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三

沈　津

辭舊迎新，年年如此。當2004年新年的鐘聲悠揚響起的時候，我的耳旁似乎聽見了紐約時代廣場百萬人的歡呼，同時還夾雜着波士頓查爾斯河橋畔人群的互相祝福聲，當然，我仿佛也看到了北京、上海競放的那映亮天際的五色繽紛的烟花，以及那載歌載舞歡慶喜悦的情景。這個時刻，我的心情也并不平静，我仍然在爲這篇序言作最後的文字潤飾。有道是，有一分耕耘，就有一分收獲。回首那一年又四個月已逝去的業餘時間，我實在是把我幾乎全部的心力投入到這本《年譜》的寫作上去了。無論是編例、本譜，還是人物索引、書題留影，這其中的許多内容，都是從書桌旁堆叠至桌面的各種有關資料的複印件而來，那千萬字的資料已被閲讀并被濃縮成了這百萬字的《年譜》。看到已輸入到電腦中的每個字符、每個句子、每個段落，我都會有一種親切的感觸，因爲正是這一條條、一段段的纍積，纔逐步使全書形成了有條理的譜文。在即將寄出《年譜》的光碟之前，我還是想對自己説，我做了一件十分有意義的事情，因爲我以爲這本《年譜》或許是我一生中寫作的最重要的一本書，它和我寫的其他幾本書最大的不同，就在於這本書是帶着我對先師的感情去寫的。

二十世紀初，我國的公立、私立圖書館相繼建立。百年來，在中國圖書館學界裏，出了不少知名的專家、學者、教授，如繆荃孫、柳詒徵、沈祖榮、袁同禮、蔣復璁、劉國鈞、皮高品、汪長炳、李小緣、姚名達、王獻唐、王重民、趙萬里、屈萬里、顧廷龍等等，他們在分類法、目録學、版本學以及圖書館的管理上都作出了非凡的、重要的貢獻。有的學者雖然没有專著出版，但他們默默無聞地用圖書館的專業知識提供給研究者許多訊息和便利，或編出了各種專題目録、索引，他們爲他人作嫁衣裳的工作是值得人們贊賞的。可是，在這些有貢獻的專家、學者、教授去世後，後人雖會記得他們，但是幾十年來爲這些學者樹碑立傳，或有關研究他們的專著却少有出版，至於寫出年譜更鮮見其有。

這本書的寫作原先是我的朋友吴格兄所做的。兩年前，他曾寫信給我，希望我能支持此事。當然，我毫不猶豫地答應了。後來我纔知道，吴兄作爲博士生導師，再加上本身的業務工作，自己手裏的幾個大項目都壓在他的肩上而分身不開。由於2004年是先師一百周年誕辰紀念，所以《年譜》要趕在其時出版恐怕有些困難。

2002年7月下旬，上海圖書館迎來了五十周年慶典，我被邀作爲嘉賓而自美飛滬，而先師哲嗣顧誦芬院士夫婦也由北京莅臨上海出席盛會。在慶典的最後一天中午，上圖的繆國琴書記、吴建中館長宴請誦芬夫婦，我也叨陪末座。席間談及先師一百周年誕辰紀念之事，也議論了先師未出版的文稿以及爲先師編寫年譜一事。誦芬先生非常清楚年譜的寫作不易，且也知吴教授的困難所在。我作爲先師的學生，理解并明瞭家屬和領導們的心情。這天晚上，我想了很多，并和内子趙宏梅在越洋電話上談了此事，表達了我想接手此年譜的寫作意願。次日下午，我將返美，在上海浦東機場候機廳内打了幾個電話給上圖舊日的同事和朋友，徵求他們對寫作先師年譜的看法。承蒙他們的鼓勵，并應允將先師手札等予以提供，這對我來説，更增添了寫作的信心。

返美後的第二天晚上，我即開始了《年譜》的寫作，一周後，我將寫出的樣式約十餘張稿子以及我爲什麽想寫先師年譜的信寄給顧誦芬。不多久，誦芬即有回信，表示支持此一寫作，并願意提供先師的日記原件複印件，以及先師和顧頡剛先生之間的互通信件等。在此期間，我也打電話詢問吴格兄，如果他願意繼續此年譜的寫作，我願支持，如若有無法分身及時間上的問題，我可否接此題目。吴兄很爽快地説，希望我能撰寫此一年譜。今年1月，吴兄即把他寫的約二萬字的初稿全部用計算機傳給了我，這是我非常感謝他的。

