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烟草
正当那些朝圣者开始在新英格兰立足时，弗吉尼亚的风险项目已经奄奄一息。作为一个商业实体，弗吉尼亚公司经历了多次挫折和屈辱。在1622年印第安人对詹姆斯敦定居点英国人的大屠杀中，300多名英国移居者丧生，这彻底决定了该公司的命运。在过去的十七年中，英国人投入20万英镑，送来了超过100船[50]给养和7000名男女，然而现在，死亡让弗吉尼亚人口[51]只剩下1000多一点。1624年，超高的死亡率和黯淡的前景让詹姆斯一世十分忧虑，他收回了该公司的经营许可权。从那时起，弗吉尼亚就不再是一个公司，而是作为一个殖民地被管理。因为没有能力保护英王子民的安全，该公司失去了控制17、18世纪美洲最有价值的商品垄断权的机会。
烟草传到英国的时间比较晚。从15世纪开始，欧洲的探险家观察到美洲各地土著通过各种独特方式，在社交、仪式性场合喷云吐雾，有时还用这种方式来治病。16世纪初期，返回西班牙的船只和水手带回了让他们开始感到好奇[52]后来沉溺其中的烟草。很快，这种东西成为万能药，成了伊比利亚半岛上疗效确凿的药物。
虽然海外风险项目已经零星地将烟草带到英国，但直到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的一艘返航船将大量烟叶和烟草种子带到英国，烟草才开始在国内种植。直到1588年，给女王的报告还得向女王介绍[53]什么是烟草，以及烟草的使用方法。可是到了1600年，烟斗已经成为伦敦上层沙龙的重要物件。这导致了或许是世界上第一场戒烟运动。膝下无嗣的伊丽莎白一世去世，詹姆斯国王继承了王位，他开始着手解决广大臣民动辄喷云吐雾的问题。
1604年，英王出版了一本名为《烟草驳斥书》的小册子，开始的时候是匿名的。作者在小册子的开篇就质疑为什么高尚的人们要“模仿那些野蛮、不敬神和奴性盲从的印第安人粗俗下流的行为方式，尤其是这种卑鄙龌龊的习惯”。然而，文中相当数量有关吸烟其他危害的告诫，直到四个世纪之后才引起人们的重视。针对烟草能治百病的说法，作者问道：“某种疗法能治疗各种疑难病症，世间还有比这更荒唐的事情吗？”接下来，文章指出了烟草对肺部的破坏，对人体脏器功能的损害。最后，作者将烟草的使用等同于“酗酒恶习的一个蘖枝[54]，而酗酒是万恶之源”。
后来的事实证明，英王的严厉批评具有讽刺意味。几年之后，一个叫约翰·罗尔夫（John Rolfe）的英国年轻人历经千辛万苦抵达弗吉尼亚。1609年，一支9艘船组成的船队驶向弗吉尼亚。罗尔夫和妻子搭乘了其中的“海上冒险号”，这个名字实在名副其实。他们到达了距离弗吉尼亚数百英里的地方，接着被狂风吹离了航线。“海上冒险号”在百慕大附近的一个岛屿触礁。船上的人被困在岛上达9个月。他们用岛上的木头和打捞上来的船板造了两条小船，划向弗吉尼亚。在妻子英年早逝后，罗尔夫在弗吉尼亚落脚下来。罗尔夫看到当地印第安人的烟草“质劣且羸弱”[55]，就种下了来自西印度群岛的西班牙品种的种子。约瑟夫·罗伯特（Joseph Robert）在他关于烟草历史的书中说：“从来没有任何一种土壤和种子的结合[56]有过这么好的收成。”就这样，弗吉尼亚沿河种植烟草的土地和以那位强烈呼吁戒烟的国王命名的城市*，成了殖民地的救星。
然而，成功给他们带来的是灾难。看到烟草长势有如神助，在趋利本性推动下，众人立即将大部分精力用到了这营生上。对于一个已经时常生活在饥饿边缘的群体来说，这种劳动重心的转移引发了严重的粮食短缺风险。罗尔夫指出，这些弗吉尼亚人，“满脑子想的都是赚钱”，轻松赚钱的诱惑让他们简直无法考虑“种粮食”[57]这种事。显而易见，解决这个问题只能靠强制性的市场管制。因为给养船抵达时间极不规律，而且往往供应很少，因而集体粮食短缺是事关存亡的问题。了解到这一情况之后，当时的总督发布命令，种植烟草之前，每个人必须先种两英亩玉米，保证自己的口粮。违反命令的代价是没收他种植的烟草。
