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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谱》中可以摘引的内容实在太多，有心的读者自可发现无数现当代文史方面的珍宝。“卢沟桥事变”后各大学往内地迁徙，路线时常临时改变，如西南联大师生从沿海地区赴云南，原来可以从香港搭船到越南海防，坐法国人建的窄轨火车直达蒙自或昆明，但是在1940年6月和1941年9月，龙云奉中央政府之命炸毁滇越线上的河口大桥、白寨大桥和隧道，以防日军利用，于是从海防北上云南的通道中断。近二三十年来，抗战时大学弦歌不辍的故事很受欢迎，但是对办学的细节，大家不甚了了。当时西南联大等国立、私立大学所需的书籍和实验仪器，大都是在印度通过英国机构购买的。二战时期的印度并未被日本全部占领，英国的殖民统治机器与盟军的指挥体系有效合作，依然运转。滇缅公路、中美合作的中印公路（也称史迪威公路）的修筑以及驼峰航线的开辟是抗战史中伟大的一章，无数物资给大后方输入抵抗的能量。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袁同礼主持的平馆曾经帮助过费正清（John K. Fairbank, 1907—1991）和顾立雅（Herrlee G. Creel, 1905—1994）等人，与美国汉学界友情深厚。1942年年底到1943年春，袁同礼与来华调查的费正清共同撰写“中美文化关系备忘录”，拟资助中国学者，他们还在蒋廷黻家开会讨论救助中国学者的具体实施方案。我们的抗战记忆还需要这部《年谱》中相关的材料来充实。

1948年下半年，平津国立各院校长每个月都举行谈话会，袁同礼在12月8日还出席由胡适和梅贻琦为召集人的平津唐东北等地国立十七院校长谈话会，21日与梅贻琦、李书华等人飞南京。从此之后，这一共同体很快就因时局的发展而分裂，“南渡北归”，不相往来，这是最可感叹的。他们即使能在异国见面，也被一道无形的屏障阻隔。1951年11月，以丁西林为团长的中国文化访问团赴印，时任印度德里大学中央教育研究院客座教授的查良钊（西南联大教授兼训导长）见到团员中有冯友兰等联大老友，站起来想打个招呼，冯等起立走出，避之若浼。1962年4月27日陈源从伦敦致信袁同礼，提及一年前竺可桢夫妇应英国皇家学会之邀来此访问：“藕舫夫妇去年来英，弟初无所知，偶闻人言，设法探听，在其离去前会谈一小时。据云彼等到英时，曾与该方使馆说明，有亲戚在英，希望一晤。虽已获准，尚未排得时间也。匆匆一见，未能详谈。”竺可桢是陈源妹夫，1940年他与陈汲在重庆结婚时陈源即坐在主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