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应否“勤王”，左右为难

在祁门期间，不仅战事不利，令曾国藩狼狈不堪；处分李元度事，让曾国藩心情极为抑郁。还有一件大事，也叫他左右为难，大伤脑筋。这就是是否北援和怎样北援的问题。

当曾国藩进驻祁门的时候，英法联军侵略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正在进行。这次战争是1856年底开始的，十一月英法联军攻占广州城，俘虏了两广总督叶名琛。以后战争断断续续，谈谈打打。咸丰十年（1860）七月八日，英法联军占领天津，接着向北京方向推进。八月七日，僧格林沁率清军在京东八里桥与英法联军激战，联军掌握绝对先进的武器，清军大败。八日，咸丰帝匆匆逃往热河（即今承德，其地有清帝的避暑山庄，今为世界文化遗产之一），临行留下他的弟弟恭亲王奕在北京与英法议和。八月下旬，英法联军在抢劫了圆明园的珍宝之后，又一把火将圆明园烧毁。

1860年八月二十五日，也就是公历，四更时分，在祁门的曾国藩本已睡下，突然接到军机处发来的六百里加紧传递的谕旨，曾国藩展读，只见谕旨上写道：

八里桥之战

本日（指阴历八月十一日，公历9月25日）胜保奏，用兵之道，全贵以长击短。逆夷专以火器见长，若我军能奋身扑进，兵刃相接，贼之枪炮，近无所施，必能大捷。蒙古、京旗兵丁，不能奋身击刺，惟川楚健勇，能俯身猱进，与贼相搏，逆夷定可大受惩创。请饬下袁甲三等，各于川、楚勇中，共挑得力若干名，派员管带，即行起程，克日赴京，以解危急等语。逆夷犯顺，夺我大沽炮台，占据天津。抚议未成，现已带兵至通州以西，距京咫尺。僧格林沁等兵屡失利，都城戒严，情形万分危急。现在军营川、楚各勇，均甚得力，着曾国藩、袁甲三各选川、楚精勇二三千名，即令鲍超、张得胜管带。兼程前进，克日赴京，交胜保调遣，勿得借词延宕，坐视君国之急。

曾国藩接到上谕这天，正值徽州失守，他还没有确知失守的信息，正急着命鲍超前往增援，又请李续宜从长江北岸带少量部队前来支援。这道上谕，叫他好生为难。作为臣子，君上有难，他绝对应当赴难，但此时战事已如此吃紧，如再抽鲍超这样的好将北援，势必引起全局变化。不仅如此，上谕中还包含着胜保的一个阴谋，胜保前此在淮北与太平军作战，屡吃败仗，胡林翼十分看不起胜保，曾讥之为“败保”。湘军负敢战之名，胜保此次上奏，实是假借君王之力夺曾、胡的爱将归于他所有。但如不北援，不仅出事不忠，且社会舆论、后世史评也令他们惧怕。曾国藩召集幕僚讨论，幕僚们大多主张北援。当时李鸿章还在曾国藩幕，只有他力排众议，说是“夷氛已迫，入卫实属空言，三国连衡，不过金帛议和，断无他变，当按兵请旨，且无稍动。楚军关天下安危，举措得失，切宜慎重”。曾国藩细想李鸿章说的有道理，便想出一个妙策，即让咸丰帝从他和胡林翼两人中挑选一人北上，而奏折来往须时，曾国藩所接上谕是八月十一日发出的，曾国藩八月二十五日才收到，曾国藩这里再耽搁数日才复奏，他的奏折送到热河朝廷，距离咸丰帝发出谕旨已经一个多月，在这一个月时间里，大局应该已定。但曾国藩一时还没有拿定主意，恰好李续宜于九月四日抵曾国藩大营，李续宜也赞成这个办法，胡林翼也同意，曾国藩遂作了决定。