1616年，也就是有可靠农业数据可查的第一年，有1吨出头的烟草被运回英国。在四年之内，数字增加到60吨。之后，人们的死亡和殖民地的毁损让产量下降了一半。不过，罗尔夫的发现为整个英属美洲殖民地的南部地区[58]建立了经济发展模板，也因此带来了其他的一系列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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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五月花号”靠岸北美的前一年，另一群人也登上了弗吉尼亚海岸；虽然他们此行并非自愿，但对北美的未来具有重要意义。1619年8月，罗尔夫记录了一个“荷兰战士[59]……卖给我们20个黑人”。这就是第一批登上后来成为英属北美殖民地之土地的奴隶。
然而，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殖民地有了一个成本低很多的劳动力来源。英帝国后来的崛起让人们产生了这样的印象：英国称雄世界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期。然而，在1620年，也就是“五月花号”启程的那一年，英国社会还有相当一部分人过着极度困苦的生活。在一封弗吉尼亚公司寄给伦敦金融城市长阁下的异常冷酷的信里，我们可以一窥当时的情况。在这封信中，弗吉尼亚公司得体地感谢了市长阁下前一年给他们送去100多个无家可归的孩子。接下来，公司请市长“再给我们送来[60]100人以备明年春季之用”。和前一次一样，公司给每个孩子提供3英镑的运输费和40先令服装费用。不难想象，一些“有不良倾向”的孩子不愿意走，不过，这个城市“急于甩掉包袱”，让这些未来的流浪汉远走他乡，于是市政当局向隶属英王的“上级权威”提出申请，获准“违背这些孩子的意愿，将其送到”[61]弗吉尼亚。
对于成年人来说，吸引他们前往新世界的东西是契约劳役。人们同意做数年（一般是七年）契约仆人，作为交换，每个劳工将在这段劳役结束时获得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每个成年人变成了一个微型风险项目。弗吉尼亚土地广袤，拥有自己的土地提供了一种潜在的获得自由的元素，使一切风险和仰人鼻息的屈辱变得值得。另外的一个好处是：契约仆人前往新世界的旅途费用和他们在新世界的生活费用都由其主人承担。在公司关门的第一年里（1625年），弗吉尼亚人口[62]为1227人，其中487名白人是契约仆人。另外，很多自由白人很可能曾经是契约仆人。同时，自那艘荷兰船抵达殖民地后，黑人因出生人口而增加到了23人。
然而，弗吉尼亚最初的条件有利于以契约劳役方式种植烟草。一部分原因是切萨皮克湾“骇人的流行病环境”[63]：遍布沼泽的沿海低洼地区是疾病的滋生地，让很多土著和白人莫名其妙地罹患重疾，痛苦地死去。这样的恶劣条件让保有奴隶成为一件成本极高的事情。使用奴隶需要提前支付全部费用，因为奴隶是一种将后半生全部劳动都要奉献给其主人的资产，荷兰和西班牙的奴隶贩子据此定价。然而，因为奴隶死亡率高，奴隶的死亡相较于契约仆人的死亡，代价要大很多。如果死亡的是契约仆人，那几乎没有什么损失，尤其是在契约期即将结束之际，契约仆人的早逝甚至是很有利可图的——因为，这个时候，主人已经享受了多年的劳动，无须支付任何土地；而如果契约仆人在契约期限结束时仍然健在的话，主人必须向对方支付土地。因为这种病态的算计，劳动力等式的需求方更倾向于契约仆人。
