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风险投资
在关于“五月花号”的美国传说中，人们忽视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那群被剥夺了公民权的分离派信徒，他们租用那艘大船、雇用经验丰富的船员、筹备他们去往新世界途中一年补给所需要的资金从哪里来？即使对17世纪早期的主权国家而言，组织一次横渡大西洋的航行在资金上也不是一件小事情。可以肯定的是，现今经济拮据的政治难民在跨越大洋时，不可能包租运输工具，到达目的地时也没有什么谋生技巧。因此，“五月花号”背后的资金来源指向了一个平行叙事；在这个叙事里，宗教自由的崇高理想不得不屈从于经济方面的考虑和推动。
1616年，这群作为早期移居美洲的英国清教徒载入史册的人，原本是居住在荷兰的一个流亡的分离派团体。这些信徒中最早的成员于1608年逃离英国，最初落脚在阿姆斯特丹。几年后，他们辗转进入荷兰内地城市莱顿。威廉·布雷德福（William Bradford）在其关于莱顿生活的一手记录里，承认莱顿是一个“和善、漂亮[1]的城市”，但是分离派信徒主要从事的是需要“艰苦而持续劳动”的工作，其中很多人从事布匹加工。
虽然英国禁止他们公开从事其教派的宗教活动，但是荷兰对他们的迫害相对很少。实际上，一份记载[2]说，虽然他们的经济地位相对较低，但荷兰当地商人将他们虔诚的信仰视为诚信可靠的标志。在旅居荷兰十二年之后，一些人看到了宗教自由面临的潜在风险，于是这些分离主义者开始物色另外一个栖身之处，主要目的是改善经济境遇。
对于这些分离派信徒来说，最初促使他们离开英国前往荷兰的动机是过上好日子，并吸引更多基督教徒追随他们。然而，后来，莱顿的这些先驱者从事的苦力营生[3]和“高强度劳作”彻底吓退了那些潜在的追随者。据布雷德福说，当时很明显的是，“一些人宁愿选择[4]英国的监狱，也不愿意选择荷兰这些艰苦条件下的自由”。另外，他们中的年长者开始死亡，因为繁重的劳作往往会让这一宿命提前到来。同时，这些信众的儿女，“要分担父母亲的一部分重担”，不得不在类似其前辈要忍受的条件下劳动。如果这一切还不够糟糕的话，荷兰的“多重诱惑”还会吸引那些刚刚步入成年阶段的人远离教堂，走上“放纵”的道路，做出可能“亵渎神”[5]的堕落之事。这些信众中的年长者清晰地意识到，如果没有会众的壮大，他们将在一代人的时间里被世俗的荷兰社会同化；这场实验最终将悄无声息地失败。总而言之，看起来，对他们宗教原教旨主义威胁最大的不是政治迫害，而是严峻的经济形势。
解决方案是再次迁移。最初的想法是改变方向，前往“地域广阔，人烟稀少[6]的美洲地区”。这一提议引起了激烈的内部争论，主要是因为一些人想象的恶劣天气、野人、疾病、饥荒和“赤身裸体”的土著。此外，还有一个风险需要小心应对：在美洲西班牙领地附近落脚的想法被排除了，因为信仰天主教的“西班牙佬可能[7]和美洲野人一样残忍”。其他美洲土地，大多数地方被英国声索，剩下的相对来说面积小很多的地区被荷兰声索，所以，这就只剩下了两个选择。不管选择哪一个国家的领地，都要与对方谈判，获得许可。
当然，选择英国领地的可能性是一个戏剧性的嘲讽：当初逃离英国的信徒现在要考虑同先前迫害他们的那个国家友好谈判。不过，这个过程并非一帆风顺。
早在1606年，英国就向一个名为“伦敦弗吉尼亚公司”的私人风险项目颁发了特许证。虽然新世界的这一风险项目的内部运作由该公司内熟悉商业运作的人负责，但是监管和治理的权力仍然在英王手中。英王通过他设立的弗吉尼亚委员会来行使这些权力。和大多数新发起的风险项目一样——不管这些项目是海外项目还是国内项目——弗吉尼亚公司的开局很不妙。在其成立的头十年里，它数次亏损得一无所有[8]，不得不再次筹资。更为糟糕的是，绝大多数被送往海外的劳工都悲惨地死去。
