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1963年1月27日，洪有丰（字范五）在上海去世，袁同礼撰文纪念，表达了他对后辈的希望：“惟望从事图书馆事业者，能用科学方法输入新知，并能致力于工具书之纂辑，以完成范五之夙愿，而应学术界之需求，此则余殷殷企望者也。”洪有丰的夙愿，也是袁同礼自己的夙愿。袁同礼去国后不能与老友互通音问，但是他们热诚提供服务，在精神上始终息息相通。罗家伦任台北“国史馆”馆长时一再请袁同礼在美国国会图书馆查找抗战史料，他在1961年5月24日信上禁不住说：“此种麻烦事劳兄不断费心，不安之至！好在为学术的热忱，是兄胸中不断燃烧的光焰也！”

这种“不断燃烧的光焰”也在《年谱》中闪亮。

雷强在国家图书馆一直忙于各种展览的策划、布撤展工作，并不属于馆内某一研究部门，但是他致力于袁同礼年谱的编撰，十年如一日，终于完成这么一部多卷本的书稿，应该庆贺。近几十年来，我国出版了为数众多的现当代学人年谱、日记、书信和回忆录，卷帙浩繁，令人生畏，然而雷强博采群籍，相互参证，不时指正前人之失。例如：1918年3月15日李大钊携北大图书馆事务员四人去清华学校，同行的有图书馆庶务段宗林，但第二天的《清华周刊》在“校闻栏”登载这段消息时将“段宗林”错排为“段宋林”。《年谱》中七百余条注释，都体现出他的精细。海外图书馆的档案，雷强也竭力访求。考释和系年容或有个别值得推敲之处，相信《年谱》出版后图书馆学领域和史学界的大雅君子还会讨论书中呈现的挑战性问题。

我和雷强相识已有十几年了。他的硕士论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后来他跨界撰写了很多现代文学和学术史方面的考释文章，有的难度极大，如发表于《鲁迅研究月刊》的《钱玄同与赵元任往来书札十一通考释》（钱玄同用拉丁字母写吴音的信件）。雷强使用不论保存在何处的民国史料，已经达到了驾轻就熟的程度。他像奥运会上符合标准的一位业余爱好者（amateur），保持了纯粹的热爱之心，赛出了比职业选手（professional）更好的成绩。袁同礼在他的英文信件中数次使用“a labor of love”这一短语，我想，这部《年谱》也配用“爱的劳作”来形容。

陆建德

2023年6月

(1)钱存训著《东西文化交流论丛》，商务印书馆，2009年，页237。

(2)详见鲁迅《杂论管闲事·做学问·灰色等》，《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页197—209。此文作于1926年1月3日。

(3)中基会在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之交迁台，但董事会年会常在美国召开。胡适多年参与中基会的工作，曾任董事长。

(4)国家图书馆编《袁同礼文集》，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页3。

(5)高平叔撰著《蔡元培年谱长编》第3卷，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年，页523。韦棣华当时是图书馆界的楷模，为纪念她来华三十周年，袁同礼与任鸿隽、周诒春于1930年4月22日共同发起募捐，见《年谱》相关记述。

(6)钱存训著《东西文化交流论丛》，商务印书馆，2009年，页64—75。

(7)郑振铎著《西谛书话》，三联书店，1998年第2版，页201。

(8)近年来英法俄等国所藏敦煌文献陆续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刊布，此时此刻，更应怀念王重民和向达两位敦煌学先驱。

(9)马衡、袁同礼、胡适、谷锺秀和梁思成在1948年3月28日联名呈文，呼吁维护文物建筑。

(10)袁同礼1936年夏末奉命赴洛阳等地考察，并于10月14日撰写一份报告，其中提及“近十余年来，出土古物以铜器、陶器为大宗，土人以大利所在，私行盗掘者几成一种职业，并发明一种铁锥，专作为探试地层之用。……查洛阳盗墓无月无之，而以秋冬为尤甚。盖本地农人多有盗墓者，秋收后禾苗尽去，不致妨碍农作物也。”洛阳城南的龙门石窟始于后魏，但是考察时“千佛洞，全部佛头无一幸免。……民国二十二年，钱王倬著《洛阳名胜记》，各洞佛像尚多完整，今则满目疮痍，盖被毁程度以近三年为最烈也。”民国年间统治程度之低下，由此可见。

(11)胡适信中所引“西调”与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出版的《豆棚闲话》小有出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