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2　国内相关研究动态

民生，简言之就是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民生”一词最早在《左传·宣公十二年》中被提到，“民生在勤，勤则不匮”。20世纪20年代，孙中山给“民生”注入了新的内涵，他在“三民主义”中最先提出了民生概念。2010年两会期间，民生问题被给予高度关注，至此，我国的民生问题掀起热潮。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目的”，进一步明确了改善民生的重要性。2010年，我国学界就旅游与民生的话题在《中国旅游报》和《旅游学刊》上展开探讨，相关研究不断涌现。梳理研究成果发现，国内研究主要涉及旅游与民生的关系、功能、效应等领域。

（1）关于旅游与民生关系研究

从2010年起，国内学界开始就民生的内涵加以更多地研究和梳理。肖飞（2010）就民生的内涵进行了界定，认为民生具有“基本生存保障”“社会融入”“生活质量提升”三层内涵。他从民生内涵出发，认为旅游与民生密不可分，旅游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民生的重要组成部分。朱国兴（2010）提出，旅游与民生的结合对社会发展具有积极作用，认为旅游能够增强民族认同感和归属感，激发创造力。另外，马波（2010）、张娟飞（2011）等从旅游开发、利益分配、旅游从业人员等方面研究旅游目的地不同利益诉求之间的关系。陈玥彤等（2020）就民生的内涵进行了界定，从经济、生态、社会、个体四个维度出发，认为旅游与民生相互影响、相互促进。旅游扶贫过程能够促进当地旅游及其相关产业的发展，完善当地的旅游配套设施和基础设施建设；同时，能够影响政府的环保行为，提升居民的生态意识。陈思慧等（2021）研究了阳朔县的旅游建设问题，并将马克思主义生态民生思想和以人为本思想融入旅游建设。该研究明确了旅游和民生之间存在密不可分的联系，强调了旅游对经济发展、文化交流的促进作用，同时提出了生态、旅游、民生三者和谐发展的未来发展模式。刘笑明（2019）以旅游转型作为研究抓手，明确了目前旅游产业存在的困境、旅游业发展的目标以及未来旅游业转型的路径。该研究肯定了旅游产业发展对民生问题解决的重大作用，并认为旅游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扶贫富民，改善民生。此外，该研究还从产品、企业、产业三个维度，论证了旅游转型的实现模式和未来愿景。

另外，部分学者还从旅游对生态环境影响的角度阐释旅游对民生的影响。王凯等（2021）对张家界旅游发展—民生改善—生态环境耦合协调进行研究，阐释了旅游发展对改善民生和生态环保的重要作用。该研究表明，伴随着时间序列的演进，三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提升，与此同时，两两之间的耦合协调程度也趋于平稳，但尚未达到优质协调的水平，未来在转型升级的前提下有希望进一步发展和提高。韦晨（2021）将生态旅游和当地经济发展融合起来，探索了生态旅游的未来前景以及对当地经济发展的重要助推作用，并论证了这些因素对当地居民生活幸福感和缓解压力的影响。此外，陶瑛（2021）、张玉钧等（2021）还从旅游转型、旅游发展的角度，探索了旅游产业对当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作用，论证了旅游业发展对当地居民解决民生困难、改善民生问题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2）关于旅游与民生功能研究

罗明义（2010）在《旅游业的民生功能探讨》一文中指出，旅游业具有满足群众生活需求、提高群众生活水平、改善群众生活质量的民生功能，引发学界关于旅游民生功能的探讨。范业正（2010）认为，旅游是不发达地区脱贫的重要手段。崔凤军（2010）、马耀峰（2010）认为，旅游能够促进旅游目的地经济发展，提升居民的生活质量，增加就业机会。曹诗图等（2012）认为，旅游发展可以解决就业和“三农”问题，促进区域协调发展。郑将伟（2021）结合产业政策、乘数效应、供求弹性等理论要素，探索了延安地区旅游业发展对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影响。结果表明，旅游业的发展能够正向影响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与此同时，旅游业的发展还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提升当地居民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水平。张星（2021）认为，旅游业的发展对于农业经济的发展作用显著，能够起到优化农业经济结构、转变农民固有思想、提升农民日常收入的积极作用。与此同时，该研究还表明了乡村旅游在调节农民收入结构中的重要作用，发展乡村旅游有助于延伸农产品的产业链条，缓解农副产品低附加值给农民带来的收入结构单一的弊病，能够大幅提升农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张梅（2021）的研究表明，旅游业发展对当地贫困的减缓并不一定秉持着稳定的线性关系。她通过对云南省16州2010—2019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发现，旅游业发展对减贫的影响存在阈值，一旦突破了某一限度，就不会再起到积极的减贫作用。