在最初的十年运作期里，弗吉尼亚公司饱受各种挫折和困难[9]。当莱顿的分离派教徒派两人去伦敦，与他们商谈在其领地上落脚的事宜时，该公司喜出望外，就像是生意惨淡的店主看到了当天唯一的顾客。弗吉尼亚公司作为商业实体，能否盈利取决于殖民地的经营情况。那里急需大批孤注一掷，将生死置之度外的人。荷兰来的那两个教徒的迫切心情正好与弗吉尼亚公司的急迫心情不谋而合。不过，分离派信徒移居弗吉尼亚还有一个障碍：他们需要明确的许可，以便在那里从事宗教活动[10]。看重经济效益的弗吉尼亚公司对眼前的机会非常乐观，向他们保证说，这个问题是小事一桩，只要英王例行公事的批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这个过程不断拖延。弗吉尼亚委员会认为，如果他们批准分离派教徒在海外从事宗教活动，就会在某种程度上破坏英王陛下禁止其在英国从事宗教活动这一禁令的权威。后来，通过弗吉尼亚公司的斡旋，双方达成了妥协。英王的弗吉尼亚委员会既不批准也不禁止他们在海外从事宗教活动，前提是这些来自莱顿的信徒必须服从英王的管辖。
这种有意识的含糊成为英国政府代理人和那些信徒之间的中间地带。弗吉尼亚公司为莱顿的信徒授予了一个“许可证”，允许他们落脚新世界。实际上，不同于传统说法，最初移居美洲的清教徒根本不用躲避英王的迫害，他们是自愿向海外拓展英王主权[11]的。
获得许可之后，身在荷兰的教派长老们现在面临着同样复杂的资金问题。虽然弗吉尼亚公司有能力提供许可，但没有能力提供远洋航行所需的资金，教友们需要自己筹资。对于谨慎保守的有钱人来说，船只、水手和给养所需的支出不菲，作为一项投资来说风险太大，尤其是作为海外风险项目，很可能血本无归。后来，解决方案似乎是物色愿意放手一搏的有钱人——想要获得巨额收益，不计较一两个项目失败。
正在这时候，一个荷兰商业机构向这些教徒抛出了橄榄枝，与弗吉尼亚公司的方案形成竞争关系。听说他们与弗吉尼亚公司的谈判后，这个荷兰机构劝说莱顿的分离派教徒前往荷兰在美洲的殖民地。然而，有了弗吉尼亚公司颁发的居留许可证，提供资金这件事就落到了英国的投资者身上。具体地说，一个叫托马斯·韦斯顿（Thomas Weston）的项目发起人，代表伦敦商业风险投资协会，辗转前往莱顿，百般游说分离派牧师约翰·罗宾逊（John Robinson）。韦斯顿劝说这位牧师，称自己“可以让朋友们[12]投资”，于是双方草拟了正式的条款。用现在的话说，那些条款相当于一个意向书或投资条件说明书，一个需要根据最终谈判进行充实的框架。现代创业人士都知道，从协议双方讲明各自目标到最终达成协议，其间充满着越来越多的焦虑和对意志的考验，往往会持续到达成协议的最后一刻。1620年“五月花号”的筹资活动也不乏各种争执和波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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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投资在17世纪之前的很长时间里就已经成了气候。早在1505年，一个叫作“英格兰商业风险投资协会”[13]的组织就获得了官方的批准。这种协会不是将资本或资源汇集在一起的正式组织，而是松散的行业团体，个体成员可以有选择地参与团体的风险项目。后来（同一个世纪），海外风险项目所需的资金越来越多，恰逢股份公司出现并推动了这些项目的发展——相对于出资人相互熟稔、相对封闭的合伙关系，“股份制”指的是股权可向任何人转让的股东关系[14]。
除了股权可转让，商业法规的不断进步也为减少个体风险投资者的个人责任提供了有利条件——如果项目亏损，投资者可以不用承担超过其初始投资的亏损金额。有限责任概念是法律领域的一个新事物，在自由市场中并不自发或有机地存在。有限责任可以让投资者获得无限的利润潜力，而限制可能的亏损程度，这大大增加了航海探险投机活动的吸引力。有限责任形式不一定和海外殖民有关。主权国家经常向国民授予独占捕鱼权、勘探权，向私营实体授予贸易路线。政府通过向私营实体颁发特许证，鼓励私人资本投向海外风险项目，从而为国内创造经济效益。
