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攻取安庆

一 转旋之机，取势千里之外

咸丰十年（1860年）四月，曾国荃率军进驻安庆以北的集贤关，开始围攻安庆。但并没有合围，因为紧邻安庆东北方向长江边上的枞阳还有太平军驻守。五月，湘军水师与太平军降将韦俊互相配合，攻占枞阳。韦俊是太平天国北王韦昌辉之弟，原也是太平军的一员猛将，韦昌辉被天王洪秀全杀死后，韦俊的日子很不好过，天王不信任他，他也不愿屈居陈玉成之下，所以当太湖之战时，他便与湘军水师杨载福和彭玉麟联络，投降了湘军。在曾国藩的书信中，一般称韦俊为韦志浚。这次进攻枞阳，韦俊出了大力。而湘军占领枞阳后，安庆太平军后路联系已断，安庆遂被合围。

咸丰十年七月，曾国荃军营有陈米千余石，不好发给军中食用，曾国荃却心生一计，利用这些米，再加上数千两银，雇用当地饥民，围绕安庆开挖两道长壕，一道在内，用以围困安庆；一道在外，用以抵敌援兵。安庆被封锁了。

但是，安庆却不是那么容易拿下来的。安庆太平军守将叶芸来，是个对太平天国非常忠诚的将军，手下又有一万多士兵，湘军不会轻易得手。好在曾国藩和胡林翼也并没有指望一下子打下安庆，而是计划在安庆一带布开阵势，等待太平天国的援军到来，好进行战略决战。

陈玉成当然也知道安庆的重要性，更何况那是他的地盘，他的家眷也住在安庆，所以，对于他来说，安庆是势在必守。当初在洪仁玕的主持下，陈玉成和李秀成约定，从江南和江北分两路远攻武汉，调动湘军回援，再用一次破江南大营的方法，以解救安庆。咸丰十年（1860）八月中旬，陈玉成率大军十万从天京出发。但是，一出天京，陈玉成就改变了原来的计划，在进攻淮北由安徽巡抚翁同书据守的寿州不下后，没有继续西行，而是直接向安庆方向冲来。这时候，多隆阿驻守桐城附近的挂车河，李续宜驻守青草塥，两军共二万多人，是曾、胡布置专门对付援军的。十月下旬，两军开始接触。十月二十三日，陈玉成与多隆阿第一次开仗，陈玉成失利。这次战斗结束后，多隆阿与李续宜定下两路夹攻之计。十月二十八至十一月一日，多隆阿、李续宜两路猛烈进攻，太平军大败，损失了上万人。陈玉成正面进攻不成，又于咸丰十年十一月下旬（1861年1月初）进攻枞阳，试图从防守较弱的侧面打开一个缺口。但是枞阳紧靠长江，战斗一打响，湘军水师便来增援，陈玉成又没有成功。

两次受挫，陈玉成又生一计：避实击虚，挺进湖北，打到湘军的后院去，这也符合原来的计划。咸丰十一年正月（1861年3月），陈玉成绕道往北奔霍山，胡林翼本来在此布置了四营兵力，专门预防太平军由此进入湖北，并嘱咐守将余际昌，一旦太平军来攻，应坚守待援。不料守将余际昌轻易出战，被陈玉成击败。这一次，陈玉成的迂回战术成功了。陈玉成既然打开了一个缺口，便发挥太平军善于运动战的特长，几乎像离弦之箭，向西南方向疾驰。二月四日，入湖北英山。接着再猛进几百里，八日，太平军冒充清军，奇袭并占领湖北黄州。

黄州距离湖北省城武昌只有二百里，在攻占黄州后，陈玉成的兵锋随即进到武汉外围。这时武昌城内只有三千绿营，自湖广总督官文以下一片惊惶，许多官员以至富商已准备逃命。更惊慌的是胡林翼，霍山一失，他急派李续宜回军救援武昌，又生怕已来不及。因此他一再自责，说自己是“笨人下棋，死不顾家”。而李续宜军一走，安庆一带只剩曾国荃和多隆阿两军，一下子显得十分薄弱。

