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论一门有关社会的科学:启蒙运动与奥古斯特·孔德【11】
18世纪的欧洲孕育了一些令人瞩目的社会思想家,包括伏尔泰、休谟、亚当·弗格森、孔多塞、孟德斯鸠、亚当·斯密和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尽管他们在哲学、自然科学和文学领域撰述广泛,但在社会观念方面的产出体量更令人瞩目。尤值一提的是,启蒙运动社会思想家们(启蒙主义者[Enlighteners])与古希腊和基督教的社会思想传统分道扬镳。他们开创了一门新的有关社会的科学。
尽管启蒙主义者们是怀着十字军战士一般的热忱来投身科学事业的,但他们并非这项事业的原创者。迈向一种科学的世界观的重大突破发生于15世纪到17世纪,乃是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和牛顿的诸般努力的结果。从当时的角度来看,献身于科学,无异于对通行的亚里士多德—基督教世界观发出了重大挑战。在现代早期的欧洲,宇宙被视为一种等级秩序,所有存在物(人、动物、植物、属灵)都在这个神创的有序宇宙中,拥有一种恰当的位置和目的。自然世界与社会世界被视为灵性角度上充盈着价值、意义与目的。与之相反,科学革命把宇宙理解为一个机械系统,由遵循自然法则的运动中的物质构成。无论是神圣目的,还是人的意志,都会变成科学世界观中的边缘特性,事实上是可有可无的特性。
但即使启蒙主义者不是科学革命的缔造者,他们也是其重要的推广者和宣导者。他们以笔为旗,借口布道,证明了自己在把科学介绍给受过教育的欧洲人的过程中不可或缺。不仅如此,他们自身也是创新者,相较于在自然科学方面的努力,他们对人类行为的研究更具成就。他们贬斥了此前大多数社会思想,指其建基于偏见、意见、天启、哲学推断以及传统;而他们主张,真正的知识只能依靠事实与科学方法的确凿根基。启蒙主义者与将社会视为某种神意秩序或自然秩序的观念分道扬镳,转而把社会理解为一块由个体互动组成的“场地”,【12】对人的各种意向做出回应。启蒙主义者创造出一种在现代西方逐渐取得主导地位的社会世界观。居于其核心的观念,乃是人创造了社会;我们通过自己的行动,塑造出一个由各种制度组成的世界,而这个世界又反过来塑造了我们。个体与社会制度之间的相互作用决定了人类的历史与未来。有关社会的这门科学的宗旨,就是要揭示不同社会中人际联合的共同模式。
启蒙主义者确实倡导科学型世界观,但只是在有所裁剪以适应自己目的之后。他们和当时许多受过教育的男男女女一样,也在科学型世界观中看到了理智对于偏见的胜利。然而,一想到科学把宇宙设想为一块纯粹物质主义的机械论的场所,没有给自由和道德留下任何空间,他们也被这场革命所困扰。或许要靠孟德斯鸠、亚当·斯密和孔多塞的天才智慧,他们才能将科学与自由人文主义世界观相嫁接。要实现这一点,靠的是把人类历史设想为个体行动的产物,但要以法则一般的方式,形成一定的模式。因此,孟德斯鸠在其巨著《论法的精神》中,将各类政治体制中的变异既诉诸地理、气候和宗教等自然因素与社会因素,同时宣称证明了这种变异受到人性约束的限制。﹝1﹞与此类似,当孔多塞以宏阔的眼光将历史视为人类进步的征程,他也相信,是争取人类自由的驱动力说明了为何有些社会比别的社会进步更快;同时他又认为,是我们共同的人性,创造出不同社会之间的重要共性。﹝2﹞
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既一心要理解人类行为,又立志用科学来促进自由与进步。但是,科学如何能既作为一种道德上中立的知识工具,又充当一种社会进步的载体呢?孔多塞在《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中提出,科学的本质,即依赖事实与观察,接受批评与修正,这本身就会促进个体主义、宽容、平等和民主。他据此认为,科学的进步会自动转译为社会的进步。时至今日,经历了纳粹主义、广岛核爆,以及广泛曝光的科学通过医学与精神病学实施酷刑和控制,我们当然会质疑,科学是否必然与自由主义、人文主义的价值观相携以进。启蒙主义者是否并不可能将自己的自由主义价值观融入科学?许多启蒙运动思想家主张,社会科学只要捕捉到历史的法则,就会洞悉正确的社会规范与社会政策。然而,事实上,所谓的客观历史法则也有可能被科学家的社会价值观与利益所涂抹扭曲,我们又该如何防备这样的可能性呢?如果社会知识是要引领社会事务,我们就需要确定,我们的社会观念真的映射了客观世界,而不是我们的主观世界。但我们又如何能确定这一点呢?
