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蝇王
汉普郡，5月6日
到达斯托克布里奇的那个瞬间，我就闻到了水的气息。待我熄灭发动机，水声便传入了耳中。驱车前来似乎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错误。我本该正在拴马，或是把缰绳交给客栈里的马夫。这个地方有一种已经消逝的、属于上流社会的体面感；雄踞在镇子中心的是四处扩张的格罗夫纳酒店，位于少说也有30码宽的中央大街半道，简直就像西大荒里的场景。在《1832年改革法案》颁布之前，这个小镇出了两位国会议员——不消说，这份殊荣自然是拿钱买来的。这是个典型的腐败选区。(1)这里有一座乔治王朝风格的教区牧师长住所，两棵巨大的木兰分立正门两侧；这里还有全英格兰最漂亮的乡下加油站，至今仍用原始的水泵卖汽油。几扇门颇为喜庆地刷成红白蓝色，作为呼应，阳台上则装点着天竺葵，种在倒挂的轮胎中——而就在我兀自欣赏时，一辆莫里斯小型车在这个完美的时间点停了下来。
一条条小河在这个乡下威尼斯般的村庄中纵横无忌。六条互不相干的溪流都以真正的“泰斯特河”自居；它们纷纷从宽阔的中央大街下流过，又探出头来，流经花园、围场、小块农田、工具棚、老旧马厩，还有临街铺面和屋舍背后的外围建筑，行踪隐秘，一路窃窃私语。迅疾的流水到处汩汩作响，绿头鸭则在街道上信步闲游，宛如印度神牛一般。小鸭常常会被湍流冲走，因此，落单的雏鸭和丢了孩子的母亲之间总是会传来令人悲伤的对话，让路过的游客听着揪心不已。
这个地方是如此重视、善用当地的河流，又这般享受它们的存在，而不是为它们束上水泥管制成的紧身胸衣，塞进看不见的犄角旮旯里——能找到这样一个地方，何其美妙。斯托克布里奇有上百种办法让泰斯特河物尽其用。鳟鱼到处都是，就好像夜半的伊斯坦布尔街头遍地都是猫儿一般。泰斯特河有着世上最美的白垩岩溪流之盛名。它是飞蝇钓(2)圣地，同时也是高贵的霍顿钓鱼俱乐部的大本营。在这些神圣的河岸边，钓鱼权以每英里100多万英镑的价格在买家之间悄然辗转，而在泰斯特河上玩乐一整天的花费可以高达800英镑。这群人若是逮到我在他们的河里游泳，很可能会开开心心、轻轻松松把我当早饭消灭掉——先下水煮了，再淋上点塔塔酱。但不管怎么说，要品鉴上佳的淡水，没有比我们本土的褐鳟更懂行的了，而我已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也要和它们一起在霍顿俱乐部的水域中好好享受一番。
我出了村，沿一条河畔小径走上五分钟，来到一片草地。四下就我一人，边上是一个宽阔的冷水池，母亲河泰斯特四处蜿蜒的诸多子嗣在这里上演了一幕热闹的重逢。让我略感惊讶的是，四周竟没有钓鱼人，于是我径直扑进了水中。河水让我倒抽了一口气。水越冷就越合鳟鱼的心意，因为随着水温降低，含氧量会不断升高。（这就是为什么靠近南北两极的大洋中，会有如此丰富的海洋生物。）我游过一段满是沙砾的河曲，又横穿过水流，来到河水汇合处——那是片池塘，远处的那侧河岸为芦苇所映蔽。几只早燕低低掠过水面。一队队影影绰绰的鳟鱼从灰白的沙石河床上方疾驰而过，又在飞速游开时荡开一道道弓形波。我掉过头，顺着水流滑行而下，水毛茛叶拂过我的身体。这些水毛茛为鳟鱼提供了港湾，同时也庇护了那些很快就会破卵而出、对鳟鱼形成巨大诱惑的蜉蝣幼虫。难怪鳟鱼如此钟爱泰斯特河。这条河水流湍急，清澈得令人惊叹；河道一段浅一段深，浅则为滩，深则为潭。河床是由白垩质沙砾构成的，偶尔还掺杂了几块久已磨损的砖石。此外，河中还有众多藏身之所。
一缕缕修长的水毛茛在水中舞动着，仿佛前拉斐尔派笔下的秀发。我抓紧水草稳住自己，在湍急的溪流中上下浮动，接着又游了200码，顺流下到一片满是泥炭的水湾——这是牛群来喝水的地方。水湾这一侧的树木和植被都已经清理掉了，好让人们能毫无障碍地挥竿；一切遮蔽物都在对岸。一对60多岁的夫妇从草地上经过，看上去十分恩爱；我们很有礼貌地互道了一声“下午好”。他们尽最大努力克制住了惊讶。随着身体逐渐习惯，或者说逐渐麻痹，我继续向前游去，做好随时会碰上穿着长筒防水靴的飞钓者的准备，一边思索着万一真碰上了，我该鬼扯些什么才好。