但是，不管太平军如何动作，曾国藩横下一条心，咬定安庆，决不动摇。他认为安庆一旦弛围，就会前功尽弃，太平天国的力量马上就会更加膨胀。他给曾国潢的家信说：“此次安庆之得失，关系吾家之气运，即关系天下之安危。”给曾纪泽的信也谈此事：“此次贼救安庆，取势乃在千里以外，如湖北则破黄州，破德安，破孝感，破随州、云梦、黄梅、蕲州等属，江西则破吉安，破瑞州、吉水、新淦、永丰等属，皆所以分我兵力，亟肄以疲我，多方以误我。贼之善于用兵，似较昔年更狡更悍。吾但求力破安庆一关，此外皆不遽与之争得失。转旋之机，只在一二月可决耳。”他反复告诫曾国荃和曾贞干，不论武汉形势如何，陈玉成必来安庆，只要守住安庆，其他一切都不必管。咸丰十一年（1861）二月二十二日的信如此说：

群贼分路上犯，其意无非救援安庆。无论武汉幸而保全，贼必以全力回扑安庆围师；即不幸而武汉疏失，贼亦必以小支牵缀武昌，而以大支回扑安庆，或竟弃鄂不顾。去年之弃浙江而解金陵之围，乃贼中得意之笔。今年抄写前文无疑也。无论武汉之或保或否，总以狗逆（曾国藩蔑称陈玉成为“四眼狗”——著者）回扑安庆时，官军之能守不能守以定乾坤之能转不能转。安庆之濠墙不能守，则武昌虽无恙，贼之气焰复振，是乾坤无转机也。弟等一军关系天地剥复之机，无以武汉有疏而遽为震摇，须待狗逆回扑，坚守之后再定主意。

过了四天，也就是二月二十六日，曾国藩在信中又说：“李军速到（指李续宜军回援武昌），贼纵有破鄂之势，断无守鄂之力。江夏纵失，尚可旋得，安庆一弛，不可复围。”他告诉曾国荃和曾贞干，当陈玉成大军回援安庆时，必须坚守七天。七天以后鲍超可以从南岸渡江增援。曾国藩认为，陈玉成攻占黄州，李续宜回援武昌，安庆一带湘军兵力减弱，陈玉成必趁此机回救安庆，“风驰雨骤，经过黄梅、宿松均不停留，直由石牌以下集贤关”，但其时陈玉成“军行太速，气太锐，其中必有不整不齐之处”。他授锦囊妙计给曾国荃和曾贞干说，在这样的情形下，“惟有一静字可以胜之”：“不出队，不喊呐，枪炮不能命中者不许乱放一声，稳住一二日，则大局已定。然后函告春霆（鲍超）渡江救援，并可约多（多隆阿）军三面夹击。”他还说：“只要两弟静守数日，则数省之安危胥赖之矣。”

不料，陈玉成既没有进攻武汉，也没有趁李续宜回援武昌、安庆方面湘军兵力减弱，长江南岸湘军又受到李秀成、李世贤、杨辅清等牵制的机会猛扑安庆，却向武汉的北面和西北方向，作毫无意义的进攻。其实这时候江南岸李秀成正围攻建昌，威胁南昌；另一支太平军李世贤部攻占景德镇，湘军方面曾国藩反攻徽州失败，曾国藩实在难以抽调鲍超增援安庆。因此，如果陈玉成占领黄州后马上回救安庆，是最好的机会。也许他是想等待李秀成的到来，但这样却给了湘军以喘息的机会。

至于陈玉成为什么没有进攻近在咫尺的武汉，历史学家大多认为是英国的干涉。中国目前使用最广的大学中国近代史教材是如此叙述这件事的：“当时，在汉口的英国参赞巴夏礼为阻止太平军进攻武汉，赶到黄州会见陈玉成，声明要保护武汉的商务，太平军‘必须远离该埠’。由于外国侵略者的干涉，加上李秀成大军迟迟不来会师，安庆形势又日益吃紧，陈玉成放弃了进攻武汉。”但是，陈玉成果真就那么听英国人的话吗？如果他真的要打武汉，英国在武汉并没有军队，不能像在上海一样助清军守武汉，陈玉成为什么就不能打武汉呢？何况这时曾国藩还非常担心英国人与太平军联合，湖广总督官文也不太可能想到求洋人帮一把。另一个解释是，陈玉成本来就不想打武汉。巴夏礼见陈玉成是1861年二月十二日，这时陈玉成占黄州已经四天，如果按照他从英山到黄州的速度（英山距黄州比黄州距武汉远），二月十日他的军队就可以与武汉清军交火，等到巴夏礼见他的时候，大战已经开始了。但是他在黄州按兵不动。所以，陈玉成可能并不想打武汉，只要达到让湘军分兵回救武汉的目的就行了。因为湘军调动了李续宜军回防武汉，这一目的他达到了。

