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从1842年6月到1843年10月的超过17个月里，欧仁·苏（Eugène Sue）的《巴黎的秘密》在《辩论报》（Le Journal des Débats）上发表。这部情节剧式作品以巴黎罪恶的地下世界为背景，讲述了主人公鲁道夫王子在那里冒险拯救穷人。小说非常受欢迎，以至于它的连载在几周内就为报纸增加了几千份的订阅量。它的读者数量要远远高于那些支付得起昂贵的80法郎订阅《辩论报》的人。据某些人的估算，在1842年到1844年之间，有40万到80万人读了这个故事。当时这部小说有10个译本，包括6个英译本，读者人数至少还要翻一番。数以万计的最贫穷的法国读者以50生丁的价格分期购买了这部小说。还有人在公共阅览室追踪每周的连载，那里能够以很低的费用阅读书籍和报刊，对《辩论报》的需求如此之大，以至于在许多阅览室中，对它的阅读有时间限制。文学评论家夏尔·圣伯夫（Charles Saint-Beuve）指出：“在咖啡馆里，他们早上为了争夺《辩论报》而打架；他们给阅读苏故事集的时间开出10个苏。”成群结队的工人聚集在他们的车间里，听人朗读新一期的连载。他们写信给苏，对他描述穷人状况的段落进行了评论，并对情节发展提出建议。小说中的人物都是家喻户晓的人物。一位读者给这位小说家写的信中表示：“每个人都在谈论你的秘密。”

你的作品无处不在——在工人的长凳上，商人的柜台上，年轻女士的沙发上，女店员的桌子上，办公室职员和地方法官的书桌上。我敢肯定，在所有的巴黎人中，只有那些不识字的人才不知道你的作品。[124]

对于《辩论报》的中产阶级订阅者来说，这本小说对巴黎小巷的黑暗描述触及了他们对城市穷人的恐惧。《巴黎的秘密》将一部哥特式小说的恐怖情节转移到了城市的地下社会。不过，它也提供了通过富人的父权式干预实现社会和解的希望（在这点上，马克思强烈反对苏的政治观）。但这部小说对1833年《基佐教育法》（Guizot Law）造就的新的读者阶层颇具吸引力，该法案要求每个市镇都要开设一所公立学校。很难说这部小说对新近识字的女店员或工人意味着什么，尽管从他们中的许多人写给作者的信中判断，他们喜欢它令人激动的情节，故事的迂回曲折，以及像他们自己一样出身卑微的人物。

连载小说是装订成两三卷的标准小说形式的廉价替代品，后者对这些新读者来说太贵了。对于报纸而言，它代表了他们追求大众读者群的一种营销技巧。第一部在法国连载的小说是巴尔扎克的《老姑娘》，从1836年10月起每周在《新闻报》（La Presse）上发表——同一年，狄更斯的《匹克威克外传》以每月1先令的分期形式开始刊载。《新闻报》是埃米尔·德·吉拉尔丹（Emile de Girardin）的创意。吉拉尔丹是一名骑兵军官的儿子，在娶了作家德尔芬·盖（Delphine Gay）并投身出版业之前，他曾在巴黎证券交易所工作。吉拉尔丹属于新型的商业出版商，利用了在《基佐教育法》出台之后的十年中出现的对阅读材料的大量需求。他发现，如果更大的读者群能吸引更多的广告收入，订阅价格就能下降。《新闻报》于1836年7月创刊，年费仅为40法郎，到1845年其每日发行量增加了两倍，同期广告收入翻了一番。吉拉尔丹因其大胆颠覆报纸的收入来源而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抨击。广告出现在每一页上。连载小说（roman feuilleton）是该报的主要卖点。吉拉尔丹愿意付给作家丰厚的报酬。他很幸运地在苏的文学生涯的最低谷发现了此人，当时后者因其第一个故事得到了不好的评价而陷入了债务。吉拉尔丹为他的第一部成功作品按页付钱——《玛蒂尔德：一个年轻女性的回忆录》从1840年12月开始在《新闻报》上发表，随后在1842年又刊发了三部连载。[125]

