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利勒·哈维之死
一代人的安魂曲
1982年6月6日深夜,62岁的哈利勒·哈维选择了自尽。这位先在贝鲁特美国大学和剑桥大学求学、后任教于前者的诗人与教授,在西贝鲁特一处公寓的阳台上自杀了。哈维在文学上才气横溢,为人多愁善感。他轻生的时间点很有戏剧性:就在那一天的上午,以色列的装甲部队闯进了黎巴嫩。以方此举是想消灭在黎巴嫩境内避难的巴勒斯坦人,由此终结与巴勒斯坦民族解放组织在国境北端的战争。这场仗他们已经打了十年。“阿拉伯人都到哪里去了?”自杀那天,哈维曾这样问校园里的同事,“谁能洗去我额前这耻辱的烙印?”
10多年里,哈维一直如此孤独和愤懑,不断与同事争吵,跟贝鲁特文学界的关系也很紧张。黎巴嫩的乱局似乎永无尽头。国家的命运让这位来自黎巴嫩山区的基督徒万分焦心。哈维眷恋乡土,热爱黎巴嫩的神话,同时心怀“阿拉伯民族同属一体”的政治信念。40多年的文学之路让他在这两种理念之间找到了某种和谐关系。可是如今黎巴嫩深陷苦难,其他阿拉伯国家却漠然旁观,这令哈维的理念遭遇了严重挑战。埃及与以色列已经达成和平协议,阿拉伯半岛遍地流金。自戕的爱国诗人当然会被看作这个分崩离析的阿拉伯世界的牺牲品,没有人会关心把诗人逼上绝路的个人痛苦、脾气和恶人们。阿拉伯语文学界普遍觉得,哈维之死正是审判阿拉伯政治环境的一个大好时机。
哈维生于1919年,来自一个特别的世界。他在诗坛引领创新,是个阿拉伯民族主义者,沉醉于那个时代的主题:阿拉伯世界的政治改革,与西方的文明碰撞,在沉重的习俗与传统重压下的挣扎,以及对政治与文化变革的渴望。同一时代的诗坛中人、深受欢迎的浪漫主义作家尼扎尔·卡巴尼(Nizar Qabbani)还在描述“棕发女郎”[1]夜诉衷肠的场景、吟咏情爱与生活琐事的时候(1967年,阿拉伯人在“六日战争”中遭遇惨败,卡巴尼和他的诗因此染上了一层政治色彩),哈维已经满怀力量,为阿拉伯世界在政治与文化上获得新生的艰苦奋斗而写作。1957年出版的诗集《灰烬之河》(Nahr al-Ramad)收录了他最有名的作品《桥》。这首诗文字优美,立意深远,为那个年代留下了一份纪录。《桥》为“东方”的痼疾而深深悲叹,憧憬和寄望于阿拉伯的未来年轻一代。诗歌的韵律,诗句里焦虑、痛苦的意象,还有诗的主题汇为一体,构成如梦似幻的诗篇,让人难以忘怀。诗作保有旧古典诗的力量与格局,融入了诗人自己的呼声与鲜明的个人才华。麦吉尔大学的伊萨·博拉塔(Issa Boullatta)将这首诗译成了英文:
我心满意足,因为我有我这一代人的孩子
有他们的爱作我的美酒与面包
* * *
早间,他们乐悠悠地过桥
我的肋条伸展,为他们搭好坚固的桥
出自东方的洞穴,出自东方之沼
迈向东方的新生
我的肋条伸展,为他们搭好坚固的桥
他们会离去,你们则将留驻
两手空空、身负十字,孑然一身
雪夜里,天边一片灰暗
火起了,面包化为尘土
你将留下,在无眠的晚上,泪水结成了冰
信件将与晨光一道奔向你
满页新闻……其中的内容,你不知道回味了多少次
想了又想……读了又读
他们会离去,你们则将留驻
两手空空,身负十字,孑然一身……
追怀哈维的人们觉得,诗人之死为阿拉伯当代政治的一个时期画上了句点。阿拉伯文化一向强调,个人依附所在的氏族、家庭与宗派而存在,自杀行为绝对不受鼓励。不过,这无法扼杀大家对于哈维的悼念之情。诗人为阿拉伯民族处境而感到的悲伤,很多人都是心有戚戚焉。旅居巴黎的北非裔作家塔哈尔·本·贾卢恩(Tahar Bin Jalloun)在《世界报》(Le Monde)上撰文表示,阿拉伯人的伤痛让哈维堕入孤独、身心俱疲,由此他才会选择“终极意义的安息”。巴勒斯坦诗人马哈茂德·达维什(Mahmoud Darwish)出生在以色列,后来移居贝鲁特。他认为,哈维先人一步预见了“万事皆休的结局”,并决定自杀。“哈维操起一把猎枪,猎物就是他本人的性命。他这么做,不只是为了避免见证某些信念的垮塌。其实,他对于信念的存在与陨灭都已满不在乎。朽坏的局势让他疲累,他再也不想见到这深不见底的深渊。”
穆纳·苏勒赫(Munah al-Sulh)与哈维同样来自黎巴嫩,是哈维的同学。早在20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哈维尚在大学的时候,两人就已相识。苏勒赫剖析了哈维那一代人的文化与政治环境。1918年,“至亲会”(Al-Urwa al-Wuthqa)在贝鲁特美国大学建立,成员囊括来自阿拉伯诸国的教师与大学生,苏勒赫与哈维也都参与其中。“我们这个组织的要求很严苛,”苏勒赫后来说,“1948年阿拉伯一方的战败成了我们大家共同的阴影。”自此以后,“至亲会”的各位成员都觉得阿拉伯世界应和过去的政治彻底告别:与1948年那场灾难有关的所有事物都遭到他们的谴责和否定,阿拉伯世界的政治与文学必须彻底革新。苏勒赫觉得,正是那样一个时代造就了哈维这个人。这个从山乡出来的孩子投身于阿拉伯文学、文化与伊斯兰哲学的世界。当时,哈维还学习了一段时间的希伯来语,他的朋友说他很喜欢对比“希伯来语的贫乏浅薄与阿拉伯文字的博大精深”。在诗人看来,这是一种民族骄傲。他深信阿拉伯民族一定能够“取代犹太人,跻身世界文明的最高峰”。诗人一边坚信阿拉伯民族乃是“天命所归”,一边密切且冷静地关注着阿拉伯公共生活的种种缺陷。“我从未见过有谁像哈维一样,对阿拉伯民族的处境爱恨交织到这个地步。他深爱着阿拉伯民族,同时又恨它的无能与软弱。哈维的天纵英才也许正是源自这种矛盾心理。”50年代的阿拉伯人都生活在“一种单一的集体历史记忆”之中,哈维正是在那个时候“应运而生”。苏勒赫还认为,无论是活着还是死前,哈维都处于一种有意识的焦躁和愤怒之中,阿拉伯语称之为“qalaq”。他为诗作的创新精神而焦虑,为阿拉伯世界的革新精神而愤怒。
哈维终身未娶,他易怒、忧愁,一肚子心事。他的一生就是他那个时代的最好反映,是那一代知识分子可能企及的成就巅峰。他生在黎巴嫩山区的乡村,家乡位于伟岸的塞宁山(Mount Sannin)山脚。哈维的人生足迹远远超出了山乡的范围。他摆脱了贫困家庭那种艰难无助的处境,成功开拓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那个时代的世俗化教育与启蒙的兴盛让他受益良多。贝鲁特美国大学的绝大多数学人都出自优渥的资产阶级家庭,哈维本不该是其中的一分子。他靠着勤奋努力进入大学,并得以跻身文坛与政界。哈维摆脱贫困的经历,以及新教教会学校与贝鲁特美国大学为那一代青年男女敞开的大门,代表着地中海东岸阿拉伯国家一段特别的历史——那是一个成就非凡的时代,尽管后来因为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失败而陷入了心灰意冷。
悼念者为哈维描绘了一幅简单明了的形象:他是一位民族主义者。他身处暗夜一般的世道,却一直在英勇抗争。可是,哈利勒·哈维的死除了为国殉难,明显还别有缘由,政治宣传中那个单薄的身影远远无法囊括诗人的一生。有那么几年,哈维的生活飘摇不定。一年前,他还曾试图吞服安眠药轻生。他为了走出贫困和艰难的家庭环境经受过巨大的痛苦。悼念者对这些事都只字未提。
哈利勒·哈维的政治传奇不为人知的另一面,因为伊利亚·哈维(Iliya Hawi)讲的故事而显露出来。伊利亚是哈利勒·哈维的亲弟弟,比哥哥小十岁,也是一位文人,写得一手好故事。哈利勒·哈维去世四年之后,伊利亚出版了一部关于哥哥的传记。这部传记是一部不常见的杰作,因为阿拉伯的文化传统向来讲究家族的私密性。俗话说“一切归于神”(Ya rabb ya sutter)。换言之,我们阿拉伯人都觉得家族之事只能让神知晓。在阿拉伯人的世界里,“荣誉”、隐私和公共礼仪都是绝不能冒犯的禁区。家庭内的种种秘辛只能带进坟墓,至于讲述母亲、姐妹和继母的生活,更是神圣的禁忌。即便是不那么重要的事——家族摆脱贫困的艰苦岁月——也不能随便向外人透露。虚构小说的诞生虽让现代的阿拉伯人找到了一条吐露情感的渠道,但传记仍然保持着遮遮掩掩的风貌。因此,在一般阿拉伯人的传记里,父亲都为人严厉却用心良苦,母亲都虔诚而有耐心,对姐妹则避而不谈。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之下,伊利亚·哈维的作品显得实在有些大胆。
尽管伊利亚·哈维在传记的字里行间流露出某种兄弟间的较量之意,不过他并非想要揭哥哥的老底。他的作品让哈利勒·哈维不再那么神秘。他还在传记里表达了自己的愧恨,因为身为弟弟,他没能消解和分担兄长的绝望与愤怒。这种永不过时的文学主题,构成了这部作品真正的动人之处:兄长才华横溢、举世无双,弟弟则只能生活在他的阴影里。虽然伊利亚本人在文学评论界颇有成就,但是他承认自己无法和兄长并驾齐驱。他一直在苦苦寻觅自己的“素材”。他还坦承,哈利勒·哈维的存在总是让他不自信、不自在。兄长故去后,伊利亚终于有了自己的“素材”——他们的家族背景、祖籍小村,私下里的那位诗人,以及他那敏感多虑的心境。他根据家庭生活,根据为人弟者的亲眼见闻,写出了自己的作品。这部700多页的作品不但记录了哈利勒·哈维的人生,也讲述了伊利亚自己的家庭历程。
这部精细入微、叙事技巧高超的家族史,并非弟弟从兄长留下的馈赠中挖掘出的唯一成果。就在传记发表的同一年,伊利亚·哈维又出版了一本名为《纳卜汉》(Nabhan)的小说。该小说篇幅宏大,内容让人目眩神迷。它与那本传记出自同一个主题,但背景被设定在19世纪末期。主人公纳卜汉带有强烈的悲剧色彩,明显是哈利勒·哈维的化身。纳卜汉具有壮志雄心,却没有能力实现自己的抱负;他经历坎坷、性格严肃,深深地爱着他的家乡,为其不幸遭遇而痛惜。他一辈子都在跟权力、财产、家庭和社会习俗斗争。
而后,又有一位勇敢直率的伊拉克女性为世人揭示了更多有关哈利勒·哈维的秘密。大多数人追念他时都是出于政治目的,这些秘密他们要么并不知晓,要么就在有意回避。这位揭秘者叫黛西·埃米尔(Daisy al-Amir),是一位短篇小说家,曾是哈维的未婚妻(他们本已计划结婚,但哈维迟迟不肯迎娶她)。根据埃米尔的回忆,哈维处于长期抑郁之中,久久无法自拔。他始终无法摆脱那次自杀未遂的阴影,轻生的想法仍在他的心间(和口头)萦绕徘徊。他深信,贝鲁特的文学界已是小人当道。那些人刻意诋毁他的诗作成就,想要剥夺他得来不易的地位与名誉。诚然,青年时期的哈维曾用诗歌赞颂“阿拉伯的黎明”,但他同样热爱黎巴嫩这片土地。他的悲哀出自家国之情,源于黎巴嫩历经血腥肮脏的战乱之后的惨景。6月6日正是他告别人世的最好时机,这位孤独之人为陷入迷途的阿拉伯民族献出了生命。
也许,哈维曾为自己在阿拉伯文学界与阿拉伯人公共记忆中的地位而疑虑,但他注定将会青史留名。20世纪50年代末,他留下了足以为时代发声的诗作。1982年他因自杀之举更是被人铭记:他的死终结了阿拉伯历史上的一段特殊时期。此后数年之内,阿拉伯文学界和热心政治的人们,无论如何都无法再现过去时光中的那种和谐亲密了。贝鲁特不复往日光景,阿拉伯民族将进一步陷入分裂(虽然大家都在强调一切未曾改变,竭力宣称所有事情都依然完好如初),一代人的信念与理想无法交付到子女手上。追念哈维的人虽竭尽全力,仍旧无法阻止那个时代的逝去,哈维成了预示时代终结的冷酷先知。
哈维出生在一个信仰希腊正教的家庭。他所在的教派属于基督徒中的独特群体。纵观整个20世纪,叙利亚民族主义与阿拉伯民族主义的世俗思想观念席卷了整个大叙利亚地区。叙利亚、黎巴嫩与巴勒斯坦三地的希腊正教徒给这两种民族主义打下了深深的烙印。这三块土地上的基督徒群体星罗棋布,其中希腊正教徒是投身叙利亚与阿拉伯民族主义洪流的排头兵。相比之下,马龙派信众虽在黎巴嫩山土生土长且人口众多,但一直同罗马教廷关系紧密并受到法国方面的保护。至于新教团体,则是19世纪欧美传教士涌入黎凡特地区之后的新生事物。因此希腊正教成为阿拉伯世界世俗民族主义的先驱。当然,他们也得依附强权,寄望于外部势力——也就是沙皇俄国及其东正教会——的支持与扶助。但是,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切断了这股外援。在那之前,沙俄的影响深入到了黎巴嫩、叙利亚和巴勒斯坦三地的希腊正教事务之中,作为他们的保护者,与新教势力和奥斯曼帝国在大叙利亚土地上的霸主相抗衡。亚历山大二世(Alexander Ⅱ,1855—1881年在位)统治期间,沙俄的宗教行动尤为活跃。这位君主自诩“东正教的沙皇”,认为他的帝国继承了拜占庭的法统,是“第三个罗马”。在他的统治下,俄国国内“收复君士坦丁堡”,并在圣索菲亚大教堂“重塑真正上帝信仰”的呼声大涨。恢宏的想象催生了宏大的东方战略,沙俄声言要为奥斯曼帝国境内的所有东正教徒“提供庇护”。在这样的宗教与政治使命之下,19世纪60年代,俄国人在耶路撒冷开拓出一片规模不小的聚居区,并修建了圣三一教堂。船只满载教徒,从敖德萨(Odessa)启程前往雅法(Jaffa)朝圣。每一年的朝圣者都在1.5万人到2万人之间,大多出自沙俄境内庞大的佃农阶层。这些人贫苦无依,必须仰赖微薄的官方资助方可踏上旅程。囊中羞涩的他们在雅法上岸之后,只能徒步前往耶路撒冷。虽然贫困到这种地步,各位朝圣客的狂热与虔诚却无人可比。1884年,沙皇已经变成暴虐的亚历山大三世(Alexander Ⅲ)。那一年,抵达雅法的朝圣客竟从国内带来了一尊1,200磅(约合544公斤)重的大钟。他们就这样拉着大钟朝耶路撒冷一路前进,花了整整三个星期。最终,大家齐诵圣歌,拖拽大钟登上橄榄山的陡坡,抵达坡上那座具有七个穹顶的抹大拉的玛利亚教堂。
但是,在十月革命爆发十年前,俄国人的这项工程便式微了。而且,俄国人的干预程度始终无法与英法相比。美国宗教与教育团体的投入也让俄方难以企及。在巴勒斯坦的基督徒中,天主教与圣公会的声势愈发壮大,东正教则在步步萎缩。叙利亚、黎巴嫩与巴勒斯坦三地的希腊正教徒转而投入各种民族主义世俗运动的怀抱。教会之中,支持政教分离的阿拉伯裔东正教徒与坚守希腊正教传统的教士之间本就存在对立,教徒中的胆大分子自然乐得脱离教会的控制,投身进入世俗政治的领域。因为《阿拉伯的觉醒》而名声大噪的安东尼乌斯就曾信仰希腊正教,米歇尔·阿弗拉克(Michel Aflaq)同样出身希腊正教家庭。此人在大马士革当过教师,曾经赴法留学,后来成为阿拉伯复兴社会党(The Baath Arab Socialist Party)的建党元勋之一。贝鲁特美国大学的历史学者康斯坦丁·祖莱克(Constantine Zurayk)也是来自叙利亚的希腊正教徒。作为学人,他名望极高,而且一直不遗余力地倡导阿拉伯民族主义。经历类似的阿拉伯裔希腊正教徒还有不少,哈利勒·哈维追奉阿拉伯民族主义,不过是在遵循该教既有的传统。
对于宗教,哈维并无兴趣。但是,他相当注重乡情。他的家乡小村什维尔(Shweir)坐落在桑宁峰山脚,白雪皑皑的山巅在此一望可见。村中人家的屋檐与教堂的尖顶都是泥土做成的。什维尔位于贝鲁特以东25公里外,毗邻地中海海岸,附近风景绝美,宛如上帝之国。这里的居民们一口咬定,天气晴好的时候,站在岸边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海那头的塞浦路斯(Cyprus)。对于黎巴嫩的这迷人一角,《所罗门之歌》(Song of Solomon)如此形容:“这里是泉的花园。这里井水源源不绝,黎巴嫩山的溪水湍流不止。”道格河(Dog River)是黎巴嫩山脉地区最主要的河流,源头位于桑宁峰上,在贝鲁特北面几英里的地方汇入海洋,沿途流经一道雄伟而充满野性的峡谷。道格河有两处主要的水源:一处名为“奶泉”(Naba'al-Laban),另一处则叫“蜜泉”(Naba'al-Asal)。[2]黎巴嫩山上的洞穴也是阿多尼斯河(Adonis River)的发源地。这条河在山区蜿蜒,流过什维尔北边的小镇比布洛斯(Byblos),最终归于大海。一处处田园小村依崖而建,种植葡萄的梯田层层叠叠,直通蓝天。这里的山肃穆无声,这里季节分明,冬日严酷多雪,春天葱翠短暂,桑宁峰上降下的浓雾常会笼没整片山谷。有关死亡与重生的神秘故事流传于山岳之间。环境与传说影响着这里人们的性格,塑造了他们的形象,在他们的文学中留下了痕迹。他们自认是山地的人民,热爱自己的家园。他们不停地赞颂家园的美与幸福,告诉孩子,同时也提醒他们自己:《圣经》曾屡次提到黎巴嫩中部的这片多山地域,前前后后多达75次。他们相信“神施恩的手呵护着这片土地”。他们还带着明显的虚荣,提起历朝历代曾争夺此地的军队。这些人为了这片兵家必争之地来了又去,留下了各自的遗迹。
在这片土地的美景背后,是当地人生存的艰辛。田园生活常与饥荒相伴,山势虽巍峨壮美却让这里隔绝封闭。土地都已荒芜,因为男人们为寻觅生路纷纷远走他乡,前往北美、非洲与澳大利亚。哈利勒·哈维的一位叔叔就曾到波士顿寻求财富,年纪轻轻便死在那里。他的祖父则去了澳大利亚。1890—1914年,老人家曾三度往返于澳大利亚与黎巴嫩之间。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生长在黎巴嫩山乡的孩子有幸远离了过去的饥馑,哈维正是出生在那个年代。不过,他知晓家乡那段黑暗的历史。他的妈妈很会讲故事,向他讲过他出生之前十多年里家乡发生的事。
山乡人的生计主要靠的是蚕丝和桑蚕吃的桑叶。19世纪初的贝鲁特本来是一座困在围墙之中的小城。后来,丝绸产业兴起,小城与里昂(Lyon)及马赛(Marseilles)的贸易联系愈发紧密,在1870年左右成了国际商业重镇,城中商户的影响力直达大马士革与叙利亚内地。兴旺的丝绸与养蚕生意挤占了其他作物的生存空间,到了19世纪下半叶,山乡半数以上的可耕地都被辟为桑园,大多数居民都得仰赖丝绸行业提供生路。养蚕、护蚕成了此地农家生活的主要内容。春天农忙的时候,学校会暂时关门,校舍会被用作蚕房。农家人也得委屈自己,为装晒桑叶的竹藤架和平板托盘腾出屋中的大片空间。山乡有过一段繁荣岁月。那个时候,每年都有8,000多人赶到贝鲁特这个对外港口,坐上法国“海上运输公司”的游轮去马赛度假。每逢旺季,这家公司的蒸汽游轮就会一票难求。那时候的日子幸福且富裕,直到泡沫破裂的那一天。从1890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20多年间,黎巴嫩的丝绸产业消失得一干二净。日本出口的丝绸质量更好,价格更便宜,山乡小作坊的产品完全无法与之竞争。不少农家不得不放弃养蚕,将桑树悉数砍倒,因为必须腾出农地种粮食,养活绝望的人们。恐慌之中,数以万计的人选择逃离家园。好面子的奥斯曼帝国想尽办法遮丑包羞,想要阻拦人们出走的大潮,却是徒劳一场。
第一次世界大战过后不久,哈维的家庭遭遇了一场祸事。据说,他的祖父把他在澳大利亚辛苦赚来的钱全数装进箱子藏在家中的楼梯之下,结果被偷了个精光。这件事的真假无法断定。山乡之间,总有这种广为流传的失窃故事。比如我们以前有着光荣的过去,却被外人抢走了,再比如高贵的阿拉伯骏马被盗贼拐到了遥远的大马士革,又比如某户阿拉伯人家的精良枪械遭到法国宪兵强行收缴。我们并不确定哈维家中是否真的发生过这场变故,不过一战期间黎巴嫩大地上确实发生了一出悲剧。在遥远的君士坦丁堡,青年土耳其党决意加入德奥一方参加世界大战。当时,奥斯曼帝国已是一尊泥足巨人,掌握国政的青年土耳其党人却对危局置若罔闻。19世纪60年代以来,黎巴嫩一直处于一个自治政府[3]的管辖下,并受到欧洲的监视和保护,而青年土耳其党人终结了黎巴嫩的自治。土耳其军队占领了山区,带来了无尽的哀伤与恐怖。闯进山区的土耳其军曾经路过哈维的家乡,结果突逢暴雪,溃不成军。这些人原本很可怜。幸存的士兵好不容易来到了什维尔,却将整个村子洗劫一空。村里的粮食和家畜本就不多,都被士兵们据为己有。他们霸占了仅有的动物,搬进了村民们的家里。无论是士兵还是百姓,都得应对严冬的残酷森冷。
恐怖笼罩了整片山区。土耳其人的探子四处活动,就连血亲兄弟都在互相检举。可怕的荒年接踵而来。据统计,仅在叙利亚就有30万人死于饥馑。巴亚德·道奇(Bayard Dodge)是驻黎巴嫩美国传教士中的“高贵阶层”、未来的贝鲁特美国大学校长、前校长的女婿,曾在什维尔避暑。他的记录揭示了山乡的惨状:
空气中满是葬礼上丧钟奏鸣的动静,孩童渴求面包的哭闹声此起彼伏……人们不但少食,而且缺衣,美国人把正装捐献出来,妇女们用窗帘布制作裙子……煤油实在稀罕,大家只好像腓尼基的先祖[4]一样用起了橄榄油灯。穷人为了争夺一桶垃圾大打出手。山间的不少房屋没了主人。他们都死了,房门被卸下来做成了棺材板。
什维尔的百姓无法养活自己。他们的土地都被用于种植桑树,战争又让他们的家乡与黎巴嫩的“粮仓”贝卡山谷(Bekaa Valley)及叙利亚的小麦产地哈乌兰(Hawran)断了联系。土耳其人的暴虐更是助长了饥荒的蔓延。占领者觉得,当地的基督徒几乎都有参与叛乱的嫌疑。他们还很清楚,黎巴嫩山的居民无不期望法国取得胜利,奥斯曼帝国早日垮台。
那个时候,这片土地仿佛受了诅咒。1915年春天,又一场灾难自海上袭来。成群的蝗虫向什维尔扑来,吃光了沿途的所有作物。蝗群遮天蔽日,从海边涌向山顶,发出震天声响。镇里的公告员爬上屋顶,号召大家投入抗蝗斗争:国家已经发布命令,要求百姓把虫卵搜集起来投入大海。成年男女和儿童都得加入清除虫卵的队伍。虫卵要么拿去填海,要么就地掩埋。大家把所有办法都使了出来,还放火烧蝗虫。无奈蝗群还是源源不绝。最终,夜里一阵“神秘之风”(这是伊利亚·哈维使用的词)将蝗虫全数刮进了大海。这群掠食者来得突然,去得也突然。
蝗灾结束了,厄运却没完没了。叙利亚、黎巴嫩与巴勒斯坦迎来了一位暴虐的土耳其军事统治者。此人名为艾哈迈德·贾迈勒·帕夏(Ahmad Jamal Pasha),三地的百姓更愿意叫他“al-Saffah”,意思是“屠夫”。他原在青年土耳其党把持的政权中担任海军大臣,虽然不过四十出头,却是帝国官场的一位老手。奥斯曼帝国深陷一战泥沼,就有他的一份蛊惑之功。1915年,他统领疏于训练的帝国第四军去苏伊士运河前线与英军交锋。那次的征程以惨败告终,贾迈勒·帕夏不得不率部队撤入叙利亚、黎巴嫩和巴勒斯坦。此后这些地方便成了他的私人领地。贾迈勒·帕夏并不满足于这点权力:君士坦丁堡才是他这个冷血权谋家施展手段的最好舞台。贾迈勒·帕夏以铁腕统治自己的领地,怀疑叛乱无处不在。他尤其觉得山区的基督徒群体不顺眼。他深信,这些基督徒对法国更为忠诚。(贾迈勒·帕夏本人深谙这类诡计,他自己就曾和法国方面暗通款曲,多次打探法国的态度,承诺允许对方在大叙利亚驻军,以让法国给他撑腰,助他反对君士坦丁堡的各位主子和他在这场血腥战争中的伙伴。)
那是一个背叛成风的年代。无论谁被怀疑有叛乱言行,山区的军事法庭都绝不姑息。贾迈勒·帕夏非常走运:法国领事馆的一位翻译出卖雇主,把法国方面的大量资料交给了土耳其人,其中包括当地居民恳求法方资助抗击土耳其人的请愿书、士绅中的亲法分子向法方表忠心的信函以及各界呼吁叙利亚独立的声明。证据拿到手后,贾迈勒·帕夏的法庭立即展开行动。土耳其人决定在贝鲁特的一处广场举行公开绞刑,这个广场后来为了纪念死者而被命名为“烈士广场”。贾迈勒·帕夏所谓的正义是奥斯曼帝国式的公平正义:穆斯林也罢,基督徒也好,都逃不过上绞架的命运。共有16名案犯——9位基督徒与7名穆斯林——遭到处决。一位神职人员经过允许,在各位囚徒上刑场的前夜为他们做祷告,陪着他们待到很晚。他结合基督教各个派别的说法,讲起了家国与牺牲。他告诉他们,他们以身许国的行为堪比基督为了救世而献身。末了,死囚们集体吟诵了一首诗歌,祝愿祖国早日独立。
贾迈勒·帕夏有一次短暂造访过什维尔。哈利勒·哈维的母亲对这位暴君难以忘怀。她还记得,当时全村人齐聚什维尔的广场,站在官署(serai)前面迎接贾迈勒·帕夏的到来。人们都知道,贾迈勒·帕夏的仪容有些对不住他的名声:此人头大如斗,脸庞又圆又臃肿,身量也远不如惧怕他的人民们想的那样高。一位能流利讲土耳其语的村民代表全村发言,展现出了不一般的勇气:他趁着向奥斯曼帝国宣誓效忠的机会,提及村中的苦难与饥馑,向统治者请求援助。他的请愿遭到了贾迈勒·帕夏的驳斥。“你们村里有没有哪位当妈的已经饿到能把自己孩子吃掉的程度?”贾迈勒·帕夏诘问。发言的村民表示,什维尔还没有出现这种情况。贾迈勒·帕夏随即说出了几个村落的名字,这些地方都出现过母亲吃掉孩子的惨剧。“你们这儿的情况可比人家好多啦。”贾迈勒·帕夏说。
战争差一点儿就夺走了哈维母亲萨利姆·阿塔亚(Salim Ataya)的性命。哈维的外公是位石匠,前往叙利亚内地东南角的德鲁兹山(Jabal Druze)寻找活计,把萨利姆·阿塔亚和她的两个弟弟留在了家里。留守的母亲为了糊口,只好为土耳其人干活儿,给士兵织补袜子。这是一份以物易物的差事。她给对方干活儿,对方给她分一些小麦和大麦。周遭的饥荒让母亲心神不宁,她雇了一台骡车,带上弟弟前往德鲁兹山。一路上满目荒凉,盗贼横行。最终,姐弟三人来到了目的地。这片山区及附近盛产大麦的哈乌兰聚集着大量逃难者,土耳其势力也较黎巴嫩山薄弱得多。大家守在这里,期盼战争早日结束。她踏上逃亡之路不久,她的父亲就因为伤寒去世,黎巴嫩山地的百姓一向因这种疾病而饱受苦难。德鲁兹山的水质不好,黎巴嫩山区来的难民难以适应。离乡背井的人死去之后只能在他乡安葬。他们远离故里,没有牧师诵经安魂,也没有体面的葬礼。
1919年12月,哈利勒·哈维出生在德鲁兹山附近。这片土地粗粝而荒蛮,玄武岩构成的山体上往往只有寥寥几株矮小的橡木和沙棘。在这片干旱、肃杀的荒野上,一种崇尚神秘的教派——德鲁兹派出现了。哈利勒·哈维的父亲萨利姆·哈维(Salim Hawi)靠石匠活计谋生,战端开启之后就一直躲在德鲁兹山,后来在当地与萨利姆·阿塔亚相识并结婚。萨利姆·哈维一度染上了致命的热病。幸有阿塔亚的母亲悉心照料,他才捡回了一条命。这场高烧足足持续了40多天方才消退。一天,哈利勒·哈维醒来之后告诉他未来的岳母,天亮之前他做了个梦。梦中正值春天,他回到了家乡小村。阳光灿烂,漫山都是花朵。“这是吉兆。你的身体肯定会好起来,而且很快就能回到家乡去。”她告诉他。他的梦最终成真了。就在他的第一个儿子哈利勒出生之后不久,萨利姆·哈维携妻带子,回到了久违的什维尔小村。
哈利勒·哈维放不下这段残酷的历史。父母一辈近乎麻木的恐惧常常让他气愤难平。“你们懦弱得就像兔子和小鸡!”他曾经对母亲说,“你们应该反抗,应该战斗和牺牲!”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饥馑再次袭击什维尔小村。哈维带领村里的青年举办了一场游行示威,并发表演讲,语言相当激进:“我们绝对不能重蹈父辈的命运!不能再像兔子或小鸡那样在荒凉的路上或者遥远的他乡默默死去,甚至没留下半句言语!”生活还是那样艰辛而又阴晴不定。哈利勒有四位感情要好的兄弟姐妹,三个男孩一个女孩,可是他们早早地就夭折了。
20世纪20年代的什维尔小村正处于恢复期,灾难正在慢慢远去。这里的男男女女身心疲惫,房屋因主人的遗弃而破烂不堪,各家各户指望远走非洲与北美的男人寄回钱财补贴家计。村里的石匠与瓦工在叙利亚与巴勒斯坦的各大城镇游走,除了赚钱养家,还能带回不少消息。石匠与瓦工都是危险的职业,什维尔小村的居民时不时就得面对亲人意外离世的惨剧。不少石匠与瓦工在戈兰高地(Golan Heights)、哈乌兰或者德鲁兹山遭遇不幸。他们的棺椁会被装上牛车,运回小村的广场。村民们很清楚他们的后代会有怎样的命运:凄苦与贫穷自此将和孤儿寡母如影随形。
什维尔的居民“非常虔诚”——这是格蕾丝·道奇·古特利(Grace Dodge Guthrie)在《黎巴嫩的遗产》(Legacy to Lebanon)中的看法。格蕾丝的父亲就是前文提到过的巴亚德·道奇。每到需要消暑的季节,她都会跟随家人来到什维尔小村。她的父亲拥有一匹纯种马,名叫“苏丹”,是他离开小村前往贝鲁特所骑的座驾。格蕾丝只比哈利勒·哈维大几岁。提及他出生的时代、长大的地方,她写道:
为了做礼拜,我家的女仆不知跑过多少地方。这里的僧侣和教士总是喜欢把礼拜地点变来变去。一年到头,这里的宗教节日似乎从不间断,召唤信众的钟声不知什么时候就会敲响。不同教派的节日日期也各有不同。修道院是这里最值得一提的古迹。有一家修道院甚至收藏了叙利亚历史上的第一份《圣经》印刷品,里面还是马丁·路德时代的黑体字。
格蕾丝·道奇见识的种种仪式其实并不具备多么强烈的宗教意义。它们更像古老的传统,在山民之间代代相传。在哈维的童年时期,什维尔确有不少教堂,教派种类繁多:这里有长老会的组织(关于这一点,我们还是从格蕾丝·道奇的回忆录中得知她们一家都是长老会信徒),有和哈维一样的希腊正教徒,还有马龙派与天主教的信众。小村外松林密布的山丘上坐落着以利亚修道院(Mar Elias)。修道院里特地建造了两座教堂,它们互为邻居,一家为马龙派服务,一家则属于希腊正教徒。1925年,游历至此的艾瑟尔·斯蒂凡纳·德劳尔(Ethel Stefana Drower)路过并参观了这里,把这次见闻写进了《叙利亚的雪松、圣徒与罪人》(Cedars, Saints and Sinners in Syria):
两座建筑之中,要数马龙派的礼拜场所更为现代。地基虽然古旧,但教堂刚整修过。相形之下,希腊正教僧侣仍在使用原来的教堂,原因可能是缺钱。正教教堂很迷人,这里有一座阳光充足的庭院,教堂外有直通屋顶的楼梯,站在屋顶,山下的田园风光一览无遗……这些希腊教堂又黑又小,神像与礼仪带有基督出世之前的异教色彩。不过,相比马龙派教堂那些中规中矩的蓝色圣母像和花里胡哨的圣心装饰,还是正教教堂更打动我。
山乡生活艰难异常,使得各位山民养成了现实而精明的求生本领。宗教进了山,也得遵守山里的规矩。新教传教士在黎巴嫩山区活动频繁。他们的影响是小是大,取决于他们给予当地人的钱货是少是多。有人曾经指出:只要钱款不到位,山间的福音与圣歌立即就会偃息。什维尔的幸运之处在于各大教派都把这里当成必争之地,由此出现了不少优质学校,它们全都是各家教堂与传教团体资助创立的。苏格兰与格拉斯哥大学与小村什维尔尤其有缘:早在19世纪的50年代,小村里便出现了来自苏格兰的教士与教师,而后传教讲学的队伍一直络绎不绝。丹尼尔·奥利弗(Daniel Oliver)的家乡远在苏格兰的北部高地,勤勉的他来到什维尔开办了一家学校(邻近的村落也都有他开办的教育场所),后来这里成了哈利勒·哈维的母校。美国传教士未落人后,也建立了耶稣会学校。当然,村里少不了专供东正教子弟入读的“莫斯科学校”(当地人称之为“Moskobiyya”),享受着“伟大的沙皇”及其东正教会的资助,直到十月革命爆发。
19世纪行至后半,“阿拉伯的觉醒”之风吹进了黎巴嫩山。带来这股风气的是丝绸贸易者和外国传教团体,以及1860年以来在欧洲列强支持下稳如磐石的黎巴嫩政权。一群拥有基督徒背景的世俗派作家相继横空出世,阿拉伯语进入了灿烂的创新时代。以前,这门语言在山区本不通行,山间的基督徒更习惯使用叙利亚语。阿拉伯穆斯林中流行着一句俗语:“没有哪个阿拉伯人真正想做基督徒。”做一个基督徒,就意味着成为一群使用陌生表达方式的“被征服者”,承受由此而来的负担和劣势。他们有一种独特的审美能力,并将这种审美能力注入了他们的新语言;哈维写道,借由这种能力,他们得以克服他们的“孤立感”。他们是山地之子,懂得欣赏自然和山地的美。在他们的笔下,这种感知力随处可见。在伊斯兰教兴起之初,他们的祖先本来已经创造了一套表达方式,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这套方式渐趋陈腐,被沦为宗教工具,最终遭到他们的抛弃。在19世纪中叶这个充满变化与好奇之心的时代,出身基督徒家庭且又信奉世俗主义的作家群体扮演着关键的角色,缩小了文学式的古典阿拉伯语和日常语言之间的差距。
1865年,《圣经》终于有了现代阿拉伯语译本,这项翻译工作改变了山乡的文学与文化。翻译《圣经》堪称一项壮举,各位译者无不秉持追求完美的情怀,因为抱憾于当时其他版本的不足而别有一番奉献精神。这项壮举始于1842年。除了伊莱·史密斯(Eli Smith)与科内利厄斯·范戴克(Cornelius Van Dyck)这两位美国传教士,黎巴嫩文艺复兴的两位先锋——纳西夫·雅兹奇(Nasif al-Yaziji)和布特鲁斯·布斯塔尼(Butrus al-Bustani)也参与其中。据两位传教士说,他们之所以意志坚决,是因为“想将上帝的话语献给苦苦挣扎的4,000万罪人”。20多年后,译本终于面世。按照哈利勒·哈维的说法,这版《圣经》乃是“摆脱堕落时代垂死传统的先声”。文学的革命由此兴起,直指旧有的修辞与叙事模式。耶稣会也很快采取了动作,新教译本赢得的热烈反响激发了他们的雄心。1872年,耶稣会着手制作自己的《圣经》译本,将这一重任委托给了一位杰出的语言学家易卜拉欣·雅兹奇(Ibrahim al-Yaziji),也就是翻译新教《圣经》译本的纳西夫·雅兹奇之子。八年之后,小雅兹奇的译本终于问世了。
什维尔的居民多是工匠。这里没有贵族家庭和封建地主阶级,正好方便开展新式的学校教育。新式学校很受当地居民的欢迎。每到春天,像哈维之父这样的匠人都要收拾行囊带上工具,四处游历,寻觅活计,忙碌大半年,直到入冬才回到家里。父辈们辛劳一生,可不想自家子女也走他们的老路。教育为后辈提供了一条出人头地的途径。无论是在民间传说中,抑或是在广场边和水井旁的闲言碎语里,什维尔的人们总在称颂本地出身的各位医生、律师与教授,他们全都走出山乡,在城里或是远方的国度有了各自的一片天地。
乡亲们出人头地的故事激励着什维尔居民。历史学者阿萨德·拉斯特姆(Asad Rustum)就是大家的榜样。他虽出身贫寒,却成了国内首屈一指的学人。一位叫哈利勒·萨阿德(Khalil Saadah)的医生同样引人注意。他出生在什维尔,毕业于贝鲁特美国大学,编著过一本英阿双语对照的医学词典。他最终前往南美定居,撰写的政治宣传手册与新闻刊物在巴西和阿根廷的黎巴嫩移民圈颇有影响力。纳米·雅费特(Nami Jafet)也是什维尔人,同样去了巴西。一开始,他身无分文。历经奋斗,雅费特建立了庞大的海运帝国,经营的工厂与生意门类繁多。当地政府还在市政厅前方树起了他的雕像。(在雅费特离开故国多年后,1952年,他的后代向贝鲁特美国大学捐赠了一笔巨款。该大学因此拥有了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图书馆,并为该馆冠上了雅费特的名字。)
哈利勒·哈维的早年经历并不出奇。他来自希腊正教家庭,先是入读一所天主教耶稣会开办的学校,后转学去了英国圣公会旗下的一所学府。这些学校的成立和运作都依赖各个教派的资助,所以它们不遗余力地向学生灌输教派的教义。不过,在什维尔山乡,教育本身才是大家真正在意的,人们有办法消解各教派的教义影响。哈维小时候就读的第一间学校奉行填鸭式教育——那个时候黎巴嫩的所有学校都是这样——孩子们被叮嘱要提防异教与异端,虽然他们根本不明白那是什么意思。学校防止异端的流程是这样的:先由老师发问:“异端是些什么人?”各位学生则应统一回答:“异端就是背弃教会、悖逆教宗的人。正教会属于典型的异端……”即便出身正教会家庭的孩子也会给出这样的答案,唯有哈维是个例外。这位成年后以叛逆闻名的诗人肯定早在童年时期就露出了端倪:他拒绝按照要求回答问题,教他的教士对这个不听话的孩子失去了耐心,便让他吃了一顿板子。
在什维尔这个小地方,居民彼此都很熟悉。小哈维身处其间,不凡的一面很快显露了出来。老师们对他寄望甚高。家人与亲戚也相信,他长大成人后会找到比石匠或瓦工好得多的营生。他是个有天赋的学生,性格独立,自尊心强、脸皮很薄,对自己的权利很敏感——这些都是小村居民欣赏的品质。此外,他还很有语言天赋,生来就具备韵律感和节奏感。他的这个天赋早就为人所知。大家都认为,小哈维的才华遗传自他的舅舅。山乡之间流传着一种名为“扎加尔”(zagal)的游吟诗。哈维的舅舅正是一位游吟诗人,什维尔附近各地都知道他。吟唱“扎加尔”的诗人无一不是男子汉中的男子汉,酷爱喝酒,性格叛逆,舅舅自然概莫能外。人们还记得,他能把村里教堂的那口最重的大钟(大钟沉重异常,是俄国方面送给东正教堂的礼物)敲得山响。他的酒量确实不小,而且到处拈花惹草。舅舅非常疼爱小哈维,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带着他。舅舅认定小哈维是文学与诗歌方面的可造之才,经常在这方面鼓励他。可惜舅舅很早就因肺结核而撒手人寰,他去世的时候哈维才不过十岁。此前,小哈维已经送走了三位同辈姊妹。舅舅的死对他又是一次沉痛的打击。聪明的小哈维接过了舅舅的衣钵。他和他一样热爱文学、满腹诗才,而且舅舅对于“男子汉”的尊崇也被他继承下来。哈利勒的父亲沉默寡言。在生活的重压之下,他很可能不理解游吟诗人在儿子心中的榜样作用。但是,老哈维深信大儿子会有一段不一样的人生历程,将来不用依靠出卖劳力为生。
哈利勒·哈维和他的爸妈一直做着心理斗争:一方面,父母希望长子(哈维的父母共有五个孩子活了下来)继续学业;另一方面,家里的石匠和瓦工活计也需要有人出外打理。那段时期,萨利姆·哈维的父亲老走背运。一桩糟心事刚刚平息,另一桩就立即找上他的门。1925年,萨利姆·哈维遇到了一个大麻烦。当年,德鲁兹教派的聚居地,也就是德鲁兹山,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法起义。萨利姆·哈维很熟悉德鲁兹山,那是他维系生计的地方。他欣赏当地山民的自豪性格,几乎把那里看作第二故乡。起义的炽烈烽火足足燃烧了两年,沉重地打击了殖民者的自信。山民高举起义大旗,为的是誓死捍卫德鲁兹派聚居区永久的独立地位,因为法国人妄图干预德鲁兹山,让人忍无可忍,而且他们的统治手腕异常笨拙,喜欢多管闲事,于是传奇的部落首领苏勒赫坦·帕夏·阿特拉什(Sultan Pasha Atrash)振臂一呼,大家立即群起响应。面对骄傲独立的当地居民,殖民当局本该小心谨慎,可是法国人却想让他们乖乖听话。他们撺掇农户脱离部族长老的管束,还强行发动劳役以充公用。如果法方采取巧妙的“本土政策”,山民们倒可能忍受得了。可以说,起义的发生应当怪罪殖民当局自身的蠢行。
法国殖民者拼尽全力才平息了叛乱。萨利姆·哈维,这个卑微的小石匠、在德鲁兹山区和哈乌兰平原辗转劳作的基督徒,正巧卷入了一场大难。当时的德鲁兹山很穷,严重的旱灾掏空了农户的钱袋,盗匪猖獗横行。叛乱武装与法国远征军反复拉锯,战况惨烈。法军当中数摩洛哥来的雇佣骑兵最为凶恶。他们四处掠夺,引得哀鸿遍野。萨利姆·哈维清楚德鲁兹山民自尊心很强,对法国人没有丝毫好感。从德鲁兹山区回来以后,他把法军在镇压叛乱之后对待阿特拉什部族的手段当成故事讲给了乡亲们。据他描述,为了杀叛乱首领的威风,法国人施展了一条毒计:一些心性自豪的大部族是由长老们领导的,他们以前没有干过哪怕一天的体力活儿,此时却被法国人强行赶进了采石场,为石匠们打下手,搬运石材,听人随意使唤。如此情形,萨利姆·哈维实在看不过眼。他与德鲁兹派的长老有着多年交情,无法听凭朋友受苦受罪。于是法国人把他赶出了德鲁兹山区。
几年过去,萨利姆·哈维又得了一场大病。他的大儿子不得不中断学业转做劳工,一干就是12年。那场病有些怪,整整两年间,萨利姆·哈维必须卧床休息。他无力干活儿,家里断了收入。病发之时,石匠正在外出的路上,他靠在树荫下一块冰凉的石头上小睡了片刻,醒来后发现自己的一条腿不能动了。没人知道这种怪病应该如何医治。他相继看了村里的大夫和算命先生,都没用。能找到的现代药都吃了,还是一点儿帮助都没有。黑暗的一天突然降临,家中却既没有积蓄用来救急,也没有储粮可以过冬。生活的重担压上了哈利勒·哈维的双肩。他才13岁,就得忍受各家商户讨要赊款的嘴脸。这个要强少年不得不迅速成长,担负起养家的责任。小小的什维尔藏不住秘密,追债的店家让少年哈维备受白眼。他后来在诗里对高利贷者和“寺庙里的生意人”的鄙夷一定是源自这段让他自尊心受创的岁月。
对于哈维而言,上学已经成了奢望,因为家里无力承担他的学费。13岁那年,哈维选择辍学并干起了体力活儿。等到他拾回书本,十多年的时光已经流逝了。这段历史成了他心中的创伤。哪怕已经成功挤进布尔乔亚子弟的小圈子,哈维仍然无法真正和那些娇生惯养的同伴打成一片。毕竟,他尝过潦倒的滋味,什么奇怪的活儿都干过,工作换了又换。他做过手工活儿,接触过不少重体力劳动。他在家乡小村学过皮匠手艺,还以泥瓦工的身份走遍了贝鲁特、约旦和戈兰高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期,英国军队为了驱逐维希法国的势力开进了黎巴嫩,哈维一度为他们跑过腿。后来,这个“巴吞吉”(batunji,泥瓦匠和建筑工)成了教授与诗人,得到人们的由衷钦佩,但他仍无法摆脱艰难岁月给他留下的伤痕。