有限责任对于鼓励投资，实现上述目标发挥了关键作用。对于远在遥远海域的船只和持续时间长达数月或数年的海外贸易项目，由于其商业性质，身在英国的投资者很少有参与决策的机会。这就强化了对公司制的迫切需求，因为在公司制下，被动型投资者无须对未知债务承担责任。同时，这种商业项目所涉及的航行距离和海外使命持续时间，决定了这些项目需要数量庞大的资本，远远超过了任何单个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不管他多么富有。股份公司可以让很多投资者出资参股某个项目，获得相关利润。促使英国企业采用股份制的最后一个推动因素[15]是1553年成立的一家叫作“俄罗斯公司”的股份公司。当时，众多风险投资者以每股25英镑的价格，总共投入6000英镑；这标志着法人形式首次被用于海外投资。
从那时起，连英国的私掠者（经政府批准可以抢夺敌国海上货物的海盗船）都开始采用股份公司形式向风险投资人筹集资金。私掠者想分散风险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对于从事这一行当的个人来说，如果私掠活动的出资群体中有足够多的声望很高的人物，那么因政治风向发生转变（即使当初被政府批准）而被控犯罪的风险会大大降低。这些私掠者根本不是传说中戴着黑眼罩、肩膀上站着鹦鹉的草莽人物。有关每次私掠活动的会计报表都会详细记录动用船只的吨位、投入的资金、参与的人员和船只数量。在有关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16]（Sir Francis Drake）组织的一次私掠活动的财务报表中，赫然记录着这次冒险总投资额为5.7万英镑，动用了21艘船和1932名水手。W. R. 斯科特（W. R. Scott）深入研究那个时代的众多股份公司之后，认为这种公司结构的灵活性为经营活动提供了两种优势，即投资的多样化和风险分摊，尤其是在私掠方面。私掠活动对巨额亏损的容忍程度催生了现代风险资本的基本理念。
假如[17]，一个出资人打算在私掠项目上投资2000英镑，那么只够为一艘排水量为200吨或两艘更小的船只配备相关设备。这样，如果仅凭一己之力，私掠活动的力量就会过于薄弱，难以获得有价值的斩获。但如果他用这些资金和很多人共同投资多次大规模的私掠行动，即使某次活动完全失手，他仍旧可能从其他活动的利润中获得不菲的收益。
收益不菲，确实如此。德雷克的这次私掠活动获得了4700%的回报，也就是其投入资本的47倍[18]。在权衡投资机会的风险投资者看来，这一奇高的收益率是极为诱人的，要知道，他们可不是保守的伦敦银行家。
17世纪初，经过一场极为残酷的战争，英国经济遭到重创，陷入萧条。除了英国本土之外，其他地区经济形势都很好。1600年，东印度公司成立。数年后，伦敦的弗吉尼亚公司成立。公司成立没多久，就印制了吸引风险投资者的小册子。弗吉尼亚公司的宣传册刻意淡化了所有不利因素。在有关印第安人可能带来的危险方面，宣传是这样说的：“他们大都善良和气[19]，无微不至地关照我们。”广告中还详细叙述了可以运回英国做木材的各种树木，蕴藏丰富宝藏的“从未探察过的”山脉和辽阔“富饶”的土地。接下来，小册子号召广大英国同胞发扬爱国精神，积极参与，说他们必须“前往世界的每个角落[20]，解决英国的物资匮乏问题，用一个王国的物资供应另一个王国”。然后，小册子讲到国内严重的失业状况，到处是“大批闲人”，可以将他们送往海外从事这一项目。
接着，小册子开始说眼前的项目。对于想留在英国的风险投资人，弗吉尼亚公司一股的价格是12英镑10先令[21]。对于移居者，也就是那些真正愿意去弗吉尼亚的人，不用出任何资金就可以得到公司的一股，前提是在弗吉尼亚殖民地做满七年工。另外，公司负责提供伙食费、材料费和殖民地的维护支出。公司拥有所有生产资料，对所有经营活动享有垄断权。在七年结束之际，包括已开垦土地在内的公司资产将被分配给所有股东。对于很多经济拮据[22]，为生活苦苦挣扎的年轻人来说，只要出力气就可以在新世界获得一块土地，对他们具有相当的诱惑力，尤其是当他们看到很多富人也愿意以超过12英镑的价格购买这些股票时。