与你以为的不同，霍顿钓鱼俱乐部的总部并不位于此地下游几英里处那个名为霍顿的村庄，而是坐落在斯托克布里奇的格罗夫纳酒店。英国人排外起来就是这么拐弯抹角。霍顿的成员人数往往在12至16人间徘徊；后来，我写信询问能否加入他们，从对方言简意赅的短短一行回复中我得知，只有受邀者才能跻身其中。早年间的俱乐部真可谓世外桃源：河畔的帐篷草地上支着俱乐部的晚宴帐篷；每年春日，人们都会举办宴会，以庆祝第一批蜉蝣和石蚕蛾出水（后者也是鳟鱼偏爱的飞蝇，每年4月出水）。俱乐部由F. 比登法政牧师于1822年6月创立，最早是上游几英里处朗斯托克钓鱼俱乐部的分部，因此，它在全国老字号钓鱼俱乐部中称得上老二。当时的会费是每年10英镑。俱乐部最初的12位成员都是艾萨克·沃尔顿(3)的信徒，他们从一开始就创立了一项内部传统，将每个人的活动、观察和随感记录在名为“编年史”的俱乐部日志中。日志存放在格罗夫纳酒店，霍顿俱乐部成员早年会从伦敦坐马车来此地下榻，后来则改为坐火车。再往前将近两百年，沃尔顿于1653年出版《钓客清话》时，给这本书起了个副标题：“沉思者的娱乐。”“霍顿钓鱼俱乐部编年史”记录下了与《钓客清话》相似的假日社交氛围，有了汩汩流水助兴，人们雍容谈笑，言语间充满沉思又趣味盎然，满载着歌声与诗思。
格罗夫纳酒店从一开始就是俱乐部总部的所在地。到最后，钓客们于1918年买下了整座酒店，而时至今日，酒店玻璃柜里依然摆满了鱼类标本、五花八门的运动类版画，以及用相框装裱起来的各类干毛钩(4)：“冷漠的獾”(5) “赤翎”“吉尔比捕鱼器”“四节蜉”，还有“霍顿红宝石”。在编年史某条早期记录中，俱乐部创始成员之一的爱德华·伯纳德很好地描绘了这个全员男性的“钓客团体”中《匹克威克外传》一般的欢乐氛围：
须得在此记上一笔的是，对于我们伟大的庇护者艾萨克·沃尔顿所创立的良好传统，本俱乐部始终遵循不二：此间不曾有嫉妒、艳羡、纠纷，也不曾有争吵。个人之所欲（无论是宣之于口，还是藏诸言外）乃全员之法度，一己之快乐即众人之所向。这个令人生羡的圈子中，没有人口出恶言，也没有人私心外露。聚会接连不断，让我们之间从最开始就存在的友谊与同好之情更紧密地凝聚在了一起；这也是所有人都想要促成的目标，众人在无上的满足之中享受这份情谊，而在全员齐心协力之下，这份情感定将永不动摇。鄙社或许会因不可控的情况解散，但聚会所建立起来的友谊，以及记忆中共度的诸多快乐时光，将至死方渝。
俱乐部没有规章制度，只有两条惯例：一、 不得杀死重量不到一磅的鱼，二、 “任何成员不得在每年1月1日前、或12月31日后钓鱼——闰年亦不例外”。霍顿人是一群古怪至极的怪咖：碰上一条鳟鱼也钓不到的惨淡季节，他们也往往心态平和，谈笑自若。日志活灵活现地传达出了当年盛行的那种妙语连珠、充满谐谑的文学氛围，以及人们对飞蝇钓技艺种种细枝末节的痴迷和对博物学发自内心的热爱。1860年6月2日，一阵飓风摧毁了俱乐部的晚餐帐篷，然而，就在那一天的日志里，不知是谁记录道，“六朵洁白的睡莲在沼泽底部的沟渠中绽放”，而成员们依然就“是否应该让那些俊美的茴鱼与俱乐部水域中的鳟鱼混杂一处，并供人垂钓”的问题进行着无休无止的辩论。（有两派意见：一派认为茴鱼是上佳的垂钓目标，且口感鲜美；另一派则认为茴鱼会吞吃鳟鱼卵，还会贪婪地与鳟鱼竞食，导致后者数量下降。）
这群“蝇王”就像铁道爱好者一样勤勉地记录自己的所获，因此，1922年6月7日，俱乐部在伦敦克拉里奇酒店举办晚宴庆祝成立一百周年时，巴克斯顿勋爵才得以精确地报出创立至今的一百年间，整个俱乐部钓到的鱼类总数与总重量：他们一共钓上了37 045尾鱼，总重量刚刚超过31.5吨，其中鳟鱼30 483尾，茴鱼6562尾。鳟鱼均重1磅15盎司(6)，茴鱼的均重则为1磅12盎司。
所有成员都对“鱼类以及鱼类所食用昆虫的相关博物学知识”抱有关乎切身利益的特殊兴趣，他们在日志中记录了一个多世纪以来，某些鸟类与昆虫春天首次出现在泰斯特河上的日期：燕子、崖沙燕、白腹毛脚燕、雨燕、杜鹃、蝼蛄、萤火虫，以及三种对鳟鱼来说最为重要的当地飞蝇——石蚕蛾、蜉蝣和莎草蛾。钓鱼者常常一直钓到入夜，甚至彻夜不眠，在霍顿布特旅馆会客室壁炉的余烬前打个小盹，仅仅为了在黎明前的那一个小时捕捉到猎物出水的瞬间。在条件不那么尽如人意的日子里，为了消磨在此地的日与夜，他们作诗，画速写或是用颜料作画，表演魔术，还会发明些新法子来更好地享用大家的所获：“用湿纸包裹住一小条梭子鱼，在布特旅馆柴火温热的余烬中煨上12分钟，成品将成为桌上的一道佳肴。”
不过，他们讨论最多的还是飞蝇出水，也就是从在水中呼吸的幼虫蜕变为呼吸空气的成虫的过程。这种蜕变会让原本警觉的鳟鱼激动之下一时麻痹大意，最终搞不好就上了钓者的钩。俱乐部最主要的两次聚会围绕着4月石蚕蛾出水和5月底蜉蝣出水展开，伴着晚宴帐篷下的大餐。在出行全靠驿马车的年代，对钓鱼者来说，能够准确预测飞蝇每次出水的日期，从而尽可能经济地计划自己离开伦敦的时间非常重要；因为对这些有头有脸的人物而言，时间十分宝贵，这样他们就可以避免无奈地待在格罗夫纳酒店里，一边读着斯奎斯的《白垩溪中的小技巧》，一边用手指频频叩着桌面；或是一边翻阅科尔·E. W. 哈丁所著的《飞蝇钓者与鳟鱼的视角》，一边等待蜉蝣带来的喜悦了。