启蒙运动思想家们的社会动机引发了更多的疑虑,他们的科学型观照恐怕并非完全没有道德与政治上的意涵。启蒙运动的这些伟人生活在社会动荡的时期。欧洲各社会都分裂为两类社会群体,一类捍卫社会等级秩序与现状(即教会与土地贵族),另一类像是工商企业主、农民和劳工,奋力谋求自由、平等与民主。【13】启蒙主义者大多来自社会特权家庭(贵族或议员的儿子),但一般不属于把持统治权的僧侣和贵族精英。他们的生计既不受到统治精英的保障,也没有20世纪发展起来的那种独立大学体系为依托。作为受过教育但殊少社会特权的男性,他们能共情的对象,一般就是那些想要推动社会变迁的人。
启蒙主义者也都投身当时的社会斗争。他们作为积极论战者和社会批评家的活动都面临重大风险,从缴纳罚款和经济上缺乏保障,到被迫流亡、身陷囹圄,甚至遭到处决。事实上,他们中有许多人是用化名或笔名写作的,并且作品里的批判论调也用幽默或戏仿精心掩饰。既然他们一般都不是地主或议员,他们的战场就是文化。他们要驳斥的信仰和社会规范,就是拥护一个基于社会等级、不宽容和不平等组织起来的社会。在18世纪的法国,斗争主要就是针对天主教等级秩序。一方面,启蒙运动思想家要力争公共表达自由、言论自由和宽容异见。另一方面,他们的斗争又聚焦于这样的议题:社会中应当通行什么样的信仰、价值观和社会规范。换言之,启蒙主义者要就基于基督宗教文化组织起来的社会的合法性展开争辩,就等于挑战了土地贵族和教会等级秩序的根基本身。由此观之,他们投身于科学的事业,作为其斗争的核心要素,以塑造欧洲乃至全人类的未来。
鉴于启蒙主义者的前辈们为科学型世界观所做的突破,启蒙主义者以科学为载体来挑战基督教文化,也就没有什么可惊讶的了。公众通过伽利略及其他科学创新者被指异端邪说而遭到的迫害,把科学与社会反叛联系在一起。不仅如此,无论是教会,还是抨击教会的人,都把科学型世界观解读为对基督教宇宙论的严重威胁。如果宇宙被看作受机械法则主导,那么上帝就无异于一个边缘性的超然观察者。既然上帝在自然事务和人间事务中的角色都被化减为区区观察者,那么教会的社会角色也就相应削减了。
科学型世界观挑战了教会的公共权威。在科学勾画出的宇宙里,所有的存在物都被化约为运动的物质。唯一值得考虑的差异关乎形状、力量、质量或速度。关于灵性存在物及其行动(比如天使或道成肉身)的存在,关于使我们有别于动物的人类灵魂这个观念本身,基督教的相关基本信仰都陷入受质疑的境地。与此类似,既然科学设定真正的知识乃是基于观察、事实和科学方法,在启示、传统和教会权威基础上确立起来的基督教知识也就信誉不保了。最后,我们还应当注意到,与西方现代科学相维系的社会价值观和启蒙主义者的社会价值观之间有着密切关联。比如,牛顿式的宇宙把所有存在物都置于平等的基础上;科学知识本身也不是继承的权利或天赋,而是教育和努力的结果;自然法则适用于宇宙中的一切存在物。【14】简言之,科学革命似乎与现代自由主义价值观念和谐相融,与希望社会改良的那些群体的社会行动议程也完全合拍。话说回来,将科学宇宙论转译成某种社会世界观的并不是伽利略或牛顿这代人,而是要等到启蒙主义者。
科学革命的第一阶段(自15世纪到17世纪)依然让上帝和教会葆有大权,到了启蒙主义者发动的第二阶段,上帝就成了私人信仰之事,而教会则成了人类创设的机构,不配享有任何特别的公共权威。启蒙主义者对作为知识、社会规范和公共价值之源泉的宗教严加抨击,从而直接挑战了教会及土地贵族的社会权力。如果真正的知识是建立在观察和事实基础上的,那么基于启示或传统的宗教就只不过是意见或幻觉了。事实上,许多启蒙主义者指责教会之所以发明基督教,是为了让大众始终处在敬畏、恐惧和愚昧状态下,以便自身赢得社会特权。既存的社会秩序与教会等级秩序、君主王室和土地贵族结为同盟,被视为脆弱的人为创设,仰仗的宗教根基业已摇摇欲坠。
启蒙主义者倡导科学的事业,从而有能力发动对社会现状的正面抨击。不过,他们的批判方式若此,恰恰很容易被反诸自身。如果说教会塑造了一种世界观,掩盖了自身对于社会权力的欲望,那启蒙主义者不也同样如此吗?他们不就是想用科学取代宗教,用科学家取代牧师吗?声称只有科学能够确保真正的知识,确保社会的进步,这不就是一群上升中的社会精英希望把自己对权力的欲望合法化的另一种伎俩吗?