英法联军占领大沽炮台旧照

英法联军在《北京条约》签订后列队走在北京大街上

九月六日，也就是接到北援上谕的十天后，曾国藩发出了奏折。奏折上这样写着：

夷氛内犯，凭陵郊甸。东望吴越，莫分圣主累岁之忧；北望滦阳，惊闻君父非常之变。且愤且愧，涕零如雨……钦奉谕旨，饬鲍超赴京交胜保调遣。窃计自徽州至京，五千余里，步队趱程，须三个月乃可赶到。而逆夷去都城仅数十里，安危之几，想不出八、九两月（指阴历，下同）之内。鲍超若于十一月抵京，殊属缓不济急。若逆夷凶顽，犹豫相持，果至数月之久，则楚军入援，岂可仅以鲍超应诏。应恳天恩，于臣与胡林翼二人中，饬派一人带兵北上，冀效尺寸之劳，稍雪敷天之愤。非敢谓臣与胡林翼二人遂能陷阵冲锋，杀敌致果也。特以受恩最深，任事已久，目前可带湘鄂之勇，途次可索齐豫之饷，呼应较灵，集事较速……如蒙圣恩，于臣与胡林翼二人中饬派一人，督师北向，护卫京畿，则人数稍多，裨益较大。惟臣若蒙钦派北上，则当与左宗棠同行。皖南暂不能进兵，只能退守江西境内。胡林翼若蒙钦派北上，则当与李续宜同行。皖北暂不能进兵，只能退守湖北境内。

但是曾国藩也做好了真的北上勤王的心理准备。发出奏折的第二天，他给曾国荃的信中说：“如系派我北上，沅弟愿同去否？为平世之官，则兄弟同省必须回避；为勤王之兵，则兄弟同行愈觉体面。望沅弟即日定计，复书告我。无论或派我或派润帅，皆须带万人以行，皖北皖南两岸局势必大为抽动，请弟将如何抽法、如何布置开单见告。一切皆暗暗安排，胸有成竹，一经奉旨，旬日即可成行。”

对与太平军的战事，曾国藩也作出了安排。继续进攻是不太可能了，但安庆之围决不撤，同时保住江西。将来合江西、湖南、湖北三省之力，仍可与太平天国一争高下。用他的话说，是“普天下处处皆系贼占上风，独安庆一城系贼占下风，岂肯轻易撤退”。他的安排是，如果胡林翼北援，李续宜随行，则调鲍超驻青草塥为打援之师，他自己移驻北岸太湖主持军事；若曾国藩北援，则带左宗棠一军，调鲍超驻江西婺源。这样江南岸就少了一支劲旅，打起仗来必然更加困难。

曾国藩原打算带左宗棠同行，“以其气概识略过人，故思与之偕，以辅吾之不逮”，但后来不少幕僚和将领主张留左宗棠在江南岸主持战事，曾国藩也改了主意，准备如果咸丰帝指派他北援时，便带张运兰、朱品隆、唐义训这些次一等的将领同行。

但是曾国藩这样做，却要冒很大的险。因为一旦北京和议不成，势必还是要出于一战。就曾、胡预计所带的兵力来说，战胜英法联军是困难的。一经开战，胜负难料，如果小挫，自然可以撤退，如果大败，依照曾国藩的性情，必然不肯逃跑，其后果便是把命丢在那里。正因为如此，曾国藩与胡林翼都作了万一不胜就殉难的心理准备。胡林翼在给办理湖北粮台的阎敬铭的信中就说，如果朝廷准奏，最可能的是派胡林翼前往，“林翼之志义不容辞”，当诸葛亮北伐的时候，也正是他食少事烦之日，诸葛明知其事不能成，但仍勉力出征。他现在也要学当年的诸葛亮。他悲观地写道：“天翻地覆，大局瓦解，全体土崩，吾辈早觅尽命之所而已。”

直到十月四日，曾国藩接到谕旨，说是和议已成。七日再来一封谕旨，说北援的事可以取消。这时，曾国藩等人才算松了一口气。

然而，曾国藩并没有真正轻松下来。他已经敏感地觉察到，太平天国虽然可以在不久之后削平，但是另一个更大的难题已经来了，无法避免地来了，而且似乎会越来越难。什么难题呢？就是英法等西方列强的步步进逼。他在家信中写道：“余近年在外，问心无愧，死生祸福，不甚介意，惟接到英吉利、法郎西、米利坚各国通商条款，大局已坏，令人心灰。”他还把条约寄回两本给他的家人看，又嘱咐：“时事日非，吾家子侄总以谦勤二字为主，戒傲戒惰，保家之道也。”这话颇有点遗嘱的味道。连死生祸福都不在意，而英法等国的条约却令他心灰，这说明，在他的心里，这道题难到了什么程度。这是中国人从来没有经历过的难题！

怎样处理这新的更大的难题？曾国藩观察着、思索着。他的最佳搭档胡林翼也在观察着、思索着。他的得意门生、一度离开他幕府的李鸿章，还有曾国藩的其他幕僚们，也在观察着、思考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