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幕
遗产
1996年夏，伊拉克诗人布兰·海德里（Buland Haidari）落葬伦敦。阿拉伯文坛的男男女女送别了他，却难以忘怀他一生的悲怆。1926年，海德里生在巴格达。他这一辈子经历过两次流亡：先是为摆脱伊拉克国内的专制统治而避居贝鲁特，后来又从贝鲁特的乱局和因乱而生的种种问题中脱身去了伦敦。到他离世之前，阿拉伯语世界几乎所有的政治新闻从业者与文化人都已流落海外。几代阿拉伯人遗留下来的政治理想——也就是他们对于世俗的启蒙运动与现代化的向往——最终未能实现。整个阿拉伯世界受困于重重疾患，遭遇了滔天动荡。海德里流离四方、客死他乡的故事不过是乱世之中一个小小的篇章。与他志同道合的那些阿拉伯人全都没了奋斗的方向，失去了文化上的家乡。
海德里的诗人生涯始于20世纪40年代。他这类诗人比较特殊：他们有志于诗界革新，视推行阿拉伯语文学的现代化为己任；他们胆大任性，深信文字的魔力，觉得文学改良与政治变革息息相关；他们很反叛，反对权威、习俗和传统，反抗自家的长辈父兄。海德里本人出生在土地贵族家庭，却尝过不少的寥落和艰辛。他见识过巴格达的市井生活，还结交了好些漂泊江湖的潦倒畸零人。海德里一族的富贵史可以追溯到16世纪上半叶，也就是苏莱曼大帝（Suleiman the Magnificent）那个时代。当时，他们家族积累了难以计量的土地，出了许多宗教法官、学者与政府官僚——都是当时聚居穆斯林城镇中的土地贵族家庭青睐的行当。这个家族有着库尔德人的血统。还好，他们发迹的时候，族裔民族主义尚未兴起。上流世界仍是门户开放、出入自由，足以保证海德里一家人跻身其中。到了19世纪，奥斯曼帝国开始实施集权，削弱远离中央的地方土地贵族的势力，海德里家族同样难逃影响。不过，他们保有的财势足够雄厚，由此安然渡过难关。1921年，英国人在伊拉克扶植起了君主制政体。对于这个古老的政权而言，海德里一族的地位有如“国之柱石”一般。
布兰·海德里为什么会奋起反抗他的家族所代表的那个世界？具体的缘由，我们并不知晓。有人觉得，事情源自他的大伯、在旧政权里身居要职的达乌德·帕夏·海德里（Daud Pasha Haidari）[1]。幼年海德里刚刚失去父亲，便被这位大伯剥夺了继承家产的权利。另有一种看法，他的反叛倾向与他浪迹街头、沉醉于左翼思想的经历有关。总之，年近二十的海德里摆过一段时间的摊儿，替人写状纸（在那个年代，阿拉伯地区城市里的各大官署门口都有这种文书人员，为目不识丁的人写状纸）。布兰德的摊子摆在司法部门口，而司法部正由他的大伯掌管。“反叛与流亡，是我天生的性格。”离世前夕，海德里曾经回忆：“在我与伊拉克旧有的统治秩序决裂之后，叛逆的性子更是不可收拾。”
再后来，伊拉克的旧制度覆灭了，事发于1958年仲夏的某一天。经过几场骇人的流血暴力，年轻的国王费萨尔二世（Faisal Ⅱ）及其家人死在了政变军人的手中。乱局之中，布兰·海德里和他的同辈看到了希望。新世界的曙光就在他们眼前：土地贵族的特权即将瓦解，王室灰飞烟灭，就连英国人强加在伊拉克社会的影响都会消失不见。与海德里同年出生的诗人阿卜杜勒·瓦哈卜·巴亚提（Abdul al-Wahhab al-Bayati）觉得，1958年的这场革命会让整整一代人梦想成真。他在诗中唱诵道：
太阳升起，在我城市的上空
钟声鸣响，召唤着一个个英雄
醒来吧，心爱的国度
让我们拥抱自由
没过多久，狂热信徒与政变军人建起的新秩序就陷入了自相残杀的喋血内讧。新的政治格局并非只带来了兴奋和欢愉。那一代阿拉伯青年自以为迎来了黎明，后来却被卷入政治纷争的背叛与血腥。很快，布兰·海德里的祖国再次屈从于新一轮的残酷命运，他也进了监狱。
后来，海德里逃出了伊拉克的政治漩涡，来到贝鲁特稍得喘息。在这座仁慈之城，海德里得以和阿拉伯各国的政坛弃儿相聚。他们都曾在政界掀起风云，到头来也都一败涂地。大家觉得，流亡贝鲁特期间的海德里平和安静。他已经尝遍了暴力与难容异己的专断，爱上了这里的包容气息。他和不少诗人与作家成了朋友，这些朋友都来自不同的信仰阵营——有共产主义者，有阿拉伯民族主义分子，还有认同“叙利亚与黎巴嫩同属于一个地中海国度”的人。海德里热爱贝鲁特，因为它给了他新的机会。他在贝鲁特开过书店，办过科学杂志，做过自由职业。他的爱好兼容并蓄。他著书立说，阐述艺术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大谈清真寺建筑的发展史。在黎巴嫩这个超脱于阿拉伯世界纷乱局势的孤岛，海德里开始了一段新的人生岁月。他仍旧在写诗，并热心参与同一时代兴起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他认真严肃地谈论“阿拉伯民族”的团结一体，大力提倡文学与文化的“阿拉伯文艺复兴”，积极响应五六十年代的社会呼声，坚信阿拉伯人终会摆脱贫困、落后和依靠强权的命运。全新的生活需要全新的文学、全新的表达方式来衬托。海德里把全部精力都投注到了阿拉伯文学的改革事业之上。他如此急于彰显身为阿拉伯人的归属感，也许与他拥有“库尔德人”这个身份有关。他不关心族裔政治，不在意库尔德人和阿拉伯人的差异。阿拉伯文化襟量宽宏，容得下所有宗教派别，自然能包容海德里这样的少数族裔。海德里写的是阿拉伯语的诗歌，他心心念念的光明未来也属于全体阿拉伯人。
战火还是烧到了贝鲁特，“阿拉伯的觉醒”的美好愿望在宗教仇杀、族群纷争的现实面前碰了壁。不少人选择逃离，去了巴黎、伦敦、北美或是其他任何可能容身的地方。逃离贝鲁特的人群中就有海德里的身影。他从一个“养子”的角度吐露了告别第二故乡的心绪，他在诗集的献词里说：“谨以此集献给那些离开贝鲁特却在心里记挂着它的人们，献给那些留在贝鲁特却被它遗弃的人们。”