另外，有部分学者认为，旅游的民生功能在产生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可能暗藏着消极影响。一方面，旅游业发展对当地文化的胁迫效应，即在资本裹挟下的旅游发展，为了迎合游客，自身对当地文化产生了调整和胁迫改变。另一方面，外来游客的增多在不知不觉中对当地文化造成融合和影响。因此，旅游业的发展难以保证当地传统文化的原生性、整体性、活态化和可持续原则，存在一定的消极作用。赵静（2019）的研究也表明，旅游业发展的核心利益相关者，会在资源的分配中存在利益矛盾、利益冲突和利益博弈。旅游目的地居民作为核心利益相关者的一环，很容易在利益博弈中处于劣势地位，从而对其幸福感、支持感造成消极影响。

（3）关于旅游与民生效应研究

国内部分学者对旅游效应评价指标体系和民生效应评价指标做了有益的研究。麻学锋等（2011）构建了旅游发展改善居民福利模型，利用收入增长弹性、基尼系数、居民收入比、消费差距比和旅游服务密度5个指标，反映旅游带动地方经济增长进而促进民生福利改善的状况。鲁明勇（2011）以张家界市为例进行了实证分析。他以旅游效应评价指标体系为大框架，套用民生效应评价指标，确立了旅游业民生效应评价指标体系框架，为今后开展旅游民生效应的分析提供了可借鉴的指标体系。韩国圣等（2016）在《国外旅游发展社区响应的理论模型述评》中综述了国外文献中有关旅游发展社区响应的9种理论模型，这9种理论模型为本研究提供了理论分析工具。王玉清等（2020）构建了经济、生态、社会文化的三级效应评价指标，对新疆南疆地区民族旅游的民生效应进行分析，发现正面效应大于负面效应。这两种实证方法相比，王玉清等更趋向于掌握一手数据，从而对当地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产生的影响感知度进行分析，其方法的主观性更强。赖斌（2017）从改善民生的角度探索了旅游资源开发对民生感的影响。该研究阐释了旅游资源开发对经济效应、社会文化效应的正向影响，以及经济效应、社会文化效应、生态效应对民生感的正向影响，同时指出了经济效应可能对生态效应产生的微弱负向影响。这说明，以经济发展作为导向的旅游资源开发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资源的浪费和破坏，从而影响生态发展。崔春雨等（2020）在鲁明勇构建的经济、生态、社会文化三层面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创新地提出了旅游发展对改善民生问题的政策效应影响，进而从更宏观的视角看待这些效应的作用和影响机制。

（4）关于旅游改善民生的措施研究

国内学界对旅游改善民生的措施研究成果颇丰。肖飞（2010）、崔凤军（2010）等从政治角度探讨了旅游改善民生的措施，认为要建立健全旅游公共服务设施和法律体系，解决民生最关键的因素是保障体系，要落实休假权，不断提高旅游福利。刘峰（2020）、王艳平（2010）从经济层面进行研究，认为要充分利用旅游的经济拉动作用，带动民生发展。通过提高旅游消费、提升旅游体验质量、扩大旅游就业空间、推进旅游扶贫工作和保障当地居民权益等措施有效改善民生。姚昆遗（2010）从社会文化角度进行探究，认为要把旅游产业作为文化产业，促进旅游和文化的相互融合，把旅游发展目标和经济、社会发展融为一体，更多着眼于全民健康生活方式的营造，把发展旅游业和形成全民健康生活方式的目标进行结合。