1830年4月17日的日志中，对于阴沉的大风天飞蝇是否会出水表示“难以确定”的爱德华·伯纳德做出了“种种观察，从而得以在远离伊钦河与泰斯特河的地方，准确地预判蜉蝣在这些河流中第一次出水的日期”。伯纳德是伊顿公学某位著名教务长的孙子，与教务长同名。他在学校时被人戏称为“钓客”(7)，是一位醉心于艾萨克·沃尔顿之道的信徒。等到伦敦花园里的郁金香绽放，再加上山楂、接骨木和荚蒾一一盛开，葱芥结子——这便是他最初的线索。而到了伊斯灵顿和切尔西的双瓣红牡丹盛放之时，他就能最终确认，汉普郡的蜉蝣很快就会出水。这种叫人捉摸不透的昆虫诞生的时节可能像1848年那样早至5月18日，也可能像1855年那样迟至6月11日。
俱乐部对蜉蝣蜕变的过程是如此痴迷，致使人们不仅简单粗暴地把帐篷下的晚宴命名为“蜉蝣宴”，还在俱乐部日志中留下了一些苦心经营的繁复文字：“某些生物（无论是脊椎动物还是无脊椎动物）的显著特征是，在一连串具体性质至今仍不为我们所知的有利外部条件的刺激下，它们会以反常的数量不定期地急速繁衍。”霍顿人在蜉蝣宴上一边为“出水的一代”(8)举杯，一边热切地分享各类钓鱼轶事与博物学见闻，而伯纳德“那双对滑稽可笑之事尤为敏锐的慧眼”，往往会让气氛变得更加火热：人们说起维格拉姆上校是如何在看到一只游泳的老鼠时朝它挥出竿去，钩住老鼠近岸侧的右脚，将它成功钓起；说起1859年7月29日，一位名为詹姆斯·费思富尔的守河人如何用黑水鸡的肠子钓到了一条总也钓不上来的硕大鳟鱼；说起同一个月，麦芹草地的火烧兰是如何绽放的；说起一条浑身带黄色斑点的鳗鱼是如何被捉住，又是如何被大英博物馆宣布为患有半白化症的，以及1886年7月14日，另一条长着明黄色背鳍的粉白色鳗鱼是如何被村里的清洁工捕获的；说起当年，村里的路面刚铺上柏油时，恰逢下雨，一群蜉蝣是如何将街道误认为河道，还在闪闪发光的路面上产了卵的；说起1853年7月18日，沃伯顿先生钓起一尾重达6磅的梭子鱼时，人们是如何在鱼肚中发现了一条一磅重的小梭子鱼、一只水田鼠和一只还活着的小龙虾的，后者“一被放回水中，就欢快地游走了”。
1854年，在俱乐部水域内，人们共杀死了九只水獭；日志客观记录了守河人与水獭年复一年的持久战。出于某种原因，或许是习惯使然，人们一丝不苟地记下了每只水獭的体重：“大个儿公水獭，21磅。母水獭，16磅。又一只公水獭，23磅。”有时人们只是将它们逮起来，却没下死手——或许是为了去别处放生，以供猎犬狩猎。而如今，泰斯特河中已经一只水獭也找不到了。
起北风的日子里，成员们被禁锢在室内，这时俱乐部就成了个文学沙龙。他们写歌，创作大量英雄双行体，还在日志里随手涂写下拉丁文诗句。他们互相打趣；在面对俱乐部的两位守河人费思富尔和哈里斯时，他们和善可亲，纡尊降贵，又隐隐流露出高人一等的姿态，因为二人操着一口土得不能再土的方言：“1862年5月7日。费思富尔如是说(9)——‘真的，这雅罗鱼真是群细脚伶仃的小混蛋！两英寸的网眼，没事儿鱼一样，说钻就钻过去了。不过最糟糕还数拟鲤；咯啰啰响的玩意儿，真讨人嫌。’”日志另一处转引了一位斯托克布里奇村民的观察：“昨晚真儿个混乱，今早风都打转了，我可不喜欢，对钓鱼没一丁点好处。还有哩，夜里我还听到鳗鱼拍来拍去的——这种事啊，从来就不是啥好兆头。”不时会有守河人的信出现在日志中，保留了原先的拼写，为上流人士带来更多欢声笑语：“1830年6月。先生，我
这封信是为了告䜣您，上札拜偷猎的让我们
头
。星期天早上叉不多七
钟，我们叉一点就看到了他们。”
俱乐部成员与这片水域间的亲近关系，使得霍顿编年史那《柳林风声》般的温馨气息得到了进一步升华。这片风景中，再微小的细枝末叶都有自己的名字。我现在正接着往下游前进，水够深就游过去，碰上频频出现的浅滩就蹚过去或者扑腾过去；鳟鱼遍地都是，令我惊叹不已。我记起编年史中的一些当地地名；其中包含的亲昵感是如此之强烈，它们尖锐地让我意识到，我不属于这里，我只是个不速之客。但同时，日志所通往的那个世界令我近乎痴迷：靴子岛、折木、库珀草地、村中水、羊之桥、坦纳之木、戈夫滩、博辛顿磨坊，这些名字叫我一头雾水，就好比刚到一所学校时，满耳都是同学与地点的各种绰号一样。撇开河上的自然景致不谈，不可否认的是，这确实是一个只属于圈内人的俱乐部，人们刻意维持、打理此地，为的只是少数幸运儿的利益。
我和泰斯特河中的水仙女亲密交流了差不多十分钟，接着便从主河道滑行而出，进入另一片浅湾。泥炭勾勒出水岸，牛蹄在上面戳满了孔，芦苇尖也已被牛群咬去。我从九寸深的河水中站起身——姿态可不如蜉蝣那么优雅，放眼四望这片无人的水草甸。依然不见鳟鱼钓竿的影子。我哆哆嗦嗦沿着前人踩出来的小路快步走回放浴巾的地方，一路在牛粪间拣择着该如何下脚——最早那群霍顿钓客总把碰上牛粪当成一个好兆头。
编年史记载了好几次实乃无心之举的下水经历。1869年6月3日，
