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2 银行业空间演化研究

(1)国外研究

推动银行业等金融机构空间演化的因素是多方面的。首先，资本总是向回报率高的空间流动(Pollard，2003；Pike and Pollard，2010)，金融机构空间演化过程也可以看作“空间修复”过程(Aalbers，2008；Sokol，2013)。Goldberg和Saunders(1980)认为经济利润的诱导是美国银行大批进入英国金融市场的主要原因。在追求最大化利润的影响下，银行机构主动调整组织结构和空间结构。Pollard(1996)分析了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地区的银行机构的演化过程，认为在最大化利润诉求的指引下银行撤销低收入社区的基础网点是合乎逻辑的，毕竟收益和公平不能兼得，社区发展银行能够起补充金融服务的作用。美国的少数族裔亚文化圈也可能是主流金融机构空间演化调整忽视的区域，少数族裔的银行则弥补了信贷市场空缺。在国内，随着国有银行市场化改革深入，Yeung等(2012)研究发现国有商业银行有进一步向高利润地区集聚的趋势。

其次，制度、文化等因素也是银行业空间演化的驱动因素。经济环境、贸易需求和监管规则等因素的影响，推动了美国银行的海外扩张，特别是向英国扩张(Goldberg and Saunders，1980)。Martin(1999)认为，放松金融管制、信息技术进步、全球化是影响金融活动空间组织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另外，Li等(2002)研究关注洛杉矶地区华裔银行的时空演变特征，发现华裔银行的空间演化特征与华裔族群的时空特征高度相关，并认为华裔银行在促进华人社区商业活动中起到了重要作用。金融活动空间组织演化研究涉及的方面广泛，不只局限于某种具体的金融机构或者金融活动。Klagge和Martin(2005)分别以英国和德国为例说明不同国家的金融系统既可以是集中于某个金融中心，如英国，又可以是分散在若干个金融中心，如德国，这提醒我们金融系统的空间组织形式与国家实际金融地理结构有关。金融活动空间组织变化是向不同城市等级集中的过程。彭宝玉和李小建(2009)认为在全球化、网络化、信息化背景下的金融空间系统呈现出金融空间一体化，黏性金融地方竞争激烈，空间等级化特征显著等特点。金融机构的地理结构越来越不稳定，尤其是低等级的集聚中心，随着频繁的重组、兼并、收购等活动的继续进行，金融活动空间组织在地理空间上不断地整合，空间结构层面更加分明。北京市的金融服务业空间结构形成了以金融街、中央商务区(CBD)为核心的中心—外围结构(刘辉等，2013)。

再次，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银行机构空间分布发生了改变。由于新技术的出现，制度变革和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英国银行系统的地理格局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一是银行机构与顾客之间的距离增大，二是银行总行与分支机构之间的决策距离增大(Berger and Udell，2002；Alessandrini et al.，2010)。Leyshon和Thrift(1997)分析了信息技术进步对于银行组织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只有银行空间结构向专业化方向发展，银行将利润中心向区域总行集中，清算功能才逐渐分离出去。

最后，银行业的空间演化还受自身发展阶段的影响。英国学者Dow(1999)总结出伴随着其组织变化的银行业空间演化过程，共分为六个阶段：①服务本地社区的金融中介；②经营者信誉带来市场拓展但仍限于本地；③银行系统向全国发展；④依次向国内、海外拓展；⑤在全国市场上与非银行金融机构竞争；⑥放松管制引起的国际竞争并最终导致相关活动在金融中心集聚。该过程说明了与银行的不同发展阶段相应的地理区位也会发生变化，这表明金融活动的空间组织是一个演化的过程。

(2)国内研究

中国银行业改革经历了政策性职能分离和商业性职能回归的过程，逐步建立了如今全国性的多层次的银行体系。中国银行体制变迁促其使空间组织发生变化，经济发达地区经历了银行分支机构空间扩张、集聚的过程，而欠发达地区则经历了空间萎缩的过程。中国银行空间组织区位演变表现出明显的政府干预色彩，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银行机构间的相互博弈形成了银行空间组织演化的动力。Yeung(2009)认为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的中国，国家力量仍然是银行业空间演化的重要影响因素。中央政府制定地区发展框架，地方政府基于自身利益考虑不断参与这一空间框架的建设，银行机构在这一过程中通过空间组织变化间接地实现对资金流动的控制。地方政府基于自身利益和对金融资源的争夺，大力推动城市商业银行的建立。这种自下而上的银行体制变化过程表明——资本——银行机构逐利本性是银行空间组织变化的原动力。这说明中国银行业区位演变的内外力量已经形成。

从中国银行业制度变革的发展过程看，银行体制同经济体制变迁一样经历了从集权到分权的过程。随着银行机构政策性任务的分离和经营性业务的回归，中国银行业经历了组织体系变化和空间组织变化，国有银行、非国有银行、外资银行随着中国银行业市场化改革进程的深入，影响银行机构布局的行政力量逐渐让位于市场力量，追求经营规模和利润是所有商业银行共同的目标。林毅夫和姜烨(2006)的研究发现，随着国有企业的产出份额的降低，四大国有银行在整个银行体系的存贷款份额也越来越低，而由于重工业往往是资本密集型的产业，信息、监督等成本也具有规模经济，因此大银行或者较高的银行集中度能够更加有效地为大企业提供大规模的融资服务。可见，重工业和大型企业在经济中的份额越高，银行的集中度应该越高。国有企业比重高的地区，其银行业的集聚程度也相应较高。

随着放松金融管制和金融自由化改革，银行业的组织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林毅夫和姜烨(2006)提出的经济发展中的最优金融结构理论，认为经济结构和金融结构都是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要素禀赋结构的不同决定了经济结构的不同，而在不同的经济结构之中，由于经济主体对资金需求规模不同，生产活动的风险特性也不同。与此同时，金融体系的各种制度安排在提供不同规模资金的交易费用和克服不同风险时各具优劣，因此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由于经济结构所决定的各种金融制度安排在经济中的相对规模，即最优金融空间结构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