到了三月九日，陈玉成听得安庆危急，率大军回救安庆，他本来是要诱湘军分兵的，这时他却又留二万人守湖北随州、德安等地，自己先分兵了。而当三月下旬陈玉成开始猛攻围安庆的湘军时，南岸左宗棠已攻占景德镇，湘军江南岸战局稍稳，曾国藩已经可以抽出鲍超部增援安庆了。

世人多以为一旦太平军进攻武昌，或进攻九江，对于曾国藩和湘军来说后果不堪设想，起码是安庆之围立解。因此，无论从军事角度还是从政治意念出发，都将太平天国救安庆的失败归于李秀成没有按约定之期会攻武汉；也认为英国人对陈玉成的干涉救了胡林翼和曾国藩。但实际上，武汉、九江都濒临长江，而湘军水师早就绝对控制了芜湖以上的水面，包括长江和洞庭、鄱阳两大湖，太平军不但没有水师配合，反倒要遭受湘军水师随时随地的攻击，要围攻这两个城市，谈何容易。即以胡林翼最担心的武汉一城来说，既有长江，又有汉水，河湖纵横，简直处处皆水，陈玉成打下汉口、汉阳的可能性倒是有，但打武昌却有相当难度，因为只要武昌清军坚守数日，湘军水师就可以赶到增援，陆师李续宜部也可以赶到。而且，正如曾国藩所分析，即使太平军攻下武昌城，也站不住脚。至于后来李秀成部从江西西部进入湖北，因为此时胡林翼已经有备，攻武汉就更困难了。

太平军的第二个弱点是，太平军的西攻，不是真正的进攻，而是为了解救安庆的进攻。在取得了击溃江南大营、占领苏、常的胜利之后，来了这样一轮保守的进攻，首先在气势上已经输人一等。而且，在太平军各路大军中，真正横下一条心一定要救安庆的，实际上只是陈玉成一路。其他各路太平军虽勉强配合行动，但时时顾念着自己的地盘，李秀成如此，李世贤也是如此。特别是李秀成，他把精锐留在苏福省保卫自己的地盘，开到江西的兵，虽然人数多声势大，但是战斗力实在不强，再加上李秀成不愿在硬仗中消耗实力，他所取得的战果也就很有限。这连曾国藩都觉得有些奇怪，他在给曾国荃、曾贞干的信中就说：“李秀成自入江境，不特未破一府城，并未破一县城，其机已钝，或不能为大害。”后来曾国藩甚至曾怀疑李秀成是否在这支太平军内，说是“若有劲旅三千，破之有余”，只是当时没有军队可调。

其实说来说去，太平军救援安庆失败最根本的原因是它的敌手湘军不同于江南大营、江北大营那样的绿营兵。按新的原则、新的编制组成的湘军，其战斗力和军事素质是绿营所根本无法相比的。湘军不仅打仗狠，而且是败而不乱，败而不散。因此湘军才能经得起多次失败，败后再重整旗鼓，而绿营则往往一败不可收拾。当太平天国二破江南大营之时，和春、张国梁的军队真正死亡的，不过三五千人，然而此后却一败不可收拾，连失常州、苏州。不仅如此，江南大营的败兵不但不能再抵挡太平军，反倒一路烧杀，连后路的守兵也被他们乱了阵脚，好像是为太平军做了先遣队。湘军就不同了，李续宾三河之败时，主将李续宾虽然已死，但他的一些部属竟然仍坚持三天，这和江南大营的一路败逃形成了鲜明对照。而湘军重新向安徽发动进攻，不过是在李续宾三河惨败之后的一年。在战争中，湘军向来以少数对太平军的多数，原因在于双方的战斗力不同。安庆大战时，曾国藩就评论：“前此三河败后，狗（指陈玉成）挟二十万众上窜，维时多（隆阿）、鲍（超）御之于花凉亭，两军共不满七千人；左（宗棠）军今年破侍贼（李世贤）十余万众，亦不满七千人。”就说明了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