狄克逊将军嫌晨浴不足以尽兴，便大中午在河里光天化日洗了个澡；可他又恐此举有伤风化，因此，这个澡是穿着衣服洗的。芙拉尔太太在营救他时做出了积极贡献，故而有人提议，俱乐部理当向她颁发一枚勋章，以表彰她为国家和俱乐部保住了一条无价的生命，兼以嘉奖她从河中捞起了迄今为止最有分量的物体。
村民们向来热衷于在泰斯特河中洗澡，甚至还有一位名为弗兰克·克莱弗利的吟游诗人专门歌咏此事。他终生都住在6英里外的金斯松伯恩村，村里有条小小的季节性河流，冬天流淌，夏天干涸。他的诗集专写河畔乡野生活，讽刺的是，书名却叫《索姆河深流》。年少时，诗人和朋友常常一路跋涉去泰斯特河沐浴，手里攥着母亲让带的肥皂。
游过泳后，我在莉莉家要了茶和热巧克力，边喝边将脸埋在热气腾腾的杯子里。这家店得名于莉莉·兰特里(10)，一百年前，她曾与威尔士亲王下榻于此；彼时斯托克布里奇还是个赛马小镇，因为一英里外的丹伯里山上有座很受欢迎的赛马场。我想象着当年的狗仔如何吃力地扛着干板相机在那儿卡位，就为了拍上一张照片。赛马显然吸引了莉莉好出风头的天性，她不光在纽马基特有自己的赛马训练场，还有带情郎一起南下参加斯托克布里奇周的习惯。她凭着自己的马儿打下了不少著名的胜仗。其中一匹名为“人鱼”——我觉得这个发现是一个好兆头。这匹马曾在同一个赛季横扫了阿斯科特金杯赛、马会杯和古德伍德杯。
等到身子暖和，精神饱满，我便出发去逛街了。邮局附近有一个水流湍急的村镇池塘，水是从路面下边涌出来的；旋涡里的鸭子也跟着打转，仿佛澡盆中的玩具。两磅重的大鳟鱼正追逐着自己的影子。高级家庭供肉商约翰·罗宾逊的店铺橱窗中，只见三只雪貂标本、两只山鹑和三只花里胡哨的野雉。香料架顶上还有只灰松鼠——同样也是标本——和一支板球棒，上面漆有“罗宾逊X1对阵百老汇X1”的铭文。作为个体自由的捍卫者，罗宾逊先生大胆违背了不得再向顾客出售带骨牛肉的禁令(11)；他因此在全国声名鹊起，还将这一事实在同一面橱窗中加以宣传。此外，还有一张告示低调地写道，罗宾逊先生同时还是一位“私人烧烤专家”。
这条路再往前便是斯托克布里奇的乡村熟食店“老天在上”，店内品类丰盛，出售自制鹿肉派、四种水果制成的橘子酱、醋栗酱和“百万富翁专享火腿”。今日特价是从49.5英镑减价到45英镑的闪光鲟鱼子酱，以及原价2.65英镑、现价2.30英镑的罐装龙虾肉。店门上的告示写道：“请不停大声敲门，我会在约一分钟后接待您。”我大声敲了很久的门。差不多一分钟后，一位友好的男人探出头来接待了我。他穿着粗花呢外套，身材颇为健壮，想来是因为整天吃着这些好东西。我入手了几种斯托克布里奇特有的果酱，却想办法抵挡住了鱼子酱的诱惑。
就在这家店正对面，我发现一座小木屋外放着个可爱的文件盘，上面摆满了旧书和各种小玩意。我随手翻过一本书，讲的是给女童子军的实用技巧，包括如何用榛树枝搭晾衣架，以及澳洲土著面包的烤法：你得把面团串在木棍上，再把它架在营火温热的灰烬上煨熟。里头有一章讲到树屋和绳梯，对街头抗议者很有指导意义；此外，还有一个章节教你研究蜘蛛。作者请童子军记录下看到的蜘蛛网，甚至还鼓励她们坐下来，像狱中的罗伯特一世(12)那样观看蛛网是如何织成的。蛛网观察者甚至还有张表格可以填写，各项小标题如下：“第一根线已固定”“辐条完成”“开始织网”“编织完成”。我买下了这本实用的册子，外加一对吃鸡蛋用的鸡蛋杯。
在斯托克布里奇逛街有点像爱丽丝梦游仙境。没人看店，只有随处可见的手写小纸条给人以指示。哪怕走进一家酒吧，发现吧台上贴着“敬请享用”的告示，我也不会惊讶。旧书和鸡蛋杯旁的标牌上写着：“每样50便士。请把钱放进鼹鼠小屋的邮筒里。用于援助危地马拉街头儿童。”显然，斯托克布里奇的街头儿童并不需要援助。
第二天早上，在此地以东10英里的温切斯特，我在刑事法庭外遇到了一大群记者。他们都是为布鲁斯·格罗贝拉、汉斯·塞格斯和约翰·法沙奴案重审开庭而来的。三人被指控为了某些远东赌博集团的利益，操纵了足球比赛的结果。摄影师们不耐烦地走来走去，等待着格罗贝拉诸人到来。兴奋的气息在空气中弥漫，我也忍不住跟报道此事的各路人马一起溜进了三号法庭的观众席。至少有12顶假发在法庭四处忙碌着，还有不少书记员；我心中暗想，不知这一切要花多少钱。首次开庭以失败收场：陪审团认为证据令人困惑，所以没能做出裁决。法官在对陪审团致辞时，兴致盎然地提到“有大量文件供我们参阅”。控方律师则告诉他们：“要我说，事情有些地方精彩极了，剩下的部分则冗长得要命。”此话不假。有趣的部分在于这些足球运动员商业生涯中的一些神奇细节。比如说，法沙奴的公司法沙企业，其办公室位于圣约翰伍德(13)的温海楼；再比如，格罗贝拉的公司名为蒙多罗野生动物股份有限公司，出庭人员被好心告知，“蒙多罗”（Mondoro）是修纳语，意为“狮子神”。当时我天真地以为，游泳界从没发生过类似事件。彼时，中国队在澳大利亚比赛时被指服用兴奋剂一事所引起的风波尚未来袭。此外，爱尔兰奥运游泳冠军米歇尔·史密斯以及她的教练兼丈夫埃里克·德布鲁因也受到了类似指控，但同样地，当时，这一事件也尚未发生。