尽管启蒙主义者大谈科学乃是基于事实、观察和方法,但却忽略了一点,科学和宗教一样,也是依赖于一些无法从科学角度证明的观念的。一旦我们注意到这一点,我们的怀疑就多了几份可信。比如说,所谓人是自然的存在,自然是均衡一致如法则一般的,观察能产出知识,历史是有规律可循、有目标导引的,这些主张其实都无法通过科学来证明。这些信念说到底都属于信仰之事。不仅如此,尽管他们反复保证,说他们的社会说明有着事实的牢固基础,但他们的同时代人和后晋晚辈们却提出了严肃的质疑。例如说,孟德斯鸠坚持其科学思路,宣称“我(有关社会组织)的原理并非源于我的偏见,而是来自事物的本质”。﹝3﹞但是,“事物的本质”真的揭示了像孟德斯鸠所认为的那样,决定政治体制的主要因素是气候,而不是宗教或社会阶级?当孟德斯鸠提出,寒冷气候孕育出来的人勇敢、慷慨、能耐受痛苦,当他用寒冷气候所导致的急躁来说明“英国人对自由的热爱”时,他只是在表达“事物的本质”吗?还是说在表达他自己的偏见?或许更能体现启蒙运动社会思想的道德模式化意味的,是他们有关人类进步征程和理智战胜迷信的宏大故事。这些叙事令人生疑,颇像是基督教千禧年主义的世俗版本。简言之,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是,启蒙运动的科学实践对真理的担保其实和宗教的担保一样脆弱。宗教的支持者和科学的倡导者之间的文化冲突,其争斗的焦点似乎只是如何塑造社会的面目,谁有权利将社会规范和理念合法化。
启蒙主义者纵然称颂科学是呈现真理的媒介,【15】却又将科学用作社会变革的有力工具。他们坚信科学是通往真正知识的道路,这种信念十分真诚,我们毫无理由怀疑。他们接受说科学之等同于真理,宛如他们的前辈承认基督教等同于信仰。当信念成为社会中大部分人的常识性理解,信念(beliefs)也就固化成了一种信仰(faith)。从18世纪中叶到晚期,科学已经成为许多受过教育的欧洲人所珍视的世俗人文主义世界观的核心内容。不仅如此,在许多欧洲人的心目中,科学既象征着一个新的启蒙时代,又是一种社会进步的力量。倡导科学,就是与人类进步的征程保持步调一致。基督教或许是启蒙运动嘲笑的对象,但基督教所信奉的所谓真理将带来拯救,却仍然鼓舞着哪怕是受过启蒙的心智。
启蒙时代或许并不是它的杰出思想家及其许多继承者所相信的那样,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转折点,但这个时期的确称得上风云跌宕,变革激越。商贸扩张,自由开明的政治制度形成,欧洲社会的阶级组织初显端倪,这些都展现出一种新的或“现代的”社会类型的轮廓。依照许多人的理解,尤其是西方社会的人,这些变革都体现出人类的重大进步。由此观之,科学既是进步的象征,又是进步的主因。
倡导启蒙运动的人也自有诋毁他们的敌手。并不是18世纪的每一个人都热情拥护启蒙运动。所谓科学等于真理,所谓现代时期的方向就是势在必然的人类进步,批评者们驳斥了这样的等式。启蒙运动激起了反启蒙运动。后者就像前一场运动,展现出纷繁多样的面目。“浪漫派”批评者,比如英国诗人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倡导直觉与情感,精神追求,以及自然、人类与上帝之间的统一。﹝4﹞而像埃德蒙·伯克和约瑟夫·德·迈斯特这样杰出的“保守派”社会批评家,则主张一种珍视宗教和传统的社会理念。﹝5﹞至于法国激进派格拉克斯·巴贝夫和夏尔·傅里叶之类的革命派批评者,捍卫的是与田园牧歌般的农业社会理想相维系的平等主义价值观。﹝6﹞反启蒙运动的这些支脉各具特色,但都从深层厌恶经济上的个体主义,文化的世俗化,知识的科学化,以及社会进步的教旨。
当自由与社会变革的新精神席卷欧美,启蒙主义者内部以及他们和反启蒙运动批评家之间的意识形态冲突也愈发激化,进入公共生活的中心。而这些文化冲突的核心,就是对科学的意涵及其社会意义的追问。
启蒙运动关于社会的科学的继承者们也接续了启蒙主义者对于科学的信仰,同时将赋予科学的崇高道德希望一并吸纳。然而,面对法国大革命毫无节制的冷峻现实,或是启蒙运动世俗人文主义遭遇的诸多批评者,启蒙运动的继承人们几乎无法视若不见。到了19世纪初,支撑起经典大家的宏大观照的,正是有关科学、社会和历史变革的观念冲突。
