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平馆既然以中基会为后盾，自然与美国图书馆界的联系也特别紧密。五四运动前后，由于韦棣华的资助与推荐，或受她的影响，我国有志于图书馆事业的青年才俊如沈祖荣（1883—1977）、戴志骞（1888—1963）和洪有丰（1892—1963）都是去美国留学，袁同礼也是这些人中的一员。北大预科毕业后，他应清华教务主任王文显之邀任清华英文兼图书助理，一度代理清华图书馆馆务，1920年赴美留学。

袁同礼是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五四一代的精英。他编《清华周刊》，参与创立少年中国学会，曾邀请归国不久的胡适参加清华学校白话文学研究会的活动，又在学校图书馆代售《新潮》杂志和中国科学社编辑的《科学通论》。他结交各种人物，倾听各种声音。1918年7月30日，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到清华当英文教员的孟宪承在信上流露出担忧：“《新青年》在南方销路颇好，将来在文学中必成一绝大势力无疑。惟数先生骂人皆极痛快，不肯容纳丝毫异己者之思想意见，以视西洋大学者之风度，似尚不逮耳。”五四学潮过后，傅斯年很快意识到必须厚积实力。他经考试获山东官费留学资格，即将赴英，这些文字出自他1919年8月26日致袁同礼的信函：

自从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的新动机大见发露，顿使人勇气十倍。不过看看过去的各般动机，都是结个不熟的果子，便落了。所以我所盼望的，还是思想界厚蓄实力，不轻发泄。清华学生的sociability[案：好交际、合群]实在是改造中国的一种好原素，若再往精深透彻上做上几步便可为学界之冠。你是清华的职员，又曾是大学[北大]的学生。若把大学的精神输进清华，或者“青出于蓝而青于蓝”了。——这是你的责任。

……以后当发奋读书，从学问上的abc，一步一步做起！我回想以前，颇有些对你抱愧的地方，但是毕竟是最好的朋友，希望以后精神上时时会通！

袁同礼应该深有同感。对他来说，“从学问上的abc，一步一步做起”就意味着尽职学好图书馆的业务。

袁同礼留美时间并不长，但是他勤走勤看勤学（回国借道欧洲），参加各种图书馆协会的会议，广交朋友，而且密切留意国内消息。这时他就显示出极强的人际交往、沟通能力。傅斯年在信上用sociability一词夸奖清华的学生，其实这是袁同礼典型的特点。袁同礼二十年代初游美已经展露了善结交的特长。从拜访正在美国巡回演讲的泰戈尔，邀请他访华，到访问美国国会图书馆，促成该馆向北大寄赠书目卡片等一系列活动莫不体现了他“学术界亦不闭关自守”的理念。1922年9月3日，他从华盛顿致信蔡元培，缕述档案整理的全部流程，其中包括档案的去取、分类、编目、索引和装订修补。他在美读到沪报登载的一则消息，历史博物馆所存清代内阁档案已拨归北大，立即向蔡元培进言。他指出，中国传统图书以经史子集分类，在西学东渐的大背景下，图书馆建设必须博采众长，考虑合适的分类法，从而形成自己的特色。编目亟需改革：“宜用3×5寸之纸片。我国编目，往往用红格本，笨拙极矣。亟须采纸片式之目录（Card catalogue），俾先后部次，随时便于更动。”至于目录格式，“大致可参照美国图书馆协会编定之条例（A. L. A. Catalogue rules），稍予变通。”古籍的索引，“必须采互注之法[案：即英文的cross reference]，以便稽核。”在组织架构、人员分工和工作流程诸方面，他也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最后他写道：

查文明各国，各设有档案局，关于史料之片纸只字，靡不罗而庋之。……我国历代储藏，图书尚无妥善之法，遑论档案。史迹之湮亡，云胡可量。今幸有清内阁档案拨归北大整理，深于整理方法，稍予注重，阅览规则，亦须妥为厘订。一俟政治入于轨道，宜采英国制设立档案局。此与文献之考证，学术之进步，影响甚巨，皆赖先生之硕画鸿筹，始能有望于成焉。

蔡元培此时已大概意识到，袁同礼回国后堪当重任。从郑天挺为《明末农民起义史料》（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编辑，1952）写的长序（作于1951年）来看，北大的清代内阁大库档案整理会（后改明清史料整理会）1922年7月2日就公布了整理计划，袁同礼回北京后参与这些档案的整理也是题中应有之事。郑天挺在序末提及的人士中，就有他的名字。以袁同礼的标准，这部史料的编辑还是留下诸多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