我随即去雷内糕点铺吃了早餐，然后前去考察此行的主要目的地，伊钦河，这也是威廉·科贝特(14)最喜欢的河流之一。科贝特热爱伊钦河谷的每一寸土地，从它那位于罗普利迪恩村的河源（离奥尔斯福德镇不远），一直到南安普顿的海边。他在《骑马乡行记》中写道：“伊钦河谷尤其值得注目。在英格兰，很少有什么地方比这里更肥沃，更宜人；我还相信，没有什么地方比这里更有益健康。”哪怕在科贝特的时代，温切斯特和它“往日的光辉相比也早已不值一提”——因为它曾是英格兰国王的居所。然而，就在三位行为不端的足球运动员受审的法庭隔壁，此地市政厅中依然摆放着亚瑟王的圆桌。温切斯特公学的水草甸也依然在那里；艾萨克·沃尔顿晚年与女儿安妮同住时，想必在这儿钓过鱼。他于1683年在温切斯特去世。我在一家书店里询问前往草甸的路，店主说：“我们出去说吧，这样我能更好地为您指路。”
我穿过狭窄的街道朝河边走去，道路两侧是公学的房舍和“考试中，请安静”的告示。教师的住所似乎都很富丽堂皇，他们住在磨坊小屋一般的村镇古宅中，想进屋得先经过一扇上了栓的小门，以及一条横跨磨坊引水槽的白色锻铁步道桥。再加上探出门上的玫瑰花、一只团身在牛奶瓶边的玳瑁猫和半截露在邮筒外的早报，画面就完整了。这条小溪是伊钦河的支流之一，溪畔每隔一段距离就点缀着“私人所有，禁止入内”的告示。差不多就在学校搬运工小屋的隔壁，一栋房子窗户里的一张明信片引起了我的注意，上面的广告是这样说的：“石屋。历史可上溯至11世纪。位于意大利马萨和卡拉拉省卢尼贾纳地区克雷斯皮亚诺镇，靠近菲维扎诺。三层楼，9到12个房间。100 000 000里拉=36 000英镑。下略。”这与早些时间我在镇上看到的另一则橱窗卡片广告形成了鲜明对比：“自制白色泰迪熊一只，白裤，6.5英镑。”
这一刻的哀愁萦绕了我一整天。这是一座内部反差如此鲜明的城市：主教在宫殿中；足球运动员给自己的离岸公司投注了巨额资金；公学校园里，一名园丁身穿写有“疯狂”字样的T恤，开着辆阿特科牌割草机围着一棵桑树转圈；看不见的学生正在考试；泰迪熊的缝制者耐心十足，把胖乎乎的熊腿一点点塞进量身定制的白裤里。
沿着学院路朝伊钦河不断前行，我终于来到了水草甸。两三匹花斑马正在河边吃草。我手一撑，跃过一道低矮的篱笆，扶着“私人钓鱼处”的告示牌稳住身形，穿过草甸，那儿恰好有棵柳树，正方便我更衣。我换上游泳裤和一双为游完泳后的返程准备的潜水靴，把背包和衣服埋进一片荨麻地里。在白垩质的沙石岸边，我证实了科贝特1822年11月9日做出的观察：“据说，伊钦河水因清澈而享有盛名。”我一头扎进三四尺深的河水中。两旁不时会出现些浅浅的沙岸，有水毛茛生长其上如草甸。河水湍急，若是掉个头逆流而上，水流足以让我前进的速度变得极为缓慢。不过，我现在正悠闲地游着蛙泳，乘着河水顺流而下，一边睁大眼睛，等待着下一个弯道过后可能出现的一切事物。果然有所收获：只见一只水田鼠渡了河，消失在远岸的芦苇丛中。水质清新，河水从水草甸间流过，拉出一道长长的弧线。随处都可以看到鳟鱼黑乎乎的身影，还有沙底浅滩中的小鱼，仿佛悬在水中一般。这是一次很畅快的游泳，我继续顺流而下，朝当年人称“牛奶池”和“达尔马提亚”的池子而去——那是温切斯特公学男生游泳的地方。每隔一段距离就会有天然泉流汇入伊钦河中，这就是为什么河谷两岸的水芥菜会长成草甸。据说，在“贡纳池”（那是上游一处传说中的泳池，我打算找个适当的时机去一探究竟），泉水会不时形成危险的暗流，本世纪初就有一个男孩溺亡其中。直到1969年，人们建了一座室内游泳池，公学如今所谓的“正规游泳”才真正开始。
在这以清澈闻名的河水中缓缓蛙泳着，我很快就神游到了马蒂尔沃西村上游，奥格尔家族宅邸中的草莓园。科贝特如此写道：
你可以用附近的伊钦河支流浇灌这座美丽的草莓园；我想，或许这条支流是特意被引到这儿的。就在一旁的草地上，佳木成荫，下方有座凉亭，人们可以坐在其中吃草莓，再配上几碗奶油。草莓就产自刚才提到的小花园，奶油则来自一座牛奶小屋，位于溪水下游不远处，另一丛树木的荫蔽之下。真是无上至乐，人间天堂！
我爬到岸上，沿着赏心悦目的水草甸慢慢溜达回去，神思依然在远方飘荡，畅想着牛奶女工递给我一碗碗满满当当的草莓和奶油，直到一声高喊粗暴地打断了我那粉棕色的幻想：“你知不知道这是私人领地？”马儿们抬头看了看，又继续吃起了草。只见围着篱笆的小径上有两个恼羞成怒的人影。我决定无视他们，就穿着泳裤，继续雄赳赳气昂昂地朝荨麻地里的藏衣处走去。有那么一秒，我的脑海中闪过了水遁的念头，但紧接着，我想到科贝特，想到他在这种场面下会怎么做。就这么定了。我要挺直腰杆，捍卫自己作为自由游泳者的权利。