当时，每一家主要报纸都在市场上寻找可以推动销量的连载故事。平版印刷技术的进步使他们能够以廉价的批量印刷刊发带有插图的故事，使其更受欢迎。编辑们争夺最好的作者。《辩论报》为苏的《巴黎的秘密》支付了26,500法郎，这对于一本小说来说是一笔巨款，但对发行量的推动意味着对他的下一部小说《流浪的犹太人》的出价更高。法国《立宪者报》（Le Constitutionnel）的编辑路易—德西雷·维隆（曾担任巴黎歌剧院经理）以惊人的10万法郎的价格买下了苏的家族传奇，认为自己可以通过增加订阅来赚回这笔钱。根据维隆的计算，《立宪者报》需要将40法郎的订阅费翻一番，但事实上，在报纸刊载这个故事期间，订阅人数从3600上升到2.5万，并且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继续上升到4万，因为《流浪的犹太人》以廉价图书和戏剧改编的形式持续受到欢迎，为作为通俗小说源头的《立宪者报》带来了声望。[126]

许多成功作家靠连载小说致富。从《匹克威克外传》（1836—1837年）到《荒凉山庄》（1852—1853年），狄更斯以每月1先令的分期形式刊发他的畅销书，从1854年的《艰难时世》开始变成每周一期。巴尔扎克以工业生产的规模大量地写作连载小说。他一心想着赚钱，因为他一直处于负债累累的境地。1836年至1854年间，他在各种报纸上发表了20多部小说（包括《邦斯舅舅》和《贝姨》）。仅1847年，他的小说就在三家不同的报纸上连载。在1850年之前，苏的大部分小说都是以连载形式出版的——几乎都刊登在《立宪者报》上。1842年至1843年间，乔治·桑定期在《独立评论》上发表《康素爱萝》。路易·维亚尔多是该杂志的财务担保人，而桑的小说的出现帮助这个陷入困境的杂志维持运转，否则杂志可能会破产（这也是维亚尔多夫妇接受1843年圣彼得堡利润丰厚的合同的额外动力）。在接下来的四年里，桑以连载的形式写了七部小说——第一部是为《立宪者报》写的《让娜》（1844年），尽管报酬丰厚，但她不喜欢每月的截稿期限，也不喜欢用同样的格式写作，她向维隆抱怨说，她觉得自己就像他的“专栏填充者”。[127]

没有人比大仲马填充了更多的专栏，他的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和《基督山伯爵》都以连载形式出版，前者于1844年3月至7月发表在《世纪报》上，后者于1844年至1846年发表在《辩论报》上。大仲马需要为奢侈的生活方式筹钱。他有许多情妇和至少四个孩子要供养。报纸按照行数给小说付费，这鼓励了作家通过增加人物和情节来拉长他们的故事。编辑们乐于接受这点，只要这能让人们继续购买报纸。《基督山伯爵》变得如此受欢迎，以至于大仲马写了139期，每行1.5法郎的价格让他赚了20万法郎。19世纪40年代中期，大仲马同时为不同的报纸写了几部小说。没有人能弄明白他是怎么找到时间写出这么多作品的。漫画家埃米尔·马塞兰（Emile Marcelin）描绘了大仲马坐在桌边，指间夹着四支钢笔，而一名侍者在给他喂汤。[128]

