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本书的写作，源自一位历史学家的探索，亦即尝试如何用不一样的方式讲述过去。马丁·盖尔的故事，已被复述过许多次了。在16世纪40年代的朗格多克，一个富裕的农民抛妻别子，舍下家业，一去多年，杳无音信；后来，他回家了——或者说，人人都以为他回来了——然而，在三四年美满的婚姻生活后，妻子却说她被一个冒名顶替的骗子给蒙骗了，于是将他送上了审判席。到最后一刻，就在那个男人几乎让法庭相信他就是马丁·盖尔时，真正的马丁·盖尔出现了。这个案子马上被写成两本书，其中一本是由法庭的法官写的。法国各地的人都在评论这个案子，其中包括了伟大的蒙田。好几个世纪以来，讲述著名骗子与著名案子（causes célèbres）的书籍，都在复述着这一故事。在四百年前发生此事的比利牛斯山区的村子阿尔蒂加，人们对这个故事仍然记忆犹新。它为一部剧本、两部小说与一部小歌剧（operetta）提供了灵感来源。

头一次读到那位法官的记录时，我心想：“这应该拍成一部电影。”在过去的事件中，历史学家很少会发现如此完美，或是拥有如此戏剧性并具有大众感召力的叙事结构。我碰巧了解到，电影剧本作家让—克劳德·卡里埃尔与导演达尼埃尔·维涅正着手撰写同一主题的剧本。于是，我加入他们的行列，《马丁·盖尔归来》（Le Retour de Martin Guerre）这部电影，就是我们三人合作的成果。

悖谬的是，越是参与影片的制作过程，我想要超越它的胃口，便越发被吊起来了。这促使我更为深入地探究这一案子，对它进行历史的解读。为演员而不是为读者写作，对16世纪人们的动机提出了新问题——比方说，他们是否像关注财产那样关注真相。看着杰拉尔·德帕迪约一路摸索着，进入冒牌的马丁·盖尔的角色，我悟到了新的路子，去思考阿诺·迪蒂尔这一货真价实的骗子的所作所为。我感到我拥有了自己的历史实验室，它提供的不是证据，而是历史的可能性。

与此同时，影片脱离了历史的记载，这让我感到苦恼。盖尔一家的巴斯克背景*被割舍了；乡村的新教被忽略了；更有甚者，那位妻子的两面派花招以及法官的内心冲突被弱化了。这些变动或许有助于赋予影片强有力的简洁风格，让马丁·盖尔的故事首先成为一个传奇故事，但它们也让实际发生的事情变得难以解释。在这个对一个村庄进行美丽而扣人心弦的电影摄影学的再创造的过程中，可曾为不确定因素、“也许”、“或许是”——它们是历史学家在证据不足或含糊其辞时的救命稻草——留下空间呢？我们的片子是部令人激动的悬念片，它让观众跟原来的村民与法官一样，都无从搞清结局。但这可曾给反思16世纪的身份认同的意义留下了空间呢？

因此，这部片子给历史学家提出了虚构（invention）†的问题，确定无疑，马丁·盖尔的妻子也曾面对这个问题。我不得不回到我原来的行当，甚至离开比利牛斯山区，一头扎入富瓦、图卢兹与欧什的档案堆里。我想运用过去留给我的每一份文件，对这一引人注目的故事，第一次进行全方位的史学分析。

我想弄清楚马丁·盖尔为何离开村子，他去了哪里，阿诺·迪蒂尔是如何、出于什么原因成为冒名顶替者的，他是否蒙骗了贝特朗·德罗尔斯，他又是为何未能坚持下去的。这应该会让我们对16世纪的乡村社会提出新的见解。我想追随村民出席一个个刑事法庭，解释法官们的裁决是如何改变的。我将得到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揭示一个来自农民生活，被文人墨客加工成故事的事件。

事实表明，这比我当初想象的困难得多——但再次讲述马丁·盖尔的历史，又是何等令人愉快的事啊！

娜塔莉·泽蒙·戴维斯
1983年1月于普林斯顿

*巴斯克人是欧洲比利牛斯山西部地区的古老居民，绝大多数居住于西班牙北部。——译注

†invention一词的本义是发明、虚构。在翻译过程中，译者根据上下文意思对这个词的中文译法进行了调整。第五章标题中的invented一词，江政宽先生译作“私定”，颇为切当，译者沿用这一译法。——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