那一次，无数的阿拉伯人背井离乡。阿拉伯语版的杂志、报纸和出版社在异国扎根。餐馆老板带着自家的招牌和菜单到远方做起了新的生意。作家、记者无不缅怀那个逝去的纯真年代，却只能委身他乡追念过去。那一代人的遗产——他们那世俗倾向的政治理念、对于社会进步与现代化的期盼——已经渐渐流失了。前后两代阿拉伯人之间的纽带——关于什么该留下、什么该抛弃、什么该修正的微妙约定——断裂了。躲进阿拉伯语这片禁地，躲开西方人、以色列人、各类“敌人”以及“东方主义者”的注目和探听，旅居西方的阿语媒体人无不直率敢言、口无遮拦，没人看得懂他们在说什么。他们不需要说太多细节，在谈到阿拉伯世界发生了什么时，他们只需微言大义就足够了。他们熟悉阿拉伯现代史的发展轨迹。任何与海德里年纪相仿、认识相近的人都会在政治与文化方面经历巨大的断裂。他目睹过20世纪50年代的文化盛事——识字率的提高、大众民族主义的政治自信、妇女解放的浪潮，还有作为艺术形式的新文学、新诗歌得到普及与受人喜爱的全过程——以及这场盛事的冷落。他将在1956年遭遇苏伊士运河战争——这是阿拉伯民族主义狂想的最高峰——并在十年之后的1967年眼看着那股民族主义的信心因为“六日战争”的失败而破碎一地。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海德里那一代人在阿拉伯世界的年轻一代之间已经看不到自己的影子了。用我们简单阐释阿拉伯文明的方法来说就是：年轻一代的阿拉伯人放弃了老一辈尊崇的世俗政治原则，选择了神权政治。新老两辈分道扬镳，但在激荡的政治与文化局势下，还有更多东西的命运飘摇不定：故乡、记忆、一代人继承文化的方式，还有他们那些不容置疑的政治与社会思想，统统消散无踪。作为阿拉伯精英阶层的一分子、海德里的同龄人与理想上的同志，哈齐姆·努赛贝（Hazem Nusseibah）曾用一段简短的文字记录了80年代中期的那段往事。努赛贝是巴勒斯坦裔的约旦外交官，同时也是一位作家。对于那个时代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分子，他这样评价：“他们坚信，新近发现的阿拉伯文化遗产中最优良的那一部分会和现代西方文明与文化交融一处。他们还觉得，交融的过程定会顺畅无碍。”到了20世纪90年代，再也没有阿拉伯人能说出这样的话。阿拉伯与西方文明在人、事、物之间的分隔已经被打破——如今的我只需来到距离纽约上西区的住处几个街区之遥的地方，就能买到家父在50年代的贝鲁特经常阅览的那份报纸——但是它们的相遇伴随着剧烈的骚乱、愤怒与暴力。无边的动荡席卷阿拉伯大地，叫所有人猝不及防。阿拉伯人过去的自述、写下的历史、向子孙后代传递的真理与信念，全都跟随时代沉沦于黑暗之中。
海德里就能以那种微言大义的方式讲述阿拉伯的历史。他知道他的读者可以看明白他在说什么。“阿拉伯人陷入了一片‘恐怖的汪洋大海’。”海德里写道。恐怖之水淹没了整个知识界。他说，恐怖来自那些自命代表“真主的律法”、声称要把人间变成天堂的“宗教原教旨主义者”，来自自诩民族主义和国家之唯一代表的政权，也来自部族中心主义、种族清洗行径和大国沙文主义。“这三种恐怖成了政治上的三位一体，完全不能悖逆。任何敢于质疑它们的人都可能丢掉性命，或是背上‘叛教’与‘背弃民族’的罪名。”他还指出，每一天，“阿拉伯大地”的每个角落里都会传出文化界人士遇害惨死的消息。屠刀与暴力从不放过任何人，包括年迈的埃及知名小说家马哈富兹，他的伤便是在1994年他在开罗遭到一群年轻狂徒袭击时落下的。海德里绝望地写道，“恐怖的汪洋大海”肆虐当前，哪里还有可能让阿拉伯世界的思想者与文学家奋起迎击。为了活下去，大家被逼着当“三不猴”——不看、不说、不听。
一般作家总是会向读者详细说明某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和各种知识，海德里在讲部族战争和沙文主义的时候却无须多加解释。当时，民族主义者呼吁了一个世纪的泛阿拉伯主义早已瓦解。海德里是一个库尔德人，对此他的不少读者无疑都心知肚明，他们知道几年前库尔德斯坦山区的那桩惨案。那是1988年夏天——准确地说，惨案发生在当年8月25日到27日之间——伊拉克政府使用化学武器悍然镇压本国的库尔德族人，数千人死于非命。当局制定了一项令人发指的“再安置计划”，划出一片广袤的区域，允许军队自由开火，无数村落与城镇因此被毁。库尔德居民与伊拉克政府的紧张关系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战后的外交处理措施也未能缓和双方的矛盾。以前在库尔德人的地界就爆发过反叛活动，但像这种由政府发动的暴力行动，其规模之大、手段之凶残却是前所未见，阿拉伯社会许多领域的禁忌和底线都被打破了。1988年夏天库尔德山乡的那出惨案，不过是在阿拉伯世界诸多怪诞变迁暴露出的冰山一角。
海德里的那段文字意指的正是这场发生在山乡的惨剧，它并非什么孤立事件。除了这场惨剧，海德里的读者们还拥有许多类似的回忆，听闻过同样的事情，它们赤裸裸地证明了阿拉伯世界已然分崩离析。他们见过黎巴嫩的不同族群互相残杀，见过叙利亚的不同教派冲突不断。虽然民族主义阵营编造故事想要收买人心，不少外国的“友好人士”竭力粉饰太平，但也无法掩盖可怖的现实。伊朗与伊拉克之间的惨烈战事前后持续了足足八年。鼓吹战争的人声言，这是一场阿拉伯人对决波斯人的“种族之争”。阿拉伯民族之中多达数百万的什叶派信众的身份问题，在那些年间变成了不可承受的负担。到了1996年，锐意创新、心系阿拉伯文化革新的诗人海德里去世了，其遗体长眠于异国的泥土中，他的读者——直至诗人生命的最后几年间，他们还一直在读他为伦敦的阿拉伯语周刊《杂志》（al-majalla）撰写的文字——深深感受到了诗人无法魂归故乡的沉痛。