轻松赚大钱的梦想往往很容易破灭。弗吉尼亚公司后来变成了一场灾难。头几批到达的劳工饱受疾病、饥荒、严寒和印第安人袭扰的折磨。随后几批随给养船到达的劳工被眼前长期食不果腹的同胞吓坏了，早期到来的一批人干脆逃到了印第安人中间。连续经历了几次失败后，老股东不愿意继续投钱，公司不得不物色新股东，并进行多次重组。1614年，公司财务状况极度恶化，急需大批资金注入。再加上，他们建立的殖民地的状况也一团糟，于是，人们群情激奋，要求撤销该公司的特许权，上交王室。弗吉尼亚公司的律师理查德·马丁[23]（Richard Martin）向下议院申请救助，希望英国财政部能提供应急资金援助。
因此，当那两个来自荷兰的访客向弗吉尼亚公司打听如何落脚新世界时，后者愿意招收任何甘冒生命危险，且能忍受恶劣工作条件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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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弗吉尼亚公司和英王的许可近两年半后，莱顿的分离派教徒为远航做了最后的准备工作。威廉·布鲁斯特（William Brewster）和约翰·卡弗（John Carver）代表所有信众，动身前往伦敦签订最终条款。
股票定价为每股10英镑[24]。条款类似于弗吉尼亚公司的条款。愿意去新世界耕作的人可以获得一股，愿意投资10英镑的任何人也可获得一股。风险项目拥有殖民地的所有资产和经济权利。七年结束之际，总资产按照所有权比例在所有股东之间进行分配。
然而，问题出在细节中。就在距离原定启程日仅剩几个星期之际，商业风险投资协会更改了协议条款。在最初的条款里[25]，这些信徒每周为该项目工作四天，剩下两天时间用以“个人工作”，一天是安息日休息。后来，投资者坚持要求人们一周给这个项目工作六天。更令人气愤的是，那些劳工给家人建的房子也不属于他们自己，而是属于这一风险项目。
这些信徒的精神领袖约翰·罗宾逊非常不满。他写信给他的代表约翰·卡弗，抱怨久久无法租到船。罗宾逊发现，七年到期后将房屋作为项目资产来分割的条款尤其显得吝啬，因为，该项目的主要利润来源是“捕鱼、贸易等工作”[26]。接着，他请原定牵头进行这次远航的卡弗认真考虑劳作七年且“没有一天不劳动”[27]是一种什么感觉。然而，已经太晚了。代理人已经代表所有信徒在协议上签了字。
在筹集到1200英镑之后，相关各方立刻开始腌制牛肉[28]，储备啤酒、饮用水和海上航行需要的其他物资。在荷兰，随着该项目的一些股份在分离派信徒中发售，他们用这些钱购买了排水量为60吨的小型船只“佳速号”，打算抵达新世界后将这只船用于海岸贸易和捕鱼。在英国，人们租下了排水量为180吨的“五月花号”。
7月的一天，“佳速号”矗立在荷兰港口城市德夫哈芬（现今的鹿特丹），准备载着部分分离派信徒前往英国，与停泊在那里的“五月花号”会合。其中的一个乘客，也就是未来的朝圣者领袖威廉·布雷德福，记述了那个极为伤感的一天：面对从附近的阿姆斯特丹赶来送别的亲友，那天“不知流下了多少泪水”[29]。“德高望重的牧师满脸是泪，跪倒在地”，希望作为先驱者第一批出发的教友一切顺利。不久，“佳速号”徐徐离开了码头。就这样，“他们离开了生活将近十二年的那个优美宜人的城市，不过，他们认为自己是朝圣者”。
没过两天，在一路“顺风”的帮助下，这些朝圣者到达英国南安普敦港。看到“五月花号”的初始兴奋退去之后，手里的协议让人们很快郁闷起来。从荷兰来的信徒立刻对代理人认可的条款提出异议，尤其是工作日由四天变成了六天，以及自建房屋由个人财产变成了共有财产。商业风险投资协会的代表韦斯顿从伦敦赶来，以“确认协议条款”[30]。但是，这些朝圣者不承认新增条款的约束力，虽然他们的代理人签了字。僵局持续了好几天。这时候，事先约定的最后一笔100英镑的资金到了出资日期。这笔钱本应由韦斯顿他们支付，用于让“五月花号”起锚离港，但韦斯顿拒绝出钱。信徒们只好卖掉了3000磅*黄油，低价处理掉一些其他物品，迅速筹集了60英镑。