奥古斯特·孔德【16】
孔德生活在法国社会剧烈动荡的时期。许多欧洲人对法国大革命(1789年)寄予厚望,但后者转向政治恐怖主义,未能实现一个新法国,这厚望也落了空。不过,启蒙运动时代所激发的对自由与进步的热忱信仰,并没有随着革命的渐渐远去而消失。孔德也分享了这份启蒙信仰。他和许多同时代人一样,都对19世纪最初几十年的王权复辟倍感沮丧。一边是启蒙主义者和革命派,另一边是帝国与王室的拥戴者,孔德的社会思想就是在这样两方撕裂中的法国形成的。
在孔德的眼中,19世纪上半叶的法国深陷社会危机。启蒙运动与法国大革命在相当程度上破坏了旧法国,一个由教会和拥有大量财富及土地的贵族所支配的法国。然而,革命并未能够创立一个新法国。启蒙主义者,尤其是点燃革命的那些最激进的分子(例如卢梭和罗伯斯庇尔),正确地揭示了农民与劳工的受压迫状况,批判教会与贵族的腐败。不幸的是,他们的乌托邦式社会希望并没能转换成切实可行的社会改良行动议程。一旦革命派接掌了权力,他们的统治就迅速蜕化为激烈的权争与暴力,残暴的镇压取代了理智与法制。这绝非意外。就此而言,孔德认为,对启蒙运动的批评,主要是来自保守传统和天主教正统的声音,指责启蒙运动思想家未能理解社会变革必须基于习俗与传统,这说的没错。不过,这些保守派批评者表达的只是选择之一:捍卫现状,抵御他们预见启蒙主义者的改革将会造成的混乱。基于此前一个世纪业已发生的社会变革如此深广,孔德并不认为这样的立场能守得住。法国整个国家已经开始变成一个现代工业社会,这种趋势无可逆转,昭示着社会进步。
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1798—1857)出生于法国蒙彼利埃(Montpellier)。孔德的观念是在法国大革命和反革命对抗的动荡中形成的。因此就不难理解,孔德为何特别关注社会如何确立社会秩序,又是如何变革的。孔德主张,社会历经三阶段发生系列演进。而社会进化的驱动力就是时代的主导观念。最后一个阶段,即孔德所称的实证阶段,是由科学知识所引领的。孔德想象社会学将成为科学时代的最终果实。社会学将揭启社会生活的法则,促成重大的社会进步。
法国处在社会转型之中。【17】旧法国垂垂死去。王室复辟,教会与贵族重掌权力,也只能激起社会混乱。变革不可遏止。然而,革命派所设想的新法国,一个奉行普遍权利、平等、大众民主和世俗人文主义的社会,却招致了社会失序。启蒙主义者坚信,将会有一种理性,为一种合乎理想的社会秩序的各项法律和制度立法。但与此信仰相反,新社会并未能遵照理性的指令有序塑造。社会并非一大团黏土,任我们如愿拿捏成型。孔德相信,正是启蒙主义者的这种理性主义信仰,导致了法国大革命的失败。社会变革必须基于一个国家的过去的鲜活传统,基于对社会秩序原理的理解。
法国处在社会危机之中,处在激进变革的倡导者与衰亡社会秩序的捍卫者的两极对立之中。这导致社会状况相当不稳定,19世纪法国在共和、帝国与王朝之间更迭频仍,即为明证。孔德本人一生历经七个不同政权,从短命的共和政府,复辟的王朝,到拿破仑的帝国。社会动荡并不只是政治方面的。法国经历着剧烈的工业化,给这个很大程度上仍属于农业社会的地方带来了巨大的社会紧张。教会和贵族统治精英正遭到颇具实力的实业家和银行家阶层的挑战,而后者又遭到心怀不满的农民、劳工和手工业者的威胁。
孔德希望找到破解这种社会僵局的出路。他提出一套社会改良方案,给出了一种配合社会进步步调的法国社会观照。而这场社会改良的载体,就是一门有关社会的新科学,孔德称之为社会学。
孔德对社会学的科学型观照
孔德觉得,当下这个时期属于历史的转折点。根据有些欧洲人的解释,当前的社会危机象征着社会的衰落,但孔德却把这理解为标示着无限人类进步的新纪元的诞生阵痛。
究其本质,当前的危机是文化方面的。法国和整个欧洲一样,承受着文化剧变的镇痛,而这文化剧变将最终塑造所有社会的命运。人类正要经历其文化根基的重大转型。这场变革包括从宗教的世界观、形而上学的世界观转向科学的世界观。宗教的、形而上学的、科学的世界观之间的这种文化冲撞,在19世纪的法国达到了最高潮。正是这种有关人类心智演进的宏大观照,支撑了孔德关于欧洲文化危机的观点。