我和海德里不是一代人。我出生在1945年的黎巴嫩，论年纪，我和我的同龄人算是海德里的子辈。早在我踏进文学与政治的世界之前，召唤海德里那一辈阿拉伯青年男女踊跃投身政坛、倾注热情、寄予希望、后来又遁走他乡的世俗主义政治遗产——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大厦已经竣工了。我们是听话且顺从的中间一代：在我们前面，有海德里这一代父辈，本书记录的就是他们的人生；在我们后面，阿拉伯世界近年来的崩溃让我们的后人悲痛万分。今天，外人提及阿拉伯诸国时总是会说，神权政治的劲风裹挟着今日的阿拉伯世界。可是，阿拉伯世界并非一直都是今天这般光景。它也曾充满希望，灌注了几代阿拉伯人的努力与热情。乐于评论阿拉伯局势的外人却认识不到这一点。这也难怪，各位来客的眼中只剩下一片历经风暴凌虐的阿拉伯大地。这片土地上曾经存在什么，他们无从知晓；这个世界完好无损时的真实面貌，他们也不得而知。刚刚一头扎进火场的消防队，总是难以想象烈焰纵怒之前的废墟曾有的风貌。我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如今在时间和空间上都与我相距遥远的地方，我在黎巴嫩度过童年的地方——成了记者报道黎巴嫩乱局的政治素材。20世纪80年代黎巴嫩内战期间，西贝鲁特的准将酒店成了外国记者的集散地，因此声名鹊起。各大媒体的重要通讯都从这里发出，一批又一批的掮客、军阀、外交人员与间谍在此地来来去去。酒店的酒吧里养着一只身怀绝技的鹦鹉，能够模仿炮弹呼啸而至的声音。这里还住着一只名叫“肥仔汤米”的猫咪，整日猫在路透社和美联社的滚动新闻条之间呼呼大睡。这里的服务人员精明又能干。外国记者登记入住的时候，他们总会体贴询问：“您是想住在狙击手经常射击的那一侧？还是想和汽车炸弹袭击离得近一点儿？”这家酒店的故事，就是陷黎巴嫩于战火的民族的故事。身处这家酒店，他们的恶劣行径似乎都变得气派了一点儿。我和准将酒店结缘是在它名声大噪之前。酒店和我婶婶的别墅离得不远，别墅跟我就读的中学只隔着短短一段脚程。午餐的时候，我常常溜进婶婶家休息。每逢明媚的暖阳天，我可以从别墅露台观看酒店里的人在泳池里戏水或者晒日光浴。当时我们对酒店的了解来自号称知道内幕的堂兄，他说这里是外国航空公司的空姐玩乐嬉戏的地方。
我的出生地远在黎巴嫩南部的一个小村。村子靠近黎巴嫩与以色列的边境，坐落于“十字军”[2]时期的古堡博福尔要塞（Beaufort）脚下。20世纪80年代早期，博福尔要塞几乎天天都能上新闻。巴勒斯坦武装人员与以色列军队的一场纷争，正好发生在要塞及其附近地域。巴勒斯坦武装人员肆虐于山上的城堡里和山下的村庄中。以色列军队追踪而来，想把巴勒斯坦人及其武装从城堡和周边的高山地带清除出去。于我而言，这座要塞不单是一处古迹。我对它别有一番亲密的记忆。我小时候就已经对它很熟悉了，它就坐落在我居住的小村旁边的山崖上，与祖父的田地和葡萄园相去不远。它虽早已荒废残旧，却不失宏伟庄严，矗立在嶙峋的绝壁边缘，利塔尼河（Litani River）的湍流从它身下淌过，山巅与水面距离1,500多英尺[3]。要塞的残垣断壁远看如同巨龙的牙齿一般，身处其间，可以望见白雪覆顶的赫蒙山（Mount Hermon）和以色列北部的加利利海（Galilee）。在我的童年时代，那里还是一片无法踏足的禁地。铁网密布的边界线将它与我的国家隔绝开来。据史册记载，以前的卫兵经常利用要塞上的烽火台传递消息，在赫蒙山的顶峰、托伦城堡（Castle of Toron）乃至30多公里之外的海滨小城西顿（Sidon）都能看得到。当年“十字军”王国沿着大马士革方向最有可能入侵的漫长路线修筑了一连串的堡垒，首尾直线距离达100多公里，博福尔要塞便是其中之一。学生时代的我把自己视为城堡的主人。每次读到圣殿骑士团的传奇，想起那个时期的僧侣与武士修整要塞、在城堡中庭立起一座哥特式殿堂的故事，我都恍惚觉得曾与他们并肩作战。其中，“西顿的雷金纳德”（Reginald of Sidon）[4]尤其让我迷恋。他是那种“东方化的法兰克人”，曾主持博福尔要塞的军政要务，率领军民迎击由穆斯林组成的部队，在重重围困中坚守了一年有余。后来，他因伤重被俘，却仍在城外向部下大声喊话，告诫他们不要投降。敌人把他绑在树上，他也不忘勉励守军支撑下去。最终，守城的兵士齐发箭矢，让他得以从折磨中解脱。到了我生活的年代，博福尔要塞再一次登上历史的舞台——它脚下那座小村庄从未想过这里会发生这么多重大事件。我的祖父算得上是这个小地方的一位大人物，他刚撒手人寰，麻烦与外来势力的侵略便接踵而至。
村庄里的土壤很贫瘠，山间道路崎岖难行，就连出产的烟叶也长不大。一些文人赞颂阿拉伯民族在文化与政治上的“觉醒”，但肯定不曾踏足这里。我的家族拥有一些土地，全家的生计系于烟草生意。我们属于什叶派，在穆斯林中属于少数群体。到了20世纪40年代末期，我四岁的时候，家人们顺从当时的文化浪潮前往贝鲁特追寻机遇。其实早在30年代，我的几位姑叔长辈就曾在贝鲁特待过一段时间，本指望这座城市能够提供更好的教育环境，没想到他们却在贝鲁特失去了自信，最终又回到了南部山乡的熟悉天地。40年代的贝鲁特之旅则完全出于求存之故，我们一家也得以定居在那座城市。后来我渐渐长大，对50年代贝鲁特的政治与文化愈发熟悉。这种政治与文化未能为我的长辈接纳，却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