他靠很少的睡眠就能维持，会从早上一直写到深夜。他写得非常快，每天多达20大页，然后让秘书在他一气呵成的文字中添加标点符号。他非常依赖助手——其中最重要的是一位有抱负的年轻作家和历史学家奥古斯特·马凯（Auguste Macquet），此人在1838年遇到了大仲马。马凯帮助大仲马完成了他的主要小说，通常是根据大仲马的想法写出初稿，并经常加入他的历史研究，然后再由大仲马写出定稿。虽然马凯的薪水很高，但在出版商的坚持下，他的名字并没有出现在扉页上，因为出版商只对大仲马这个品牌感兴趣。但随着传言扩散，大仲马很快就被指责他名下的东西并不都是他写的。“每个人都读过大仲马，但没有人读过大仲马的所有作品，即使是大仲马本人也没有”，有人风趣地评论道。有人不公平地声称，大仲马从雇用文人手中买下书稿，并将他的名字加在上面，利用自己的人气获利。一位名叫欧仁·德·米尔库尔（Eugène de Mirecourt）的批评家和忌妒的对手写了一本小册子《小说工厂：大仲马公司》，指责他经营着一家文学血汗工厂，在那里他雇用的写手被降格为“在混血监工的鞭子下工作的黑奴”——恶意地指涉了大仲马自己的祖先，因为他的祖母是海地一个法国种植园主的奴隶，本人也是非洲裔。大仲马打赢了针对小册子作者的诽谤官司。[129]然而，批评者并没有消失。他们反对的与其说是大仲马故事的来源，不如说是它们带来的金钱收益。商业上成功的文学几乎自然而然会被视为低劣的文学。作家让自己降级为“文学商人”——就像萨克雷在一篇对《秘密》的批判性评论中指责苏所做的——令那些认为文学应该追求纯艺术理想的人感到憎恶。圣伯夫就是其中之一，他谴责“文学的工业化”，声称它将写作转变为商业，在商业中衡量文学成功的标准不是艺术，甚至不是荣誉，而是利润和知名度。他特别抨击苏制造没有文学价值的小说，以商人的身份赚钱。“钱，钱，钱，”圣伯夫哀叹道，“它已经成为今日文学的神经系统和神明，无论怎么强调都不过分。”[130]

小说的繁荣不仅是在报纸上。廉价图书的出版也发生了一场革命。

19世纪初，制作一本书仍然是一种手艺。主要的生产过程——造纸、铸造字模、排版、墨水和装订——都是手工完成的。精装书很贵。在英国，小说通常分成三卷出版——这种格式旨在使图书馆能够将每部分单独借出——每卷的成本在5先令到6先令之间。由于一个熟练工人的周平均收入不超过20先令，因此购买小说是一种奢侈。市场规模有限意味着出版商会规避风险。他们是小本经营，没有资本，无法投资于一本书的长期出版；由于没有有效的版权法，他们也不愿意这样做，因为任何成功的盗版翻印者很快就会蚕食他们的利润。相反，他们出版了小规模印量的版本，希望能通过快速周转获利，只有在该书流行的情况下才会翻印。即使这样做了，他们也更有可能提高价格，而不是以低廉的价格贩售更大规模印量。沃尔特·司各特（Walter Scott）的出版商阿奇博尔德·康斯特布尔（Archibald Constable）凭借他的名气从他的每卷中入账10先令6便士（约合14法郎或11美元）。[131]

一直都有廉价的书。圣经、祈祷书、教义问答、歌谣集、年鉴和经典故事的流行节录本被小贩大量出售。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革命带来的新内容是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出版商发展出了一种商业战略，通过增加印数来降低单位成本，使大众读者买得起新作品。在1828年到1853年之间，英国的图书价格平均下降了40%，但降幅最大的是新的大众读者市场的小说价格。小说从三本八开的精装本变成了单卷的布面或平装本，后者的印制成本更低，更容易销售。在英国，18先令的“三层甲板”小说被2先令或1先令6便士的书籍所取代。在法国，22法郎的三卷套装的八开本小说让位于口袋本的夏庞蒂埃丛书（Bibliothèque Charpentier）和其他由列维（Lévy）或阿歇特（Hachette）等公司出版的系列，全部文本被包含在一卷中，价格仅为3.5法郎。在德国，科塔（J. G. A. Cotta）的出版社在其廉价的12卷口袋本席勒作品集（1837—1838年）中引入16开本，售出了10万册，这在当时的德国出版界是闻所未闻的数字。[132]

出版业的革命是由一系列发展推动的。对廉价书籍的普遍需求是19世纪中叶识字率增长的结果。在法国，成人读者的数量在19世纪30年代增加了21%，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增加了18%，在19世纪50年代又增加了21%。[133]更多的人有了闲钱可以花在书上。一个年收入约为200英镑（5000法郎）的中产英国家庭每年可以花一两英镑购买书和音乐。休闲的时间也增加了。燃气照明的引入使得晚上阅读或弹奏钢琴变得更加容易，让这些家庭娱乐活动成为中产阶级和“体面”家庭的主要休闲活动。