孔德认为,他已经发现了主导人类心智进步的法则。根据所谓的“三阶段法则”,人类心智相继经历三个思维阶段:神学的,形而上学的,实证的。在第一个阶段,即神学阶段,人类心智诉诸超自然实体(例如精灵、神圣存在和神祇)来说明现象的起源及终极目的。基督教世界观就是神学阶段的典型例示。在第二个阶段,即形而上学阶段,人类思维继续寻求揭启事物的起源与终极目的,但诉诸本质或抽象力量(例如人的理性或自然法则)。【18】笛卡尔或莱布尼茨的哲学体系就是形而上学阶段的具体体现。第三个阶段,即实证阶段,人们不再探寻本质、起源与终极目的,而是努力说明事实之间的相互关联与前后继替。哲学性或宗教性的玄思让位于对自然法则和社会法则的发现。实证阶段体现着现代科学的时代。
孔德并不只是勾勒出一系列变革,而且是一场渐次进步的历史发展。各门科学所体现的不单单是对宗教和哲学的一种取而代之的世界观,而且是从玄思到真理的一次突破。孔德作为启蒙运动的继承人,相信发现一种有关真理的语言就是人类的转折点。无知、幻念和谬误的密网拖慢了甚或阻遏了人类进步的征程,而真理将把人类从这密网中解放出来。
孔德相信,每一门科学都会历经这三个阶段,但速度不一,取决于它们的难易程度。各门科学中最一般、最简单的门类,会先于那些更具体、更复杂的门类。因此,孔德提出,数学和天文学将先于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和社会学,达到实证阶段。换言之,孔德认为,人类将能够在远离人世考虑的事情上(比如数学、天文学或物理学)最先摆脱宗教性和形而上学性的观念。一旦我们有关自然界的观念摆脱了宗教性和形而上学性的信念,就有可能对人间事务也采取科学的思路。有鉴于此,社会学作为对人类的研究,是最后发展出来的科学门类,因为它最复杂、最具体。
社会学是一众科学门类中的女王。它与其他科学门类不同,不是分析生活中狭隘的一小部分,而是要整合全部有关人类的知识。孔德仰仗生物学来统摄其社会想象和语言。用有机体的术语来将社会可视化,视之为一个系统,通过其功能上相互依赖的各个组成部分的正常运作,满足其各种“需求”。社会和所有有机体一样,以缓慢、连续和线性的方式成长,展现出从简单到复杂、从潜在可能到自我实现的运动。社会学将成为有关社会的唯一科学,其目标就在于发现主导人类组织和进化的普遍法则。
孔德认为社会学由两部分组成:静力学与动力学。社会静力学(Social statics)分析社会的结构和功能运作;它描述社会的基本组成部分、它们的功能和相互关联。社会动力学(Social dynamics)则考察人类的进化;它揭示变革的源泉、阶段和方向。孔德的宗旨至少是勾勒社会静力学和动力学的普遍法则,这个规划肇始于他的《实证哲学教程》(1830—1842),并在其《实证政体体系》(1851—1854)中宣告完成。﹝7﹞
孔德的社会学首先预设,每一门科学都有其自成一类的研究对象。孔德摒弃了许多启蒙运动思想家的共识,认为再把社会理解成个体的集合是一种错误。相反,他认为,社会是由独立于个体心理因素的社会互动、社会规则及制度组成的。社会静力学[1]考察了这个社会世界的结构与功能运作。首要的问题就在于说明社会秩序,尤其是现代社会中的社会秩序。鉴于工业化社会大力倡导个体主义,又如何遏制自利,以促成社会稳定?孔德在说明社会秩序时,【19】强调家庭、政府和宗教的角色。家庭为个体提供了最初的并且在成长过程中维续的道德环境;有关自足、独立的个体的观念是一种迷思,我们诞生于家庭,成长于家庭。而在家庭的道德影响力有不逮之处,就有宗教来弥补。宗教提供了共同信条,巩固了我们的社会纽带和对社会政治制度的忠诚。
孔德引入社会动力学的观念来说明社会演进的法则。他阐发了有关人类不断趋向完善的进步历程的一种宏大观照。在孔德眼里,人类历经固定不变的几个阶段,依次接续,代表着人类发展的更高水平。虽说若无干预,所有社会都将同时经历同样的阶段,但各种意外(比如自然灾害)会导致社会变革以不同的速度推进。因此,我们回顾历史可以观察到的社会之间的差异,不妨解释为展现了人类进化的各个接续阶段。基于这样的视角,我们就能够把所有社会都从较低级的社会类型到较高级的社会类型,定位在人类发展等级秩序上的某个位置。