1956年苏伊士运河战争爆发的时候，我才11岁。1958年，黎巴嫩内战的星火点燃，美国海军陆战队突袭贝鲁特海岸的时候，我还不到13岁。我们这代人早早地登上了政治舞台，是因为我们受所在的城市、身处的时代，以及对民族主义的满怀激情所影响。有一次，我顶着长辈的怒火，在1958年那个酷热难耐的夏天刚过去不久，跟同伴挤上大巴去了大马士革，参加为埃及领袖贾迈勒·纳赛尔（Gamal Nasser）举行的盛大集会。我们见到了这位阿拉伯民族主义伟大领袖的真容，他出现在一座官邸的阳台上。那个年代的人都很纯真，大家都相信阿拉伯民族将在不久之后迎来光明，而这位埃及领袖正是大家的引路人。
我对宗教懂得不多。我只知道我们一家都是什叶派穆斯林。我之所以知道我家是什叶派，是因为我们的祖国在宗教上四分五裂，有十六七个教派，所以几乎所有黎巴嫩人都知道自己属于哪个教派。但在宗教仪式这个问题上，事情就完全不同了。贝鲁特西北部是亚美尼亚人的聚居区，我父亲曾在这里买过一块地，建了一栋房子。一座清真寺——一座什叶派的清真寺被建在了这里。最初是一位富有进取精神的毛拉萌生了建造清真寺的想法。由于缺乏启动资金，这位毛拉不得不为了筹款而远赴异地。他去过西非，很多出身黎巴嫩南部乡间的什叶派商人在那里经商，他的请求几乎让他们倾其所有；他去过伊朗，获得该国国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Muhammad Reza Pahlavi）的资助。在伊斯兰国家的诸位元首当中，唯有巴列维信奉什叶派。今天，在这座清真寺的入口处可以看到一块感谢这位“万王之王”（Shah of Shahs）的牌匾。这座清真寺时建时停。只有新的捐款到位，修建工程方能继续。供奉它的什叶派信徒刚刚挣脱土地的桎梏。走出乡村的他们既没有钱，又缺乏在城中立足的根基。回想当年，我和我的同伴既不懂任何宗教仪式，也不参加星期五的主麻日[5]祷告。我们不是在宗教中长大的人。指导我们生活的是世俗的政治和文化世界。
我的生活总在来回摇摆，有时身处祖辈与族人的那个世界，有时又会遭遇城市文化。黎凡特（Levant）的孩子们都习惯了这种摇摆不定的日子。这就是带有阿拉伯特色的现代性：它与古老的禁忌、祖传的恐惧心理比邻而居。它被过去笼罩和控制，却又一直想从中脱身。我的父辈只关心切身的私事：祖父留下的那些土地，垄断烟草生意的大亨每年给烟叶出多少价，身居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的姑姑伯伯能挣多少钱，还有我的父亲在沙特阿拉伯的生意有何进展。而我关心的是公义，因为我的生活要比他们轻松许多，这得感谢长辈们的辛勤努力。母亲出生长大的地方与巴勒斯坦相距不过咫尺，但她一点儿也不在意阿拉伯人与犹太人之间的事。她有她自己的世界，并对这个世界有着明确的看法。她总爱说“Al-dahr ghaddar”——“命运会报复人”。她觉得，世间男女都躲不过命运的玩弄，巴勒斯坦人的坎坷遭遇也是由于命运弄人。母亲的这种想法和我以及我这一辈人的看法都不一样。
瞬息之间，父母的世界因民族主义而天翻地覆。旧事物一下子都有了新名称。我的童年小村和我母亲家族所在的城镇紧挨着加利利海附近那些犹太人定居点，这里的人和黎以边界另一侧的犹太人居民来往频密。村里的走私贩子往来于两块土地之间，带回不少关于“耶乎德”（Yahud，也就是犹太人）和他们那些定居点的故事。1948年“立国之战”之后，以色列建国，小贩们竭力维持自己的走私生意，但战后的走私贸易变得艰险了许多。在靠近边境的这片荒野上，我们能通过铁丝网看到对面那片土地，能听到对面的交谈声。到了夜晚，梅土拉（Metullah）的一盏探照灯直射我们村所在的那处山脊。祖父说，光源就在犹太人的定居点里。我从祖父口中听到了许多历史知识——村里没有保存文字记录的传统，也没人写日记——听说了很多地方，它们如今都在一道远比铁丝网更大的屏障那边。我知道阿科（Acre）、采法德（Safad）、太巴列（Tiberias），知道灌木和沼泽遍布的胡莱湖（Huleh Lake），那里草木繁茂，人在骑马穿越那里的时候必须紧贴马儿的脖子，花一个多小时才过得去。有关犹太人定居点的种种故事一早就在村里传开，有人说犹太女人会和男子肩并肩一起在田间劳作，行走四方的农夫与商贩会带回旅途中的新奇见闻。到20世纪50年代末期我有一些政治意识的时候，阿拉伯世界就已经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大家对于犹太人似乎只剩下纯粹的怨愤。在接下来的很长一段时期里，巴勒斯坦问题成了沉重的负担，为整个阿拉伯世界的政治带来了无穷无尽的麻烦，让所有人耗尽了心力。
我的价值观脱胎自一种没什么固定形态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我是黎巴嫩人，而黎巴嫩的穆斯林深受纳赛尔的影响。我参与过西贝鲁特的穆斯林组织的政治活动。1958年夏天，伊拉克王室倒台，美国军队在德怀特·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清除阿拉伯激进分子”的命令下开进黎巴嫩；对于伊拉克的各位王室贵胄，我没有感到半点同情。我那时还年轻，听风就是雨，和大家一样，相信美好未来正等着我们。贝鲁特的另一头是东城区，东城区以基督徒居多，是一片完全不同的天地。当地居民多半是马龙派（Maronites）[6]。他们富有独立精神，刻意和四周的伊斯兰世界保持距离。他们的生活自成一体，自有一套强大的教会体系，有自己的学校，和欧洲关系密切，跟法国尤为亲近。他们还有一段独特的历史记忆：他们的祖辈曾在叙利亚的平原上遭受压迫，后来搬到了地势高耸的黎巴嫩中部，在这里获得了自由。不过我并不了解他们的历史，恕我无法和你们分享。