相反，劳动力的供应方面有两个地缘政治方面的影响因素，也令人更倾向于契约仆人而不是奴隶。首先是1625年国王詹姆斯一世驾崩后，其子查理一世继承王位。英国的政治局势进入了一个新的动荡期。在此后的二十年内，内战终结了英国的君主政体，查理一世被送上断头台。因为国内政治紧张局势的升级，愿意前往北美当契约仆人的人并不难找。
另一个因素和英国在欧洲大陆的竞争对手有关。对于当时控制跨大西洋贸易的荷兰和西班牙奴隶贩子来说，有很多比偏僻的弗吉尼亚利润更丰厚的市场。比如，西班牙属美洲和葡萄牙属巴西都需要成千上万奴隶[64]。因为欧洲大陆对蔗糖的巨量需求，奴隶贩子完全没必要多花时间北上北美海岸，前往一个小型的投机性市场。在从非洲抵达弗吉尼亚的单程时间里，贩奴船可以在非洲西海岸和巴西之间往返一个来回。进一步推高贩奴成本的是当时船上奴隶的死亡率，漫长的航行距离将增加“人货”的消耗。因此，除非英属北美殖民地愿意为奴隶支付相当高的价格——而考虑到白人仆役的存在，这是没有必要的——奴隶市场的边界自然就局限在种植甘蔗、生产蔗糖的那些加勒比海岛屿。
实际上，有一个人非常清楚契约劳役对英国穷人的吸引力，他决定在这个前提下建立一个完全的殖民地。英国国内不断加剧的宗教紧张形势给该计划的落实提供了有利条件。与人们广泛接受的版本不同，朝圣者历尽艰辛寻求宗教自由这一片面叙事，压过了英王室对国内各教派利益的积极协调。同样，原教旨主义的清教徒和其他保守派的新教徒对年轻的国王查理一世[65]的这种调解做法非常不满。比如，在继位第一年，作为英国国教名义领袖的查理一世娶了法国天主教徒亨利埃塔·玛丽亚（Henrietta Maria of France）。数年后，他将毗邻切萨皮克湾北部水域1200万英亩的广阔土地赐给天主教徒西塞留斯·卡尔弗特（Cecilius Calvert），即英王赐封的第二个巴尔的摩勋爵。这位勋爵设想建立一个完全由信仰天主教的契约仆人提供劳动力的殖民地。为了致敬赐给他土地的英王王后，他将这个酝酿中的殖民地命名为“马里兰”。
很快，马里兰和弗吉尼亚两个殖民地，依托切萨皮克湾土地和低廉的劳动力，依靠烟草种植发了大财。1631年，也就是建立马里兰殖民地的前一年，这里收获了27.2万磅烟草[66]；1669年，产量达到1500万磅。
不过，契约仆人的经济性发生了变化，殖民地开始青睐黑人奴隶。17世纪早期抵达切萨皮克的数万白人移居者中，75%是契约仆人[67]。根据劳作契约，如果他们能够战胜疾病和过度劳累而存活下来，到契约期满，就会得到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除了主人提供的土地，马里兰和弗吉尼亚两个殖民地曾一度向自由人另外提供50英亩[68]土地，为的是刺激殖民地迅速扩张。浪迹伦敦街头衣食无着的穷人，为主人劳动数年之后，就可以在新世界拥有自己的地产。不过，土地毕竟数量有限，随着肥沃土地的价值越来越高，先前契约的慷慨承诺已不再讲得通。同时，随着查理一世之子查理二世的掌权，英国恢复了君主制。由于英国政治形势回归稳定，去海外做契约仆人的吸引力逐渐下降。另外，随着烟草种植区[69]向切萨皮克湾上游扩展并进入内陆，免疫力的提升让契约仆人的死亡率大幅下降。
另外还出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推动因素。17世纪60年代后期，一个想要在英国建立奴隶贸易的风险项目陷入停滞。1672年，查理二世看到英国确实可以从奴隶买卖中获得巨大利益，于是改组了上述风险项目，成立英格兰皇家非洲公司[70]，并授予该公司将西非奴隶卖到英国殖民地的垄断权。在1674年，一年内被卖到弗吉尼亚的奴隶超过[71]之前二十五年的总和。