新技术使书籍生产变得更便宜：造纸越来越机械化，在19世纪的头几十年，成本降低了大约一半；手工皮革装订被机器装订的布面所取代；蒸汽动力的印刷机使大规模印刷成为可能。机械化印刷的真正突破是旋转滚筒机，它是1843年发明的旋转式印刷机的基础，使用弯曲的铅板字模在涂墨的印版上来回移动。铅版印刷的最大优点是使用了纸质模具，它比活字更耐用，在需要重铸之前可以持续印刷数千次。模具可以储存起来用于重印，如果首印的销售情况良好，出版商就可以响应需求，不必重新排版。铅板印刷方便了人们重印连载小说的各期内容，将它们装订成册，这种出版形式在19世纪40年代盛行一时。

图书出版的繁荣令人震惊。该世纪中叶的几十年里出版的书籍如此之多，以至于有些人担心市场会被淹没。一位作家估计，如果将法国一年内出版的书籍首尾相接，将能够环绕世界。19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法国书目（Bibliographie de la France）注册的新书数量增加了81%。[134]在英国，新书目的数量增加了2.5倍，而在德意志诸邦则是原来的四倍。在这三个国家，印数都急剧上升。最受欢迎的书籍销量比以前更多，其中一些“经典”达到了每年数十万的销售量，如沃尔特·司各特的作品集、歌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或拉封丹（La Fontaine）的寓言。[135]

随着行业的扩张，生产过程变得更加专业化，出版商作为一个新的角色出现在印刷商和书商的身旁，后两者之前曾分享着这一行业。出版商成了作者和公众之间的重要中介。他承担了购买手稿，编辑它们，将其交付给书商，并用营销技巧宣传它们的任务，目的是让他的书比竞争对手的更具优势。印刷商是工匠，书商是商人，而出版商则被认为是职业企业家。

在大众图书贸易中作为革命先锋的出版商大多是出版业的新手。他们是白手起家的人，几乎没有这个行业的家族背景。在某些情况下，他们对书籍也没有兴趣，只关心他们能赚到的钱。皮埃尔—弗朗索瓦·拉德沃（Pierre-François Ladvocat）是一位建筑师的儿子，因为娶了一位公共阅览室的所有者而进入图书行业。作为巴黎最成功的书商和出版商，拉德沃是巴尔扎克的小说《幻灭》中那个专制的出版商多里亚（Dauriat）的原型，形容自己是一个“文学投机者”。巴尔扎克、雨果、左拉和儒勒·凡尔纳（Jules Verne）的出版人皮埃尔—儒勒·埃策尔（Pierre-Jules Hetzel）出身于第一长矛骑兵团的马鞍师傅的家庭，曾在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学习法律，1837年辍学成为出版商。热尔韦·夏庞蒂埃（Gervais Charpentier）是推出了廉价大众版“夏庞蒂埃丛书”的先锋出版商，他的父亲是一名士兵，最初做过书商的书记员，和拉德沃合作过一段时间，然后在巴黎开了自己的书店和公共阅览室。路易·阿歇特（Louis Hachette）的父亲是一名药剂师，而他的母亲来自一个纺织品加工者家庭。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改变欧洲图书贸易的人中，只有伯恩哈德·陶赫尼茨（Bernhard Tauchnitz）和米歇尔·列维（Michel Lévy）有来自该行业的背景，前者来自莱比锡的一个出版商家庭，而列维的父亲是个书贩子。

