像是杏而更像是蜜桃。其甜度也是内地的杏望尘莫及的。我在麦盖提还第一次吃到了油桃。
而南疆的哈密瓜,完全做到了出神入化,不可思议。我在麦盖提时,一天下午吃过一个小小的甜瓜,只觉得是杀口的甜(杀口云云,出自北京卖瓜人的吆喝,但我直到三十岁了,到了南疆,才知道什么叫真正的杀口)。到了晚上,我除了奇渴欲燃以外,再也不想吃任何其他东西了。一个小瓜顶一顿饭,若非亲历,我难以理解更难以体会。但是这样的甜瓜,我也没有再次碰到过。人生的许多美丽与稀奇,危险与恶劣,一辈子只能遇到一次。
通过米吉提的介绍,我认识了文化馆的另一个小伙子伊明,他教我唱维吾尔族歌曲《阿娜尔姑丽》,是电影《阿娜尔汗》的主题歌。这是我认真学的第一首维吾尔文歌曲,过去会的类似王洛宾改编的新疆歌儿,其实已经并非完全的原汁原味,而是经过了汉化加工。
后来我才知道了这个歌的更加原装的文本,民歌歌词的内容有点像陕北的“信天游”,有许多段落,唱思恋的甜蜜中的痛苦,头一句是:“到了夜晚睡不着觉呀,小伙儿,快把巢里的乌鸦赶走……”
这首歌的特点之一是不停地于爱怜中不失幽默地呼叫着“巴拉,巴拉”,像英语情歌的呼唤“baby”,后者现一般译为宝贝,而“巴拉”可译为孩子,可译为小伙儿,也不妨译为宝贝之类,但是歌词用巴拉的多是指男孩。
维吾尔歌曲的感情充溢饱满,几乎所有歌曲都很浪漫,都呼天抢地,欲生欲死。我是一唱钟情,再唱难舍,三唱已经震撼了融化了我的灵魂。
我想到一个字:“胡”。中国历史上称少数民族为胡人,称从少数民族地区引进的物品为胡什么什么,如胡琴,胡瓜,胡麻,胡杨。我不禁吟道:“胡语胡歌亦动人,苍凉一曲泪沾襟,如麻往事何堪忆,化作伤心万里云!”
刀郎地区的舞蹈也粗犷有力。中央民族学院艺术系专门来了两个人,一个是李老师,一个是达斡尔族青年舞蹈家满素荣,她们俩与乡亲们举行了多次麦昔来甫(歌舞联欢),刀郎舞她们一学就会。满素荣还为乡亲们表演了蒙古族、达斡尔族的舞蹈,青春,欢快,劲力,乡亲们大饱眼福,我也沾了光。文艺的大众化,到民间去发掘艺术宝藏,确也别开生面。对于我来说更是补了一课。
在南疆还听到过邻国乃至附近地域发生疑似二号病(霍乱)的消息,许多地区通行时先要验大便,没有大便合格证禁止通行。突然一天,我略感饭后不适,我一想起二号病来不禁心慌意乱。加上得到一个消息,我所在的自治区文联音乐家协会一位同志,在库车出差时早上爬到老桑树上够桑葚,老干折断,他摔死了。这样的死亡使我深受刺激,极为不快。偏偏那一个晚上天气最热,同住在公社招待所的其他人都搬到户外露宿去了。我在屋,憋闷窒息,出屋,星光闪烁,枝叶轻摇,小风阵阵,而且小腹隐隐抽搐,恐怖异常,过了最最不妙的一晚,而第二天,就风平浪静,万事正常了。
我至今不理解为什么会有这样恶劣的经验,这乃是反生活的经验,这样恶劣的记忆,在我一生中算是很少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