另外，朝圣者的虔诚信仰促使他们一致向其他股东表达了他们不让步的原因，其中包括和商业风险投资协会一起投入资金但仍然留在莱顿的很多信徒。他们提出，在新世界拥有自己的房子是促使他们前往那里的“重要因素”[31]。不过，他们又安慰投资人说：“如果七年内不能产生大笔利润，我们大家还会继续合作。”虽然在其他方面对投资人百般安抚，但是这些朝圣者在房子所有权上丝毫不让步。韦斯顿也不让步。
卖掉一些给养获得资金后，1620年8月5日，“五月花号”和“佳速号”离开码头，驶向新世界。因为筹集资金和租船耽误了一些时间，所以启程时间比原计划稍晚。按照这个时间，他们可能在初秋抵达新世界，勉强有足够的时间为冬天做准备。屋漏偏逢连夜雨。“佳速号”名不副实——因为漏水不得不停靠最近的港口修理。漏水问题解决后，又发生了其他导致返航的问题；这一次，“佳速号”被彻底放弃[32]。最初的一些乘客决定放弃这次前景不妙的旅程，剩余的乘客则转而乘坐“五月花号”。
9月5日，“五月花号”载着102名乘客，开始了驶向新世界的旅程。很多记载说这些朝圣者是因为宗教信仰原因前往新世界的；需要指出的是，“五月花号”上足有一半的乘客并非来自莱顿的分离派信徒，他们只不过是被投资者分配到那艘船上的移居者。
原本生活在相对自由的荷兰，现今在英国人的资金支持下，乘坐英国船员驾驶的从英国租来的船只，在英国国旗下驶往新世界——这一切都不像是逃离英国迫害的样子。政治难民一般不会在逃难前的最后日子里商谈未来七年的经济报酬和资产分配。所以，这些朝圣者从开始就根本不是难民，他们是一场投机活动的关键参与者，同时也是向新世界扩展英王主权的关键参与者。宗教自由只是整个计划中的一部分。
然而，这一风险项目，和弗吉尼亚项目一样，开局非常不顺。11月末，“五月花号”才抵达美洲海岸。除了抵达的季节过晚之外，他们还错过了目的地。弗吉尼亚公司当初授予的“特许证”规定的登陆地点[33]在哈得孙河河口附近。然而，“五月花号”停靠地点却在河口以北220英里处的半岛旁。在派出一个探险队上岸查看海岸线，并物色建立定居点的位置后，大多数朝圣者仍然待在“五月花号”船上，等待探险人员回来。在“五月花号”出航期间，英国的官员们将[34]弗吉尼亚北部的一块土地划给了新英格兰委员会。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这些朝圣移民正在为他们在新英格兰的第一个冬天做准备。
威廉·布雷德福在他撰写的历史书《普利茅斯开拓史》中将这一部分的标题定为“饥饿年代”。航行途中只死了一个船员，横渡大西洋结束之前，没有乘客死亡。但在人们等待探险队归来的过程中，死神光顾了那艘船。布雷德福回到船上后，发现妻子死了。而这只是等待着他们的严冬的前奏。2月底，这块新建殖民地的死亡人数达到了“一天两到三人”，而且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布雷德福极为痛苦地说，“只有六七个人”[35]身体无大碍，能够照料别人。到了3月，“五月花号”的乘客将近死了一半。英国谈判导致的耽搁，再加上“佳速号”漏水返航，让登陆新世界的时间推迟了整整一个月。而人们本可以用这些时间来准备应对未来几个月的寒冷天气。
在科德角挨过冬天之后，租来的“五月花号”在4月开始返航。看重经济效益的风险投资人原本期望这艘船返航时从新世界带回木材、毛皮和其他商品。但是，因为那些移居者在第一个冬天里的恶劣境遇，“五月花号”返回英国时基本上是一条空船。
很多投资者——尤其是托马斯·韦斯顿——很不满意，认为死亡率不是借口。在写给约翰·卡弗（当时的卡弗已被那些朝圣者选为总督）的信中，韦斯顿不无挖苦和不满地写道：“船上没有送回来什么东西[36]，你们可真是不容易，人们对你们不满意也不冤枉你们。我知道你们的问题所在，与其说是手脚有问题，不如说是头脑有问题。”韦斯顿这封写给卡弗的信交由一艘叫“财富号”的新船送达，其目的地是普利茅斯。韦斯顿担心卡弗不能充分理解他的意图，还特意在信中告诫对方说，如果卡弗不能让这艘船满载而归，他就要切断他们的资金供应。然而，在“五月花号”回到英国和韦斯顿通过“财富号”寄送的信送达的这段时间里，卡弗去世了。