但近年来，学者在进行旅游改善民生的措施研究时，更加注重旅游业发展对脱贫攻坚的作用和影响。陈燕等（2017）在分析我国旅游业发展新态势的情况下，提出了对民族地区旅游业发展旅游惠民、旅游扶贫、旅游影响、政府职责、企业责任的再思考。该研究强调了旅游扶贫的影响机制和重要作用，即贫困地区充分利用旅游资源，大力发展旅游业，吸引人们前来旅游和消费，使旅游资源产生效益，使旅游商品的生产、交换、消费在贫困地区同时发生，逐步实现部分财富、经验、技术和产业的转移，增强贫困地区的“造血”功能，从而使其脱贫致富。陈包等（2019）认为，不断发挥旅游产业在旅游目的地的扶贫富民作用，是推动旅游产业发展、居民安居乐业、消费者体验升级的重要影响因素，应当深入总结既往旅游发展过程中的规律性问题，发挥好旅游扶贫的重要作用，才能切实提升旅游扶贫的效果。李蔚迪（2018）的研究表明，旅游业发展不应当仅仅考虑税收问题和盈利问题，长久发展的前提是与当地居民共享旅游业发展成果，应该采取增加就业岗位、完善当地基础设施、改善交通条件等方式帮助民众脱贫致富并增强旅游业的竞争力。

（5）关于乡村旅游的民生问题研究

李伟（2003）对乡村旅游进行了界定，认为“乡村旅游是在农业观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具有休闲度假性质的旅游活动方式”，乡村旅游的民生效应显著。唐健雄（2010）认为，乡村旅游具有鲜明的民生特性，有助于提高农民收入，有效解决“三农”问题。王朝辉（2010）分析了在乡村旅游发展中的旅游民生功能，认为乡村旅游要发挥农业观光、体验、休闲功能，大力发展“农家乐”、休闲农庄等旅游产品，建设配套设施与服务，从而最终达到改善农村民生的目的。有研究认为，乡村旅游是在农业观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具有休闲度假性质的旅游活动方式，凭借其从业门槛低、引导动力强、覆盖面积大的特点，正逐渐成为新的乡村振兴增长点。韩伟宏等（2021）的研究表明，有规划的乡村旅游发展能够提振农民致富的信心，并能够显著提升农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李华京等（2021）通过对湖南省乡村旅游情况的调查和分析，探讨了发展优质乡村旅游对提升当地公共服务水平的正向影响作用。当地村民作为公共服务水平提升的受益者，能够在优质乡村旅游资源开发过程中，与各方利益相关者一起共享旅游业发展成果，有助于当地村民降低生活成本、提高生活幸福感，切实提升当地村民的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平。杨立功等（2021）则着眼于改善民生问题的可持续性，分析了乡村旅游利益相关者的长期协调机制。该研究强调了乡村旅游对当地各方利益相关者的长期影响，阐释了乡村旅游在提振经济、改善交通、完善基建、提高收入、弘扬文化等多个民生方面的积极影响。

另外，有部分学者认为，乡村旅游的民生问题存在着一定的负面影响。许业辉等（2021）的研究表明，乡村旅游正面临着严重的同质化问题。受消费主义的裹挟，其内容、形式都正趋向于接近和统一，从而导致乡村旅游逐渐丧失其特点。随着游客预期的下降，同质化的乡村旅游项目带动当地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水平提高的作用正在逐渐减弱，并有可能在未来进一步对当地居民的幸福感、支持感产生负面影响。杨茗等（2021）的研究从旅游业对生态文明破坏的角度，阐释了旅游业发展对居民生活幸福感和旅游业发展支持度的消极影响。伴随着旅游业发展和知名度的提升，当游客数量超过当地的承载量时，就会造成生态环境的破坏。乡村生态环境的破坏会严重削弱居民对旅游业发展的支持度，并会导致居民生活幸福感下降，从而造成严重的民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