我以再懒散不过的姿态换了衣服，然后漫不经心跳过围栏，沿小径从容离开，一边轻轻对自己吹起了口哨——就像任何英格兰人有权做的那样。“我说，”一个声音传来，“这栅栏对你有任何意义吗？”这无疑是学校里的说话方式。我转过身，对上两个径直从狄更斯小说里走出来的人物：一个留着胡子的矮胖搬运工，牵着条阿尔萨斯犬；还有个支棱在自行车上的瘦高个，带了副望远镜，脸上怒气冲冲，涨成了草莓红——这是公学守河人。我介绍了自己，又问他们为何如此激动。他们说，这条河是学校的财产，里头养的这么多鳟鱼是供公学老校友偶尔钓鱼取乐用的。总之，这绝不是给我等草民游泳的地方。
“可是公共图书馆的女士们告诉我，整个温切斯特的人直到70年代都在这儿游泳。”我说道。
“问题就在这儿，”他们答道，“几年前，镇上有六百号人来河里游泳，河岸都被糟蹋了，还留下了很多垃圾。”
在我听来这简直就是天堂。
“可是，”我友善地说道，“我们都应该有权在自己国家的河里游泳，就好比我们都应该有在乡间散步的自由一样。这些地方难道不是所有人的吗？”
守河人差点儿没从自行车上摔下来。搬运工的脸涨成了更深的草莓色，还放阿尔萨斯犬朝我逼近了几步。二人都用同情而鄙夷的目光看着我。
“想游泳，附近有的是海岸和大海。”搬运工表示。
打这时起，事态急转直下。他们指责我吓跑了鳟鱼，搬运工则嘟囔着说要报警。我顽强地，或许也有些不太明智地说道，我可不觉得自己把鱼吓跑了；但如果这是真的，对鱼儿来说也许是一桩善举，因为它们若是留在此地，只会惨遭公学老校友的毒手。我告诉他们，在萨福克我常年在韦弗尼河里游泳，那里的垂钓者和游泳者愉快地共处了至少一个世纪。更何况，我问道，为什么不能划出河的一段供人游泳，再另划一段给公学老校友中的飞钓者呢？
“绝对不行。因为水质太差了，”搬运工说道，“上游的人在水芥菜草甸里喷杀虫剂，那里还有个污水处理厂，它本该把干净的水排到河里，但那水经常不太干净。”
我搬出科贝特那句“此地以水质清澈闻名”。他们笑了。警察并没有要出现的迹象，不过搬运工还是催我立马离开，还劝我拿热水和肥皂好好冲个澡，把河里的污染物给洗掉。他说，有人起了疹子。我猜，这不过是他一厢情愿的臆想罢了。
“如果水真那么脏、那么毒，鳟鱼怎么还没死光呢？”我问道，“还有，你们为什么把围栏笔直地围在离河水十万八千里的地方，不让我们在漂亮的河边遛弯呢？这是不是有点过分？”
“我不跟你废话了。”他说完便愤愤离开了；那条阿尔萨斯犬扭过头，向我投来饥饿的目光。
这段插曲提到了野外游泳涉及的一些严肃问题——如果温切斯特称得上野外的话。我再次回想起科贝特，想起1822年春天，在离此地不远的蒂德沃思镇，有两个人反抗了阿什顿·史密斯先生手下的猎场看守，最终被吊死在温切斯特。这件事让科贝特无比消沉。那俩人的所作所为并没有比我刚才的举动严重多少，可最终，我却没有被湿淋淋地押解上山，与格罗贝拉及其同伴一齐受审。在温切斯特，事情有所变化，可速度极其缓慢。不过事实上，我和守河人吵得十分过瘾。一次上佳的游泳体验已让我容光焕发，而现在，一场痛快的争执过后，我的心情甚至更上了一层楼。然而，如今公学不再同意人们在河中游泳，也不再允许人们在水草甸上野餐，这可真令人难受，也实在是整个城镇的一大损失。我独自一人留在那儿，心情与某只水獭颇相类：1853年12月，霍顿俱乐部的一位看守“逮住了它，却放了它一条生路”。
河流所有权一事相当简单。一条河若是流经私人土地，河岸拥有者便同时拥有河流自身。至于进入权的问题，关键法律条款是《1968乡村法》：除了《1949国家公园和土地使用法案》中原本就已列出的“山地、高沼、荒原、悬崖、丘陵地和前滩”之外，《乡村法》还特意把河畔和林区也定义为“开放地带”。据法案定义，“河畔”包括河流与河岸。因此，每当政客们提到“开放地带”时，所指的便是河流、河岸，以及山地、高沼之类的乡间之地。此外，工党环境政策委员会于1994年7月承诺，“工党对环境保护的大力投入将以下列环境权为基础：人们有权进入公共土地、开放地带、山地与荒地，并可依法行使该权利”，他们所指的也包括河流与河岸。
就在我于温切斯特和人发生争执的同一天，掌管国家遗产的内阁大臣克里斯·史密斯表示：“作为遗产大臣，我很期待与漫游者协会合作，以保障英国普通民众进入开放地带、山地和荒地的权利。让我们把‘漫游权’变成现实！”那游泳的权利呢？除极少数付得起钓鱼“权”费用的人以外，普罗大众竟然与我国那么多大好河川无缘，这显然不公平。我特意使用“权利”一词，是为了点出下面这个悖论：这曾是我们的自然权利，如今却被征用，成了商品。钓鱼权之所以值钱，仅仅是因为人们为了人为创造某种私利，取消了河流进入权这样一项公共福利。人们本该有权在岸边自由漫步、在河中游泳，这就好像登山、海泳的权利一样，不该属于买卖品之列。但现在，只有当一条河流能够通航时，大众才有权进入其河岸。