经历了冬季的痛苦之后，“财富号”的到来让人们大感欣慰。“财富号”除了带来急需的给养之外，还带来了35个移居这里的劳工。韦斯顿那封措辞很不客气的信被交到了新任总督威廉·布雷德福手中。不过，到了这个时候，形势已经开始好转。从出现第一丝春意开始，这些移居者花了好几个月来建造他们的居住区。更重要的是，他们第一次与印第安人有了直接接触。那个印第安人自称萨莫塞特（Samoset）。不可思议的是，与科德角附近从事季节性捕鱼的讲英语的渔民熟悉一些之后，萨莫塞特居然能够结结巴巴地说一些英语。他甚至在首次打招呼[37]时主动走向前说“欢迎你们，说英语的人”。这句欢迎语让对方的紧张情绪大为缓解。
在这次接触的几天后，当地部落首领马萨索伊特（Massasoit）前来造访。这次会面意味着之后延续了二十年的个人关系的开始。印第安部落对普利茅斯殖民地的救助至关重要。具体而言，印第安人能够弄到一种可以在欧洲卖到很高价格的内陆商品：河狸皮。欧洲各国目标市场的有钱人对河狸皮制品趋之若鹜，导致河狸皮迅速成为新英格兰和旧世界之间的商业纽带。同时，跨大西洋贸易塑造了美洲土著和早期殖民者之间共生的经济纽带。因为进入内地的殖民者装备很差，所以印第安人没有领地会被侵占的忧惧，而是将英国人的殖民地看作贸易站。多年来，河狸皮是印第安人冬季御寒衣服的一部分，他们猎捕河狸的技术非常娴熟[38]，因此在弄到殖民者渴望的这种高价值商品方面，印第安人具有很强的竞争优势。长途跋涉到人迹罕至的水塘捕捉河狸，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殖民者们将这件辛苦活儿交给这些行家去做。
北美土著将另一部分价值添加到供应链中来：河狸皮需要大量的加工工作。肢解和扒皮落在了本地女人们的身上。将皮毛上的肉和肥油去掉之后，接下来是一个更消耗体力的任务：软化生皮，将粗糙的硬毛去掉，最终加工成适合欧洲上层人士穿用的光滑柔软的毛皮制品。有时候，这甚至需要穿着生皮一年，用汗水做软化剂，达到软化效果。
这一情况促成了普利茅斯早期殖民者的贸易机会。早在“财富号”抵达之前，殖民者就已经开始用一些简单的物品，比如毯子、玻璃珠、刀具和其他器皿，换取印第安人的河狸皮。印第安人没有铸造锃亮刀具或精致金属用具的技术，却能够用他们看来简单的猎捕和加工[39]河狸来换取这些奢侈品。一直到现在，这种双方能力的互补仍然是所有全球贸易的核心基础。
这些殖民者没有把韦斯顿的挖苦放在心上，将大量木材（以板材的形式）装上了“财富号”；更重要的是，他们还给船上装了“两大木桶河狸皮和水獭皮”。这批货物价值“将近500英镑”。这是一个利润颇高的套利交易：据朝圣者中的那位领导说，这些即将出口的东西是殖民者用“一些微不足道之物”[40]换来的。那次航行的初始投资，大约是1200～1600英镑[41]，毛皮和木材的价值提供了投资者第一年红利的30%——这是为一群本质上是宗教原教旨主义者的人提供资金的坚实回报。不过，上天却不保佑“财富号”。那艘船在大西洋海面上航行时，遭到一艘法国私掠船拦截，货物被抢走。结果，和“五月花号”一样，“财富号”也空手回到了商业风险投资协会那里。
这一灾难性事件与出资人意外遇到的其他几个问题同时发生，并引发了之后的那些问题。如果那批货物安全抵达的话，销售利润可以用来投资殖民地来年所需的给养。现在，采购相关工具装备和另派补给船的成本，需要再进行一番筹资。而接下来的筹资活动难度很大，因为这一项目到目前几乎颗粒无收。同时，韦斯顿和另外一个出资人发生了争吵。一时间指控四起，诉讼不断。这场风波大大影响了韦斯顿在出资人中的威信[42]，尤其是在需要进行额外一轮融资的情况下。不久，韦斯顿将自己的股份让渡给其他所有出资人，这场争执才算结束。