我的家族也有过离乡远走的经历。我的高祖父原籍是伊朗大不里士（Tabriz），直到19世纪50年代的某个时候，方才落脚在了我视作祖籍的那个小村。岁月如梭，那段来时的路如今已经没了踪迹，不过我们家和波斯的关系仍然有迹可循：到了新的家乡，高祖父被大家叫作“达希尔·阿贾米”（Dahir Ajami）[7]，也就是“波斯人达希尔”的意思。他的子孙后代连一点儿寻根的兴趣都没有。我的几代先辈或是选择迁入城市，渐渐习惯了那里的生活；或是选择远赴西非经营生意，赚了钱以支撑日益壮大的家族。我和我的兄弟姐妹对于家族的渊源更是毫不关心。我们自有我们喜爱的文化气息：我们沉醉于民族主义，想为阿拉伯社会的现代化尽一份力，痴迷于50年代兴起的美国流行文化。
我们享受着一份丰厚的文化遗产，却并不理解它。我对贝鲁特的现代化受之坦然：姑姑们穿着高跟鞋似乎并无不妥；大家求学的西方学校（以美法两国赞助的居多）理所应当就该存在；至于小姑背着长辈才敢翻上一翻的埃及小说，以及贝鲁特流光溢彩的都市风情，都是再正常不过了。当初，正是城市的生活方式吸引了我的几位姑伯。他们使尽浑身解数，想活出城里人的样子。如果没有他们，我根本无法想到，贝鲁特的现代性得来不易，是整整一代人奋斗不息、一点一滴挣下的。1928年，在我的家人还没踏上奔向城市的路途时，贝鲁特出现了一本惊世之书。作者纳齐拉·扎因·丁（Nazira Zayn al-Din）是位年轻的女性穆斯林。她在这本广博、沉重和富有非凡勇气的书中探讨了妇女罩袍的存废问题。她大胆指出：脱去罩袍，并不妨碍女性对于信仰的忠诚。我很熟悉纳齐拉的背景。她的父亲是个法官，她的家族属于贝鲁特社会上层的资产阶级。我还清楚地记得她家的氛围。她住在一扇厚重铁门后的宽阔宅院里（那时的贝鲁特没有高楼大厦，城市化进程也远未开始），院子里有一座花园，黄昏时分，她会和家人聚在花园里，享受父亲的宠爱和关心。她把她的书《脱下罩袍》（al-Sufur wa al-Hijab）献给了她的父亲萨义德·扎因·丁（Said Zayn al-Din），一位上诉法院的院长。她说，这本书是“光的倒影”，是受她父亲的智慧与自由信念之光的启迪而写下的。宗教保守人士的非难没能让纳齐拉退缩半分。她在书中表示黎巴嫩的大地上方笼着四层“罩袍”：一层罩住了黎巴嫩女性的身躯，一层罩住了智慧，一层罩住了正直的良心，一层罩住了进步的精神。她别无所求：她生来便是自由身，只希望她的祖国和女性能获得“文明国度”的自由。她坚称，既然男性穆斯林都已经渐渐不再佩戴菲斯帽这种东西，女性也就有同等权利脱去罩袍。我在那个时代的贝鲁特目睹的那种自由，我的姑姑们早就习以为常的那种自由，其实是一种新生事物。捍卫那种自由并非那么容易。纳齐拉的争议之作问世的同时，另一位勇敢的女性萨尼亚·哈布卜（Saniyya Habboub）登上了前往幸福街的有轨电车——我小时候几乎每天都会坐这趟车在城里四处逛——然后走进了贝鲁特美国大学的大门。在大学这座庇护所里，哈布卜脱下了罩袍，过起了课堂生活。
20世纪50年代，我刚开始了解贝鲁特的社会与政治现实。那一阵，只要提到西贝鲁特穆斯林聚居区的名门，人们都会想到萨拉姆（Salam）这个家族。他们一家人兴办教育、热心慈善，还是政界的活跃分子。20世纪初，这家的萨利姆·阿里·萨拉姆（Salim Ali Salam）曾经担任贝鲁特市长，是城中首屈一指的巨贾与公共人物。此人当选过奥斯曼帝国议会的议员，黎巴嫩大地上的风云大事他全都参与过：从奥斯曼统治的最后岁月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从阿拉伯人普遍梦想着当家作主的战后初期，到法国托管叙利亚与黎巴嫩的年代。到了20世纪中期，他的儿子赛义卜·萨利姆（Saeb Salim）主持贝鲁特政坛。他的职务总在议员、内阁成员和总理三者之间来回变换。我原以为这家人安于手中的权势和城市生活方式。直到后来，我读了赛义卜的大姐安巴拉·萨拉姆（Anbara Salam）的回忆录，才知道萨拉姆家族曾努力推动自身和整个城市的文化发展。十岁的时候，安巴拉披上了罩袍。她脱去罩袍是很多年之后的事，期间经历了大量的内心挣扎。安巴拉与赛义卜的母亲去看牙医，也得用罩袍覆盖身体，只露出一张嘴以便医生作业。在回忆录里，安巴拉谈到了年轻时的一次远洋航行。那是在1912年，她去了埃及，见识了那里的现代化，大型百货商店和灯火通明的城市让她眼花缭乱。这场旅行让她第一次接触到“电”这个东西。两年之后的1914年，黎巴嫩也通了电。相形之下，我那个时代的贝鲁特人自诩领先埃及人数十年。与他们相比，我们又时髦，又体面，更为西化。但这种心态是有问题的。问题在于我们自诩先进的心理不过是源于傲慢，在于大家以为贝鲁特的现代生活来得并不艰难，完全不知道珍惜这份文化遗产。要理解和欣赏一份文化遗产，需要一双冷静、耐心的眼睛。