从第一批非洲奴隶抵达弗吉尼亚开始的五十年里，其数量的每年增长微乎其微而且零星发生。1628年，有100名奴隶被卖到弗吉尼亚，不过大多数年份，平均数量在20[72]人左右。随着生育的自然增长，1670年弗吉尼亚的黑人数量增加到大约2000人。1700年，这一数字达到1.6万[73]，占弗吉尼亚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很快，这一数字在绝对数量和相对比例上都大幅攀升。
在世纪之交，南方殖民地的构成和社会结构——根据地理位置来分割奴隶制轨迹的因素——越来越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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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吸引大量英国穷人冒着各种风险前往新世界的各种机会，对荷兰人的吸引力却很有限。一个名叫亨利·哈得孙（Henry Hudson）的英国人在荷兰人的资助下前往美洲探险。1609年，他从被印第安人称为“曼娜哈特”的岛屿出发，沿河溯流而上，宣称荷兰对一路上河流两岸的地区和山谷拥有主权。然而，这一被称为“新尼德兰”的荒野地区并没有能够吸引多少荷兰移居者——荷兰当时是世界上经济最繁荣的国家。除了那些朝圣者外，很少有人愿意离开荷兰。在17世纪二三十年代，情况变得如此令人心悦，以至荷兰人开始投机郁金香[74]，其中最珍贵的郁金香单个球茎的价值相当于阿姆斯特丹的一栋联排别墅。
因此，1650年，新尼德兰将近一半的移居者不是荷兰人。面对附近英国殖民地扩张的不断挤压，这个殖民地的总督一再劝说“无家可归的波兰、立陶宛[75]、普鲁士、日德兰或弗拉芒裔的农民”前往荷兰殖民地生活——他明白，劝说这些人要比劝说自己的同胞更为有效。不过，一切已经太晚了。一个仅由3艘战舰组成的小型英国舰队不费一枪一炮就让新尼德兰投降了。1667年，正式移交后，新尼德兰采用查理国王的弟弟约克公爵的名字，被命名为“纽约”。在过去的二十余年中，纽约的人口几乎没有什么增长，而到了1700年，该殖民地的人口增加了4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英国经济的不景气，反倒促进了其美洲殖民地的发展和人口增长。
为了强化英国对美洲的控制，查理二世将哈得孙河以南地区赐给两位贵族。后来的交易将这一地区变成新泽西和特拉华两个殖民地。查理二世将特拉华河以西的4.5万平方英里[76]的土地赐给富有的贵族威廉·佩恩（William Penn），他此时已经皈依了贵格会。从弗吉尼亚南部延伸到西属佛罗里达北部边界的地区被赐给英国的八个贵族，他们被称为“贵族领主”（Lords Proprietors）。卡罗来纳殖民地以其在查尔斯顿的第一个定居点为基础，逐步完善为英国在此地（最终变为美国）的最后一块版图。
在新泽西、宾夕法尼亚和卡罗来纳积极招徕移居者的过程中，领主们主要使用了两种措施：宗教无差别政策和慷慨的土地赠予。使用被赠予的土地要缴纳“免役税”，这是一种类似税收的费用。对于土地广阔的领主来说，其基本的商业模式是：收取免役税，以及增加当地人口让自己的其他土地增值。事实证明，新英格兰成为宗教容忍度最低，在宗教信仰方面最僵化的英属北美殖民地；大多数当地法律要求人们遵守安息日的规矩和习俗[77]。而北美其他地区的人最上心的是赚钱。如果这意味着宗教容忍，那也顾不了许多了。