哈维忘不了自己上工第一天的情形:他在村中的一处建筑工地搬运石材,看着昔日的同学们朝着学校走去。“有些同学还会停下脚步,和我聊上两句。这一点最能刺痛我,要知道我以前过的也是体面的生活。”自学成才的哈维所处的这片国土向来缺乏“浪漫”与“轻松”的容身空间,人们认为做体力劳动没有面子。在这片冷酷麻木的土地上,有人的母亲是贵妇,有人的母亲只不过是婢女。有时候,城里的某些巨富也会惺惺作态忆苦思甜,吹嘘他们父辈干农活儿时穿过的灯笼裤还一直挂在故乡的桑树之上。其实,这里的文化并不体恤劳苦、崇尚艰辛。哈利勒·哈维落入了失败者的世界。了不起的是,十多年后,他从那个世界逃了出来,跻身上层阶级。哈维把这段人生经历——失落的求学之梦,艰难求生的历程,一瞬间从少年变成大人——写成了诗,收录在诗集《饥饿的禾场》(The Threshing Floor of Hunger)当中。两位著名的哈维研究者阿德南·海达尔(Adnan Haydar)与迈克尔·彼尔德(Michael Beard)把这首诗译成了英文,语言十分优美:
当夜霭笼罩
母亲收起涕泪
她恳求我停止幻梦
“穿过废弃的洞穴
穿越荒凉的海岸
有着书籍的世界,有一片家园
一片天地、一把犁,等待我”
在那里,我无所不能
洞中的神仆谨从我的号令
那里有甘露、鹌鹑肉与美酒
那里的东西,凡夫俗子闻所未闻
母亲只想快快结清赊欠各家商铺的钱款,她的儿子却在挂念洞中神仆为己所用的精神世界。失学的哈维一度想去看守村里的葡萄园。父亲患病过后,他常在那里流连。园里一片寂寥,带着几分原始之美,深得哈维喜爱。可是,看守的工作并不稳定。他选择了父母想让他——也想让他们自己和他的弟弟妹妹们——从事的工作:当一个鞋匠。这份活计和生意更有保障。不过,他和师父难以处好关系。到了夏天,哈维会去亲戚开的饭馆端茶倒水。饭馆位于半山腰上,山下就是哈维的家乡小村,黎巴嫩、叙利亚与巴勒斯坦各大城市的有闲阶级都会来此消暑度假。哈维憎恨这些来客,眼见乡亲们只能在城里人身边迎来送往、充当奴仆,他感到愤愤不平。后来,他放弃给鞋匠当学徒,来到贝鲁特的郊区,干起了刷墙和临时工的活儿。
大历史家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曾在《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in the Age of Philip Ⅱ)中提到:“有一点毫无疑问,(黎凡特)低地的城市文明与高地的世界相融得并不完美,前者渗入后者的过程非常缓慢。”他还觉得:“在山区,文明的根基始终不大稳定。”山间的生活极具浪漫色彩,关于黎巴嫩群山的浪漫传说数之不尽:这里有自由的空气,这里的人们远离平原上的暴政与奴役。山民们和山地的游人传扬着这里的种种传说。“这片崎岖陡峭的山区一直都是自由民的避难所。”18世纪末法国探险家弗朗西斯·巴隆·德·托特(Francois Baron De Tott)如此评价黎巴嫩的内陆山地。除了浪漫的传说,这片山区还有一个古老且不可忽视的特点:山民为沿海的平原地区带来了山区特有的精神气与疑心病。哈维就是这样一位山民。城里的朋友觉得他易怒、暴躁还有点神经质(阿拉伯语称之为“asabi”)。他的一举一动始终带着山地的气息。
“别上山来,要下山去!”这是地中海沿岸山民的生活信条。数十万山民抛下家乡的桑园和田地,前往北美、非洲或者山下的贝鲁特讨生活。哈维既了解他们对山间家乡的眷恋,也知道它施加于山民的诅咒和痛苦。黎巴嫩的山地确有自由的一面,但又不真像传说中那般自由自在;他非常了解生活匮乏、习俗传统和教会的统治给山区造成的沉重负担。在他快要四十的时候,他写了一篇长文(他在剑桥大学的学位论文),篇幅和一本书差不多。文中,他谈及黎巴嫩山区的政治生态,以及族人和乡亲:
山间的自由风气、山势的伟岸巍峨,塑造了山民的精神与体魄。淳朴的道德理想体现在他们的言行之中。可是,成年山民注定要承受山间恶劣环境造成的种种冲击和挫折,他们将认识到历史中的悲剧和失败,以及父母向他们灌输市侩的处世之道,这种处世之道来自生活的艰辛坎坷和理想主义遭受的挫折。重重作用之下,他们对于公众利益、民族进步等伟大事业都变得不屑一顾。为了适应山里的环境,也为了捞取政治、社会与经济上的利益,他们就得养成卑微、自利和高度投机的习性。不过,幼年时的优良品质并未在成年后消失殆尽,虽然这些品质并不能决定性地影响他们的行为。他们觉得,乐于私斗、构陷他人和背信弃义都是人之常情,而尊严、诚实与包容不过是挂在嘴边的伪装。
15岁那年,哈利勒·哈维第一次有机会脱离山乡的不堪环境,逃出家庭的控制,逃离鞋匠工作给他造成的心灵创伤。但他不必离家远走——他成了安东·萨阿德(Anton Saadah)的追随者。他的这位偶像是个冒险家,有着花衣魔笛手(Pied Piper)[5]一般的魅惑力,同样出身于什维尔的希腊正教家庭。他去过巴西,与故国整整分离了12年。回到黎巴嫩以后,他开始大力宣扬激进的叙利亚民族主义。他的拥趸坚信,他为大家带来了政治救赎的福音。容易轻信于人的年少哈维将萨阿德奉为先知,仿佛只要他挥一挥魔杖,立刻就能治愈黎巴嫩、叙利亚与巴勒斯坦的沉疴。多年以后,哈维才走出萨阿德布下的迷魂阵。偶像的坍塌一度让诗人相当低落与愤懑。直到50年代,哈维投入了泛阿拉伯主义阵营,才终于恢复过来。而他的第一个“精神家园”则早已走上政治运动的歧途——萨阿德创立的叙利亚民族社会党(Syrian Social Nationalist Party)[6]成了一个地下法西斯组织,他曾把萨阿德这位克里斯玛式的领导人奉为偶像。
1930年,安东·萨阿德来到黎巴嫩。1949年,他被当局判处死刑。在此期间,有不少精明能干、热心政治的年轻人投到他的门下。回归故国的时候,萨阿德不过二十五六岁。当时他口袋空空,没有任何稳定职业(要知道,外出的移民们宁肯在上帝的国度迷失不归,也不愿灰头土脸地面见家乡父老)。萨阿德的一生命运多舛。他曾跟随父亲哈利勒·萨阿德博士四处漫游。老萨阿德把子女都留在了黎巴嫩,自己一个人过着政治记者的羁旅生活。他曾是埃及的黎巴嫩裔移民领袖,后来又去了阿根廷与巴西扮演同样的角色。他并不满足于黎巴嫩山区的这片天地,想把土耳其人的统治彻底推翻。因为理想,他被迫流亡国外。足有16年的时间,萨阿德未曾见过父亲一面。父亲不在身边的时候,母亲于1913年不幸离世,此前老萨阿德与妻子刚刚在埃及重新聚首。萨阿德被亲人抚养长大,成长过程正逢一战造成的饥荒。他活了下来,却目睹和经历了许多心酸痛苦之事。1919年,萨阿德带着对不幸过往的种种记忆前往巴西投奔父亲。
到了巴西,等待他的是政治梦想和经济困窘的生活。老萨阿德创办了专供移民阅读的阿拉伯语报纸:《消息报》(al-Jarida);他则成了父亲的打字员与唯一的记者。后来《消息报》因经营不善而关张歇业。父子二人很快又办起了《杂志报》(al-Majalla)。虽然身处遥远的南美、身在叙利亚和黎巴嫩的移民群体当中,萨阿德父子却一直对故国心怀宏大的梦想,期盼有朝一日年轻的萨阿德能在强盛起来的祖国平步青云。他们虽在巴西生活,但对黎巴嫩的政治事务更为在意。父子二人与其他移民政见不合,总是与他们发生争执,又看不起那些一心要在南美生根发芽的商人。青年萨阿德觉得,在圣保罗(São Paolo)的生活就是身处炼狱。真实的世界,让他牵肠挂肚的东西,全在那片过去的土地上。1925年,20岁的他满腔愤怒,因为没有哪位爱国者愿意挺身而出刺杀当时造访叙利亚的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伯爵(Lord Balfour)[7]。阿拉伯人与犹太人势力对于巴勒斯坦的争夺是他笔下永恒的主题。他对占据叙、黎、巴三地的殖民当局大加抨击,认为他们有意放纵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发展壮大。他正告各位旅居巴西的黎巴嫩和叙利亚同胞,他来到南美非为求财,而是“怀抱神圣使命”。他说,思乡之情时时都在折磨自己。“我一直向往哪天能够回归故里。”1929年,萨阿德写道。再过一年,他就能梦想成真。“我想念家乡的山谷、松林和泉水。我渴望能够回到自己的出生地。”而对于巴西的地貌与人情,萨阿德则只字不提(他的所有书信与文字都保存在他的信徒那里)。
旅居南美期间,萨阿德并未受过太多正规教育,却赢得了知识分子的名声。回到黎巴嫩时,他已经变成一个性格有些怪异的青年:留着胡须,举止故弄玄虚,自称精通德语、俄语、法语、英语、葡语、西语等多门外语,深谙哲学与历史。萨阿德现身在这片宗派林立、教权横行、被统领宗派的强人所掌控的土地,他相信革命就要到来了。这位青年一心想要重建“叙利亚人的国度”,以“历史上叙利亚统治的范围”为疆,北及托罗斯山(Taurus),东临幼发拉底河(Euphrates)和伊拉克的沙漠,南至西奈半岛(Sinai),西濒地中海。居于其间的地域(即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与约旦)都是萨阿德“叙利亚国”(Syrian nation)的神圣领土。他宣称,历史上曾有一个伟大的“叙利亚民族”。它与东方那些“落后国度”毫无关系,拥有古老的文明,曾启迪过希腊和罗马文化。后来,它渐渐衰落,被“东方的落后制度”污染、荼毒,陷入了数百年的沉沦和低迷。萨阿德的使命就是带领“叙利亚民族”走出混沌的长夜。
其实,萨阿德吹嘘的“叙利亚国”从未存在过。他想象中的“领土”在现实之中一直都是四分五裂的,部族各据一方、互相敌对。他划定的这些疆域都在英法两大殖民帝国的统治下。这里的人各有各的建国方略:马龙派基督徒打算推动黎巴嫩独立,而逊尼派穆斯林则更认同统一的阿拉伯世界。在萨阿德看来,以上一切统统不是障碍:他自信满满,向年轻人兜售这个故作神秘的“叙利亚国”理念,想要以一种更好的政治秩序取代寡头、商人与教士的统治。
萨阿德一家的祖屋早已出售。萨阿德在什维尔没了房产,就在村外的小山坡上搭了一处可供容身的茅草棚子。这顶棚子成了他的避暑场所,他的追随者视之为圣地一般,宣扬他在这里阅读、冥想、规划政坛生涯。然而,萨阿德活动的大本营其实在贝鲁特美国大学的校园里。向往政坛又精于策划的萨阿德正适合在大学里发展信徒。他会得挺多,但都是半吊子水平:他尝试过写小说,和一些大学生玩桥牌、打网球,他的游泳技术也不错。他还从图书馆借走了不少大部头著作。萨阿德以前在村子里和时任校长巴亚德·道奇见过面,给后者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在校长的允许下,萨阿德才得以进入大学活动,私下里给一些学生教德语。这些学生之所以对德语感兴趣,全是因希特勒的崛起闹的(出身高贵的道奇并非不顾学校的利益,随着萨阿德在政坛声名狼藉,校长便声称自己与此人毫无关系)。萨阿德这个人胆大包天。一次,他闯进曾在芝加哥和图宾根大学留学的年轻教师安尼斯·弗雷哈(Anis Frayha)主讲的闪米特文化课,指责对方“误读了叙利亚的历史”,“不承认统一就是叙利亚历史的中心意义”。
明眼人都能看出,萨阿德早晚会闯祸。毕竟,家乡的所有永恒价值——对于田产、家族与习俗的崇信,对于宗教门派的归属——通通遭到了他的戏谑与嘲弄。一位见过世面的什维尔小店主曾经找到萨阿德,像慈父一般对他苦心规劝:“你还是去贝鲁特美国大学上个学,然后在学校里找一份工作吧。你想为穆斯林做主,偏偏他们绝不可能接受任何教外人士的统治。你要是不依不饶,他们就能要你的命。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去大学教书好了。”安尼斯·弗雷哈虽和萨阿德因为叙利亚的历史而大吵了一架,却也给了后者同样的忠告。弗雷哈年纪不大,但睿智过人。他出身贵格会教徒家庭,在邻近的德鲁兹山区长大。他受过大学教育,但也保留着讲实际的乡间智慧。“就凭你这个名字,你就不可能成为政治运动的领袖。‘安东’可是(基督教的)圣徒[8],国内诸位‘阿里’和‘阿卜杜勒·萨特’(穆斯林常用姓名)注定不会跟你走。他们要是肯真心追随你,我就愿意豁出一切满足你的任何愿望。”弗雷哈失算了。现实中,有大批年轻人真心愿意追随萨阿德,其中还不乏狂热信徒。他们之中有希腊正教徒、德鲁兹派穆斯林、新教徒以及一些什叶派穆斯林——萨阿德心中那个超越宗派与氏族的世界令这些什叶派青年心生向往。参与其中的马龙派基督徒和逊尼派穆斯林则相对较少。萨阿德的追随者内心很不安分,对父辈那个世界的种种弊病极度失望。他向他们保证,要施行改革,带领大家摆脱寡头、商贾和宗派头领的桎梏。有一次,他告诉一位天文系的高才生:“你怎么能一心只顾研究星星,却对脚下这块土地的归属不闻不问?”听了他的一席话,这位未来的天文学家就放弃了实验室里的工作,转而研修哲学与经济。
对于故国的种种问题,萨阿德有着“外来者的清醒”(Stranger's Wakefulness,出自莱昂·威赛尔蒂尔[Leon Wieseltier]的作品《反对身份》[Against Identity])一般的洞察力。这个才能来自他旅居南美的经历,借此他可以看清局中之人难以察觉的各种事情。在他眼中,家乡的旧式诗歌空无内容,除了追怀沉重的过去,就是模仿、因袭,没有一点儿力量。以往的诗人也遭到他的讥笑:他们身处黎巴嫩和叙利亚,却在一味追捧阿拉伯半岛的诗歌传统。他们不去吟咏家乡的高山翠谷,写起毫无起伏、沙漠遍布的陌生地域倒是特别起劲儿,仿佛阿拉伯半岛的地貌才是故乡的风景。为此,萨阿德倡议各位文学青年与诗人把个人的情感、身处的环境真实反映到各自的作品中。
萨阿德对阿拉伯半岛的那个沙漠世界没有任何兴趣。对于埃及(当时,埃及的资产阶级即将经历文化与政治方面的觉醒),他甚至有点看不起。他觉得,埃及不过是“落后东方”的一部分,与他的“叙利亚国”毫无关系。“请跟我来!”他向“叙利亚国”的各位文人发出邀请,“让我们一起点燃火炬,帮助叙利亚民族战胜黑暗。来吧,让我们从祖国的历史、传说与教诲中汲取养料,建起爱、智慧、美与希望的宫殿。”他在自己的著作《叙利亚文学中的智识之争》(The Intellectual Struggle in Syrian Literature)中写道。他还呼吁各位诗人停止吟咏情爱,转而集中精力书写家园、政治与公共事务。他们应当摆脱历史的阴影,找回叙利亚真正的灵魂和天才。这种对文学革命的呼吁表达了人们在更广泛意义上反对法国统治的心声,同时指向与法国殖民者妥协和勾结的精英阶级。
萨阿德回国真是恰逢其时。叙利亚与黎巴嫩都经历了连年的经济衰退,对于法国的统治愈发不满。法方虽然成功镇压了反抗势力,殖民秩序却难以恢复稳定。20世纪30年代,法国国内时局艰难,前途未卜,经济脆弱不堪,无力维持庞大的殖民体系。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直到1939年为止,法郎流失了九成的黄金储备。对于法兰西殖民帝国而言,开疆拓土的传说已成过去。全新的集体民族主义,以及声称法国这个宗主国已是江河日下、辉煌不再的声音,从墨索里尼治下的意大利(以及随后的德国)传来,在叙利亚与黎巴嫩的法占区大行其道。墨索里尼宣称,法兰西殖民帝国行将解体,地中海属于意大利,是“我们的海”(mare nostrum)。意大利的船更大,火车更快,专制统治也更具效率。对于黎凡特这片土地,意大利人非常熟悉:来自意大利的传教团体,尤其是方济各会,一早就在这里扎下了根。意大利商界在这里也是根基稳固。墨索里尼的吹嘘,以及他那有别于英法自由原则的施政纲领,具有很强的魅惑性。20世纪30年代的政坛动荡不安,安东·萨阿德的激情做派正合这一时期的主旋律。
哈利勒·哈维的父母可不希望儿子和萨阿德走得太近。两个老人虽未受过太多教育,但有一点却异常清楚:当局那些“管事的人”(hukuma)早晚都会除掉萨阿德这个麻烦。而且反对政府当局这种事情不能提供可靠的经济来源。这对石匠夫妇熟悉本国的国情与法律,他们清楚:面对萨阿德的挑战,那帮拥有这个国家、把它搞得四分五裂的人一定会出手反击。没过多久,他们的看法就应验了:萨阿德成了监狱里的常客。村里那些追随者们被一网打尽,在广场上结结实实地挨了一顿痛打。他们的母亲或妻子不得不带上大包小包的食物,奔波在什维尔和贝鲁特的监狱之间。
可是,哈利勒·哈维没有听从父母的教导小心行事。年轻的哈维志比天高,自尊心却受到了伤害,他爱好幻想,却做着不受待见的制鞋手艺。而萨阿德那个党派帮助他找到了些许尊严。邻村的长者和德鲁兹山区的来客都在萨阿德组织的活动中发现过哈维的身影。有传闻声称,哈维深得萨阿德的信任。他甚至知道萨阿德藏在山里哪个地方。法国宪兵袭击什维尔的时候抓走了不少人,但并未为难哈维。1938年,萨阿德被当局驱逐出境。哈利勒·哈维等一群拥趸从此没再被找过麻烦。(不过,1947年,萨阿德回到了独立之后的黎巴嫩,继续为自己的“叙利亚国”鼓吹呐喊。)
抛开政治倾向不讲,哈利勒·哈维的生活轨迹渐渐超越了小村所在的地域。20岁那年,他终于离开什维尔,来到贝鲁特东北郊区的达乌拉(Dawra)和布尔吉哈穆德(Burj Hammoud)干苦力。这是一片贫民区,环境很不干净,曾经工厂林立,后来成了无家可归者的容身地。达乌拉邻近的海是整个城市的垃圾堆。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饱受青年土耳其党人迫害的亚美尼亚难民,首先入驻了贝鲁特边缘的这片荒野。他们在这里扎下帐篷,给这里冠上了安纳托利亚老家城镇和街道的名字,比如“赛斯营”(Camp Sis)、“阿达纳营”(Camp Adana)和“马拉什营”(Camp Marash)。他们在这里等待着,满心以为有朝一日能够回归自己的那片土地。一开始,他们不愿学习阿拉伯语,还刁难慈善机构派来的语言教师。他们不想碰这门语言,不接受永遭放逐的命运。但他们终归被迫待了下来,而且还有各种难民源源不断地来和他们做伴,其中有亚述人和迦勒底人,有土耳其境内的叙利亚天主教徒,黎巴嫩南部与贝卡谷地平原的下层什叶派穆斯林因不堪忍受贫困的环境,也来到了这个地方。
这些亚美尼亚难民在土耳其的时候大多从事工匠手艺。他们的聚居地很快吸引了一大批同样流离失所的人。部分亚美尼亚人还在追怀那个一战期间萌生的美梦:他们要在小亚细亚半岛的东部、从黑海到地中海之间的土地上,建立一个独立的亚美尼亚国家。他们希望难民中的青少年(还有战争造成的孤儿与离开土耳其的年轻流亡者)能够接受教育,为将来执掌国政作好准备。不过,这个民族普遍更讲实际。难民中的年轻一代学起了鞋匠、铁匠、纺织工和木匠手艺。在一所传授如上技能的孤儿院里,亚美尼亚的孩子们挂起了一行标语:甘甜是我们的汗水浇灌出的果实。
在这座城市的一隅,哈利勒·哈维看到了一个生理与精神堕落的全新世界。这里的一切都处于什维尔的对立面,截然不同于山间的自由空气、葡萄园以及小村的禁忌封闭。达乌拉到处都是娼妓。海边的空地上住着好些难民,他们有他们的处世之道:为了生存,他们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当时的哈维还不到20岁,心性敏感,这里的荒凉景致被他牢记于心。多年以后,哈维顶着著名学者的头衔入住富人云集的贝鲁特中央区(Ras Beirut),在贝鲁特美国大学附近有了自己的家,可他的灵魂似乎困在了肮脏荒蛮的达乌拉和布尔吉哈穆德,永远也走不出去。
常年的阅读习惯让干着瓦工和粉刷匠活计的哈维鼓起勇气继续前行。他读同胞哈利勒·纪伯伦(Khalil Gibran)的作品,读法国的诗歌以及福楼拜(Gustav Flaubert)和雨果(Victor Hugo)。他尤其欣赏英国的浪漫主义诗作。他从未抛弃上学的梦,始终想摆脱体力劳动的世界。他的机会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英军将维希法国的部队逐出黎巴嫩,哈维在英军那里找到一份监工的活计,干了两年。这是他人生的一个幸运转折:萨阿德的一众信徒(年轻时的哈维也是其中一员)仇视英、法,崇拜德、意。当时在黎巴嫩和其他阿拉伯国家,人们分裂成了两大阵营:一些人或是因为利益攸关和教育背景,或是出于同情而心向英、法;另一些人则相信,黎巴嫩乃至阿拉伯世界的未来和德、意集团联系紧密。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都难以忘怀德军攻占巴黎的消息在黎巴嫩引发的反响:有些人毫不掩饰地为法国痛哭流涕,更多的人则认为殖民政府罪有应得,因此甚是欢欣鼓舞。街面上流行着一首对句诗,借由希特勒的胜利对法国人大加嘲弄:
噢,法兰西已经解体灭亡
是希特勒干掉了你,阿布·阿里
“阿布·阿里”是黎巴嫩人对于流氓恶棍的谑称,颇有几分亲切之意。德国肆虐欧洲,统治黎凡特的英、法殖民势力倒了霉。无力反抗殖民者的黎凡特百姓仿佛借纳粹之手得以报仇。有些阿拉伯人觉得,纳粹德国的非洲军团(Afrika Korps)节节获胜,正是宗主国作孽太多招致的报应。一些人闻风而动,开始恶补德语。不过,英国仍然控制着中东地区。1941年夏,一路盟军从巴勒斯坦和外约旦的英军基地出击,另一路走海路,双双开向黎巴嫩,维希法国的部队象征性地抵抗了一阵,很快就缴械投降。先是大马士革陷落,贝鲁特紧随其后。英国人给法兰西留了一点儿面子,些许照顾了法方的“尊严”。英军指挥官前往贝鲁特巡视期间,邀请乔治·卡特鲁(Georges Catroux)将军作为法方代表同行。而后,夏尔·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亲临贝鲁特,造访了贝鲁特美国大学,还在校长公馆的花园喝了杯茶。
盟军胜利后,黎巴嫩的经济困境有所舒缓。前两年,小麦在市场上完全绝迹,汽油、糖和大米严重匮乏,工作机会更是无处可寻。黎巴嫩换了新主人以后,局势有所好转。进驻中东的150万盟军士兵急需本地劳力和军需补给。大英帝国虽然濒临破产,但美国资金的大量涌入促进了经济发展。通货膨胀随之发生,冲击了工匠与穷人阶层,但也有人幸运地借这笔意外之财得以喘息。人脉宽广的哈利勒·哈维就是幸运儿中的一员。他英语好,受过良好教育,足以抓住这次机会。
1946年,哈维靠这段时间的积蓄再次踏上求学之路。他就读的是一所新教预科学校,位于贝鲁特郊区的什瓦伊法特(Shwayfat)。该校对学生要求严格,是贝鲁特美国大学的生源学校,因此很受富裕阶层和官宦家庭的青睐。哈维的同学当中,有不少来自叙利亚、伊拉克和巴勒斯坦的望族子弟:这里有出身加沙(Gaza)的沙瓦(Shawa)家族、巴克里(Bakri)家族和巴拉奇(Barazi)家族的学生,也有大马士革阿兹姆(Azm)家的孩子们,各种名门后代更是不胜枚举。这些家族的荣耀传统使得什瓦依法特的这所学校一直保持着权威和卓越的地位。前任校长塔尼尤斯·萨阿德(Taniyus Saad)牧师曾是内阁成员。作为教育家,他以奉献、热情和纪律的治校原则而闻名。哈利勒·哈维入校的时候,学校已由牧师的儿子查尔斯·萨阿德(Charles Saad)接管。重归校园的诗人已经26岁。他将在这里度过一年时间,随后升入贝鲁特美国大学。对哈维而言,这所学校没有太多东西可以教他,因为他比这里的大多数学生年长10岁,学过不少知识。他只需拿到学校的毕业证书,等校方开绿灯允许他走进大学的门。
哈维朝思暮想,一直等待着进入贝鲁特美国大学的机会。正是大学之梦支撑着他挨过出卖劳力、忍受羞辱的岁月。贝鲁特美国大学是上流世界的一角。它始建于19世纪60年代,至今仍散发着那个伟大异国教会的威严气息。能够进入这所大学的幸运儿都会折服于它的魅力。它傲然独立于嘈杂脏乱的贝鲁特,如同一片52公顷的“伊甸园”——格蕾丝·道奇如此形容它。学校的创立人是扬基传教士丹尼尔·布利斯(Daniel Bliss)。为了觅得一处理想的校址,他曾仔细地考察过贝鲁特,最终在1866年将校址选定在贝鲁特海角的北岸。按照布利斯的看法,此地“即便不是叙利亚境内的最佳地点,在贝鲁特也属首屈一指”。他的话并不夸张。布利斯中意的校址位于城墙之外,以一条红土路与贝鲁特其他区域相连。这片曾经夜里狼嚎四起的土地(该校校长巴亚德·道奇曾如此形容)从此变成了格蕾丝·道奇眼中的天堂。学校依山傍海,有着茶褐色的教学楼和草木葱翠的庭园,环境干净,房舍整齐,到处都有松树、桉树和蓝花楹树可供乘凉。
一代又一代教士与教师在贝鲁特美国大学的各位学子的心中培养出了优越感、地域归属感和对公共事业的责任感。像哈维这样刚刚摆脱底层泥沼的年轻人乐得抓住这样的机会。他的大学生涯注定不会平静。哈维和近500名同期入校的学生撞上了时代的风口浪尖:阿拉伯世界和犹太人为了争夺巴勒斯坦而开战。这场战事大大加剧了年轻人的极端情绪。1948—1949年,阿拉伯各国的统治阶层与社会精英全都失去了自信,贝鲁特美国大学这座美国提供的避难所也失去了保护层。
巴以冲突爆发之前,大学尚能在美方管理层的经营之下轻轻松松地与外部世界隔绝开来。美国传教士富有干劲儿,当地的世俗化城市精英则把这所大学看作自身财富与特权的延伸;双方一拍即合,造就了这个校园的独特政治文化。学校的美方管理层很会把握分寸:他们传播自由的理念,但严于治校、强调服从。他们尊重“阿拉伯的觉醒”,却又刻意回避阿拉伯诸国的政治风云。他们以启蒙“东方”为己任,又自豪于谙熟“东方人的心理”。20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贝鲁特美国大学的校长斯蒂芬·彭罗斯(Stephen Penrose)认为:“相较美国,近东地区的学校更当以严肃校纪、整训生员为要务。时至今日也是如此。”彭罗斯是物理学家出身,曾经担任美国国防部长詹姆斯·福里斯特尔(James Forrestal)的特别顾问。在他看来,阿拉伯人的早期教育问题严重,因此他的学校必须对学生严加管教。彭罗斯写道:
在这里,儿童要遵守僵化死板的纪律,但是这种纪律只是为了让他们听话,而不是为了开发智力、培养良好习惯。因此,叙利亚的男孩一旦进入环境相对宽松的贝鲁特美国大学,因为不习惯无人管束的生活,很容易滥用自由而不知节制。
彭罗斯的这番见解见于他的著作《叫人得生命》(That They May Have Life),书名出自贝鲁特美国大学的校训“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9],铭刻在校园大门的摩尔式拱门旁。贝鲁特美国大学的美国人与阿拉伯人都理解学校的纪律。希沙姆·沙拉比(Hisham Sharabi)是家在雅法(Jaffa)的巴勒斯坦学生,出身资产阶级家庭,1947年从贝鲁特美国大学毕业。他在回忆录《烬与尘》(al Jamr wa al Ramad)中谈到了他的阶级和当年的同学:
我们民族有数十万青年,我们只是其中极小的一部分,但我们却从来都不理解,我们享受着其他人没有的特权。我们住着广厦高屋,我们的生活无忧无虑,我们不知道何为贫困。我们觉得幸福快乐都是与生俱来……我们的领袖和老师对西方爱恨交织,他们向往的一切、他们的痛苦和自轻自贱都来自西方世界。正因如此,他们在我们的心中埋下了一种心结:我们总觉得西方高我们一等,有如神灵一般。
脱离苦力生活的诗人哈维学习的专业是哲学与阿拉伯语文学。他已然走入了时代的漩涡中。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后,贝鲁特和贝鲁特美国大学这块避难所迎来了大量巴勒斯坦上层家庭的子女。他们的世界已经崩塌,抵挡不住犹太复国主义的冲击。统治阶级、城市精英、有钱有势的家庭成了第一批逃出巴勒斯坦的群体。流落他乡的上层子弟发誓要把抵抗进行下去。他们每天组织各种示威游行。1949年,贝鲁特美国大学的学生手册警告:学生只要参与政治,就会遭到严惩。手册甚至明文表示:“若情节特别严重,涉事人员可能会被开除学籍。”但是,规避政治的老传统已经无法再延续下去。此时的哈维也成了“至亲会”的一员。1950年,来自利达(Lydda)、出身希腊正教徒家庭的乔治·哈巴什(George Habash)获选成为“至亲会”会长。极端主义思潮能在那个年代泛滥开来,此人扮演了推波助澜的关键角色。他就是当时的亚西尔·阿拉法特(Yasser Arafat)[10]。他激烈反对阿拉伯诸国的当政者,也仇视当局背后的西方列强。他的思想给了后来者极大的启迪。稍显讽刺的是,哈巴什能够入读贝鲁特美国大学,还有赖于驻贝鲁特的英国文化教育协会[11]颁发的奖学金。
大学生哈维仍然怀抱着最初的政治浪漫情怀,没有忘记叙利亚民族社会党及其领导人安东·萨阿德。1947年,阔别祖国九年的萨阿德从南美回到了黎巴嫩。他与哈维的缘分还要等一段时间才告一段落,此后诗人便会投入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怀抱。回国后的萨阿德仍然保持着初衷。岁月的流逝反倒让他精力更旺盛、野心更大。他声称,他的“叙利亚国”要为巴勒斯坦——他称之为“南部疆土”——而奋战。黎、叙两国的当权者在第一次中东战争中没能守住这片土地,为此丢尽了颜面,而统治政府似乎已经摇摇欲坠。萨阿德谋划了一个宏大的夺权计划。他的广大追随者将穿上半军事化的制服,接受秘密训练,组成一支“叙利亚国”大军。这个计划空有其表,因为萨阿德和他的追随者手段有限,他所吹嘘的“叙利亚国”大军主要是一支小打小闹的“幽灵军队”[12]。不过萨阿德坚信,他距离自己那个“王国”的建成之日已不遥远。
那时候,哈维的生活仍很艰难,他没有犯错的资本。他要在追随萨达尔、投身叙利亚民族主义事业和捉襟见肘的贫困处境之间维持平衡。贝鲁特美国大学提供的奖学金名额屈指可数。成绩优异的哈维有幸得到资助,由此得以继续学业。为了保住名额,哈维必须努力奋进。由于热爱诗歌艺术,他在大学的文学圈子里已经颇有声名。虽未与萨阿德公开决裂,但他一直与偶像保持着安全距离。所以,1949年萨阿德穷途末路的时候,哈维没有受到牵连。
萨阿德从未真正了解叙利亚与黎巴嫩的残酷现实。他的无知与他的南美生涯肯定存在一定关联。毕竟,成年之后的萨阿德在南美度过了整整20年。巴西和阿根廷的历史都很短暂,人口都是从海外移民而来。两国幅员辽阔,人民能轻松获得地产。相较而言,黎巴嫩这片古老的土地乖戾难训,这里的每一寸田地都是人类与山岩斗争的成果,每一掊土壤都曾历经劫掠与争夺,每一处空间都有人怀着妒意严加守护。沉溺于书本和幻梦、有着原始民族主义狂想的萨阿德完全忽视了黎巴嫩的国情。与他矢志推翻的旧有秩序相比,他实在是幼稚可笑:他瞧不起这里的寡头,可这个国家就掌握在寡头手中;他坚持政教分离的主张,但黎巴嫩的政治秩序恰恰系于宗教与宗派主义之上。
1949年夏,萨阿德谋划已久的革命终于爆发了。不出两天,这场革命便告失败,成了彻头彻尾的闹剧。当局设了一个陷阱,引诱萨阿德及其拥趸上钩,不费吹灰之力便镇压了他们的行动。革命领袖想方设法逃到了大马士革。胡斯尼·扎伊姆(Husni al-Za'im)曾经承诺要为萨阿德提供庇护。他是一个热爱军事冒险的军官,早年曾在叙利亚发动政变,攫取了本国的最高统治权。然而,他不是个守信的人。萨阿德并未得到保护,而是被遣送到了黎叙边境,交给黎方处置。
黎巴嫩政府的动作很快。军事法庭判处萨阿德死刑,黎巴嫩共和国的两位头面人物——信奉马龙派的总统与出身逊尼派穆斯林群体的总理下令迅速行刑。翻阅沙拉比的《烬与尘》,以及黎巴嫩知名的《日报》(an-Nahar),我们可以看到萨阿德临死前的种种细节。萨阿德一点儿求饶的意思也没有,打算坦然赴死。他请求见妻子和三个女儿一面,但没有得到应允。他还要求发表政治遗嘱,却被告知没有记者在场,发表宣言也不会有什么用。萨阿德坚持立场,认为自己有权留下临终遗言,并说:“我坚信,黎巴嫩政府针对我与我的运动实施了一个庞大的阴谋。那些以阴谋算计我、下令处死我与即将负责执行死刑的人令我感到不齿。”1949年8月8日,拂晓刚过,萨阿德即被押解到海边的一处刑场执行枪决。他的遗体被送去希腊正教教堂,神父当着行刑队的面为萨阿德念诵了祷词。神父原本不想配合这场血腥表演,但在胁迫之下只得妥协。萨阿德家乡小村的教堂鸣响了丧钟,既为追缅逝者,也在表达对当局的鄙夷。
萨阿德死得很体面,很有骨气。他没有丢脸。他知道,为了鼓舞追随者,也为了传扬叙利亚民族主义的理想,他必须这样死去。他在去找扎伊姆寻求庇护时,知道前途未卜,所以事先遣散了身边的随从和司机,独自一人走进了总统府。沙拉比在书中写道,受审前,他被重兵看押,“却一点儿也不像个阶下囚。我知道他当时在想什么:他想说话,想挺直了腰杆儿赴死……这是他的最后一丝尊严”。沙拉比爱戴他的领袖。萨阿德的点滴言行,都被这个当时只有22岁的年轻人用细腻的笔触记录了下来。萨阿德死去的时候,沙拉比在安曼,正准备前往芝加哥开始新生活。行刑翌日,他在报纸上看到了萨阿德遭到处决的消息。沙拉比之所以能幸免于难,是因为他的偶像特意安排他走上了一条安全的路。他认得萨阿德出庭受审时身着的西装:两年之前,萨阿德正是穿着这套米色夏款西装从阿根廷回到了黎巴嫩。(生活到底还是给了萨阿德一些公道。他死后一周,一位年轻中尉率部闯进了胡斯尼·扎伊姆的官邸。总统被塞进一辆装甲车中带走,而后遭到枪杀。据报道,这位中尉给扎伊姆定下的罪名就是“阴谋暗害萨阿德”。)
事情之所以如此发展,是因为萨阿德的理想非同小可。无论他是否有意为之,他的那套理念都对以“阿拉伯—穆斯林”为主轴的叙利亚历史叙事传统形成了严重挑战。7世纪,穆斯林的征服改变了这个国家的文明面貌,正统逊尼派的城市秩序被广泛传播到平原、山谷和海边的城镇,伊斯兰教的其他教派与基督徒仍然存在,但不得不适应这种新兴的文化和统治者的语言。萨阿德的思想完全颠覆了这一历史。
1943年,萨阿德的《叙利亚文学中的智识之争》在布宜诺斯艾利斯(Buenos Aires)出版。这本语出惊人的著作认为,叙利亚的历史“是一部惨烈的征服史”,它使整个民族失去了自身的内核与“精神基础”。对历史向来一知半解的萨阿德忽略了大量史实,掩盖了许多复杂与危险的问题。不少穆斯林认为,在萨阿德呼唤的叙利亚世俗民族之中,可以隐约看到当年毫无招架之力的拜占庭的影子。他们认为,他所谓的“叙利亚的自然疆界”和“大叙利亚”就是安条克牧首区(Patriarchate of Antioch),该牧首区曾是叙利亚基督教的中心,位于奥伦特斯河(River Orontes)畔,距下游的地中海海岸只有十几英里。它是罗马帝国最大的城市之一,也是罗马在亚洲的势力中心。对于早期的基督徒而言,它是一处圣地:圣伯多禄(Saint Peter)正是在安条克建立了自己的第一个主教区。它有着辉煌的过去。安条克的牧首一度认为君士坦丁堡的崛起不过是边地之人的小打小闹。后来,安条克在伊斯兰势力与拜占庭之间几度易手:先是在7世纪被伊斯兰势力所占,到了10世纪又重归拜占庭。11世纪末期再次被土耳其士兵占领。安条克是希腊和穆斯林商旅来往的要冲,叙利亚基督教会曾在这里有过一段相对宁静的岁月。
欧洲入侵黎凡特时,当地的希腊正教徒和西方的拉丁语教会失去了联系。十月革命过后,“同教弟兄一定远道前来救苦救难”的念想更是彻底断绝,希腊正教徒于是转而扛起了世俗化民族主义的大旗。希腊正教会兴起于贝鲁特、阿勒颇(Aleppo)、大马士革与耶路撒冷等城市,与占据主流的伊斯兰教相处和睦。几百年前,当马龙派翘首欢迎“十字军”的时候,他们反应冷漠;19世纪中期以来,天主教徒与各种新教教派因为法国、英格兰、普鲁士与美国的传教团体而受益良多,但他们却没得到什么好处。查尔斯·马利克(Charles Malik)出身希腊正教家庭,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教门时兴的潮流不屑一顾。相对于泛阿拉伯主义,马利克更认同黎巴嫩本土,其思想与西方更为亲近。关于希腊正教徒的政治倾向,他有一段精准的描述:“几个世纪以来,他们与伊斯兰教的关系基本上是在生存上割裂分散、在道德上卑躬屈膝,在精神层面则是一场悲剧。不过,至少在阿拉伯世界里,他们和本国的穆斯林在社会、文化和国家问题上保持着高度一致的看法,其他阿拉伯裔基督徒完全无法与之相比。”没错,希腊正教徒想要讨好大众、融入主流,但拜占庭的光辉灿烂终究已是过眼云烟。说萨阿德和他的狂热信徒想打着世俗的招牌复兴拜占庭和安条克教会,实在有些缺乏理据。
萨阿德死了,哈利勒·哈维陷入了深深的悲痛和自责。他恨自己没能陪着萨阿德一道赴死。可是,他又清楚自己的处境:为了进入大学,他付出了多年的努力。他可不想自己辛苦得来的东西就这么毁于一旦。他必须珍惜学业,而且好像也预感到了萨阿德的事业末日将临。此后的多年内,哈维始终相信,萨阿德有着高尚的灵魂,是为被奴役的祖国而牺牲的。他写了一些缅怀萨阿德的诗歌,在逃亡他乡的萨阿德追随者当中广为流传。在诗中,他几乎是在向杀害萨阿德的黎巴嫩统治阶级发出正义的复仇之声。可是,萨阿德的继承人尽是些卑劣之徒,哈维很快就和他们分道扬镳,“叙利亚国”的理想就此烟消云散。
50年代中期,泛阿拉伯主义正值高峰。这种崭新的政治理念让哈维再次找到精神归宿。后来,他表示:萨阿德犯了个错,错在将叙利亚的命运与整个阿拉伯世界割裂开来。在哈维身处的整座学府,泛阿拉伯主义已是蔚然成风。哈维受其影响,是由于身边朋友和伙伴的感染所致。这些人来自伊拉克(贝鲁特美国大学中,伊拉克学生人数众多,他们都不假思索地信奉泛阿拉伯主义)、约旦、叙利亚和巴勒斯坦。他们相互交流的文学媒介是阿拉伯语诗歌,哈维对这种诗作形式驾轻就熟。它不受国境限制,轻轻松松就能跨越国界。没过多久,这位山区来的年轻人就因为诗作而名声大噪。在过去,他的作品尚且带有黎巴嫩本土诗歌与民谣的色彩,如今他则转而写起了传统的“卡西达”(Qasida)颂歌,将整个阿拉伯世界视为他自己的世界。目睹了萨阿德之死,又尝遍了人世艰辛,哈维自然清楚,古老的传统要想重新焕发光彩何其困难,不过他为这一事业赋予了他一贯关注的斗争主题:一方是垂死的政治与文化传统,另一方则是阿拉伯世界获得新生的微弱可能。1961年,他发表了诗作《笛与风》(“al Nay wa ai-Rih”),反映了这一主题:
若非见到你在晨间沐浴
我不会为太阳升起而欢欣
看你在尼罗、约旦和幼发拉底
洗去原罪的污迹
那些鳄鱼
已然离开我们的国度
海域里,它们翻腾搅动
它们留下几具残骸
它们的表皮伤痕累累
但它们再未能长出
新的表皮
它们属于以往,已成过去
也没有返回的那一日
它们的名字,我们不再提及
只将化为青烟一缕
当时,贝鲁特正在急速发展,富裕而宽容的贝鲁特美国大学给哈利勒·哈维提供了充足的成长空间。他住进学校宿舍,如饥似渴地阅读校内的藏书,迫切地想要弥补过去虚度的岁月。他为英军监工挣来的储蓄足够承担三个学年的开销,一位亲戚的借款让他的毕业学年有了着落。哈维有幸得到两位老师的悉心指导,其中一位负责教授语言,另一位则主讲哲学,帮助他走进新鲜而陌生的学术环境。哈维先是主修哲学,后来转而研习阿拉伯语文学,承担起阿拉伯研究的教学工作,尽管他有点不情不愿。此时的哈维疯狂迷恋弗洛伊德、斯宾诺莎、黑格尔和尼采。他阅读他们的著作,试图从中找寻某种形而上的答案,一种超越阿拉伯世界社会习俗的阐释体系。在那个时代,受过良好教育的阿拉伯人都像他一样爱好外国的著作和思想。校园之外的那个世界——那个寡头与宗教等级的世界,那个父辈与田产的世界——是如此顽固,斗是斗不过的。山乡小村似乎从来不曾变更模样,一直服从驯顺。时不时就有叛逆者和改革家想要挑战现状,却遭到社会与政治秩序的排挤。他们觉得,外国的哲人、外国的著作、德国浪漫主义的观念就像一味解毒剂,可供他们清除统治阶级的毒害。像哈维这样一无田产、二无可靠前途的青年,在阅读外国著作时常能读出个人的需求和民族的未来。
哈维读过不少哲人的作品,尤其偏爱尼采。他不懂德语,无法拜读尼采的原文,为此深感遗憾。好在尼采著作已有阿拉伯语译本,关于尼采的研究也随处可见。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Thus Spake Zarathustra)正迎合了20世纪四五十年代黎凡特知识界的愤懑怒火。无论是大马士革的复兴社会党先驱、萨阿德的追随者们,还是那些并无明显政治派别、一心想寻找某种思想体系从而推翻现存秩序的年轻人,都被尼采的话语所感染。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基调与风格,对阿拉伯世界的叛逆青年而言极具诱惑力。尼采反对教权,崇尚个人意志,相比过去更愿意着眼未来,这些观点简直是为热心革命、渴望救赎的阿拉伯年轻一代量身定制。当尼采写下“我就是自己的先驱”字句时,他也说出了这一代阿拉伯人的心声,他们和尼采一样对父辈的道路和过去失去了信心。尼采写道:
我为何一定要诉说?这里没人听得懂我!当下远不是属于我的那一刻。
身处他们之间,我就是自己的先驱。我是报晓的雄鸡,在黑巷里为自己鸣啼。
他们的时代已近终结!我的时刻即将到来!时光流逝,他们愈发弱小、贫困与荒芜——可怜的杂草!可怜的黄土!