社会变革被看作是一种线性的、有明确方向的进步过程。人类不断迈向同一个目标或终点,哪怕速度有快有慢。推动社会发展的是人类心智的演进。社会领域和政治领域制度的变革与文化领域的演进相互关联。因此,神学阶段是由祭司和军事制度支配的。在形而上学阶段,大致对应早期现代(1300—1700),主导社会的是律师和僧侣。最后,到了实证阶段,也是在欧洲各社会初露端倪的时代,将会见证实业家和科学家的社会权威与日俱增。孔德主张,全人类都将历经这三个社会阶段演进,历史将在实证时代达到巅峰。
孔德相信,人类进化已经达到转折点。法国乃至欧洲的危机就是这三种社会系统和世界观之间的重大冲突导致的结果。启蒙主义者代表了形而上学阶段,尽管启蒙运动思想的有些流派也呈现了实证时代;而他们的主要敌手,即对现状的保守捍卫者,则是神学阶段的典型。在过去几百年的科学突破中,孔德捕捉到实证阶段的精神愈益上扬。孔德的社会学就是要为当前的危机提供诊断,给出药方:巩固“实证的”或实业—科学的秩序。根据“三阶段法则”,社会进化不可逆转地趋向实证时代。在他看来,法国的命运就是充当世界新秩序的诞生的接生婆。而我们将会看到,孔德同样坚信,告诉法国其被赋予的历史角色,也正是社会学的命运。
孔德对社会学的天国型观照
孔德的社会学的核心有其自相矛盾之处。他对社会学的科学型观照是受某种道德激情激发的,这种激情最终支配了他的整个研究。对于推动自己的科学的道德动力,孔德坦然承认。【20】他希望提供给人类有关人类的法则的理解,而这些法则充当着社会改良的道德纲领。如果社会学能够揭示社会秩序和变革的深层原理,真实的知识也能引领社会改良。
孔德和许多启蒙社会思想家一样,也认为科学在生产社会真理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能够与其道德角色相分离。然而,孔德本人却未能维持科学与道德之间的分离。
孔德想象社会学建立在观察与事实的坚实基石上,虽说他也主张,事实是靠一套整体性的思想视角才能统贯一体的。不过,孔德从未阐明这些解释视角的由来,或者它们与“事实”之间的关系。如果这些引导观察的理论是从某种特定的文化世界观中孕育出来的,那么我们如何能够确保它们不受其社会起源的价值观和社会利益的影响而沦为偏见呢?如果是理论引导着事实的筛选和相互关联,我们如何能够避免被怀疑说,理论家们只是以能够确证理论的方式,筛选并解释事实?想想孔德自己的社会观念。他的社会学的主要观念,比如说预设人性的一致,历史过程的连续性、线性和方向性,以及人类的进步,都基本属于凭信仰大胆放言,类似宗教性、哲学性的心智类型。什么样的事实有可能确证或否定像“三阶段法则”这般宏大的理论呢?我们如何能够避免得出结论,说孔德的进化学说暴露出,在对进步的信仰鼓召之下,一个基本持世俗立场的现代西方人所持有的偏见呢?整个非西方的世界被孔德化约为无异于人类历史上毫不起眼的小角色。这不是现代西方世界的自负?孔德有关人类的观照带有深厚的千年至福意味,展现出标准的犹太—基督教主题,令人印象最深的就是预见一个时代,将会实现世界和平与人类完善。
到最后,孔德的道德型观照冲破了他表面的科学型修辞。孔德的社会学的核心目的之一,就是不仅阐明社会秩序与变革的原则,而且提供一幅有关美好社会的蓝图。尽管他的第一部重要著作《实证哲学教程》旨在揭启社会静力学与社会动力学的普遍法则,但他后来的作品《实证政体体系》却在讨论社会学的道德角色。在充分实现的实证社会里,实业家们将会和科学家共享权力。前者将在制度运作的世俗领域有优先地位,而后者将主导精神事务。各门科学将充当新社会的核心信仰。伽利略、牛顿以及孔德本人这样的科学缔造者将会被奉为神祇;环绕着这些神圣的人物形象,将会形成崇拜。尤其考虑到社会学在相当程度上提供了一套统合性的社会观照,社会学家将成为实证社会的大祭司!社会学家将提供实证社会的道德纲领,指明必须履行的责任、义务与社会角色,以求让社会和谐通行于世。