卡罗来纳的贵族领主们颁布了一个极为独特的激励措施。当地移居者每招来一个家庭成员，这个家庭就可以获得150英亩土地。但家庭和家人的定义是相当宽泛的。为了吸引加勒比海地区英国殖民地的人口移居卡罗来纳，贵族领主们将非洲奴隶也算作其主人的家人，每有一个黑奴前往，他的主人就可以获得150英亩土地。到1720年，这套激励措施让非洲裔群体成为这个殖民地人数最多的群体——这一情况持续了好几代。
在北方，数百英亩土地的承诺吸引了很多家庭举家迁往那些新殖民地。这一迁移与北方的主要经济特点（如发展自给自足的农场，建立实施平等主义的村庄）息息相关。这与地理和经济相关，而与文化和道德无关。和弗吉尼亚的烟草、卡罗来纳的水稻以及加勒比海地区的蔗糖不同，北方缺乏一种单一的、可扩展的经济作物，所以奴隶劳动在这里无法蓬勃发展，而南方则发现了更多有利可图的将奴隶作为资本资产的做法。然而，多样性也有它自身的优势。沿着流向大海的河流，波士顿、费城和纽约等小型经济中心，发展成为拥有数千人口的城镇，还出现了印刷、贸易和银行等城市行业。
南方的情况完全不同。在国际烟草需求的推动下，弗吉尼亚和马里兰的财富迅速增长，远远超过了满足日常生活所需的水平。经济的发展，让种植园而不是村庄或城镇，成为南方标志性的社会和经济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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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世纪的美洲，烟草扮演的角色至关重要。1700年，美洲殖民地出口[78]到英国港口的商品总额高达39.5万英镑，而来自马里兰和弗吉尼亚的烟草就占到这一数字的近80%。位居出口商品第二位的毛皮仅占大约5%。
这时候，经过先前几代人的积累，早先到来的弗吉尼亚殖民家庭已经掌握了数量庞大的可耕地；更重要的是，他们还拥有通往河流和切萨皮克湾的涉水区，这意味着他们可以直接将烟草装上船。这些种植园主中最著名的是罗伯特·卡特（Robert Carter）。他积累了30万英亩的烟草[79]种植地和数百名奴隶。其他人虽然没有他这么成功，但其总和也能左右烟草生产。规模最大的那些烟草种植户，其生产成本不但低于普通的小型种植户，而且往往用利润来添置更多的奴隶。小种植户只有两三个奴隶，彼此间不利于组成家庭；与此不同，规模庞大的种植园拥有自己的奴隶社区，可以自我繁殖发展，每个生下的奴隶后代都是种植园主的某种“红利”。
不难预测的是，随着财富的高度集中，烟草种植园主控制了弗吉尼亚的政治。1705年，拥有超过2000英亩的种植园主大都是当地的法官或镇行政官（burgess），后者相当于现在的议员。土地和权力结合在一起。这些人死后，他们的财产和奴隶由后代继承。在进入18世纪的第一代人中，弗吉尼亚最受尊重的群体组成了一个拥有广袤土地的上流阶层。这些拥有巨量财富的人很少工作：很大程度上，那些雇来的监工从奴隶和土地上攫取巨额财富的公式已经基本确定。劳动最为辛苦的人们从出生就继承了不幸的命运。这一点对于种植园主来说越来越成为一种优势。和出生于非洲的奴隶不同，出生于美洲的奴隶从来就不知道自由，也对任何与其主人利益相悖的身份一无所知，而且他们的后代对有关祖先的知识越来越隔膜。那些本地出生的奴隶现在也有了自己的大家庭，家人亲属们封闭地聚居在一个地方。对大多数人[80]来说，为了自由而逃是一种不可能的巨大牺牲，由此，家庭纽带成了无形的脚镣。
相反，对于南方那些富绅来说，与生俱来的安逸生活成了他们的标志。约瑟夫·罗伯特在《美洲烟草故事》一书中写道，“在他们的宴请、饮酒、赌博、赛马和舞蹈中”，有一种“享乐主义”，内在于种植例如烟草这样的邪恶作物[81]的本质中。不像生活规矩的新英格兰城镇，也不像在精神上崇尚平等主义的贵格会社区，在南方，顶层群体和底层群体的区别一目了然。显耀家庭在家里的瓷器上印上他们的家族饰章，肤色较深、社会地位卑下的人却无权拥有家庭，而没有奴隶的贫穷白人则除了自由之外身无长物。从这种等级制度严重的社会里，诞生了很多美国自由的缔造者。