截至2002年10月底，根據我手頭上的材料，三個月内我寫就了大約十二萬字。其間我和誦芬通過幾次電話，也寄了碟片給他，請他就寫作上的事提出意見。11月初我利用休假，去了香港、北京、濟南、南京、上海，除了探望我父母外，主要就是收集有關先師的材料。在北京，誦芬、江澤菲已爲我準備好了先師的日記，他與顧頡剛之間的互通信件以及有關家世的資料（均影印件）。我也將先師遺留的小記事本全數翻閲一過，并將有資於年譜寫作的綫索或可提供時間考證之處全部複印。這十來斤重的複印件在我返滬和返美之時，均刻不離身，因爲它們對我的寫作來説實在太重要了。

2003年10月底，《年譜》的初稿已大體就緒，大約寫了近八十萬字。11月中旬，我再次抽暇返國，在上海、蘇州、廣州繼續收集材料。誦芬爲配合我的寫作，在百忙之中，亦如約飛滬。在先師上海的寓所内，誦芬和我翻閲了大約數千通先師友人的來往信件及其他材料，并選出部分有價值者，在上海圖書館的幫助下全部複印了下來。然而我却再也擠不出時間到上圖去核查原合衆圖書館及歷史文獻圖書館的檔案材料了，當然，我也無法再飛北京翻看在北苑所存的部分友人來信了，這是十分遺憾的。

年譜之作，昉於宋，盛於清，是以人爲主，并繫以年月之人物編年史。蓋以一人之道德文章、學問事業關係史學甚巨，而其焜耀史册秩然不紊者，則有賴於年譜表而出之。津早年嘗讀年譜十數本，有自訂年譜，也有子孫爲其先人所作，也有門生爲其師尊所著，又有後人因嘆服譜主在學術上造詣之深，而搜輯行實作譜者。究其目的，均在表彰前人之學問事業。所以説年譜的重要，是因爲那是爲歷史存真，爲歷史作證的學術著作。年譜的難作，難在搜集資料的不易，許多資料都必須點滴積纍，而絶非立馬得來，一蹴而成。即使得到了資料，也需要時間去思考、研究，甚或考證。因此，近幾十年來，出版的自然科學、社會科學方面重要學者的年譜很少。津曾對1980年至1999年出版的《全國總書目》作了一次統計，即二十年中的哲學、政治、軍事、經濟、文化、教育、體育、語言、文學、藝術、歷史、地理、科技、衛生、農業、林業等領域名人的傳記很多，但是年譜却出版了不足百種。由此可見，年譜的編著有一定的難度。

由於年譜叙事詳明，并可循是以求其時代背景，以及其在社會上之地位與所留給後人之影響，故先師對於年譜的撰著極爲重視。1949年時，他曾自告奮勇，欲爲張元濟、葉景葵編撰年譜，但“因循坐誤，至今引爲憾事”。先生所著《吴愙齋年譜》，其始輒苦事迹多湮，搜訪不易，“及讀其家書，并致汪鳴鑾手札，所獲稍多，事無公私巨細，往往詳悉”。而後來所編的《嚴久能年譜》則遲遲不能定稿，蓋材料仍不足也。

日記是寫作年譜的重要依據，我始終認爲，日記雖非系統而詳細的叙述，但却是片段的真實史料。先生的日記内載有其個人讀書、友朋交往、學術動態、清末民初文史掌故、遺聞軼事，以及版本書畫鑒賞等。我在邊閲讀邊輸入的情况下，仿佛也陪侍先生，進入那段我尚未出生或在童年時的時空感覺。因此，這本《年譜》的四十年代所載，多以日記爲基礎。然而，日記也并非完整，最初存有1937年，但是斷斷續續，直到1939年下半年，方始爲每日功課。這樣完整的日記延續到1945年，以後直至六十年代則所記寥寥了。日記都是寫在印有“合衆圖書館”的格紙上的，先生的書法在四十年代即小有名氣，日記上所書多爲行書，偶作楷法。四十年代的日記最長的爲1942年，大約有四萬字。