快了!他们就快匍匐在我的眼前,就如枯干的草、枯干的原野。没错!他们会因自己的命运感到厌倦——相比雨露滋润,他们更渴望烈火焚身!
闪电如恩赐一般到来!神秘就在伟大的正午之前!有朝一日,我会让火焰燃遍他们的身躯,让他们得知先驱的预见——
那一天,他们会吐出火舌发出宣言:它要来了,它已经临近了,伟大的正午!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还有下面这段尼采的文字,它深深地影响了哈维的风格:
我为历史遗憾,因为我曾亲眼见到历史的遭遇:它们已让位于每一代人的偏爱、激情与狂热。每一代人都想改变阻挡他们前进的那些东西。
暴君即将到来,他是精明的恶魔,他的好恶将会限制历史,直至历史变身为他的通路、他的预兆,为他发声和鸣啼。
我的弟兄,你们是高贵的。不应该回望过去,你们要放眼未来!你要从父亲和祖辈的国度中逃离!
你们应当热爱孩子的国度:就让这种爱成为新的美德——热爱那些远在未来之海深处的未知国度!请扬帆远航,为之寻觅!
你们要向你们的孩子赔罪,毕竟你们也是父辈的孩子。你们要为过去补偿!这就是我为你们制定的全新纪律!
哈维的诗作之中处处可见尼采的回响,他也认为当下污秽不堪,未来则没有负担,满是希望。哈维和他的同辈对于父辈都已失望至极,尽管他们不愿表露这种绝望,也不愿彻底地探讨。阿拉伯世界的文化禁忌使得后辈不能大张旗鼓地挑战尊长权威,可是上一代人那个世界所带来的痛苦已蔓延至下一代男女青年的生活之中,这些年,年轻人一直在默默反抗。阿拉伯式的家庭生活暴虐、僵硬而又冰冷。母亲看待世界的眼睛充满迷信和消极,不相信人类可以靠意志改变世界。父亲总在强调服从,不惜一切代价压制年轻人的反叛。掌权者自私贪婪,难以跟上时代,但权柄仍被他们死死攥在手中。安东·萨阿德讥笑黎巴嫩的政治秩序,结果被里亚德·苏勒赫(Riad al-Sulh)判处死刑。这位黎巴嫩的首任总理以诡计多端而著称,总以戴着菲斯帽的形象示人,名下的土地与房产数不胜数。(背叛萨阿德的叙利亚上校后来遭了报应,苏勒赫也落得同样的命运。萨阿德死后两年,苏勒赫在安曼与约旦国王阿卜杜拉[Abdullah]会谈时遭到枪杀。)总之,有那么一道裂痕横亘在哲学家的著作跟阿拉伯的习俗、传统与父权之间。
对于身在学术界的哈维来说,有一件事肯定是他难以接受的:他的热情仍然在诗歌方面。他还要在校园里度过四年,直至完成一篇关于“伊斯兰哲学的理性和启示”的硕士毕业论文。他在贝鲁特美国大学的阿拉伯语系任职教课,赚取一份微薄的薪酬。1954年,他与来自伊拉克的黛西·埃米尔(Daisy al-Amir)相识相恋。这位女士当时正是文坛的一颗新星。在接下来的许多年里,她将与哈维经历一段热烈却麻烦不断的感情。埃米尔的父亲是伊拉克圣公会的头面人物,上一任妻子去世,又与一位黎巴嫩女性结婚,一家人搬来了这个国家。文学让埃米尔与哈维走到了一起。
哈维认得清现实,知道自己无法依靠诗歌谋生。1956年,他获得一笔奖学金,可以前往剑桥游学三年。在英国,他师从著名阿拉伯学家A. J. 阿伯里(A. J. Arberry),获得了文学博士学位。他去英国仰赖的是贝鲁特美国大学诸位教师的资助。他跟自己的老师、贝鲁特美国大学阿拉伯语文学系的系主任弗雷哈一直关系亲近。弗雷哈秉性淳朴,为人谦逊;出身乡村,热爱黎巴嫩乡间的处世之道,虽然身处欧美的一流大学,对于黎巴嫩山乡的传说、佃农的语言跟民谚却一直兴味不改。哈维的山乡记忆可没有老师那样愉快。不过,诗人在弗雷哈与他的成功事业中看到了自己大展宏图的可能。
尽管剑桥游学是哈维的幸运,他可以借此机会争取在贝鲁特美国大学的终身教职,但他为这个决定挣扎了很久。在他看来,这是另一种“背叛”,是再一次向生计、地位、身份与成功低头。启程赴英之前,他曾写信给黛西·埃米尔倾诉心声:“诗歌应该怎么办?我该淡忘它,任它死亡吗?我该放弃它吗?也许,我的诗才终会枯竭,不再绽放激情。”他坦承,自己一点儿也不喜欢学术工作。日日泡在“褪色发黄的故纸堆里”,他只觉得无聊透顶。他担心,英国之旅会让他与诗歌愈发疏远。
抵达英国的哈维已经三十五六岁了。在此之前,他几乎没有出远门的经历。他在英国人生地不熟,远离家乡,身边没有亲人。“在这里,我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异客,举目四望也找不到一张熟悉的面容。”1956年9月,来英不过两日的哈维写信给黛西诉苦,对她说:
我在这里就只有自己一个人……记得代我好好吃饭,代我有个好胃口、好心情。代我多吃一点儿葡萄,英国的葡萄都吃不成,都是挂在窗边的装饰品……为了我,好好享受黎巴嫩的饭菜。英国菜没有味道,没有颜色,也没有特色……代我多和什维尔的乡亲说说话,代我原谅他们曾经的过错。家乡的一切都好过我这冰冷的房间,好过这里一双双无神的眼,好过周遭这些沉闷、苦寂、拒绝与我交流的玩意儿。
哈维成长在地中海的岸边,习惯了阳光灿烂,很难适应英国的气候与凛冬。那里浓雾弥漫,让他万分压抑。家乡小村也有雾气。它从桑宁峰之巅降下,笼罩整片谷地,雾色缤纷多彩,阳光穿过时映出光华一片。英国的雾霭却是暗黑沉重、无边无际。他总是在笔下提及雾霭与阴霾,提及对家乡风景的美好回忆。
哈维虽然抱怨连天,但一段时间后,他还是爱上了剑桥的学术氛围,沉湎于伦敦的剧场和图书馆。黎巴嫩文学评论家贾米尔·贾布尔(Jamil Jabr)曾为哈维立传。据他记载,哈维曾在1957年的一封信中对英国文化大表倾慕:“这里的文学和思想氛围太纯粹了!不知道黎巴嫩会不会有一天像他们一样?”他原本接触过法西斯主义,信奉萨阿德的反英宏论,但近距离接触过英国后,他看到了“英式民主强大的纠错能力”。眼见这里的人竟然可以组织示威,抗议政府出兵苏伊士的举措,哈维深为震动。他由此见识了英国的另一面。在他心中,这片“殖民者的土地”不再像以往那般狰狞。
哈维在与黛西·埃米尔通信时情绪反复无常,一会儿摆弄心思,一会儿痛苦折磨。诗人在上一封信中向黛西求爱示好,在下一封信中又把说出的誓言与情话尽数收回。他在每封信里都会谈及自己的健康状况:他离死不远了;他不知道下一次拍X光会检查出什么问题,因为他总觉得自己百病缠身。他想得到她的陪伴,却又不想当一个“强盗”霸占她的爱,剥夺她享受正常幸福生活的机会,把她“花一般的青春”窃为己有。
她曾来到他的身边,在剑桥待了很长一段时间。他在出版自己的博士论文时,在献词页特意向她致谢:“谨以此书献给黛西,充满疑惑与创新的一个个夜里,是她的手给了我温暖和激励。”她第一次前往剑桥是在1957年。后来也是她和他一起回到故国,看着他投入母亲的温暖怀抱,重归熟悉的家乡。
早年的哈维把那些遥远而宏大的主题当作学术研究的重点,特别关心“伊斯兰哲学中的理性与启示”。在英国的时候,他转而聚焦家乡,以及黎巴嫩山区那个他更为熟悉的小小世界。他的博士论文写的是美籍黎巴嫩裔诗人哈利勒·纪伯伦(Kahlil Gibran,他的受洗名为纪伯伦·哈利勒·纪伯伦。他就读于波士顿昆西学校之后,他的名字才简化成了这个广为人知的版本)的生平。他自己说他选择研究纪伯伦是别有用心——他可以省下时间去阅读历史与哲学书籍,能自由自在地投入诗歌创作。但他钟情纪伯伦还另有原因。哈利勒·纪伯伦的成年岁月全在美国度过,他的所有作品都是在纽约下西区写成的。不过,他的家园情怀与诗歌主题却深受黎巴嫩人喜爱。纪伯伦的祖籍小村比沙利(Bisharri)恰好和什维尔位于同一座山的北坡,与哈维的老家距离很近。成就了纪伯伦的种种人生遭遇,也见于哈维的人生:两人的故乡有着同样的美丽风景,同样的穷苦贫困;两地的教会势力有同样的权力,向往自由的年轻人对它们有过同样的反叛之举;社会上层同样伪善与无情,大家同样在为改变现状而抗争。纪伯伦比哈维年长40多岁;40年过去了,黎巴嫩的政治与社会却没有丝毫改变。对于纪伯伦曾经生活的那个世界,哈维了解起来没有任何障碍。
书写纪伯伦就是书写一段传奇。哈维清楚,纪伯伦擅长营造一种神秘形象,“东方智者”的形象,在纽约隐居,创作诗歌、雕塑与绘画。黎巴嫩人热爱他的传奇人生。纪伯伦在新大陆大获成功,使得他的同胞对黎巴嫩文化的独特禀赋恢复了些许自信。1894年,11岁的纪伯伦跟随母亲以及三个同辈姊妹逃离暴虐的父亲,来到了波士顿。他的家境非常贫困,他和家人还得忍受酒鬼父亲的暴虐。到了美国,纪伯伦与母亲住进波士顿的唐人街,生活仍旧充满艰辛劳顿。1902—1903年,纪伯伦的母亲、一个妹妹和一个同母异父的弟弟全都因为肺结核而去世了。痛失亲人的悲伤被他写成警句,出现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作品《先知》(The Prophet)之中。纪伯伦的故国和同胞对这部作品作了一厢情愿的解读,把这个悲伤的故事变成了给作者故土贴金的佳话。当时正值帝国主义横行,东方的土地落入了欧洲殖民者的掌心;英、法联手瓜分中东,把它变成了一片片殖民地。这时候,有这么一个来自小山村的东方孩子成了西方寻路者的引路人——这么讲不仅没有坏处,还能抚慰人心。
研究纪伯伦,等于踏上一条人迹熙攘的道路。1931年,纪伯伦去世。美国作家芭芭拉·扬(Barbara Young)执笔为他立传。她热爱纪伯伦,她的作品对他也不吝溢美之词,几乎将他捧上神坛。1945年,这本名为《来自黎巴嫩的人》(This Man from Lebanon)的书籍一经面世便大获成功。书中,芭芭拉·扬把纪伯伦自编的身世神话重复了一遍:他出身“富贵”,自幼深受家人宠爱与艺术熏陶。父亲还赠给他一副达·芬奇作品的仿作。即便已经去过纪伯伦出生的小村,目睹了那里的贫寒与困顿,芭芭拉·扬也没有改口。当时市面上也有不少诋毁纪伯伦的书作,其中一本出自黎巴嫩作家米哈伊尔·纳伊米(Mikhail Naimi)之手。此人自称纪伯伦的朋友,在作品里不加掩饰地大肆辱骂纪伯伦,说他是个心机小人,总在勾引无知女性以满足自己的物欲,他的格言、他的神秘不过是他掩饰堕落与追求奢华生活的幌子。
哈维看待纪伯伦的视角颇为公正。他很清楚,黎巴嫩人需要纪伯伦的神话提供的激励与抚慰。他知道旅美黎巴嫩人为什么如此追念与膜拜纪伯伦。他在自己那篇关于纪伯伦的论文中写道:身处陌生的北美,这些经营摊位和小店的移民活在周遭人等鄙薄的目光之中。“大家觉得他们这个民族生活的唯一目标就是赚钱。纪伯伦能用英语书写人类的精神世界,这为他们带来了信心:他们不是一个只知道赚钱的民族,他们有比赚钱更高尚的生活目标。”
纪伯伦的诗歌和情感曾给身陷穷困、苦于劳作的哈维以莫大的鼓励,他自然不愿意揭穿纪伯伦。总体而言,哈维关于纪伯伦的作品有着温情脉脉的基调,算得上一种深情的告别。哈维认为纪伯伦在阿拉伯语文坛地位卓绝,向他表达了敬意,称颂他为革新散文诗做出的功绩。哈维冷静地评价了纪伯伦的英语作品,认为纪伯伦在西方人眼中更像一位先知与精神导师,而不是“以抒情诗人的身份而闻名”。哈维还觉得,于西方文学而言,纪伯伦始终是个外人。纪伯伦的警句和格言式的写作风格、他使用的《圣经》中的寓言故事,统统“未能敲开西方文学的门,无法在其中找到一席之地”,他“在受欢迎程度方面,只能吸引浪漫主义晚期的人和寻求异国风情的人”。
逗留剑桥的哈维有了新的政治方向。在他来英之时,世界范围的反殖民运动方兴未艾。剑桥大学又是亚非各国青年学生的荟萃之地。(在贝鲁特,哈维就曾因为伊拉克同学的影响而信奉泛阿拉伯主义。到了剑桥,他的命运再次受到伊拉克人的指引。)当时,英国刚刚对埃及发动了苏伊士运河战争,却发现世界格局早已变了。美国回绝了英方的求援,苏联也发出警告。阿拉伯人与非洲人都意识到,殖民时代已经走向尾声,热心政治的青年学人哈利勒·哈维自然也因反殖民主义而激情满怀。剑桥大学与阿拉伯世界相隔万里。远观之下,原本四分五裂的诸国仿佛铁板一块,各种裂痕和歧见似乎轻轻松松就能得到化解。
哈维的转变,更和他的研究与写作有关。为了全面了解纪伯伦的生平与作品,他不但需要置身这位诗人前辈出生的黎巴嫩山乡,还得回顾与体味纪伯伦曾经参与的阿拉伯世界文学复兴。这一次,哈维倾情投入,相当认真,而且确证了他本已相信的结论:黎巴嫩山区具有“阿拉伯性”(Arabism),与其他阿拉伯国家密不可分。他还相信,在整个19世纪,山乡因为阿拉伯语的引入、桑蚕产业的兴盛和文学界多位先锋人物的涌现而改换新颜。语言上的民族主义引发了“情感上的民族主义”。曾经与外部隔绝的基督教山乡因为文学而不再疏远于阿拉伯世界的其他地区。当然,基督徒聚居的山区与穆斯林居多的平原之间仍因宗教之分而存在严重的矛盾,但志在文学复兴的那些人认定:现代的公众生活终将让政教分离。这是他们的梦想,也是50年代中期哈维的梦想。
哈维本来是个说一不二、从来不愿妥协的人。他说过,自己的这些品质都是拜那段砌瓦搬砖的日子所赐。毕竟,干体力活儿确实需要强硬一些。可现在,对出生地、黎巴嫩的忠诚和阿拉伯世界的召唤摆在他面前;如果他想继续前行,就必须将二者结合在一起。他在阿拉伯语之中,在纪伯伦等文学复兴先锋走出黎巴嫩山区、掌握阿拉伯传统文化并促其现代化的人生故事之中找到了二者的结合点。哈维曾对记者表示:“我的诗歌情感澎湃,近乎暴烈,我坚定地认为自己属于阿拉伯文化复兴运动的一部分。”他还告诉记者,他瞧不起那些认为“阿拉伯人”天然等同于穆斯林的政治人物,也绝不原谅他们。他认为,自己是一个“真真正正的阿拉伯人”,并不低穆斯林一等。他还指出,某些受过教育的穆斯林以信仰自恃,觉得伊斯兰教更接近阿拉伯文化的本真,实在是无知又可怜。
哈维回乡时已经蜚声文坛。他的第一本诗集《灰烬之河》,尤其是其中的名篇《桥》,让他暴得大名。有了剑桥学位后,他不再是学校里的边缘人。一份终身教职变得可望又可及。他记录阿拉伯文学的复兴,预言“东方”会有更加灿烂的明天,并看着自己人生在这些纵贯时代的大事件中一步步展开。他勤恳研学,也收获了回报。他有了一份职业,在校园里工作,住在大学旁边,过着谈笑有鸿儒的生活。他的物质欲求比较简单。他搬进了贞德街(Jeanne d'Arc)一处安静的居住区,距离校园只有几步路远。这里地处贝鲁特中心区,是城中的“盎格鲁—撒克逊区”,小吃店与美式商铺鳞次栉比。公寓里的家具陈旧而简陋,没有中央供暖设施,也没有电话。无论哈维身处哪里、居于何地,他对舒适的要求都和苦行僧无异。他的家里堆满书籍,他常去学校的花园散步,学校旁边的海滩也深得他的喜爱。
哈维一直没有结婚的打算。黎巴嫩这个国家和阿拉伯世界的文化都很看重家庭,所以哈维自然显得格格不入。他的独身誓言无疑刺痛了父母的心。他是家中的长子,他家里又是典型的农村人,他的父母都相信,唯有步入婚姻,人生方得圆满。按照那个时代阿拉伯人的普遍看法,只有家里有秘密的“怪人”才会选择独身。尽管如此,哈维仍然准备把一人生活进行到底。他离开了黛西·埃米尔。他自称,是“贝鲁特那些嚼舌根的婆娘”离间了他们两人。他还提出了另一个牵强的分手原因:他要为诗作集中精力,而写诗本就折磨人。他认为,他志在实现“伟大的文化革新”,实在没有足够的精力兼顾婚姻生活,而且也没有哪个女人能和他的诗歌事业相提并论。
哈维与黛西·埃米尔分手是在1962年。那年12月,他给埃米尔写了一封信,确定了分手的事。他给出的理由全都是老生常谈的托词:
我终于认识到婚姻与家庭并不适合自己。因此,我决定斩断我俩的关系。医生还建议我,思虑婚姻大事之前,应该先把我的胃病调养好。婚姻的种种要求——脾气、恒心与足够的金钱——我统统满足不了……我总是忍不住依赖你,依赖你的力量往前走。可我觉得,男人的荣誉让我应该放开你。
伊利亚更能理解哈利勒当时的心绪。在以兄长为原型写就的《纳卜汉》(Nabhan)之中,弟弟借主人公之口代兄长吐露了心声。小说里的纳卜汉这样形容自己:“我生来就不适合做父亲,当不成居家男人。生儿养家的男人都是生活的朋友,可我是生活的敌人:没什么能吸引我。我只想推翻这个世界。结婚的人会被慢慢驯服……我呢,我更愿意做个逃兵,永远在路上。”
哈利勒·哈维的家庭生活只要有父母和几个弟弟妹妹就足够了。他曾说,全家的重担都压在自己一人的肩头上(伊利亚对此坚决否认),说他一直在照顾弟弟们,即便到了英国,也在寄钱周济他们。无论事实到底如何,他都看到了他的弟弟们起步、求学与成功的全部过程。(伊利亚很快在文坛闯出名堂;另一个弟弟萨米也成了哲学教授,他的学术生涯始于威斯康星州的密尔沃基。)哈维曾经发愿想要有所成就。他为弟弟们做出了榜样,向他们提供了一些物质资助,使得他的家庭摆脱了那个卖力干活儿的世界。
哈维一家的成功故事并非个案。当时,整个国家都是欣欣向荣。20世纪60年代,家乡的种种进步,哈维全都看在眼里:涌入的资金像魔棒一样使国家面貌一新,惠及越来越多的黎巴嫩人。文化世界同样激荡翻腾。新闻业与文学界都有了极大发展。当时,叙利亚、伊拉克与埃及的军官与狂热分子纷起夺权;在这三个国家遭遇打压与放逐的异见人士和著名作家,最后都会来到贝鲁特栖身,因此渔翁得利。一位在此避难的伊拉克流亡者曾经说过,贝鲁特这座房子有太多的门,总是不缺来来去去的人。性格各异的男男女女都在贝鲁特相聚。旅居贝鲁特的不少叙利亚文学家都参与过阿拉伯诗歌的现代化革新。他们之中有擅长情诗的尼扎尔·卡巴尼,也有年轻的阿多尼斯(Adonis)。日后,阿多尼斯将成为同辈诗人中的佼佼者。他的作品向阿拉伯文学与伊斯兰文学的传统提出了最为深刻的质问。伊拉克政坛风云激荡,暴烈的叛乱活动动摇了这个不幸国度的根基。布兰·海德里(Buland Haidari)与阿卜杜勒·瓦哈卜·巴亚迪(Abdul al-Wahhab al-Bayati)这两位才华横溢的伊拉克诗人,也在那个时候逃到了黎巴嫩。巴勒斯坦文学界的情况较为特殊,该国文人倾巢而来,直接把贝鲁特当成了真正的家园,其中包括诗人法耶兹·索亚格(Fayiz Suyyagh)、陶菲克·赛义赫(Tawfiq Sayigh)以及评论家伊赫桑·阿巴斯(Ihsan Abbas)。有时候,贝鲁特还会迎来阿拉伯半岛的文学家。他们为了逃避本国的严苛环境,为了追求更大的写作自由,选择在这里落脚。贝鲁特张开怀抱容纳各方文人,来客则答以丰厚的回报:他们云集于此,令这座城市俨然成为阿拉伯文化界的新兴重镇。
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黎巴嫩旧有的政治体制与文化传统都在经受挑战:寡头与世家垄断政坛的现象一直饱受诟病;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学形式——即语言华丽、格式工整,却又脱离日常生活、掩藏和压抑创作者灵魂与声音的传统诗歌——同样也是革命的目标。哈维等人早已厌倦父辈那个世界的政治与文化符号。他们深信,文学复兴的意义绝不亚于为阿拉伯光明未来的斗争。社会上弥漫着一种强烈的信念和一种错觉:仿佛旧有的文化可以轻易得到改造,由此获得新生。诗人和作家们集会结社,纷纷投入各类政治运动。泛阿拉伯主义者把月刊《文学》(al-Adab)当作他们的阵地,在上面发表诗歌、小说与散文(哈维也在其列。他的大部分诗歌都是通过《文学》而为世人所知)。至于更为认同黎巴嫩本土与地中海东岸文化的那些人,则以青年诗人阿多尼斯和优素福·哈勒(Yusuf al-Khal)于1957年在的黎波里(Tripoli)创办的《诗刊》(Shi'r)为言论中心,通过它发表带有实验性质的自由体诗歌。
人们都说,诗歌之于阿拉伯,仿若哲学之于希腊、法条之于罗马。阿拉伯人重视诗歌,就像波斯人重视艺术一般。唯有诗这种纯粹的艺术形式,才能收容与表达阿拉伯人的独特精神。阿拉伯传统诗歌在形式上易于传播,天生适合在公众场合吟诵,已经流行了几个世纪。它对韵律和主题有着严格的限制。这种正式、统一的风格没有给作者个人的精神和禀赋留下太大的表现空间,更适合用不同的诗作传达同样的旧观点。它是一种社交方式、一种宫廷生活的产物、一种大众财产。但新一代的诗人已经厌倦了它的固定形式与垄断地位。他们将时代的呼声与不安融入古老而光荣的诗歌传统之中。“卡西达”这种单纯的赞美风光不再,奔放自由的新诗开始统治阿拉伯诗坛。