纳齐拉的作品问世十年之后，又有一本书轰动了整个贝鲁特。书的名字是《阿拉伯的觉醒》（The Arab Awakening），作者叫作乔治·安东尼乌斯（George Antonius）。此书堪称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的宣言。作者本人的经历正可代表那个时代的精神：他信仰希腊正教，出身于商人家庭，他的家乡是黎巴嫩山的贸易重镇代艾尔卡马尔（Dayr al-Qamr）。他生于1891年，在家乡长到11岁，而后随家迁到埃及的亚历山大港（Alexandria）。当地丰富多元的文化很快迷住了他。他负笈剑桥大学，获得国王学院的工程学学位。他是E. M. 福斯特（E. M. Forster）的游伴，陪着作家走遍城中的大街小巷，见识当地人的生活（当然，是当地富贵闲人们的生活）。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福斯特志愿为红十字会服务，在亚历山大港待了三年。1922年，福斯特推出作品《亚历山大港：历史与导览》（Alexandria: A History and A Guide）。他在书中特地致意“安东尼乌斯先生”，感谢“他带我参观亚历山大港的清真寺，以及城中那些鲜为人知的漂亮建筑”。安东尼乌斯曾为英国政府效命，后来移居耶路撒冷。他获得了巴勒斯坦的公民身份，一度成为当地教育部门的巡视员。他的妻子凯蒂·尼米尔（Katy Nimr）擅长交际，他的岳丈法里斯·帕夏·尼米尔（Faris Pasha Nimr）是埃及首屈一指的大人物。法里斯在出版业白手起家，攒下了一份大家业，拥有了英国国籍。他出身寒微，来自黎巴嫩东南部的贫苦山区，曾就读于传教士开办的叙利亚公教学院（也就是日后的贝鲁特美国大学）。1885年，他的生活出了变故——奥斯曼帝国的总督把他盯得很紧，而管理学院的福音派传教士也变得愈发严苛——因此，他才选择离开故土、出逃埃及。
安东尼乌斯一生只留下了《阿拉伯的觉醒》这部可供传扬的作品。该书于1938年付梓。1942年，贫病交加的安东尼乌斯就因癌症去世，享年仅50岁。《阿拉伯的觉醒》能够成书，还要感谢查尔斯·R. 克莱恩（Charles R. Crane）的资助。克莱恩是芝加哥的金融大亨和工业巨子，他性情怪异，有反犹倾向。他醉心于异国探险，总想在遥远的地方开创伟业。1858年，克莱恩出生于一个因芝加哥的迅猛发展而兴起的家族，但是他却不喜欢家里经营的水管、配件、铁铸件和电梯生意。相比这些东西，他更向往外面的世界，喜爱海外旅行，自称俄罗斯文化和斯拉夫文化的专家。此外，他的眼光还投向了中国。渐渐地，大家都觉得克莱恩经历丰富，知道国外的世界是什么样子。他的名声引起了塔夫脱总统（William Howard Taft）的注意。1909年，克莱恩出任驻华特使。总统希望，这位工业巨子能为美国资本敲开中国市场的大门。当年7月16日《芝加哥纪录先驱报》（Chicago Record-Herald）吹嘘，克莱恩“精通两门外语，水平可与当地人媲美。据说他懂十二种语言（其中包括波斯语），能用六到八种语言流利交流”。这些话都是编出来的，但因为克莱恩出过国，单凭这一点就能骗过别人。
就在克莱恩准备离开旧金山奔赴中国的前一天，美国国务院却决定收回他的委任令。后来，他因为财大势大获得了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总统的宠信。1919年巴黎和会，克莱恩不请自来。同年6月，他和一个名叫亨利·C. 金（Henry C. King）的人共赴叙利亚、巴勒斯坦、黎巴嫩及土耳其南部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展开了一场业余调查，了解奥斯曼帝国遗民的民意。这个金—克莱恩代表团不过是来做做样子，可是阿拉伯人民却对克莱恩等人寄予厚望。代表团寻访了36座市镇，拜会他们的各方代表则来自1,500多个小城与乡村。7月，克莱恩一行抵达贝鲁特。当地妇女组成的请愿大军也找上了他们。妇女们希望代表团主持公道，帮助黎巴嫩脱离法国的“委任统治”取得独立，前文提到的安巴拉·萨拉姆也在请愿者之列。克莱恩已经受够了“近东问题”。他在黎巴嫩期间见到了安东尼乌斯，便邀请后者担任美国新罕布什尔州汉诺威（Hannover）的当代世界事务研究所（Institute for Current World Affairs）的研究顾问。这个研究所成立于1925年，也是克莱恩操办的事业。有了工业大亨的资助，乔治·安东尼乌斯夫妇得以入住一处体面的老宅。宅子在耶路撒冷的谢赫贾拉区（Shaykh Jarrah），处于斯高普斯山（Mount Scopus）山间，旁边的一条道路可以直通橄榄峰（Mount of Olives）。宅子里满是藏书与漂亮的地毯，各式唱片应有尽有。喜欢呼朋引伴的凯蒂·安东尼乌斯常在这里组织聚会，成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耶路撒冷社交文化界最有名望的沙龙女主人。
写作《阿拉伯的觉醒》对安东尼乌斯而言并非易事。他要写下阿拉伯文明跌宕多舛的复兴历程，记录一战之后英法之间缔结的各类条约给阿拉伯世界带来的分裂，以及阿拉伯人对此的反抗。书的内容很沉重，但作者的心境更是脆弱。安东尼乌斯竭力不让自己的笔触显露出一丝一毫的怀疑与焦虑。但是，只要读过他的作品，就不难察觉他的心情。我曾在的汉诺威、位于耶路撒冷的以色列国家档案馆以及伦敦的公共纪录办公室，找到几份安东尼乌斯寄给克莱恩和当代世界事务研究所的信。借由这些文件，我们可以看到安东尼乌斯不为人知的一面。1931年，他曾在信中自陈，他感到自己无力胜任这份工作：
我给自己设定了一项任务——用文字绘制画卷，展现这场名为“阿拉伯的觉醒”运动的方方面面。面对这项任务，我自觉愧为一名穆斯林。我只有两点长处。首先，我身为阿拉伯人，又接受过西方的教育，这种背景使我往往倾向于通过比较的方式，从两个侧面考察影响东西方关系的问题。至于第二点，我已经说过了：我干这份差事已有16年，去过不少地方，目睹了各种事件，有时候还能亲手推动一些小小的改变。