先生嘗謂，近三百年來先賢年譜，其材料得自尺牘中者最爲親切，故余亦甚留意於此。也正是如此，先生昔日多次告我，整理、鑒定、運用尺牘的重要性。因此，在寫作這本《年譜》時，我盡我之所能將收集到的先師書信及友朋手札，多選取有用的内容編入年譜。我以爲如果我也像某些年譜那般，僅僅寫上某月某日致某人信，那别人就不知所云爲何，也不知從何處去進一步核查，它的價值也就無從體現。

我清楚地記得1996年上圖新館開館慶典前，我先飛去北京探望先師的情景。大約有一年多没有見面了，所以老人家見了我表現得很興奮。我告訴他，我們師生二人實在是有緣分的，因爲六十年前他在北平燕京大學圖書館任中文采訪主任，後又兼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駐平采訪處主任，爲哈佛燕京選購圖書。而一個甲子後的今天，我却在哈佛燕京司善本書管理之職，這難道是巧合嗎？抑或“命中注定”？先師笑而不答，却和我談起了和哈佛燕京的裘開明館長的交往。美國哈佛大學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大學之一，近百年來，國内的莘莘學子和有志青年都希望進入哈佛攻讀，三十年代的先生也不例外。

實際上，先師和哈佛燕京是有關係的。他的《吴愙齋先生年譜》和《古匋文孴録》，就是得到哈佛燕京學社的資助而出版。三十年代末的哈佛燕京圖書館的分類法、四十年代初的《哈佛燕京圖書館中文藏書目録》在出版前，就是美方寄去北平，或轉往上海請先生審定修改的，而該目録的封面最早也是先生所題。我在采集資料的過程中，在先師的日記中看到了當年哈佛燕京欲聘先生去燕京就任中文編目主任的記載。而程焕文教授竟在哈佛燕京的舊存檔案裏意外地發現裘開明和先生的通信，其中也透露了美方想請先生去耶魯大學、加州伯克利大學、哈佛大學圖書館工作的設想。但是，由於種種原因，先師放棄了出國的機會。如若先生去了美國，那麽歷史又會重寫。

這本《年譜》希能表彰先生劬學之點滴，故片紙隻字，衹要以詳淵源者，靡不備録，先生一生事迹，要盡於是。昔趙甌北詩云：“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我有時會想，如果在國内省市一級的公共圖書館、大專院校圖書館中再找一位真正懂得校勘學、目録學、版本學、古文字學、圖書館學、歷史學、文獻學和對中國書法藝術有精深造詣的學者，那實在是難乎其難的了。這本《年譜》或許也可以反映出一位知識分子在時代的變化和發展過程中的事業、著述、藝事、思想等等，甚或也可窺見一所在大上海十里洋場中并不起眼、也不挂牌的小圖書館，是如何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直至爲國家、爲民族、爲社會保存了許多重要傳統文化典籍的發展歷程，這一些，或許能給後來之人有所啓迪。

《年譜》中“文革”前後的一段時間，材料是十分稀少的，我雖和先生同在上圖，但當時知道的一些事，却隨着時光的流逝逐漸地淡忘，三十多年前的往事，依稀得有些許印象，而當我再轉而詢及當年的同事時，他們也和我一樣，在具體的年月上却很難再回憶或寫得準確了。《年譜》中有些材料的補充多是靠電話、信件、傳真及電子郵件的聯絡進行的。近十多年來，先生又曾爲國内一些重要名勝古迹題有匾額、對聯等，但收集頗爲不易。而數十年來，先生爲喜愛其書法者所寫條幅等那更是難以數計。在我收集到的各種資料中，尚有極少數的信及材料，因爲考不出年月而衹得割愛。先生生前的願望之一，是想把自己爲各種書籍出版的題簽，編輯成集。津歷年來僅收集了三百數十種，加上友人補充者，或當倍之。津擬暇時，當專門編一本先生的《書題留影》，以了先師遺願。

先生是長壽之人，在他的晚年，仍是律己甚嚴，績學不倦，他不顧高齡，還主持了規模宏大的《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和《續修四庫全書》的工程，他實在是做到了鞠躬盡瘁，把自己的一生都獻給了中國的圖書館事業。先生功在學術，不可没也。津追隨杖履整整三十年，有十多年我們師生二人的辦公桌面對面，而先生對我語重心長地教誨和悉心指導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下進行的，這使我獲得了受益終身的啓迪。我有時會想到，我能從一個走出校門的對圖書館業務毫無所知的學生，逐步成長爲八十年代後期中國圖書館學界最年輕的研究館員，這一路走來，又不知凝聚着先師多少心血以及當時上海圖書館領導的精心培育。如果説，我能在美國哈佛大學這一世界上最重要的學術殿堂裏，爲圖書館學、目録版本學做出一些微薄貢獻的話，那是先師的提携，是當年潘景鄭、瞿鳳起先生協助先師對我培養的結果。