所有这些出版商成功的背后是他们发展出的新的营销手法。最重要的是“文库”——一系列小版式的廉价图书，有统一颜色的布料或纸质封面，标准价格，封面上有同样熟悉的品牌标记，使它们很容易被识别和收藏，作为一种商品来装点有文化的家宅。这个想法是由欧洲各地的出版商在19世纪40年代发展起来的。第一个这样做的是莱比锡出版商安东·菲利普·雷克拉姆（Anton Philipp Reclam），他的“供受过教育的读者消遣的廉价丛书”（Wohlfeile Unterhaltungsbibliothek für die gebildete Lesewelt）于1844年推出，很快出版了60册廉价书籍，但仅仅三年后就终止了。[136]1847年，贝尔法斯特的西姆斯和麦金太尔公司（Simms and McIntyre）推出了再版小说的“客厅文库”（Parlour Library），采用独特的绿色封面，每册售价一先令。很快，托马斯·霍奇森（Thomas Hodgson）和劳特利奇（Routledge）就开始效仿，前者推出了他自己的“客厅文库”，而从1849年起，劳特利奇推出了“铁路文库”（Railway Library），文库中的先令小说和冒险故事采用鲜艳的绿色或黄色封面（“黄皮本”），以便能在书摊上引人注意。在法国，同样的想法是由夏庞蒂埃丛书发展起来的，从1838年起，他的小说都采用黄色布封。米歇尔·列维丛书创立于1856年，每个类别和价格的书籍都有不同的颜色（绿色平装本售价1法郎；蓝色封面的精装本售价1法郎50生丁等），不过所有的书背面都有“M. L.”字样。[137]

这些文库的出现是市场力量和技术如何在19世纪创造出标准文学作品正典的早期信号。出版商的部分初衷是让所有人都能读到经典作品。比如，1839年吉拉尔丹在推出他的“文学万神殿”（Panthéon littéraire）时宣称，他的目标是以任何家庭都能负担得起的价格出版“人类精神杰作的通行文库”。[138]大众市场的经济学迫使这些文库专注于已经被证明广受欢迎的书籍上。列维解释说，“公众的”主要“兴趣是价格”，“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决定只出版成功的作品，这样我们就可以卖出更多，降低价格”。这类商业驱动的正典的内容不仅是经典作品，即已故作家的全集，也包括当代作品，即“现代经典”或夏庞蒂埃所称的“持久作品”（oeuvres durables），出版商选择这些作品组成文库，认为它们能够经受住时间的考验，“进入文学史”，就像夏庞蒂埃所说的。[139]

出版商开发出了精明的手法，通过目录、广告海报、期刊里的传单和通告进行营销，甚至出钱在报纸上刊登有利的评论和文章。有一两家发明了每本书附赠一张彩票的方法。夏庞蒂埃是最新潮的，开创了当今出版商的许多基本营销手法。他雇用代理商向书商预售书籍；使用批发商作为中间人；以额外的折扣向商店批量出售，条件是他们把他的书放在橱窗里或桌子上的显眼位置。他是第一个通过在巴黎火车站附近的仓库中布置大量库存来完善现代邮购或电报订购图书销售系统的出版商（有点像19世纪的亚马逊网站）。[140]

铁路是这些发展的关键。他们使出版商能够打入小城镇和农村地区，那里的读者只能接触到书贩子满车的宗教书籍、廉价的小册子和年鉴。19世纪初，上门兜售书籍在整个欧洲的乡下都是一项蓬勃发展的生意。仅法国就有3000名有执照的书贩，每人平均每天骑马和坐马车行进30公里，每年在农村和城镇总共销售约900万法郎的书籍和年鉴。铁路的到来使外省的书店能够迅速向读者提供来自巴黎的更便宜的大众版图书，把书贩挤出了市场，尽管一些书贩通过支线将自己的书卖给市场边缘的较小社群，从而幸存下来。从1851年到19世纪70年代末，法国的书店数量翻了一番多，达到5000多家，主要分布在巴黎周围的铁路网上，东北部位于里尔附近，南部位于里昂周围，那里的铁路是最先进的。[141]

通过铁路，出版商得以直接与他们的外省顾客建立了联系。他们派出销售代表，带着样书去激发外省书商的兴趣。米歇尔·列维是第一个以这种方式使用铁路的人。1847年，他到法国各省巡游，向书商推销他的书。两年后，他进行了第二次巡游。在短短十周内，他乘火车去了沙特尔（Chartres）、图尔（Tours）、布卢瓦（Blois）、普瓦捷（Poitiers）、昂古莱姆（Angoulême）、波尔多（Bordeaux）、法国南部和罗讷河谷，然后进入瑞士。这些旅行在以前是难以想象的，通过它们，他对外省读者的文学品味有了更好的认识，这对他很有好处。[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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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推动了廉价小说的繁荣。火车旅客是一个很大的市场，特别是对娱乐文学来说。坐火车旅行比在颠簸道路上坐马车更平稳，使乘客更容易读书。阅读是一种缓解长途旅行的无聊的很好的方式，同时可以避免与坐在对面的人持续的眼神接触所带来的尴尬（在大多数欧洲火车上，座位都被安排成面对面，就像在驿车上一样）。