诗人的声音、诗人的需求,成了新式诗歌的重心。阿拉伯的诗歌艺术被新一代的诗人接手。他们对待诗歌的态度完全不同。传统的“卡西达”源自阿拉伯半岛,在诗歌开篇,诗人都会带着惆怅回忆在半岛沙漠中一路扎营露宿的足迹,这种写法已经成了“卡西达”的标准模板;而新一代诗人则抛弃了这种固定模式。以前,诗歌是为君王和金主歌功颂德的工具,现在则变成经历了城市化、追寻自我的一代人表达焦虑与痛苦的方式。哈维、阿多尼斯、卡巴尼与巴亚迪等人勇于开拓,把旧有的诗律与禁忌完全抛到一边。在他们那个时代,阿拉伯国家的识字率大为提升,民族主义的大众政治风起云涌,女性开始参与公众生活,主流文化的性别禁忌遭遇持续的挑战:这样的环境赋予阿拉伯的新文学以公共的空间和保护。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小说是埃及人公共生活的一大媒介;在贝鲁特和“新月沃土”(Fertile Crescent)[13],扮演同样角色的文学形式则是诗歌。
哈维为诗歌艺术奉献了全部。十多年前萨阿德身亡之后,他就不再相信叙利亚民族主义,年轻时一度高涨的政治热情冷却了下来。这股政治热情让他和一场灾祸擦肩而过。1961年12月,萨阿德的追随者们策动了一场政变。在当局与军方的镇压下,政变很快平息,叙利亚民族社会党的数千名党员被一网打尽,进了监狱。哈维清楚自己也是当局的怀疑对象,知道安全部门曾立案调查他。政变当夜,他身处什维尔小村,手里有不少该党的出版物。他担心警察会把什维尔当作搜查重点,于是想将这些出版物带回大学办公室。但他母亲不同意,认为回城的路上一定会有警察设卡检查。没办法,哈维只能在家附近的果园将这些出版物焚毁。母亲很有先见之明:儿子在回程途中,确实被警察仔细搜查了一遍。
无望的反叛者们与保守严酷的现行秩序苦苦争斗。聪明如哈维,他自然非常清楚,政坛上这两派人马的拔河游戏绝非他的理想与追求。相较政治,他更愿听从诗歌的召唤。诗歌更契合他的脾性,更能表达他内心对人类处境的绝望。有时候,他下笔如神、文思泉涌;有时候,他又会进入创作枯竭期,按他的说法,仿佛纸和笔都在和他作对。不过,他到底成了他曾经梦想成为的人:一个被人狂热崇拜的诗人,一个战斗在阿拉伯语诗歌最前线的诗人。哈维的医生纳西卜·哈马姆(Nasib Hammam)与他有些亲戚关系,也出生在什维尔小村。对于哈维的诗作,这位医生别有一番敏锐观察。哈马姆觉得,诗人哈维既像以赛亚(Isaiah),“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14],期盼着光明未来;又像耶利米(Jeremiah),预言着造物主的怒火和民族的灭顶之灾。
哈维在《桥》这首诗中表达了对阿拉伯民族复兴的希冀,并由此成名。但其实,耶利米的末世情结倒与哈维的本色更加贴近。他很悲观,总在警告世人危险将临。他有着高度的道德洁癖,希望他的祖国与他居住的城市能比现实中更“干净”一些。不过,黎巴嫩以商立国,贝鲁特这个城市满是不堪与苟且,人们热衷于做买卖、挣大钱,沉湎于俗务。这个民族如此狡狯,历史如此沉重,一心想要改造国家的哈维,其绝望之感可想而知。他曾在《灰烬之河》里的一篇作品中写道:
我们来自贝鲁特,哎,我们出生的地方
戴着假面具,脑子空荡荡
我们的思想,注定是市场上卖笑的女郎
还得乔装打扮,装出处子的模样
这是哈维的一篇早期作品,写这首诗时他还没有定居贝鲁特。即便在最为乐观热切的诗作里,他也没有一点儿欢欣鼓舞的迹象。他一路走来,见识过、亲历过与感受过太多的艰辛与不易。后来,他甚至厌恶起《桥》中流露的乐观。有人请他在公开场合朗读自己的成名之作,却被他一口回绝,因为他希望大家忘掉《桥》这首诗。他痛苦地表示,那座通往未来的桥不过是纸糊的,它支撑不了人们过桥的期望,最好还是被一把火烧掉。
末日预言贯穿于哈维创作历程的始终。人们称赞他为新一代阿拉伯人诉说心声,说他写出了社会现实的另一面;他的诗作中的绝望情绪,大家却都好像视而不见。他攀入上层的个人历程漫长而又艰险。他成功了,却因此疲惫不堪。和安东·萨阿德和叙利亚民族主义的一番纠缠让他的内心伤痕累累。没错,哈维承认萨阿德的政治理想不切实际,可此人毕竟是他的第一个偶像。萨阿德活着的时候从不妥协,为自己的信仰和理想孤身赴死,他的生与死始终萦绕在追随者们的心头,令他们终生意难平。黎巴嫩人个个善于讲价钱,但面对统治者的劝诱,萨阿德却没有和他们媾和。他死后,一部分曾经拥护他的青年才俊获得了成功与地位——还有安全——却始终忘不了萨阿德。“我全心全意地相信萨阿德。于我而言,他是领袖,是英雄,也是理想的父亲。除了萨阿德,我这一生再也未曾热爱和崇拜任何人。我将追随他,终生不变。”四分之一个世纪过去之后,身在美国的沙拉比在回忆录中如此追念萨阿德。曾跟随在萨阿德左右的每一个人都无法忘怀这位领袖。在哈维的眼中,萨阿德就如耶稣基督一般:乐于奉献、举止温和、严格律己,面对死亡时大义凛然。确实,诗人抛弃了萨阿德留下来的党派,认识到当局一定会出手收拾它,还是身处泛阿拉伯主义运动的旗帜之下更为安全;但是,要想彻彻底底埋葬萨阿德的灵魂,就没那么简单了。到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因为“六日战争”而触礁时,哈维一直在反复品尝失望的滋味。他所信奉的泛阿拉伯主义一再遭遇失败。他感觉自己坠入了陷阱,直直滑向黑暗的过去。
“我期望有一天,阿拉伯民族能够真正团结起来;到时候如果我已经死去,请派人去坟前告诉我这个消息。”哈维曾经这样表示。他肯定清醒地知道,“阿拉伯民族团结起来”的梦想宫殿是如此浩大,要想完工几无可能。在他人生的最后几年,纠缠他、折磨他的是他的祖国、他的城市和他的家乡小村的悲惨遭遇,这些对他来说是更私人的煎熬。他可以为“东方”人民迎来新时代的开端而欢欣鼓舞,却不愿见到自己的国度陷入这场肮脏战争[15]的泥淖。军阀、帮派武装、检查岗哨、针对族群的屠杀……这些情形本该是旧时代诗歌的内容,如今却实实在在出现在黎巴嫩的日常生活之中。
想一想,哈维该有怎样的心境:他厌恶战争,绝不赞成挑起这场肮脏战争的那种意识形态。当时的黎巴嫩大地有两派势力处于对垒状态:试图埋葬黎巴嫩旧有秩序的巴勒斯坦左翼分子,哈维很不喜欢;对于那些维护国家主权与旧制度的“黎巴嫩人”——主要是马龙派基督徒——哈维同样厌恶。诗人不接受巴勒斯坦左翼的图谋,因为他的心属于什维尔与黎巴嫩的崇山峻岭。他忠于乡土,怎能与那些对黎巴嫩及其独特政治文化漫不经心的人为伍?他们对于这个国家毫无感情,只是把它当作巴勒斯坦抗击以色列的后方基地。哈维自杀后,巴勒斯坦诗人马哈茂德·达维什称赞他死得其所。此人在70年代早期从以色列来到黎巴嫩,正是巴勒斯坦人觊觎黎巴嫩权力的代表。达维什悼念哈维,绝非是为黎巴嫩的命运悲叹。他没有这么做的必要,这个国家不是他的家园,而且巴勒斯坦人在黎巴嫩的这十几年(1970—1982年),他过得好着呢。他是巴勒斯坦民族解放组织的成员。像他这样的人——不仅是巴勒斯坦人,在这场巴勒斯坦浪潮失败前,还有一些黎巴嫩人参与进来——可能会认为这个年代是一个充满成就的时期。他们的理念成了贝鲁特美国大学及其附近街区的主流。整个阿拉伯世界都关注着他们,他们相信西贝鲁特的“阿拉伯聚居区”里正在孕育一番伟大的事业。
面对这股巴勒斯坦的浪潮,哈利勒·哈维不愿投入其中。他为他的人民和祖国感到不幸。据他的弟弟伊利亚回忆,战争爆发之后,他曾见过人们为采购面包而排起长队,国家经济陷入困难,黎巴嫩人仿佛又过回了他出生前不久那段凋敝、饥馑的时期。伊利亚还说,祖国南部发生的事刺激了哥哥身为黎巴嫩人的爱国情怀:巴以双方在这片土地上的冲突愈演愈烈,全然罔顾黎巴嫩的国家主权。他的国家成了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的战场,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事,是因为其他更大的阿拉伯国家决定置身事外、袖手旁观。这实在太不公平,哈利勒·哈维为此感到十分屈辱。
于是,他为这场冲突注入了黎巴嫩人的感情:他的祖国遭遇不幸,阿拉伯世界的其他成员却漠不关心,这让他觉得黎巴嫩遭到了背叛。他不能接受祖国被他人当作战争的试验田,不能容忍黎巴嫩为了阿拉伯民族虚无缥缈的未来而陷入战争。不少知识分子、作家和政治活动人士都在鼓吹黎巴嫩要为阿拉伯世界作出牺牲,哈维无法赞同他们的观点。他非常在乎祖国的安宁。他内心强烈的道德感因这场战争而受到了严重的冒犯。他肯定感到很奇怪(伊利亚为哈利勒所写的传记一再提到过这一点):黎巴嫩境是最脆弱的阿拉伯国家,有着庞大的基督教势力,为什么要让家族当中最弱小的一员承担其他成员都不愿担当的责任?
不过,哈维也不愿与马龙派基督徒的武装力量走得太近。面对巴勒斯坦人的渗透,马龙派拿起武器,捍卫黎巴嫩作为基督徒庇护所的传统地位。战争期间,巴亚迪曾经来到贝鲁特参加文学会议(那个时候的贝鲁特维持着一种平行状态:城中在举办文学会议,同样也在发生残酷的杀戮)并和哈维见了一面。他还记得,哈维在会上严厉谴责了战争的始作俑者,怒斥他们都是背叛国家的雇佣兵。他把怒火洒向了所有武装阵营。他说:“悲剧已经降临在我们中间。它无处不在,在城里,在街上,在每一个角落、每一条裂缝之中。”诗人最为憎恨的是那些鼓吹战争的文人。在一个已被不同的武装派系占据的国家,哈维始终不肯同流合污,不轻易相信任何阵营。
早在战争刚刚发端的1976年,哈维就未卜先知地预见到了日后的情况。他告假一年,离开贝鲁特去了遥远的美国威斯康星州,以求摆脱战火。在贝鲁特,他时时刻刻都得绷紧神经。穆斯林居多的西贝鲁特与基督徒占据的东部城区已经陷入对立之中,他很不适应这种剑拔弩张的氛围。他讨厌盛气凌人的武装人员以及他们设下的那些道路关卡。每次他都不愿意乖乖交出身份证明。面对他们的侮辱,诗人总会立即还击。他甚至和西贝鲁特居所附近的叙利亚民族社会党的武装人员争吵过——一伙持枪分子偶然听见他在商店打电话的时候说萨阿德的坏话——最终,还是几个认识他、知道他和萨阿德有关系的头目给他解了围。威斯康星之旅总算把他暂时从这种窘境中解放了出来。
可是,威斯康星无法治愈他受伤的心。这里地貌平坦,冬天无比绵长。这里天寒地冻,他的灵魂也仿佛结了冰。正是在这种身处异乡的状态下,在这样的时节和地方,哈维完成了他的诗集《受伤的雷声》(al-Ra'd al-Jarih)。哈维写道:
他习惯了肃穆、冰冻的野外
路的对面,他看见一张张冷漠的脸
春天来了,迎接他的是脆弱的嫩芽
深色皮肤孩子的气味,让他泪流满面
他的泪在灼烧
备受谴责的他收拾行囊,准备回家
人生最后的岁月,不能归于流亡
回家后,哈维发现战事正滑向更肮脏、更残酷、更令人绝望的深渊。哈维可能不是个虔诚的希腊正教徒,但是内战给他造成的两难,跟他那些教胞的处境何其相似。这场战争——一度是一场内战,一场穆斯林与基督徒之间的教派战争,一场巴勒斯坦和黎巴嫩人的战争,一场阿拉伯和犹太人之间的代理人战争,发生在一个最无助、原本最和平的国家——让黎巴嫩的希腊正教徒陷入凄苦无靠的惨境。在这场战争中,他们毫无胜利的希望。“保卫黎巴嫩”的口号已被马龙派基督徒占据,“为了阿拉伯世界”则成了另一帮人用于分裂黎巴嫩的幌子。在某种程度上,孤独诗人哈维的愤怒是在代黎巴嫩的希腊正教徒群体倾诉对于自身叵测命途的不安。希腊正教徒一向在贝鲁特如鱼得水:这里曾是他们与逊尼派穆斯林的家园,马龙派基督徒与什叶派穆斯林到来的时间则要晚许多。黎巴嫩那种“暧昧模糊”的状态,希腊正教徒最是适应。他们经历过太多政治理念和信仰的吹嘘,与太多强大的力量打过交道。今天,他们清醒地认识到当下的风向:全新的世界将是武装、军阀与有武器之人的天下。在这个世界里,他们注定一无所有。
同一时刻,哈维与学校的关系也出了问题。贝鲁特美国大学给了他出人头地的机会,让他得以摆脱艰难的过去。摆脱过去本就是一次苦旅,因为学术之路并不是轻易就能适应的。贝鲁特美国大学不拘一格地招揽贤才,可是贝鲁特这座城市毕竟位于黎凡特,在这里,血缘与社会背景殊为重要。同事们身居社会上层的自在感,哈维很难伪装出来,他始终感觉自己与周遭格格不入。美国大学的外壳(这确确实实是一所美国大学)掩饰不住社会阶层与经济地位的现实。相反,大学更像一面镜子,把现实更加清晰地映进了哈维的眼中:贝鲁特美国大学不过是阿拉伯资产阶级的城堡。他这种穷人家的孩子虽能钻进校园,但是“纳萨卜”(nasab)——也就是家世——总在决定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不会因为现代化的影响而变得无足轻重。在阿拉伯人的社交生活中,“纳萨卜”的地位有如柱石,来自异邦的学府无法改变以之为基的这种社会传统,更何况校方从来也没有改变的打算。哈维孤身一人,通过一段不寻常的道路进入这座校园,而他身边的同事无不有着优越的背景,他辛辛苦苦挣得的东西对他们而言却是唾手可得。
贝鲁特美国大学的教员队伍里有四位同样出自耶路撒冷哈利迪(Khalidi)家族的教师,其中的三位还是血亲兄弟,他们的父亲是德高望重的教育家艾哈迈德·哈利迪(Ahmad Khalidi)。20世纪三四十年代,艾哈迈德·哈利迪曾担任耶路撒冷精英高等学府——阿拉伯学院的院长。他也毕业于贝鲁特美国大学,是阿拉伯世界现代教育的先锋人物,曾经翻译过不少弗洛伊德的著作。他出身耶路撒冷的上流家庭,是那个阶层的楷模:他谨守“贵族的义务”(noblesse oblige),终生都在为公共服务奔走,而且一贯追求知识、热心研究。巴勒斯坦青年中的优秀分子无不在他的学校领受过教诲,敬仰他对于工作的投入与奉献。1948年,阿拉伯学院因为第一次中东战争而解散,哈利迪失去了他在耶路撒冷的那一方世界,不久后便在黎巴嫩英年早逝。去世之前,他还在四处奔走,想为流落黎巴嫩的巴勒斯坦难民筹建一所慈善学校。他的遗志被他的三个儿子继承。父亲的自信与气度,他们也都拥有。
在三位供职于贝鲁特美国大学的哈利迪家族成员当中,两个年龄较小的儿子是同母兄弟,年长一些的那位则出自父亲的另一段婚姻。母亲的家族地位改变了这两人的人生历程:他们的妈妈是安巴拉·萨拉姆,来自贝鲁特穆斯林聚居区的头号商贾家族。她执笔翻译过维吉尔与荷马的诗作,一向喜欢为女性的社会与政治权利而仗义执言。萨拉姆一家的宅邸是贝鲁特所有社交圈子的中心,所以她从小就受过丰富的文化熏陶。安巴拉的父亲萨利姆·阿里·萨利姆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任贝鲁特市长,算得上是城中最具影响力的穆斯林慈善家与政治人物。安巴拉的弟弟赛义卜·萨利姆也在政坛大有作为,数度入阁担任总理,保持着掌握这一职位次数的最高纪录。赛义卜·萨利姆对埃及领袖纳赛尔言听计从,是一个沉着稳重、位高权重的政治人物。贝鲁特美国大学特别需要讨好赛义卜。每有学生的抗议活动玩过了火,或是哪位讲师因为违反宗教与政治上的规矩而惹了麻烦,校方都会恳请赛义卜出面处理。赛义卜的几位侄子在教师队伍中的地位当然是超乎常人,难以撼动。
哈利迪一家的权势自不用说。但在贝鲁特美国大学的教师当中,像两兄弟一样出身高贵的人还有很多,例如哈拉夫(Khalaf)一家的孪生子萨米尔(Samir)和纳迪姆(Nadim)。两人一个是社会学教授,另一个则从事经济学研究。学校的历史系里还有一位黎巴嫩历史学界的大人物。他叫卡迈勒·萨利比(Kamal Salibi),出身新教家族,与贝鲁特美国大学已有三代的交情。1882年,卡迈勒的祖父入读贝鲁特美国大学医学院,还参加了一场名为“达尔文事件”(Darwin affair)的学潮。学潮参与者除了医学院的学生,还有一些秉持自由观念的老师。他们将矛头直指大学管理层。事件的起因是一群学子为达尔文的逝世表示哀悼,并在学术期刊上发文宣称“达尔文是这个时代最具学识的人,也是学者当中最为知名的一个”。此时,资助学校的福音派教会划了一条红线:他们的学校里绝不容许宣传达尔文及其学说。但各位学子依然故我,并未退缩。祖父当年获得的奥斯曼帝国国家医师资格证的复印件,一直被孙子高悬在自己研究办公室的墙上以志纪念。“达尔文事件”过去30年后,萨利比家族的另一位成员——也就是卡迈勒的父亲——再次进入贝鲁特美国大学,成了这里的助理校医。与这些世家子弟相比,哈维纯粹就是个外人。这个石匠的儿子在这里的处境注定会很艰难。
自杀的几个月前,诗人曾经获颁一项殊荣。哈佛大学的阿拉伯学家詹姆斯·R.朱伊特(James R. Jewett)为了缅怀妻子,于1929年出资在贝鲁特美国大学阿拉伯语系设立了“朱伊特讲席教授”的荣誉席位。哈维被授予了这个头衔,但他却并不领情。校方几次劝说,也没能说动他。参照哈维的学术成就与生命长度,这份殊荣来得有些太迟。他故意——这很符合哈利勒·哈维的行事风格——拒绝出席典礼。他在阿拉伯语系里结识的良师益友大多已经辞世。1975年黎巴嫩内战爆发之后,学校的办学情况更是一日不如一日。哈维与贝鲁特美国大学渐渐疏离。他对管理学校的那帮官僚颇有怨言,不愿意按校方的安排上课,甚至为了薪资问题与学校对簿公堂。他始终没有丢掉那种山里人的骄傲性格。他对校方的管理人员毫不客气地宣称,他的诗名将会永存,而学校的教学工作只会是他人生的小小脚注。像他这样的人,注定会成为贝鲁特美国大学的边缘人物,不可能习惯大学教授的闲适生活,也永远无法跟大学里的文化与贵族和睦相处。
那个时候,贝鲁特美国大学之中截然分出了两派势力:巴勒斯坦来客与黎巴嫩人互相对立,有着深刻的矛盾。对于这个现象,现存的书面资料讳莫如深,记载得很谨慎。不过,我们可以从哈维曾经的同事、如今尚在贝鲁特美国大学任教的巴勒斯坦学者伊赫桑·阿巴斯的回忆录中一窥矛盾的究竟。“黎巴嫩主义者”与巴勒斯坦学者的龃龉围绕着闪米特语系的一个教席展开,而且是哈维的恩师弗雷哈曾经担任的教席。经历一番派系斗争,巴勒斯坦人获得胜利。他们选择了一位巴勒斯坦学者,请他从英国归来接受该教席。那一阵,哈维正和校方闹得很不愉快。他抱怨自己在学校的地位越来越不重要了。他是一个永远的边缘人物,是这片土地的儿子,信奉本土化,希望黎巴嫩能够自立自强。他自此抛弃了对阿拉伯文艺复兴的期盼,再也不愿吟诵有关尼罗与幼发拉底之子洗去原罪的诗句。他的国度陷入了水深火热的境地,他为此哀号哭泣。
伊利亚·哈维的小说带着我们又一次深入了哈利勒的心境。纳卜汉(也就是哈利勒·哈维)始终忠于自己的出生地。他坚持认为,黎巴嫩这个主权国家、这个他“最后的家园”应该保持独立。“我希望这个国家、这片家园自立于世,从现在开始直到永远。”纳卜汉用这样的话表达了自己的信念。他反抗权贵、四处流亡。他是一个叛逆者,身怀唤醒民众的决心。他知道,他将面对的是艰难无比的战斗。他的祖国一直是一片属于生意的土地。人们就像蒿草,随着风势摇摆。国家的命运总是被掌控在外国军队、使节与君王的手里。解放这样一个国度,谈何容易。绝望之际,纳卜汉仔细审视了同胞依赖外国的习性,反思他们一次又一次引狼入室的行为。伊利亚在小说中写道:
你不可能为这个国家的人民复仇。他们寻死都是出于自愿,没人主动要他们的命。他们怯懦、他们自私,他们赚着小钱、视野狭窄,总是习惯躲在自家的百叶窗后向外界偷偷窥探。应当放眼观看的时候,他们习惯闭眼漠视;他们的嘴巴只会传播流言琐事。我无法为这样一个民族复仇。我只想为自己的灵魂复仇。如此一来,我才不至于堕入完全的绝望,才能洗清一身的罪孽与苟且。