在最近一项民意调查中，乡村委员会发现，英国人所有散步活动中，有三分之一都把水域及其周边地区作为某种重要景观。1967年4月，一位政府官员在起草《1968乡村法》时指出：
我们收到的大量意见表示，就保障公众的水路进入权以及为公众提供水路通行权而言，现行措施并不尽如人意。我们以为，解决方法在于将进入权协议与政令的适用范围扩大至河道、运河及其河岸……兹提议扩大“开放地带”的定义，以囊括上述类别。
《1968乡村法》的缺陷在于，它是靠赋予地方当局以权力，而非义务，来扩大民众对河流及其河岸的进入权的。如果地方政府能投入更多精力，而私人土地所有者在利润丰厚的钓鱼产业中又没有如此巨大的既得利益的话，那么，与这些土地所有者签订自愿协议或许是个可行的办法。政府现在的说法是，他们“将通过自愿的方式，寻求对河岸、林地以及其他合适的乡村空间的更大进入权”。这个计划实施起来相当有潜力：如果白金汉郡所有河岸都向公众开放的话，该郡人行道总长度将翻上一番。开放河岸很受欢迎。或许我们应该向新西兰学习：那儿的人们恢复了一条法律，最初是由某位殖民总督应维多利亚女王的要求颁布的。这条“女王之链”(15)规定，境内所有河流沿岸22码内的土地都应作为通道向公众开放。此外，在英吉利海峡对岸的诺曼底和布列塔尼，人们也拥有所有河流的绝对进入权。
与之相对，在英国，因为河岸所有者有着巨大的利益，在他们的影响下，环境局没有对伊钦河与泰斯特河这类白垩河的自然价值与商业价值加以区分。得到了环境局的默许，人们在管理这些河道的大部分区域时，唯一考虑的便只有鳟鱼垂钓业的利益。这些野生鳟鱼遍布的河流曾有过丰富多样的生态系统，如今却得到了许可，发展起了经过严密规划的休闲产业，以确保花钱来此地钓鱼的人（通常是游客）多多少少能钓上四五条鱼。鳟鱼渔场还对梭子鱼穷追猛打，用电鱼的方式对鳟鱼之外的杂鱼进行限量捕杀，甚至铲除了七鳃鳗、大头鱼等对天然白垩溪的生态至关重要的鱼类。除此之外，他们还将杂草割得一干二净。这些杂草本可以自然而然地减缓水流、维持水深，还能为无脊椎生物提供栖身之所——后者是溪流生态系统中不可或缺的食物来源。在泰斯特河位于惠特彻奇镇上游的一小段，为了捉白鼬和雪鼬，河岸所有者沿河部署了60多个不同的陷阱，还用除草机修剪了岸上的原生植被，以满足新一代钓鱼者吹毛求疵的要求。若是没有人类的打扰，这天然的白垩河本能够生养、哺育野生鳟鱼，而如今，河流这一资源本身却岌岌可危。
曾经，伊钦河中的小龙虾是如此之多，河道管理员在温切斯特公学水草甸一带清理水栅和闸沟时都能在杂草中发现好几十只。然而几年前，上游渔场引进了美国小龙虾。这些新来者带来了一种致命疾病——小龙虾瘟疫。它们已经免疫了，我们本土的品种却没有。结果，伊钦河一带的野生小龙虾差点绝种。如今它们已被自己的美国表亲取代，只有某些支流和滞水中还孤零零地住着几群。
眼下碍事的人已经离开了，我沿小径穿过圣史蒂芬草地，去找曾经广受欢迎的公学游泳池，贡纳池。这个水塘得名于公学当年的学院牧师，H. 贡纳教士。曾经，这里有一片沿弧形河岸一字排开的更衣棚，河心岛上有座小茅屋，还有一套水闸系统以调节河水的自然流动。贡纳池长约100码，宽约12码；19世纪末，人们抽净了这一段河道中的泥浆，并沿岸浇设了水泥。根据1900年《公学手册》的说法，这儿以前有“一座高高的跳水设施，上有四块跳台、两块跳板”，设施周围还安了扶手。《手册》继续激情洋溢地写道：“贡纳池是全英格兰首屈一指的泳池。就在这里，在椴树的绿荫下，泳池与河流的优点得到了完美的结合。”
果然，贡纳池还在那儿，在巨大的悬铃木和杨树的荫蔽下与世隔绝；其中，有一两棵树如今正横卧水中。水面不见一丝波澜，被如茵浮萍盖得严严实实——这样的河景十分典型，著名的“匍匐的珍妮”(16)就常常伪装成这副模样。这种民间童话中的怪物会将靠太近的孩子拖下水，又仿佛什么事都没发生一般将水面闭合，抹去孩子的一切踪迹。宽大的水泥池壁保存得出人意料地完好；本着“偷来的果子才最甜”的想法，我翻过河水进水口的水泥闸门，悄无声息地沉进深水侧。破开这片不透光的绿幔往下沉的过程有如破冰。我奋力将百许码长的池子游到底，身后，“草坪”间破开的小道一路闭合。数只黑水鸡掠起，贴着藻荇半飞半纵，萍色绿得像台球桌的呢面。池水依然很深，却不像当年跳板下那般能深达十英尺。由于河道淤积，水深如今在五到七尺之间。向下探去，我摸到了柔软的淤泥和昔时断落的枝丫，还能感觉到硕大的梭子鱼和鳗鱼的存在。