短篇小说这种形式就是为此类旅程而设计的。它是随着19世纪铁路旅行的增长而发展起来的，这并非巧合。面向铁路读者的新型出版物开始出现：冒险故事和侦探故事（被称为便士恐怖小说）以及小说、幽默事件和逸事的杂烩被与旅游指南和旅行者信息混合在一起。卡洛·科罗迪（Carlo Collodi）是“匹诺曹”的创造者，他的第一部成功之作是《蒸汽中的浪漫》（1856年），这本喜剧故事集中还包含了对佛罗伦萨、比萨和利沃诺的指南，在佛罗伦萨—利沃诺沿线销售。[143]许多欧洲最大的出版商——英国的朗文（Longman）和劳特利奇，柏林的阿尔贝特·霍夫曼（Albert Hofman），法国的阿歇特——推出了铁路文库，即为旅行包设计，采用标准口袋本大小的廉价大众版小说、故事、旅游书籍和指南。

每个车站都有借阅图书馆或书摊。铁路是图书业的理想分销网络；在车站销售图书的许可证实际上是丰厚利润的保证。在德国，车站书店和铁路本身一样古老。三条主线——柏林、汉堡和慕尼黑之间，法兰克福和巴塞尔之间，以及曼海姆（Mannheim）和科隆之间——在1848年之前就都有了书店。[144]英国紧随其后。1848年，威廉·亨利·史密斯（William Henry Smith）赢得了伦敦和西北铁路公司的特许经营权，在尤斯顿车站开设了一个书摊。史密斯出身伦敦一个书商家庭，曾利用铁路将报纸送到外省城镇。作为一名虔诚的商人，通过承诺为旅行者提供比摊位的前任租户更健康的有裨益的文学，而不是像前任那样出售肮脏的文学作品，以及毯子、垫子、蜡烛和其他旅行中有用的物品，他赢得了尤斯顿的专营权。史密斯得到了为铁路旅客提供先令书籍和小册子的主要出版商的支持：西姆斯和麦金太尔、查普曼和霍尔（Chapman and Hall）的客厅文库，朗曼和劳特利奇的铁路文库，雷诺兹（G. W. M. Reynolds）和他创办的杂志《杂烩集》（Miscellany）——所有这些都可以在史密斯于1851年底在车站大厅设立的70个书摊中找到。

1851年的世博会把数百万铁路旅客带到了伦敦。其中之一是出版商阿歇特，与海德公园水晶宫的任何展品相比，史密斯在车站的书摊给他留下了更深刻的印象。阿歇特出生于1800年，在成为学校教科书和词典出版商之前——19世纪20年代中期，这个市场还非常落后——他在高等师范学校上了基佐¶的课，并接受了律师培训。1833年，旨在扩大初等教育的《基佐教育法》颁布后，阿歇特迎来了扩大业务的理想时机：他的课本是受基佐的部门委托出版的。他还为小学出版了简单的阅读材料。1833年，他的入门读物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几乎垄断了法国的学校。到了1851年，阿歇特已经从教育转向一般出版业。他希望增加自己的市场份额，而史密斯的车站书摊为他提供了那个机会。

1852年，阿歇特从北方铁路公司赢得了他的第一个特许经营权。他承诺用100本书的文库填满他的铁路书摊，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增加到500本。它们将以七个不同的系列出现，每个系列都有自己专属颜色的封面（红色的旅游指南，绿色的历史，某种奶油色的法国文学，粉红色的儿童书籍等），这些书都采用同样的口袋规格，每本只需两法郎，铁路旅客很容易负担得起。与北方铁路签订五年合同后，他很快又与其他铁路公司达成了类似的协议。到了1854年，法国有60个书摊上摆满了阿歇特的书，到了19世纪70年代，这个数字增加到500个，这位出版商建立了全国发行网络，垄断了法国所有的主要线路。[145]铁路使该公司从一家专门类型的出版商变成世界上最大的出版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