回顾哈维的一生可以发现,他也曾去国立的黎巴嫩大学教书。在那里,他可以远离美国学府之中的高贵阶层。他是免费去那里上课的,并为此和贝鲁特美国大学的管理层发生了争执,因为他们希望他切断与其他学校的联系。与国立大学的学子交流相处,哈维仿佛回到了家园。他们的社会阶层与经济环境对他来说很是亲切。他们在学业方面全情投入、非常用功。他们之中的一些人出身贫寒。他邀请他们去什维尔小村做客,他年迈的母亲也以乡下人的热情款待了他们。他的这些门徒曾对贝鲁特美国大学非常敬畏,是他帮他们打消了这种心结。自此,他们靠近贝鲁特美国大学的校园的时候,再也不会感到自卑。一位学子写道:“有了哈利勒,我们才能鼓起勇气迈进贝鲁特美国大学。我们会和他在餐厅碰面,在教师或图书馆与他相会,或是陪他去花园散步。我们会把自己的作品读给他听,也会好好听取他的所有意见。”
一股文化浪潮推动着哈维走出村庄,摆脱劳工生活,进入贝鲁特和剑桥的大学校园。他见识到了一个更宽广的世界。刚刚踏上学术之路的时候,他曾写到过这股文化浪潮,写到过阿拉伯人的教育觉醒,写得一丝不苟,字字透着敬畏。他曾经关注过、敬重过,也许还痴迷过阿拉伯文学与思想界先锋的成就,但是这种信仰最终却抛弃了他。这种传统曾支撑他一路前进——他曾为阿拉伯文学著史,也曾精研伊斯兰哲学——却无法阻止阿拉伯文化堕入地狱,他越来越瞧不上过去一个世纪以来阿拉伯文学与政治思想创造的东西。他曾为文坛与政界的现代化改革先锋大唱赞歌,还在他们的影响下努力。而如今,他将他们从西方引进并植入本土的那些东西一笔勾销,斥之为拙劣的模仿,说以前的人从西方带回来的事物“异常浅薄,易于移植”。去世前两年,他撰文声称:所谓的“阿拉伯的觉醒”运动纯属假象,掩盖了“阿拉伯社会的全面落后”。他觉得,崇奉现代化的前辈并不了解西方,更不要说为阿拉伯文明的复兴打下根基了。他们从遥远的西方海岸带回的不过是些“随着浪头冲上岸边的贝壳,花花绿绿,空洞无物”。阿拉伯社会只是从一种旧的落后走向了一种新的落后,旧有的统治秩序和旧式的政治思维套上了一层新的面具。阿拉伯政坛的玩家学会了“塔基亚”(taqiyya)——也就是嘴上一套、心里一套,掩藏他们的真实意图,并不是真心想要发现社会的问题。哈维觉得,他们领导的“现代”政治运动只不过是旧有的“部族主义、宗派主义与门户之见”换了一层外皮而已。
哈维对阿拉伯启蒙运动的批判越来越猛烈。他拿当年做建筑工与粉刷匠的那段日子打比方:比起平地建起一栋新楼,修葺一座老房子的活计可要难上许多。旧有的文化与政治秩序实在顽固,已经无法修补;可要抛开原有的地基另起楼阁——这样的梦想,他在年轻的时候曾听自己的第一位偶像安东·萨阿德讲述过;在知识界之中,还有许多哈维的同辈男女也是这样想的——事实证明这些想法根本不切实际。
个人的屈辱和国家的耻辱在哈维的心中合二为一,国家的耻辱成了他自己的屈辱,阿拉伯世界的耻辱也和他建立起深深的个人联系。哈维有此想法,一方面是出于骄傲的性格,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想借由公共政治逃避个人境遇。一位头脑冷静的医生朋友告诉他:他因为阿拉伯世界而感受到的耻辱根本不值一提,因为人人都在承受这份耻辱。但哈维没法放低身段。弟弟的小说主人公纳卜汉面对热情群众的一段讲话表露了诗人的心曲:“我只想告诉大家一点,忍受国耻,要比忍受个人的屈辱更加艰难。家宅涂装不当或者没有合适的衣衫在你们眼中是很丢面子的事,可是当统治我们的人来自外国,说着和我们不一样的语言,长着和我们不一样的面容时,当这些统治者对我们严加监视,每一次呼吸都不肯放过时,你们却一点儿也不觉得耻辱。”
脑子清醒的时候,纳卜汉知道自己的愚蠢与傲气。“我叫纳卜汉。我只为自己的耻辱负责。至于国家的耻辱,我们大家每一个人都有份……我在其中大概只占百万分之一的份额。”当然,这样谦逊的时刻并不多见。纳卜汉曾经带着宿命难逃的口气责备自己:“复仇并非自然而然。它就像爱与恨,脱胎于人的灵魂,因其自由意志而生。”
研究纪伯伦的时候,哈维曾发现“文学史上存在这样一类作家:出于某些原因,大家更愿意谈论他们的生平,而不是评议他们的作品。他就是其中之一”。哈维本人其实与纪伯伦同属一类。人们习惯于关注他的人生历程,仿佛能由此一窥阿拉伯民族的真实处境。20世纪50年代中期,伟大的伊拉克诗人巴亚迪第一次与哈维相遇,而后两人关系一直很近。在巴亚迪看来,哈维之死是英雄之举。当一个国家无力抵御外敌入侵、“无力改变它的悲惨命运”时,巴亚迪觉得,伟大的诗人就应该选择牺牲,“成为被献祭的羔羊”。巴亚迪还认为,哈维之死有着标志性的意义:阿拉伯民族黑暗的时代要结束了,新的阿拉伯民族就要诞生了。1983年年初,流亡马德里的巴亚迪用一首诗歌怀念了这位友人:
当诗人杀死自己
他的伟大历程便开始了
他目光如炬
在海面上熠熠生辉
他的呼喊声
穿透了流亡的国度
来自沙漠的
人民
阔步前进
砸碎泥塑的神像
建造神的国度
“他死了,也带走了他的秘密。”提到哈维,黛西·埃米尔如此回忆。对于他的薄情,她并无报复之心。回想当年的时候,她显得很平静、坦诚,原谅了他,对他的描述不像那些政治悼词一样,更好地反映了哈维的性格。在她的笔下,哈维原本是一个对于衣着异常挑剔的人,十分注意自己的服装与仪容,后来却变得邋邋遢遢、不修边幅;过去的他很爱吞云吐雾,几乎烟不离手,后来连烟也戒了:这些改变都是他对自我的惩罚与否定。诗人曾对自身在文学界的地位很不自信。他甚至觉得,自己已被文学界遗忘。他还忧虑,自己的成名作《桥》再也没法打动读者。他对埃米尔提到他的读者时说:“忆起那首诗歌,我只有深沉的忧虑。我把生命献给他们,他们却将我抛在脑后。即便他们对它还有印象,也不过是浮光掠影。”他很骄傲,坚称他从不贪恋名誉,不在意公众关注。但埃米尔知道他这是言不由衷,她比他更了解他自己。
哈维走上绝路之前,黛西·埃米尔曾邀请他去贝鲁特的伊拉克文化中心参加一场哈维诗歌朗诵会。那个时候,哈维已经断绝了与所有文学沙龙与会议的联系。可是,黛西仍将请柬寄了出去。她很惊讶,他竟然应允了。朗诵会相当成功:无数读者涌进现场,为他的作品而迷醉。他亲自朗读作品的时候,整个大厅人山人海、座无虚席。他们的热情令他震惊。他不禁告诉黛西,原来世界是如此美好,他很高兴自己想起了这一点。她希望那一晚的成功记忆能让他振作起来,但他还是坠回了孤独与抑郁之中。
黛西·埃米尔认为,哈利勒是个“容易受到环境影响的人”。1975年以来的残酷内战,将他熟识并让他感到舒适的所有东西全部夺走了。“他习惯造访的餐馆倒闭了,理发师傅不知所终。帮他清洗和熨烫衣物的人消失不见……他熟悉的那个贝鲁特成了恶魔栖息之地。”更让他难以接受的是,战争、哨卡与动荡阻拦在前,他根本无法回到他心爱的家乡小村。表面上,他已从那次未遂的自杀中完全康复:他说,家人与朋友的爱让他惊讶。但他没能挺得过来,依然寻了短见。“现在,他们都说他是因为阿拉伯民族的反复失败与挫折而选择自杀。没错,他是一位忠于民族的诗人、一位爱国者。可是,难道他没有人类的感情?难道他没有个人生活?有哪位阿拉伯国家的官员自我了断吗?为什么哈维必须替这些政客承担责任,背负他们该背负的压力?”民族主义的慰藉之词无法说服这位独立的女性。她觉得,每个人“都像一颗行星”,各自都有牵挂的事情。哈维曾经留下诗句,自比“在谷仓里给小鸟喂食”的人。黛西·埃米尔说,哈维的这个比喻可能是很贴切的。她认为,诗人遗体的周围满是这样的“鸟儿”,以他留下的文学遗产填饱肚肠。
死前几个月,哈维曾经表达过自己的挫败感。他对于文字失去了信心,再也没有写诗的勇气。“阿拉伯世界的文化与政治在节节退败,我们该如何描写这个时代?”对于现实,他已经无话可说。阿拉伯的文坛以及政界日渐被阿谀小人占据。自杀之前的一天,哈维告诉前来探望的同事纳吉布·萨阿卜(Najib Saab),“人性”与荣誉已丧失殆尽。他的城市和祖国得了病,他自己的才华也施展不出来了,他多次提及想要一死了之以得解脱。他曾表示,自己准备策划一场富有戏剧效应的自杀,一度打算将离家不远的西贝鲁特地区高级商业中心哈姆拉街(Hamra Street)作为生命的终点。只需短短几步路,他就能从贝鲁特美国大学走到那里。他想借由自己的死,倾泻自己因为黎巴嫩公共生活惨遭破坏而升腾的怒火,表达对其他阿拉伯国家隔岸观火态度的不满。他的计划没能成真,他担心自己的死亡仪式会被看作一个疯子刻意引发公共注意的“哗众取宠之举”。最后,他以完美的方式实现了自己的死亡:他的离世引发了人们的哀悼。他让同样信仰世俗化启蒙运动的男男女女惊讶不已,他们缅怀他,为自己身处的世界而悲叹。当他们的世界自由开放、充满希望时,他们歌颂过他;现在他们承认,他后来的沉默蕴含着某种真理和尊严。诗人的离去伤透了他母亲的心(儿子亡故之后的第八个年头,老人家方才撒手人寰)。不过,向哈维致悼的大多数人表示,他们伤怀悲痛,不仅仅是由于他的离去。
哈维的人生犹如一场奥德赛式的漫长苦旅。“我与他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文学评论家贾布尔回忆道,“他还是个干着建筑活计的苦力与创作‘扎加尔’的游吟诗人,鞋上总是沾着石膏。到了50年代中期,我俩再次相遇,他已经成了大学教师,正在准备撰写关于纪伯伦的论文,我还给他提供了不少资料。”哈维尝过体力劳动的滋味,也曾在剑桥研修求学。他名满天下,却始终寂寥缠身。他阅遍名著,通晓各类学说,耳边却同时回响着源于母亲的乡间智慧。他先是痴迷于叙利亚民族主义,继而转投泛阿拉伯主义的阵营,将死之时又展现了对于黎巴嫩深深的爱。他预言过历史上的幸福与光明,也曾警告世人灾难将至。他曾找到一片避风的港湾,却难以忍受港湾里的风平浪静。他喜欢想象自己人生终点到来的那一天,怀着这种对死亡的想象生活,最后实现了它。伊利亚·哈维笔下的纳卜汉就是悲剧英雄哈利勒·哈维的化身。他笑看凡俗生活,不想“像其他人一样”活着,“像其他人一样”追逐利禄功名,那种安全的、有保障的生活不是他所追求的。纳卜汉的一位情人理解他的折磨,道出了他的命运:“你与其他人都不一样。你身负诅咒,体内充盈着魔鬼的怒气,忧愁就是你的标签。这就是你的命运,无从逃离。”
哈维走过漫漫人生,结果却一头撞进了无边的黑暗。也难怪文学界的不少人觉得他的一生象征着阿拉伯世界跌宕的现代化历程。他人生的一半像其父亲一样做体力活儿,像年迈睿智的母亲在战后饥馑与恐慌之中目睹的荒凉;另一半则是充满兴奋的阿拉伯公共历史,他在这里发现了一片全新的地狱。他(还有他的许多同辈)读了许多书,却毫无用处,等待他们的是悲惨的结局。他们的理想世界并不在外国的书本之中。他们对于现代化无比期望,却落得一场空。哈维曾在《受伤的雷声》这部基调较为灰暗的诗集当中写到他所期盼的黎明,但它却出现于一个“怪异的早晨”。太阳改变了轨迹,从西边升起。他为自己落泪,为阿拉伯民族大唱悲歌,渴望看到民族得到救赎的日子:
这份羞耻,如此沉重
我何以独力承担?
难道只有我的脸庞覆满灰尘?
早间葬礼的声音
回荡在黄昏葬礼中
地平线上了无他物
只剩下黑烟滚滚
“如今的阿拉伯世界并不处于一个适合写诗的年代。诗人选择自尽,这不奇怪。”同事萨米拉·扈里(Samira Khouri)在悼念哈维时写道。这正是哈维想要的悼词。她还写道:“你历经放逐、鞭笞、暗杀与黑暗的世道,却保持着高洁无瑕的本来面貌。”扈里的这句悼词道出了山乡之子在故国那个无意义的血腥年代坚持的立场。
哈维的诗歌《1962年的拉撒路》(“Lazarus 1962”)完全颠覆了他另一首代表作《桥》中的乐观基调。诗句流露出一种无法逃离的巨大绝望。我在这里引用阿德南·海达尔与迈克尔·彼尔德翻译的英文版,其中的“提尔红”(Tyrian red)是一种源自腓尼基的染料,曾被罗马人广泛使用:
蒙在“提尔红”面纱之后
也不该像这般瞎了眼
我在号哭:我是一具行走的尸首
游荡在城市的街道当中
滚烫的车轮碾向拥挤的人潮
凭什么要我保护他们免于愤怒
免于一阵阵潮水与吞噬一切的烈火?
挖吧,掘墓人
深挖这片墓穴,直至地狱的最底层
诗人去世数年之后,人们对他最后的一段人生岁月的记忆还在不断涌现。他们回忆、保存、琢磨和品味他当时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他们记得,他有着中等身材与宽阔的肩膀,波浪状的黑色卷发飘在面庞的两侧,喜欢在学校的花园里散步,礼貌地回绝他人同行的请求,口中念念叨叨,不时说出“更大的灾难就在前方”这样的话。在学生的记忆中,他是一位要求严格、容易激动的师长,手中攥着标志性的念珠,总在仔细翻阅心爱的文学或者哲学典籍。他们记得,即便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也保持着优雅的风度。哪怕他已经死去了十多年,有人仍对他念念不忘:一个定居法国的人在瑞典出版了一本阿拉伯语读物,这位作者是年轻的巴勒斯坦记者马哈茂德·舒赖赫(Mahmoud Shurayh)。他说,有一次,哈维正在痛斥“阿拉伯世界已是万事皆休”,突然,他停了下来,转而贴心地告诫舒赖赫要注意身体,还主动提出给舒赖赫一些钱去看牙医。
吉哈德·图尔克(Jihad al-Turk)是哈维的学生。他还记得,1982年6月6日凌晨,正是自己把“以色列入侵”的消息告诉了身在学校花园之中的哈维。诗人脸色灰暗,就这场刚刚得知的入侵询问了一些细节,便与图尔克匆匆话别。随后,两位老朋友撞见了哈维,谈到了白天的那则大新闻。据老朋友回忆,诗人当时怒不可遏,难以掩饰痛苦的情绪。他觉得,这是“这个国家所有人的耻辱印记”。老朋友回忆,诗人随后便从学校正门离开了,走向幸福街的方向,“孤零零一个人,看上去痛苦万分”。
哈维离开学校以后的踪迹在他的一位母系亲戚与同辈诗人沙菲克·阿塔亚(Shafiq Ataya)那里得到了记录。哈维应邀来到阿塔亚的住处。路上,他反复吟咏着《拉撒路》的某些诗句——那首诗他一直牢记在心——他说,他觉得“要把阿拉伯人从沉睡中唤起”已无可能。他听了晚间的广播新闻,再次痛斥了阿拉伯世界及黎巴嫩的局势。两位诗人在街区的路上散了一小时的步,然后就道别分开了。
接下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哈维生前最后时刻的所有相关细节都被保留在马哈茂德·舒赖赫与其他人的记录里。诗人与沙菲克·阿塔亚道别一个半小时后,大约晚上10点半的时候,哈利勒·哈维拿着猎枪走上阳台,面朝大海与学校钟楼,对准脑袋扣动了扳机。他坠下楼,掉到了那簇他最喜爱的茉莉花旁。没有邻居在意猎枪轰响的动静。七年以来,贝鲁特居民早已习惯了子弹呼啸与炮弹爆炸的声音,而哈维身亡时只是战争期间平常的一夜而已。
第二天早上,死去的哈维才被发现。邻居走上阳台,看到了他倒在楼下的尸体。哈维的母亲第一个抵达悲剧的现场。一位历史学家记录道,老母亲一见到长子的死状,“恐惧地尖叫起来,悲声刺破了轰炸机密布的贝鲁特天空”。两位文坛中人——同时也是老人的朋友——匆匆赶到。其中一人正是前一晚与哈维一起漫步的沙菲克·阿塔亚。另一位朋友觉得,哈维在死去的时候刻意保留了一点儿尊严。直到死前一刻,哈利勒还在为自己的老母亲着想:他之所以选择在阳台的角落自杀,是因为这里挨着下水道,这样他的母亲就不用在他死后忍着痛苦帮他清理血迹了。
附记 马尔科姆·科尔之死
哈利勒·哈维故去18个月之后,死亡的阴影又一次笼罩了贝鲁特美国大学的校园。这一次的逝者是马尔科姆·科尔(Malcom Kerr),是位来自美国的阿拉伯文化研究者,当时还担任着这所大学的校长。1984年1月18日,他遭遇枪击,失去了生命,凶手身份不明。他们在他上班的路上截住了他,朝着他的头部连开数枪。科尔不是外来的普通美国人,更不是什么无关紧要的匆匆过客。他于1931年出生在贝鲁特,他呱呱坠地的医院后来成了他陈尸的地方。他是一个熟悉贝鲁特的外人,这座城市对他来说就像家一样。他的父亲斯坦利·科尔(Stanley Kerr)曾在贝鲁特美国大学担任生物化学教授,母亲艾尔莎·科尔(Elsa Kerr)则是学校女性事务的负责人,两人在黎巴嫩一待就是近40年。也正是在黎巴嫩,马尔科姆结识了未来的妻子安·茨维克尔(Ann Zwicker)。安出生在加利福尼亚,1954年来到贝鲁特的时候,她还只是学生。天真的她满怀憧憬,在这个国度开始了大学二年级的课业。
马尔科姆·科尔出身长老会信徒家庭,父母都是教育工作者。在贝鲁特美国大学担任校长,无疑是他的人生梦想。而他的梦想成真于1982年,可谓是他的宿命:当年夏天,巴以双方正在黎巴嫩激烈交战。这个国家已在战乱的血泊中挣扎了七年。他上任的时候,黎巴嫩境内的美国势力已经处于争议的风口浪尖。美国所犯的错在于它在1982年对以军侵入黎巴嫩的行动大开绿灯,然后又派出自己的军队执行所谓的“维和任务”。这是一次仓促的决定,为的是再一次证明“美国在国际争端中的无辜地位”(American innocence abroad)。1982年9月,由美、英、法、意四方组成的多国部队奔赴黎巴嫩,部队规模仅有5,000人。一到当地,这个远在天边的超级大国就参与到黎巴嫩的宗派战争之中,加入了叙利亚、伊朗和以色列在黎巴嫩领土上的争端。美国的入场很快造成了苦果。1983年4月,位于西贝鲁特的美国驻黎大使馆遭遇炸弹袭击。同年10月,更是发生了一起叫人难以忘怀的惨剧:一名自杀式袭击者驾驶卡车一头冲进贝鲁特南部郊区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基地,爆炸声响起,240多名美国人丢了性命。贝鲁特美国大学和刚刚就任校长的阿拉伯主义者马尔科姆·科尔就此陷入了一场他们完全无力掌控的巨大困境中。
其实,马尔科姆·科尔本不需要接下这份差事:他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职业生涯相当顺利。从教以来,他一路晋升、顺畅无碍,已经在美国奠定了阿拉伯学领军人物的地位。1979—1981年,他曾在开罗生活,在开罗美国大学担任访问学者。但是,他并不喜欢开罗,对于开罗美国大学也没有什么特殊情感。相较之下,还是黎巴嫩口音的阿拉伯语更得他的喜爱,能够唤起他的回应欲望。贝鲁特这座城市和城市周边的山乡谷地寄托着他的回忆与思念,那个国家和那里纷纷扰扰的人群与教派都深得他的眷恋,这份眷恋来自他的父母:1919年,马尔科姆·科尔的父亲、临床生物化学专家斯坦利放弃了沃尔特·里德(Walter Reed)[16]医院的工作,来到黎凡特为近东救济会提供志愿服务。近东救济会成立于1915年,是美国公理会差会[17]下属的人道救援机构。斯坦利·科尔的志愿者生涯始于阿勒颇,他为当地的亚美尼亚难民四处奔忙,什么工作都做。他当过摄影记者,解救过被强行掳掠到库尔德和土库曼人家里的亚美尼亚小难民,负责过救济会的医疗与卫生工作,进过实验室。他积极防治在难民之间流行的疟疾和热病,自己试饮水源,准备静脉注射所需的无菌溶液。内心惊惧的难民朝着土耳其方向逃去,其中的亚美尼亚儿童经常遭到游牧部落与村民的拐卖。无所畏惧、古道热肠的斯坦利·科尔总爱挺身而出,帮助这些孩子回到父母的身边。