恰似海外项目出资人的纷争，北美殖民者也遇到了棘手的问题。按照最初的协议，定居点和公司的所有人都要参加种植劳动。给养船的到来一再推迟，即使到来，又常常带来比食物更多的需要喂养的人口。在这个时候，种植庄稼关系到人们的生存问题。然而，“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思想造成的粮食短缺，说明这种集体劳动方式是靠不住的。经过激烈争论，大家决定所有家庭都分得一份土地。每个家庭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劳动成果。殖民地总督说：“这个办法很成功[43]，它让所有人都勤快起来。女人们积极主动地去地里干活，还带上小孩子帮她们往地里撒玉米种子，不再说孩子没力气不会干活的话了。”这种实验性的共产主义生产形式，至少在种庄稼方面，在这些朝圣者中结束了。
同时，国内投资人逐渐意识到，在项目期限内获得丰厚利润的希望很小。更糟糕的是，英国恶化的经济和政治形势让很多投资者资金紧张。“五月花号”出航不到三年，金融机构就开始瓦解。富有同情心的投资者詹姆斯·谢林（James Sherley）在给布雷德福的信中沮丧地说：“之前，不管哪次出海和交易，你和我们都是参与者和合作伙伴，那种时候[44]再也不会有了。”另外，他更关心的是确保“我们的钱不要亏掉”。谢林估计，出资者对“不少于1400英镑”的公司资产有优先要求权（first claims，在现代风险资产术语中叫“优先清算权”）。又一段谈判开始了。
就在英国投资者内部，以及他们与朝圣者进行激烈谈判的这段时间，该殖民地仍然需要外部资金注入以维持生存。为了弥补资金缺口，这些朝圣者向贸易合作伙伴和经纪人张口借钱，利率超过了50%[45]。
众多利益群体经过将近两年的谈判，逐渐达成了一个解决方案。普利茅斯的殖民者不愿根据协议将房屋和田地作为公共财产进行分割；同时，身在伦敦的风险投资人也无意直接接手位于数千英里之外偏僻村庄的房产。经过复杂的讨价还价，双方达成一份协议。普利茅斯殖民地负债1800英镑，买入该风险项目的所有股权——这样，出资人就不再是该项目的股东。这使得殖民者可以自由地在内部分配房屋和田产。同时，一些朝圣者，以威廉·布雷德福牵头，承诺承担全部集体债务；从1628年开始，每年支付200英镑，九年共计[46]支付1800英镑。为了缓解普利茅斯公民的偿债压力，布雷德福和他的团队申请到了该殖民地从事毛皮生意的垄断权。
实际上，这一垄断权含金量极高，但前提是没有竞争。到1628年，一船又一船的移居者抵达新英格兰。有的移居者，比如前来定居的清教徒，有宗教倾向，而其他人则是流动商贩。殖民地位于哈得孙河的荷兰人在北至康涅狄格河的地方建立了贸易站[47]。法国人也不甘落后。对于以上各路人来说，毛皮都是至关重要的商品。北美土著居民继续他们作为猎人和毛皮加工者的角色，是跨大西洋贸易的关键人物。对于当地河狸来说，这可不是什么好消息。繁殖率低[48]，再加上迁徙距离有限，这场毛皮争夺战几乎让新英格兰的河狸迅速灭绝。随着河狸的消失，当地印第安人基本丧失了价值，甚至成了危险因素。
市场形势的压力迫使布雷德福和信徒们重新与出资人谈判[49]，使他们将皮毛生意深入进行下去以获得出路。1645年，当所有矛盾尘埃落定时，仍旧持股的出资人已屈指可数。“五月花号”的资金筹集和每次耗时数周的跨洋远航，形成了一个持续二十五年的风险项目。当那份协议有效期满时，当初船上的朝圣者们绝大多数已不在人世。
*本书多采用英制单位，换算为公制单位多有不便。在此附上大致换算关系（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供读者参考：1英尺=0.30米；1英里=1.61千米；1英寸=2.54厘米；1英亩=4046.86平方米；1盎司=28.35克；1加仑（美）=3.79升；1磅=0.45千克。——编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