然而，这种颓废弊端很多。类似于没有培养出除了石油之外其他经济实力的现代石油国家，靠单一商品立足的弗吉尼亚非常容易受海外烟草价格波动的影响。因为烟草收入支撑着种植园主奢侈的生活方式，应对短期价格下跌的一个办法就是以未来收成做抵押借钱消费。在罗伯特看来，“烟草种植者[82]身上有足够的拓荒者的乐观精神，也同样有英国乡绅对于高标准生活的渴望”，这两种因素的结合意味着债台高筑。身上没有大量债务的弗吉尼亚富绅非常罕见。
这中间的一个关键环节是伦敦的经纪人。这些经纪人相当于交易员与代理人的结合。富有的烟草种植园主派人将烟草运到英国的经纪人那里，经纪人将烟草卖掉，然后安排购买种植园主维持安逸生活所需要的英国奢侈品[83]：红酒、书籍、定做的衣服、亚麻布料、家具和瓷器。遇上烟草收成不够，或者市场上烟草价格不足以支付这些消费品时，经纪人就会拿种植园主未来的烟草收成做抵押，以合适的利率垫支一部分钱。对于这些经纪人来说，这个办法的好处是，可以将种植园富绅——不管他们多么有钱有势——“绑架”到这种依赖关系以及来年的烟草价格上。即使是历史上最有名的两位弗吉尼亚人，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和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也逃不出经纪人的控制[84]。
对海外经纪人的依赖似乎植根于弗吉尼亚的地理特点。切萨皮克湾内有数百个小海湾，拥有水上通路的大型种植园可以直接将烟草搬上驶往遥远港口的货船。因为弗吉尼亚的商品交易并未集中在一处，所以一直没有形成中央停靠港或商品市场；基于巨大的货物交易量，这种大型港口原本很容易成为18世纪北美规模最大的金融中心。18世纪60年代，弗吉尼亚的最大港口汉普顿，虽然距离切萨皮克湾很近，却只负责弗吉尼亚和马里兰烟草出口的一小部分。尽管控制了马里兰和它自身通往大西洋的通道，但是弗吉尼亚没有形成任何持久的经济实力，也没有在切萨皮克湾建立具有重要意义的城市中心。
就这样，弗吉尼亚将至关重要的航运和贸易融资职能拱手让给了北方的几个城市。贸易中心需要当代社会所说的“白领工作”：协调物流、安排保险、谈判贸易条款、增加贸易资本和维护批发设施等。商品贸易催生了很多其他行业。贸易港是信息流动的理想渠道；信息的总和被亚当·斯密称为市场“看不见的手”，指的是企业家和商人为了利润最大化而对企业经营进行调整所使用的信息。信息流越是活跃，从变化的市场潮流中获利的机会也就越具流动性；这些机会的流动性越强，后来者和暴发户就越容易扬名发迹。最终，这将为北方带来比南方单一作物殖民地更广泛和更大的城市发展机会。
然而，当下，南方在经济上处于主导地位。1765年，弗吉尼亚和马里兰的烟草，加上卡罗来纳的水稻，占北美出口总量的80%[85]。在独立战争爆发前夕，南卡罗来纳用英镑计算的出口额超过了所有北方殖民地的总和。需要一提的是，1770年的南卡罗来纳，虽然奴隶数量比弗吉尼亚的18.7万少得多，但奴隶人口超过了该殖民地总人口的一半：该殖民地总人口为12.5万，奴隶人口为7.5万。弗吉尼亚的黑人人口超过了纽约州的白人人口。因此，这些数字令人惊讶，且无法否认：在获得自由的前夕，美国出口的大部分商品——在棉花进入这个等式的几十年前——是奴隶劳动的产物。
然而，弗吉尼亚不仅是萌生有关自由和政府治理新思想的沃土，而且为美国的实验提供了知识基础，也带来了巨大的矛盾。
*指詹姆斯敦。——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