我像掉进汤里的苍蝇一般蛙泳返回，一边想着，我们这个时代某位传奇海泳家的泳姿想必便是在贡纳池练就的。詹姆斯·莱特希尔爵士是本世纪最伟大的数理科学家之一。他先是出任了剑桥大学数学系卢卡斯数学教授席位，后来又担任伦敦大学学院教务长一职。15岁那年他获得了从温切斯特公学进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奖学金，又于21岁成为研究员。莱特希尔在波理论和流体力学界享有盛名，还对海峡群岛周围激流的运动模式进行过分析研究。他是位游泳健将，1973年，他学以致用，成了最早完成环萨克岛十八英里游的人之一。莱特希尔做了仔细的功课，计算出了最佳路线和时机，以便利用回旋的汹涌潮汐和水流。接下来的几年中，他回萨克岛完成了五次环岛游泳。1998年7月第六次环岛时，74岁的他游了整整一天。就在这趟九个小时的泳程临近尾声时，他来到一片波涛汹涌的海域。有人看到他停止了游泳，在离海岸不远处去世。和往常一样，那天他也是独自一人，身边没有小船。他认为游泳是“欣赏风景的最佳方式”；为了节约体力，他总是仰泳，并把自己的泳姿形容为一种“使用双手双腿的仰泳，手和腿交替动作”。我想象着年轻的莱特希尔在夏日夜晚的贡纳池里来回游着，完善着自己的动作，观察着刺鱼复杂的泳姿，同时计算着距离。
地形测量局1953年绘制的地图上，跳板和更衣棚的标识依然可见，如今却已无迹可循。不过，游回水泥筑成的进水口时，我却发现了原先扶手的一小段遗存。我抓着它翻过闸门，进入主河道清澈湍急的水流中。曾经，贡纳池也是主河道的一部分，今天却成了一潭死水——而这正是对这条河流历史的隐喻。我一头扎进控制水位的主闸上方的水池中，身上浮萍蜕去，化作绿丝带粘连着荡开在水流间。站在齐胸深的水中，我抓着滑不溜秋的木闸门定住身形，木头纹理的触感好似灯芯绒布。我就这么站着，想象着一个没有渔场，也没有水芥菜草甸的未来，或许到那时，河水又可以像科贝特当年那般潺潺流淌，而贡纳池也将再次迎来游泳者。
(1) 英国于1832年通过了关于扩大英国下议院选民基础的法案，一举废除了50余个腐败选区（也即选民人数大幅减少，却依然拥有两个下院议员席位的选区），并将这些选区的配额分配给了尚未设立选区的新兴工业城市，从而改善了议席分配失衡的状况。
(2) 飞蝇钓（fly fishing），拟饵钓的一种。其特色在于抛投有重量的线，来带动轻盈的拟饵（人造鱼饵）。拟饵往往仿蜉蝣等昆虫制成，以吸引食虫的淡水鱼。
(3) 艾萨克·沃尔顿（Izaak Walton，1593—1683），17世纪英国作家。他的《钓客清话》一书名垂后世，被誉为垂钓者的圣经，同时也是17世纪英国散文典范之作。
(4) 干毛钩（dry flies），毛钩（在空钩上缠上皮、毛、线制成拟饵，以模拟昆虫的形态）的一种。浮在水面的昆虫毛钩被称为干毛钩，与沉入水中的湿毛钩相对。
(5) 冷漠的獾（Detached Badger），这种干毛钩得名于英国著名钓客弗雷德里克·M. 哈尔福德（Frederic M. Halford，1844—1914），他的笔名为“冷漠的獾”，是公认的现代飞蝇钓之父。
(6) 1磅等于16盎司，约合0.4536千克，1盎司约等于28.3495克。
(7) 在艾萨克·沃尔顿的《钓客清话》中，两位主人公中的钓鱼者便被称为“钓客”（Piscator）。
(8) 出水的一代（The Rising Generation），意为“年轻一代”，此处语带双关，兼有“出水”之意。
(9) 原文为拉丁文。
(10) 莉莉·兰特里（Lillie Langtry，1853—1929），英国社交名媛、女演员，生前大受媒体和公众追捧。
(11) 1986年起，疯牛病开始在英国爆发，作为应对，英国政府出台规定，对带骨牛肉的销售加以限制。该法规引起了部分消费者和肉类从业人员的不满。
(12) 罗伯特一世（Robert the Bruce，1274—1329），苏格兰国王，曾领导苏格兰人打败英格兰军队。根据一则广为流传的逸闻，他在困顿中看到一只蜘蛛在风雨中屡次结网失败，却始终没有放弃，于是大受鼓舞，重拾了信心。
(13) 圣约翰伍德（St John’s Wood），伦敦富人区。
(14) 威廉·科贝特（William Cobbett，1763—1835），英国散文作家、记者、政论家、政治活动家。他将游历英格兰乡野时的所见所闻写成游记，于1830年结集出版，题为《骑马乡行记》（Rural Rides）。
(15) 女王之链（Queen’s Chain）中的“链”意为“测链”，是英国土地测量员在丈量土地时使用的标准长度单位，宽22码（约20米）。这条规定中涉及的公共土地宽22码，故名。
(16) 匍匐的珍妮（Creeping Jenny），匍匐性很强的草本植物Lysimachia munnularia在英文中的俗名，中文通用名为圆叶过路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