1919年秋天,斯坦利·科尔转而来到土耳其东南部的马拉什(Marash)。这里曾是亚美尼亚民族的聚集地,人口最多的时候一度达到80,000人。及至1923年,马拉什历经世界大战,又深受亚美尼亚大屠杀以及一战之后土耳其边境频发冲突的蹂躏,当地的亚美尼亚人不是惨遭屠戮就是流落异地。正是在这片地域,高高瘦瘦、戴着眼镜的年轻志愿者斯坦利·科尔开启了自己与亚美尼亚民族的一生之缘。他投入救援难民的事务,与土耳其官方磋商沟通。他坚守此地,直到随着最后一批亚美尼亚孤儿坐上大篷车前往贝鲁特(他与自己未来的妻子、来自俄亥俄州的年轻女子艾尔莎就相识于贝鲁特。这段美好的际遇被他写进了著作《马拉什群狮》[The Lions of Marash]当中)。与亚美尼亚人的友情让斯坦利·科尔难以忘怀,奔赴贝鲁特的浪漫之旅在他的心灵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他曾回到宾夕法尼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由此与黎巴嫩分别三年。毕业后,他立即赶回贝鲁特,投身当地学界,并于1960年在这里退休。他的儿子马尔科姆·科尔继承了他对黎巴嫩的感情。虽然马尔科姆·科尔写过埃及和泛阿拉伯世界的问题,但黎巴嫩这片小小天地的历史才是他真正的牵挂。他着迷于这个国家的生存之道,喜欢这里的菜肴和这个民族的文化传统。丈夫过世十年之后,安·茨维克尔推出了一本名为《和我一起从黎巴嫩而来》(Come with Me from Lebanon)的回忆录。她记得马尔科姆·科尔的一句戏言:“我有25%的可能性横死黎巴嫩,而且死期一定会早早来临。”但贝鲁特美国大学的召唤叫他无法回绝。他去了,就会在学校的历史上留名。他还能重游地中海岸边的那处“伊甸园”,住进蓝花楹与松柏掩映下的“马奎德之家”(Marquand House,即校长官邸),成为学校大厅校长办公室的主人。这里就是他的圣地:前辈先贤曾在这里工作与生活,他对这些教士与教师的人生和遗产无不耳熟能详。
马尔科姆·科尔知道,这份差事有风险:1982年7月,他的前任戴维·道奇(David Dodge)——此人的父亲也曾掌管这所大学,学校创办人丹尼尔·布利斯还是他的母系先辈——在校园中遭到绑架。戴维·道奇是马尔科姆·科尔的童年玩伴。其后他的际遇广为人知:劫匪取道叙利亚,将他带到了伊朗。在那里,戴维·道奇在囚牢里待了一年多的时间。马尔科姆·科尔幼年印象中那个美好的贝鲁特和阿拉伯世界早已烟消云散。他很熟悉美国干涉黎巴嫩事务以来的历史痕迹。1983年,他曾撰写悼词吊唁一位来自约旦的往日好友。文中,他语带伤感,讲起了那个一去不返的单纯年代。那时候,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圣经——乔治·安东尼乌斯所著的《阿拉伯的觉醒》刚刚写就,粉墨登场的各色人物,英雄也好,歹徒也罢,无不个性鲜明、颇为传奇。如今时过境迁,马尔科姆·科尔写道,过去那“一小部分英雄与歹徒终被一大帮新近出现、千人一面的参与者挤下了文学与政治的舞台。新人众多,但缺乏固定的组织,没人能够掌控他们,让他们为任何事情负担责任。大众政治和大众消费文化就此到来”。他哀叹,精英传统的地位不再安全、被人疏远,阿拉伯世界与美国再一次相遇,却无法相互理解。他出身上流社会,花了许多年的时间研究阿拉伯语和阿拉伯人。可是,“新近造访阿拉伯世界的那些(西方)人和以前截然不同,而且他们的数量也远比以前多。”他在追悼约旦朋友时写道:“他们并无兴趣了解这个国度和这里的人民,无意在此长期驻留,一心只想迅速发财。他们中的不少人都来自工人家庭,不知道也不在乎伊斯兰教关于女德和禁酒的传统。他们与当地人民的相遇,与其说是融洽接触,不如说是严重冲突。”
早在1981年,马尔科姆·科尔就在《阿拉伯统治秩序的富与贫》(“Rich and Poor in the Arab Order”)一文中提到了阿拉伯世界的绝望和崩溃。这篇文章也许是他最富洞见的名篇。在文中,他收敛了过去的讥诮与诙谐,谈论了那个时期阿拉伯世界现实的沉重。当时阿拉伯世界有“两处合资投机活动”(“two joint ventures”):在波斯湾沿岸“挥霍的数十亿美元”,在黎巴嫩的“无尽破坏与杀戮”。这些活动也都有外来势力的参与,“所谓的‘新阿拉伯秩序’的合伙建设者”。阿拉伯人曾认为黎巴嫩是一片乐土、一处便利的“理智避难所”,如今,他们却把这里化作“一片保留地,专供宣泄恶意与疯狂。他们不再宽容、互利,这两种精神反倒被沙特阿拉伯和海湾诸国继承了下来。”据说,马尔科姆·科尔发表这篇文章时,校方正在考虑让他担任校长,有人担心,考虑到贝鲁特美国大学正身处内忧外患之中,写这样的文章会降低他筹募资助的可能。最终,他并未因非议而却步,仍然踏上了赴任的行程。
我与马尔科姆·科尔打过交道,但谈不上特别亲密友好,与他之间只是工作上的关系。我曾在开罗见过他一两次,到了华盛顿和纽约以后,也曾有过交集。20世纪70年代末期,我开始撰文讲述阿拉伯世界的当代政治。我研究的主题正是他一手开拓的学术领域,他是这方面的权威。作为阿拉伯世界的外人,他对阿拉伯世界里的种种蠢行怪状更能耐心相待;而我来自那个世界,和他的看法不一样。我们从未深入讨论这种分歧,因为我们相互并不了解,没有互相挞伐的道理。我最后一次与他见面是在1983年11月中旬的纽约华尔道夫酒店,那是在他的人生走到终点的两个月前。那一次,酒店特意举行宴会欢迎他的到来,欢迎活动得到了贝鲁特美国大学的协助操办,我陪一位来自贝卡山谷的黎巴嫩政客出席了那场宴会。这位政客是出身什叶派的上流贤达,与我的家族结过姻亲。马尔科姆·科尔当然知道这人的大名。不过,那次是他们初次相见。两人拥有不少共同点:他们的儿子同样就读大学一年级,而且同是亚利桑那大学的校友。两人都表示,回到贝鲁特后仍会保持联络。这个政客说,马尔科姆·科尔非常乐意倾听和了解什叶派的心声。马尔科姆·科尔年轻的时候,什叶派信众在黎巴嫩是贫穷的边缘群体,可到了80年代初期,他们已是黎巴嫩境内人数最多的族群。他认识的人都属于巴勒斯坦的资产阶级、贝鲁特的豪门大族,以及逊尼派穆斯林和各种基督徒,这些群体当时在当地文化和政治生活中占据着统治地位。什叶派就是他所说的“一大帮新近出现、千人一面的参与者”,他眼看着他熟悉的世界成了他们的天下。华尔道夫的这场浮华宴会也逃不过贝鲁特政坛诡事的叨扰,躲不开什叶派武装力量的阴云笼罩。当时,马尔科姆·科尔的前任戴维·道奇刚从伊朗脱身不久,也是宴会的嘉宾之一。主办方专门介绍了他的到来,全体宾客都起立致敬。对此,道奇只是聊做回应,随后便坐在那里一言不发。原来,他曾在伊朗做过一笔交易:他只有对羁押期间的遭遇避而不谈,才有可能重获自由。道奇答应了这一条件,所以只能一个人承受自己经历过的种种折磨。
1984年1月,马尔科姆·科尔遇刺。凶手的身份无从缉查。当时,黎巴嫩的大人物一个接一个地倒在暗杀者的枪口之下。大家都在猜想主谋到底是哪些人,却总难找到准确的答案。曾有一个自称“伊斯兰圣战会”(al-Jihad al-Islami)的组织主动揽下谋杀马尔科姆·科尔的“功劳”——可是,人们根本不知道这个“圣战会”是否真实存在。马尔科姆·科尔去世后的转天,一位名叫瓦利德·朱布拉特(Walid Junblatt)的德鲁兹派青年领袖将矛头指向了右翼的黎巴嫩长枪党(Phalange Party)。朱布拉特觉得,马尔科姆·科尔这样一位深孚众望的学人不幸身亡,是因为“他一心捍卫学校的学术自由,拒绝向长枪党分子的统治卑躬屈膝”。朱布拉特的父亲在1977年被枪杀,他所代表的群体一直与马龙派势力及其军事武装长枪党浴血斗争。自然,朱布拉特非常乐意将马尔科姆·科尔的死怪罪到政敌的头上。
也许,谋害马尔科姆·科尔的那些人是想借此向黎巴嫩境内的美国势力示威,果真如此,他们倒确实达到了目的。黎巴嫩的局势早已让美国失去耐心:虽然美国官员一再宣称坚守到底,甚至立下誓言“绝不容许极端势力横行霸道”,可在海军陆战队总部遇袭的那一刻,美方就已下定决心撤走。马尔科姆·科尔之死更是加快了美军撤离的速度。他的死表明,美国干涉黎巴嫩局势的作为实属愚蠢,贝鲁特已经身陷血腥的乱局。马尔科姆·科尔的一位黎巴嫩友人曾经表示:那个年代的黎巴嫩不值得马尔科姆·科尔坚守下去。友人的看法不无道理,却只说出了部分事实。曾经吸引马尔科姆·科尔父母那一代人来到黎凡特的潮流催生了一个新世界,但是这个世界已经被现代性与变革之风吹得无影无踪。
有史料指出,列维·帕森斯(Levi Parsons)与普莱尼·菲斯克(Pliny Fisk)这两位安多弗神学院的毕业生,是第一批来到贝鲁特的开路前驱。两人的目的地是圣地巴勒斯坦。1819年11月,帕森斯与菲斯克自波士顿码头启程,准备“为伟大天使奉献青春/引领人类走上正途”。经过努力,帕森斯等人在耶路撒冷组建了传教团体,他后来坦言,想要把福音带给这些“活在基督诞生之地但冷漠浑噩的人民”相当困难。
后来,这里又出现了其他传教团体的足迹,比如阿默斯特与耶鲁两座学府的青年人。某些时候,传教人群当中还有来自蒙特霍利约克学院的年轻女士。从英国来的传教士大多落脚在耶路撒冷,贝鲁特则是美国人钟爱的聚居地。那个时候,这里不过是一座小小的港口,没人记得它的历史。港口四周围着城墙,每到晚上都要宵禁,城墙外围有一排岗哨,还零零散散地分布着一些人家。来自马萨诸塞州坦普尔顿(Templeton)的传教士威廉·古德尔(William Goodell)曾在1824年的一封家书中描绘了那个年代的贝鲁特。他写道:
上苍为我等提供的容身之地非常宜人,就位于一处大湾的西岸。南面是一片广阔的美丽原野,以及覆满橄榄树、棕榈树、橙子树、柠檬树、松树与桑树的群山。从居住的露台望出去,我们的视线能够跨越城墙的阻碍。村舍星星点点,少说也有200多所,分散于桑田之间。
想要了解更为完整的贝鲁特风貌,可以参阅W. M. 汤姆森(W. M. Thomson)写下的《此地与此书》(The Land and the Book)——身处黎凡特的传教士留下的著作数量繁多,而1872年出版的这本书无疑最精彩、最广为人知。汤姆森的家乡位于辽阔的美国中西部,其本人“在叙利亚及巴勒斯坦传教长达30年”。他的这部著作详尽收录了不少当地动植物的插图,“介绍这片圣地的人文风俗,是一份描绘风景地貌的指南”。从这本书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他有时对这块土地充满好奇,有时又显得高高在上,有时熟知此地文化的许多细节,有时又对这里的人民不大耐烦。汤姆森自陈,他有感于前人在《圣经》研究中“对《圣经》诞生地的大量描述并不准确,而且流于肤浅”,所以才着手撰写《此地与此书》。他告诉读者,在动笔写作的多数时间里,他都“身处室外的原野——在海边或圣湖湖畔,在山麓山巅,在橄榄树、橡树或者巨岩下:在这里生活和思考,感受与写作。毫无疑问,这里的地域环境为这本书赋予了独特的色彩与性格”。
汤姆森的话并不夸张。这片“美丽之地”给了他激情,助他写出了一部杰作。在书中,这里的土地、人民、各类地名的渊源和风景都有着鲜活的细节。我在汤姆森的作品中还找到了祖籍小村附近那座宏伟的博福尔要塞,他的描述让我仿佛身临其境。“看吧,现在,目光越过利塔尼河高耸的峡谷,古老优美、悬居崖边一侧的要塞就可以映入眼帘。我常常造访那里,还曾在堡垒附近宽阔的壕沟里扎营过夜。身处要塞,风景实在妙绝。河谷幽深直通水面,巍然而可怖。每一次来到这里,我都要像小孩一样拾起石块,顺着城堡边缘抛下山崖,盯着石子坠落的长长轨迹,直至它们掉进丛林失去踪影,或是没入山下的河流。”汤姆森的文字是那么真切,那么清晰。我小时候住在博福尔要塞俯瞰的祖籍小村时,往山下扔石子就是我和伙伴们消磨夏日时光最为刺激的游戏。
汤姆森笔下的贝鲁特正处于变革之秋:人口的膨胀与时代的变迁改变了过去的习俗。在那之前,贝鲁特会在黄昏时分关闭城门,整个夜晚城池都封闭不开,街头一片黑暗,巡逻队监视着过往的路人,确保大家手里都提着灯笼。“四下伸手不见五指,卫兵静悄悄地往来巡逻,不带灯火上街乱走的人马上就会遭到他们的逮捕。晚间出门的规矩,大家都请记住啦!要不然,就去班房那种不太舒适的地方过夜吧。虽然贝鲁特的某些习俗已在慢慢退出历史舞台,但仍然留有很多在别处能看到的规矩,除了大马士革。”汤姆森如是说。《此地与此书》写就之时,贝鲁特的城区已然扩张到了城墙之外。汤姆森认为:“在叙利亚乃至整个土耳其帝国,没有哪座城市的扩张速度能够赶上贝鲁特。这个地方注定还会兴旺发展下去……这就是贝鲁特,荣耀的地中海环绕着它,各国各式的优美船只在此经停。远道而来的您一定可以感受到,这个城市的未来将是美丽且壮阔的。”
正在贝鲁特摆脱城墙约束、大举扩张的当口,来自佛蒙特州尚普兰山谷(Champlain Valley)的传教士丹尼尔·布利斯也开始在这里办学,他创建的学校正是贝鲁特美国大学的前身。这座学府于1866年开始招生授课,第一批学子仅有16人,由布利斯和其他两位传道人员教导,另有一位黎巴嫩本地教员负责数学课程。马尔科姆·科尔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出生成长。学校的一切都是他继承的文化遗产。1954年,他未来的妻子安·茨维克尔来到贝鲁特。她从纽约出发,跟着一艘荷兰货轮航行了17天。映入她眼帘的这个地方仍然保持着殖民时代的小城风貌:一所所房舍藏在围栏后面,显得杂乱无章;漫出墙体的九重葛到处疯长,花园草木繁茂,巷弄狭窄逼仄。刚刚毕业的年轻学生马尔科姆·科尔向她大献殷勤,带她参观城中的古迹美景,为她充当向导。当时的马尔科姆·科尔站在一个十字路口,一条路通向黎巴嫩,另一条路则连着他所代表的那座美国学府。那一定是个奇迹的时代。每到夏天,斯坦利和艾尔莎都会前往山间某座寂静小镇里,住进一栋石头小屋。小屋身处茂密的松林中,视野极好,可以一览附近的群山和深谷。在他们附近,就在那座山的山顶,还住着另外四位美国教授。心灵手巧的生物化学教授斯坦利·科尔的果园也在此处,他在那里从事实验,培育新型的葡萄与水果。严格来说,黎巴嫩这个世界的政治与阶级其实和马尔科姆·科尔毫无瓜葛,但他投身其中,对阿拉伯民族主义寄望甚高,深深信任着主持民族主义运动的那个阶层。他那些阿拉伯同龄人必然遭遇的命运与纠缠,也会找上后来成为校长的马尔科姆。他曾在信中告诉自己的妻子,校长的职位好似“庄园之主”。可他没想到,这座“庄园”已经起火了。
马尔科姆·科尔遇害之后的那几年,我仍会不时想起他和他的父亲斯坦利,唤醒我回忆的是他的儿子史蒂夫·科尔(Steve Kerr)。早在1983年,我就听过他的名字,当时这孩子还在亚利桑那大学上一年级。后来他投身篮坛,通过选秀进入NBA,先后在克利夫兰骑士队和芝加哥公牛队效力。我对NBA所知不多,但却一直关心着史蒂夫·科尔的动态。我总会在比赛场上寻觅他的身影,时时注意个人技术统计栏里他的各种数据。我了解到,他是一位神射手,若论在三分线外投篮得分的功力,他堪称联盟最佳之一。我还知道,他的梦想在1997年的那个赛季变成了现实。在季后赛总决赛中,他们碰上了犹他爵士队,比赛打到第六场,史蒂夫·科尔接到队友迈克尔·乔丹(Michael Jordan)的传球,投中了制胜的两分绝杀;在第四场的时候,他失手过一次,当时他身边无人防守,传球的人还是乔丹。他为此沮丧万分。史蒂夫·科尔失手之后的转天,我在ESPN频道的访谈节目里见到了他。节目录制地点位于盐湖城,持续时间很长。访谈结尾,记者谈到了史蒂夫·科尔父亲遇害的事。不难发现,记者的言语让一头金发、满脸稚气的史蒂夫·科尔想到了某些不愿再次触及的回忆。他说,没错,他很思念父亲,每天他都会想到他。他还说,如若父亲还在人世,一定会为他的NBA生涯深感自豪。说完这些,他转移话题谈起了轻松一些的事情,也就是那次他在空位下的失手。几天之后的芝加哥,他迎来了决定冠军归属的一场比赛,再次在无人看守的情况下投篮。他没再失手,球队获得了冠军。
芝加哥公牛队曾爆出新闻:有一次史蒂夫·科尔和乔丹大打出手。面对“飞人陛下”,他居然一点儿退缩之意也没有。他的勇气让体育记者大感惊异。记者可能不大清楚:他的祖父斯坦利曾在阿勒颇与马拉什的群山中孤身奔走,解救落难的亚美尼亚儿童,只带着一把手枪,就敢护送这些孩子坐着篷车前往贝鲁特;对于有这样一位父亲、经历过丧父之痛的史蒂夫·科尔而言,NBA赛场里的风波与冲突实在有点无足轻重。过去的人生已然过去,东方的世界和它的人民不再与他相关。1965年出生于贝鲁特的芝加哥公牛队神投手史蒂夫·科尔生活的这个国度早就没了传教的狂热。东方那片古老的土地已被淹没在往事之中,没人记得起,也没人愿意投入新的热情。
[1]《棕发女郎对我说》(The Brunette Told Me)是尼扎尔·卡巴尼第一本诗集的名称。
[2]基督教文化常用“奶与蜜”形容土地肥沃、物产丰富。
[3]指奥斯曼帝国于1861年在以法国为首的欧洲诸国要求下设立的黎巴嫩山穆塔萨勒夫领,以保护在1860年黎巴嫩山内战中遭屠杀迫害的马龙派基督教徒。自治区的行政长官须由基督教徒担任,并须经过法、英、俄等国的同意。
[4]腓尼基人曾于公元前30世纪至公元前5世纪生活在今天黎巴嫩所在的地区。
[5]中欧民间传说里的人物,笛声可以蛊惑少年儿童跟随其后。
[6]作者在原文中使用了该党在法国通常被称呼的名字:叙利亚人民党(Parti Populaire Syrien)。
[7]即亚瑟·贝尔福(Arthur Balfour),英国政治家。1916年起担任英国外交大臣,翌年发布《贝尔福宣言》,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家园。
[8]指埃及的基督教圣徒安东尼(St. Anthony the Great),专注于隐修生活,影响了圣奥古斯丁等人。“安东”(Anton)来源于古罗马人名安东尼乌斯(Antonius),而“安东尼”(Anthony)的拉丁语写法就是Antonius。
[9]出自《圣经·约翰福音》10:10,是耶稣说的话:“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
[10]巴勒斯坦政治家,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领袖。早年曾从事武装斗争抗击以色列,1973年以后转而谋求通过政治外交手段实现巴勒斯坦建国的计划。1994年获诺贝尔和平奖,2004年逝世。
[11]英国国际文化与教育交流机构,1938年由英国外交官雷金纳德·利珀(Reginald Leeper)首倡设立,第一个分站设于开罗。
[12]T. E. 劳伦斯所采用的军事战略,利用小股武装的袭扰,或仅仅通过散布虚假情报,致使敌军误判战略重点。
[13]指中东的一片月牙状地区,大致范围包括今天的巴勒斯坦、以色列、黎巴嫩、叙利亚、约旦、伊拉克等国,以及土耳其和伊朗的部分地区。该地区是人类文明的摇篮之一,也是历史上最早出现农耕活动的地区之一,曾孕育出苏美尔等早期文明。
[14]出自《圣经·以赛亚书》60:1,“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
[15]指1975年爆发的黎巴嫩内战。二战后,以色列的建立激化了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的矛盾,大量巴勒斯坦难民逃入黎巴嫩境内,壮大了该国泛阿拉伯主义和左翼的势力,打破了原本的宗教平衡;同时,在冷战中,黎巴嫩的统治阶级马龙派基督徒采取亲西方的态度,而泛阿拉伯主义者与苏联关系密切,这加剧了黎巴嫩国内社会的分裂,促使两个群体于1975年爆发战争。战争一直持续到1990年,使黎巴嫩陷入旷日持久的灾难。据估计,约有15万人在战争中死亡,10万人受伤,90万人(战前黎巴嫩人口的1/5)流离失所,25万人逃往国外。直至今日,黎巴嫩依然没能从这场战争的创伤中恢复过来。
[16]美国著名细菌学家。沃尔特·里德医院是美国重要的军事医院。
[17]美国基督教公理会面向海外的传教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