安东尼乌斯倾注了全部热忱，时刻关注着阿拉伯人与犹太人对巴勒斯坦的争夺。在他那本记载阿拉伯世界政治发展历程的书中，巴勒斯坦问题被列为头等大事。借由这个问题，他抒发了对于英国托管当局的不满——他曾为托管政府效命多年，渴望得到晋升和接纳，却屡遭拒绝。然而，《阿拉伯的觉醒》刚刚写好，他的生活境遇便开始急转直下。这本书在英美两地反响平淡，偏偏安东尼乌斯又对此倾注了太多心血。为了完成克莱恩和研究所交付的任务，他不得不往来奔波，离开耶路撒冷的家，前往贝鲁特、大马士革、安曼（Amman）与开罗等地，有时还得去上几趟阿拉伯半岛。羁旅生活严重伤害了他的婚姻和健康，而那个更大的阿拉伯世界也让他越来越感到失望和受挫。
1938年，身在亚历山大港的安东尼乌斯给当代世界事务研究所的主管沃尔特·罗杰斯（Walter Rogers）去了一封信。他告诉罗杰斯，自己很难觅得新的写作素材，也不能自由地谈论重要的议题。安东尼乌斯有种感觉：在阿拉伯世界，畅所欲言的自由正在步步收紧，公开发表意见的障碍越来越多。他写道：
题材是无限的，内容也可以无穷无尽，只要不触及事件的本质与根源。但是，这样写作并不符合我一贯的风格……我的意思是，如今国民陷入了盲目狂热的偏见之中，党派纷争趋于白热化，人们已经听不进有益的独立言论，只要是迎合之语就大呼欢迎，只要是反对之辞就拒不接受。自从去年冬天来到埃及，我涉猎了一个又一个关于这个国家当代生活的研究领域，却发现这些领域无一不与政治有关。如果我还想在埃及自由活动，继续与人接触交流，不去戳破他们的自信，就最好不去碰这些领域。就连单纯的文化议题最好也不要触碰。这一点，您可能难以置信，但事实确是如此。文化不但是阿拉伯语民族主义的源头，在宗教复兴运动中也占据着重要地位。而民族主义者和宗教复兴势力变得比一两年前更自信、更敢于发声了。两派人马会为了文化事务大打笔仗，也会为了纯粹的政治议题互相攻伐。这样的情势让我感到无所适从，有时候甚至相当绝望。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旅游限制与言论审查随之而来，安东尼乌斯的游历生活自然难以为继。他本就靠四处活动、替接济他的研究所撰写报告为业，损失之大可想而知。赞助人查尔斯·克莱恩在1939年辞世，又让安东尼乌斯少了一位强有力的后盾。他只好恳请研究所的各位董事理解他的难处，再给他一些时间。1940年4月，安东尼乌斯从开罗发出一封信件，提到“正常的信息来源都枯竭了”以及寄送普通邮件与报告方面的困难。他曾向美国驻贝鲁特与开罗的领事机构自荐，但是对方觉得他不过是一位研究员，他的报告也并非基于现场实地的一手材料，属于可有可无。一位和拜占庭研究会有联系的美国人住在黎凡特，1941年5月时写过一封信提到他见过安东尼乌斯，当时的安东尼乌斯“对于事业的前景相当茫然”，而且痛苦地意识到赞助他的人对他那“微不足道的工作”十分不满。另一位美国人则在1941年7月22日写给当代世界事务研究所的信件里告了安东尼乌斯一状。此人觉得“安东尼乌斯其人麻木又懒散……在我印象里，他终日缩在某位黎巴嫩前总统的妻子留下的宅邸里，生活相当优渥滋润”。
一个星期之后，当代世界事务研究所决定解除与安东尼乌斯的合同，给他写了一封告知信，请美国驻贝鲁特总领事代为转交。安东尼乌斯想让对方收回成命。他从贝鲁特给当代世界事务研究所的主管拍了一封电报：“非常理解各位董事的失望之情。我对自己也很不满，但还是恳请您耐心等待我的报告与回信。请不要因为一些我无法控制的因素而解除合同。毕竟，终止合同也无助于弥补工作上的亏欠。对于这些亏欠，本人深感惭愧而决意全力补偿。”
电报发出后的第四天，安东尼乌斯再度给当代世界事务研究所写信。信中，他又一次表达了对工作不力的愧意以及继续履职的决心。安东尼乌斯写道：
自贝鲁特
1941年11月25日
亲爱的罗杰斯先生：
我对目前的生活远远称不上满意。相反，我深感自己无能，因此心情低落、相当泄气。首先，社会上真正值得记录的大事寥寥无几，我也只能碌碌无为，智慧与精力完全无从宣泄。即便我正在从事的这点研究也有欠完整，无法具备我想要的彻底性。其次，我要仰赖当代世界事务研究所的资金维持生活，却无法履行合同而作出回报，我觉得这很不妥，心里为之过意不去……我已和法、英、美三国派驻本地的政府机构接洽，愿意为他们提供毫无保留的全方位报道。当然，我仍坚持两项牵涉报告范畴或地域的保留意见：其一，我只接洽本地区的报道工作，毕竟我要继续为研究所观察与研究本地局势的发展；其二，我的报道工作一定要服务于公众利益，而不仅仅是为了政治宣传。
其实，那时候的安东尼乌斯也该返回耶路撒冷与妻女团聚了。他与癌症的斗争即将以失败告终。1942年2月，他从耶路撒冷给查尔斯·克莱恩的儿子约翰·克莱恩（John Crane）寄去一封信。信文如下：
约翰·克莱恩敬启
自耶路撒冷卡姆穆夫提街
1942年2月12日
亲爱的约翰：
一周前，我离开贝鲁特，准备前往开罗，却因肠疾发作而不得不在这里滞留数日。今年夏初我就在医院待了很长时间，这次在从埃及归国的路上可能还得在医院住一段时间。在英军开入叙利亚作战的整个期间内，我一直住在贝鲁特美国大学医院……此后不久，法国维希政府与意大利委员会[8]就开始对我施行迫害。他们原本想要将我驱逐出境，后来又打算把我送进集中营。要不是我有恙在身，并被美国总领事搭救，恐怕我免不了要受迫害之苦。
你永远的乔治·安东尼乌斯
安东尼乌斯没去成开罗。当年5月21日，他在耶路撒冷去世。三天之后，约翰·克莱恩向当代世界事务研究所的主管告知了安东尼乌斯的死讯。
自芝加哥
1942年5月24日，星期日
约翰·克莱恩致沃尔特：
相关消息也许不曾见报，谨以此信向您通知乔治·安东尼乌斯的死讯。他已于上周三在耶路撒冷去世。关于他的死，尚无其他细节消息传出……顺便提一句，我不知道我们还可以向谁告知这个不幸的消息。我不清楚尼米尔博士最近和他的关系怎么样。