面对孔德想把科学变成一种宗教的愿望,受到科学型观照激发的20世纪的社会学家备感窘迫。他们试图祛除这种先知预言般的宗教冲动,指其反映出孔德逐渐陷入心智衰退,或至少将其与他的科学成就分而论之。但孔德内心深处就是一名感受神启的社会学家。他的道德型观照深植于其社会学的核心。
推荐书目【21】
Peter Gay,The Enlightenment(New York:W.W.Norton,1977).(彼得·盖伊,《启蒙时代:人的觉醒与现代秩序的诞生》[上、下],刘北成、王皖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2]
Robert Nisbit,The Sociological Tradition(New York:Basic Books,1966).
Mary Pickering,Auguste Comt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
Ken Tucker,Classical Social Theory(Cambridge,MA:Blackwell,2001).
参考文献
﹝1﹞Baron de Montesquieu,The Spirit of the Laws(New York:Hafner Press,1975).
﹝2﹞Marquis de Condorcet,Sketch for a Historical Picture of the Progress of the Human Mind(New York:Noonday Press,1955).
﹝3﹞Montesquieu,The Spirit of the Laws,p.lxvii.
﹝4﹞有关对启蒙运动的浪漫主义批评,读者可以参阅M.H.Abrams,Natural Supernaturalism(New York:Norton,1971); Charles Taylor,Hegel(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9); and Alvin Gouldner,“Romanticism and Classicism:Deep Structures in Social Science,” in For Sociology(New York:Basic Books,1973)。
﹝5﹞有关这一时期保守主义社会思想的概述,参看Karl Mannheim,“Conservative Thought,” in From Karl Mannheim,ed.J.Wolff(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1) and Robert Nesbet,The Sociological Tradition(New York:Basic Books,1966)。
﹝6﹞有关革命派对启蒙运动的批评,参看G.H.Cole,Socialist Thought(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62); J.L.Talmon,The Rise of Totalitarian Democracy(Boston:Beacon Press,1952); and George Lichtheim,The Origins of Socialism(New York:Praeger,1969)。
﹝7﹞Auguste Comte,The Course of Positive Philosophy,3 vols.(London:George Bell and Sons,1876 [1830-42]); System of Positive Polity,4 vols.(New York:Burt Franklin,1875 [1851-4]).
注释
[1]原文此处作“统计学”(statistics),应系“静力学”(statics)之误。
[2]本书中译会在各章末尾“推荐书目”环节尽量标注译者所知目前大陆已刊行的中译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