在我寫作的幾本著作中，有兩本是屬於年譜的，第一本是《翁方綱年譜》，題目是先師在六十年代初期出的，寫作時間也最長，雖然僅有五十萬字，但直至出版面世，前後相加竟用了四十年，這也是我原先所没有想到的，因爲這幾乎占去了一個人的大半生。第二本即此《年譜》，從時間上來説，整整用了一年又四個月的業餘時間。這本《年譜》和我寫的《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中文善本書志》一樣，實在也是“急就”之作，蓋《書志》是在工作時間所寫，用了整整兩年，寫了一百五十萬字；而《年譜》則是爬梳耕耘，奮力而爲，其辛苦、急切、困難、快慰、愉欣，也非他人所想像。一年一度的感恩節、聖誕節等各種節假日，連同星期六、日，這對我的寫作來説，實在是非常重要的，因爲我可以每天工作十二至十四小時，而平日的清晨及晚間則不敢有任何懈怠。爲了保證《年譜》以及“著述年表”“師友小傳”“人名索引”“引用書目”的順利進行，故除了爲臺北《書目季刊》寫的連載《雲烟過眼新録》我不能中斷外（每期約一萬四千字），我推遲了原來一些題目的寫作，有的雖已開始，但爲了“大局”而必須暫時放棄。

這本《年譜》的完成，實際上是許多人合作的成果，我衹不過是做了一些綜合的工作而已。如果没有顧誦芬、江澤菲夫婦的鼎力支持和提供多方面的協助，這本《年譜》是寫不成的。錢存訓、吴織、任光亮、周賢基、方虹、林公武、徐小蠻、水賚佑、王誠賢、陳石銘、周玉琴、吴建明、孫慧娥、王翠蘭、周秋芳、白莉蓉、李國慶、宫愛東、沈燮元、駱偉、高橋智、杜澤遜、程焕文、佘昌義、盛巽昌、姚伯岳、吴銘能、宋小惠、楊光輝、眭駿、王宏等，都對本書的寫作提供資料。我也要謝謝繆國琴、吴建中、繆其浩，以及上海古籍出版社的王興康、魏同賢，他們不僅支持本書的寫作，還安排此書的儘快出版。責任編輯吴旭民、姜俊俊爲此書花費了不少勞動。饒宗頤先生揮毫爲本書題簽，使之焕然生色。九十高齡的王鍾翰先生，早年即是哈佛的畢業生，和先生是多年的朋友；王煦華研究員曾是合衆的老館員，又是頡剛先生的高足，他們慨然爲《年譜》賜序，是我非常感激的。我也要感謝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學社社長杜維明教授、副社長艾貝克（Mr. Ed Ward Baker）先生以及蘇珊（Ms. Susan Albert）小姐，他們因爲先生早年對哈佛燕京的貢獻，并爲這本《年譜》的寫作提供去北京、上海等地收集資料的經費。我還要感謝哈佛燕京圖書館，它的豐富館藏和使用便利，一直爲我所心折。説句心裏話，如果我仍在上海或他處寫作這本《年譜》，那是不可能在較短的時間内完成的。内子趙宏梅，她和我一樣，對於先師充滿着敬仰和愛戴，所以她一直是本書寫作的督導者和支持者。《年譜》雖然寫就，但以我聞見狹陋，絓漏必定良多，尚請專家學者、大雅宏達不吝教益，此實津所企望也。

今年爲先生一百周年誕辰紀念，當我完成這本《年譜》的寫作時，我深深地懷念先師。我以爲，做先生的學生是我的緣分，和先生相處又是我的福分，三十年來，津受業門墻最久，相知最深，屢承餘論，備受啓迪，獲益良多。津去國後，先生也定居北京，安享天倫之樂。師生二人雖然大洋相隔，但心確是相通的。先生騎鯨西去，實是中國圖書館界之莫大損失，爲紀念先師，我願將這本記録先師一生的《年譜》，作爲一瓣散發幽幽清香的花片、一盆茂密而生機勃勃的文竹獻給先師。

2004年元旦凌晨於美國波士頓之宏燁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