同年5月27日，当代世界事务研究所收到了凯蒂·安东尼乌斯的电报：“乔治在21号突然离世，请通知媒体。”一年过后，凯蒂给约翰·克莱恩去了信，信的内容坦率直接，既有她与亡夫关系疏远的痛与怨，也有对一位热心公义的民族主义者的哀悼。我在汉诺威看到信件原文的那一刻，仿佛被它带回了历史的现场，字里行间的愁、怨和亲密历历在目。凯蒂·安东尼乌斯写道：
自耶路撒冷卡姆穆夫提街
1943年6月13日
凯蒂·安东尼乌斯致约翰·克莱恩：
乔治弥留的几个月间，当代世界事务研究所寄来了几封信，至今仍然让我愤愤不平……您知道，过去两年里他在贝鲁特有一处公寓，常在耶路撒冷、开罗与贝鲁特之间奔波。您看，乔治死后没给自己的孩子留下任何遗产——除了那份保险。没错，我父亲会接济我。可是，乔治毕竟在这儿工作了16年，又为您效了11年的力啊……一想到他艰难度日的样子，我心里真是难过。
而后，她笔锋一转，谈起了亡夫的著作。对于此书，凯蒂·安东尼乌斯寄情深厚。
无论在这里还是在埃及，都买不到这本书，真是让人吃惊——想看这本书的人太多了……我在这里和开罗都碰到过别人问我这本书的阿拉伯语版，问过好几次了。我不是想靠这本书赚钱，但是我真的很希望它能被更多的人读到。我觉得，在关于阿拉伯民族的理想与奋斗的著述中，它是写得最好、最清楚的一本，我们这个民族需要一些指引和一些清醒的声音。大家愈发为乔治的死而感伤。他的作用无可代替。我认为，我们的民族现在有如一艘随波逐流的船。乔治至少可以算作一个掌握前进路线的舵手。
乔治·安东尼乌斯长眠在了耶路撒冷锡安山（Mount Zion）一处专门安葬希腊正教徒的墓园，是当地规模最大的基督徒墓地。以色列作家梅隆·本韦尼斯蒂（Meron Benvenisti，曾担任耶路撒冷副市长）对这座城市了如指掌，写过很多书，其中一本搜集了耶路撒冷各墓园的掌故，由此勾勒出整座城市的历史。在走访调查的过程中，他偶然间发现了安东尼乌斯的落葬地点。本韦尼斯蒂曾向我提起那次经历：他虽是犹太复国主义的热心分子，也向这位“阿拉伯的觉醒”运动的记录者表达了敬意。安东尼乌斯非常勤勉。对于自己从事的各种活动，他都巨细无遗地记录下来。一天，我被这没完没了的历史档案弄得头昏脑涨，就想去作者的安息之地拜访一番。墓园的看守直接把我领到了目的地——它在一棵高大的松树下，受到圣母安眠大教堂的荫庇，有一块做工粗糙的墓碑，遗世独立。在它的附近有许多大型的拱顶结构，是耶路撒冷望族的埋骨之地。安东尼乌斯活着的时候独自奋斗，死时孤身一人，连入土后也无人陪伴。我去的那天，他的墓碑上摆着一枝红玫瑰，已经有十几天了。很明显，在我之前，看守还带过不少其他访客。墓碑的内容除了以英语和阿拉伯语刻写的死者姓名与生卒日期，还有一句阿拉伯语颂诗。颂诗援引自19世纪黎巴嫩文学巨匠易卜拉欣·雅兹奇（Ibrahimal-Yaziji）[9]的诗句，也是《阿拉伯的觉醒》里的题词——“站起来，阿拉伯人，觉醒吧！”（Arise, ye Arabs and Awake!）那天是星期五，墓园里只有看守一个人，四周的墓地一片荒凉。看守把我丢在了安东尼乌斯的墓碑旁边，临走时抛下一句讽刺：阿拉伯人还没站起来呢，安东尼乌斯的愿望也没实现。
有人说，“故乡”在散文里会变得亲近鲜活，在诗句中则会显得遥不可及。今天，我在阿拉伯世界就是一位异客——毕竟，我在1963年自己18岁生日的前两天就启程去了美国，但纵使我与故土相隔万里，故乡留下的那份遗产却无法被遗忘。1980年，我写了一本叫作《阿拉伯的困境》（The Arab Predicament）的书。那时的我还很年轻，总是忍不住要对研究对象大加臧否。那本书写得匆忙，加上我当时不满于阿拉伯世界的现代化历程，所以阿拉伯人的那座梦想宫殿并未得到我的重视。后来，我对这段历史渐渐萌生兴趣，并意识到人们对身边的事有多么不熟悉。在纽约州立图书馆，一本藏书不经意间引起了我的注意。这本旧到字迹都模糊了的书出自一位宗教学者之手，此人一生著述丰富，和我来自同样一片山乡，见识过伊拉克和伊朗的广阔天地。在那本书里，私人的记忆与宏观的历史汇聚一处，我模模糊糊有所了解的家族史因此变得清晰起来。原来，我的高祖父来到我的祖籍小村之前，曾在距离村庄不远的一个城镇待过一段时间。在那里他与一位宗教学者的遗孀结合，生了几个孩子。直到妻子过世，他才迁往小村阿努恩（Arnoun），娶了第二位妻子，也就是我高祖母。
所以我有两个不同的故事。我可以讲一番宏大叙事，也可以谈一谈私人经历。我本想讲我们家族的遭遇，但是经受阿拉伯式家教的我们习惯了慎待家族隐私。前辈总是训诫我们：不要用家中小事随随便便去烦扰他人的视听。而且，阿拉伯人的共同遗产终归更为重要一些，过去20年来它一直在遭人利用。这个问题一直让我牵挂不已，我想我应该写的正是这些牵挂。
[1]“帕夏”是奥斯曼帝国的爵位。中东、中亚及印度次大陆习惯将头衔与姓名并称，翻译时一般将其视为姓名的一部分。
[2]11—13世纪，天主教士兵组成的军队。他们以收复被阿拉伯人占领的土地为名，对地中海东岸国家发动了一系列战争。
[3]1英尺约等于0.3048米，1,500英尺约合457.2米。
[4]指雷金纳德·格雷尼尔（Reginald Grenier），活跃于12世纪的耶路撒冷王国贵族。下文提到的事迹发生于1187年爆发的哈丁战役期间，不同于作者所述，雷金纳德并未死于此战，他被抗击“十字军”的阿拉伯人领袖萨拉丁释放，一直活到了1202年。
[5]穆斯林的聚礼日，于每周星期五举办。
[6]主要分布于黎巴嫩山区的基督教派。
[7]阿贾米（Ajami）在阿拉伯语中的意思是“波斯人”。
[8]指意大利与法国停战委员会，是意大利为落实1940年6月22日与法国签订的停战协议而成立的临时机构。
[9]奥斯曼帝国时期的黎巴嫩诗人、哲学家与记者，与乔治·安东尼乌斯同属信仰希腊正教的阿拉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