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现代的图书馆事业是在国际交往的大背景下发展起来的。晚清新政后期，现代意义上的公共图书馆以西学东渐的潮流为助力，正在中国悄悄出现。美国女传教士韦棣华（Mary E. Wood, 1861—1931）1899年来华，不久就投身中国现代化转型期的文教事业，她先在武昌昙华林文华学校阅览室基础上扩建馆舍，1910年创设向社会开放的文华公书林（Boone Library），编目采用《杜威十进分类法》，这是中国第一家公共图书馆。1921年她又创办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Boone Library School，院系调整时并入武汉大学），使之成为我国现代图书馆事业的重镇，哈佛燕京学社图书馆首任馆长裘开明就是该校毕业生，而以韦棣华命名的基金会至今仍通过中国图书馆学会向图书馆学情报学专业的学生提供奖学金。正是由于包括韦棣华在内的一些美国友人的请愿，美国政府将庚子赔款余款退还中国（赔款部分已退还，用于设立游美肄业馆，即清华大学的前身）。1924年9月，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简称中基会）在北京成立，负责管理并支配美国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中基会惠及面很广，最令人瞩目的一个项目是扩张北京图书馆，这一决定也在苦于派系斗争的教育界引发了一些不很令人愉快的言论。(2)民国年间中国的文教事业得益于中基会甚多，可惜迄今为止中国大陆学界似未有专著问世。(3)

1931年6月25日，国立北平图书馆举行新厦（即现在的文津街国家图书馆古籍馆）落成典礼，与会人士对未来充满期待。来宾纷纷在馆前大院新立的石碑前驻足，碑上镌刻了蔡元培所撰《国立北平图书馆记》（钱玄同书写），叙述该馆缘起和沿革。这栋巨厦附设发电机房，规模当时在亚洲各国的图书馆中居于第一，从设计到建造，资金全部来自中基会。蔡元培以国立北平图书馆馆长的身份在盛典上报告创办经过，继而由蒋梦麟等人代表各界致辞、演说，最后致答词的是负责日常馆务的副馆长袁同礼。此时袁同礼年仅三十六岁，已在全国的图书馆界确立了卓越的声誉。收入《袁同礼文集》的第一篇文章《国立北平图书馆之使命》就是他在那次落成典礼上的致辞。他说，民智之通塞，与其图书馆事业之盛衰相为表里；平馆新厦落成，“其志在成为中国文化之宝库，作中外学术之重镇，使受学之士，观摩有所，以一洗往日艰閟之风。”“艰閟之风”四个字，是对传统私家藏书楼的婉转批评。平馆是国际合作的结晶，它将致力于国际交流：“中外大通，学术界亦不闭关自守，……吾人深愿以此通中外图书之邮，为文化交通之介。”(4)这部《年谱》中收有数以百计的袁同礼与国际同行尤其是美国图书馆界以及几个著名基金会人士的英文来往信件，它们都是他在尽力“通中外图书之邮”的见证。袁同礼的这种能力是以往京师图书馆馆长缪荃孙、江瀚等学界耆宿所不具备的。

平馆新楼落成前一个多月，蔡元培撰《韦棣华来华服务三十年纪念》一文，特意指出新型的图书馆应以提供公共服务为目的：

我国人天性，最喜聚书，自汉之“天禄”，隋之“观文”，直至清之所谓“四库”，以帝王之力，广搜秘籍，首先提倡，士大夫闻风兴起，……明清之际，尤为显著。……惟此等藏书，皆为贵族所专有，仅绝少数人始得阅读。又管理之法不良，而保守之力有限，卒之或付劫灰，或致流散，深为可惜。

至于为平民谋便利而设图书馆，则最近数十年学制革新以后始有之。而韦女士之创办公书林，恰当其时。以多量之热心，作相当之助力，购置中外书籍，部居分别，灿烂秩然，招引观众，予以阅读便利及鼓励其兴趣。又以图书馆为专门之学，设科讲习，远道之来请益者日众。此其裨补学界，有潜滋暗助之功，正吾人所当感谢者。(5)

显然，平馆应该以更大的规模、在更高的层次上“裨补学界”。平馆英文名The National Library of Peiping，由于有中基会资金保障，图书馆界对它寄予厚望也是势所必然的。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筹设中央图书馆（由蒋复璁任馆长），抗战复员后有几年经费稍多于平馆，但是北平在文化上的地位非南京可比，平馆又继承了京师图书馆的馆藏，在国内首屈一指的地位不容置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