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柳暗花明

这是我生病以来的第三次手术，采用的是局部麻醉。医生们在我的右肋下，也就是两根肋骨之间，开了一个小洞，随后将一根装有特殊装置的细管直接插入肝脏。与此同时，他们通过我的口腔，引入一条细丝线，途经胃部和十二指肠到达总胆管。医生们的设想是，这条细丝线能够被肝脏内的特殊装置捕捉到，从而实现在总胆管中的两端对接。如果一切顺利，他们就能借助这条细丝线的牵引，将胆管支架穿越狭窄部位，彻底解决问题。

尽管这次由副院长亲自操刀，手术依然未能成功。据医生解释，失败的原因在于我的胆管壁异常坚硬且滑腻，导致细丝线始终无法穿越狭窄区域。虽然结果令人遗憾，我仍然对他们的努力充满感激。为了保护那经历千辛万苦才移植成功的肝脏免于受到无法挽回的损害，我同意医生采取另一种措施：将一条引流管置入已打开的肝脏腔洞中，直接将胆汁引流到体外。这种方法被称为 PTCD引流术，可以为我争取几个月的宝贵时间，以便为后续治疗方案的制定和进一步寻医问药争取可能。

完成PTCD手术后，我的右腹部外侧长出了一条胶管，其末端连接着一个塑料袋，用来收集引流出来的胆汁。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我每天排出的胆汁量竟然高达1000多毫升，相当于超过1公斤的水量。试想，如果这1升多的胆汁无法排出，其内的物质在肝脏内不断积聚，会引发何种后果？实际上，大部分物质会被流经肝脏的血液重新吸收并通过尿液排出，这也是我的尿液颜色呈浓茶色的原因。人体的自适应机能实在令人惊叹，但如果这些胆汁全部滞留在肝脏内，几天之内恐怕就会对肝脏造成致命损害。

然而，本应流向胃肠帮助消化的胆汁，如今被直接引流到体外，这对我的消化系统产生了重大影响，尤其是对脂肪和蛋白质的消化吸收造成了极大障碍。对于像我这样的肝移植患者来说，高质量蛋白质的摄入至关重要，而这种情况无疑为我的整体恢复增添了新的挑战。

几天后，我的主刀医生特意前来病房探望。他对我的情况表示担忧，并建议尽早进行胆肠吻合术，以便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然而，他也坦言，胆肠吻合术术后常见的并发症是胆道逆行感染。一旦出现这种感染，患者便会反复发烧，几乎没有彻底的解决办法。这使得这个手术不仅是一个技术上的挑战，对我来说又是一个生死抉择。

面对这一复杂的抉择，我再次陷入了深深的两难境地。经过与妻子的多次讨论，她的建议是慎重考虑，最好再等等看。她认为，胆肠吻合术应该作为最后的选择，而不应该匆忙作出决定。这番意见让我更加犹豫，因为这个决定不仅关乎手术的高风险，也关系到我眼下的生活质量。如何在继续忍受引流管带来的诸多不便和潜在的后续治疗之间找到平衡，无疑让我倍感压力。

经过再三权衡，我最终采纳了妻子的建议。一方面，我希望能等到返回美国后再寻找更合适的治疗方案；另一方面，通过温医大前校长的介绍，成功联系了声誉卓著的上海东方肝胆外科医院，计划再尝试在国内进行ERCP手术。然而，与东方肝胆外科医院的对接并非一帆风顺，过程也是波折重重。正当我们为下一步行动而举棋不定时，一位亲戚突然传来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他在网上发现了我曾极力寻找的那位号称“亚洲第一刀”的ERCP权威的最新去向。原来，这位医生已调至上海曙光医院，并已开始接诊病人。

这个消息对我来说，无疑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一丝久违的希望重新点亮了我心中的黑暗，让我看到了新的可能和方向。为了抓住这次机会，我们立即广发“英雄帖”，希望能找到一位熟悉这位名医的熟人帮忙引荐。在我们的文化与传统中，想治病，先找人，似乎是一种约定成俗的惯例。幸运的是，很快我们便收到了一条来自一位朋友的消息，他提到：“曾有一位来自上海曙光医院的年轻医生在他的研究室短期留学过。”

通过这位年轻医生的引荐，我们顺利联系上了这位名医。在仔细审阅了我的病历和CT影像后，这位名医尽管坦言手术难度极大，但仍然表示愿意尝试一下。他的这一决定无疑为我原本沉重的心灵注入了一线希望。那一刻，就像是在无尽的黑夜中终于看到了破晓的曙光，让我重新燃起了对未来的期待。

我在那家医院又煎熬了几天，一过完春节，便在妻子侄子的陪同下前往上海接受治疗。可以说，我算是命大福大，而这位名医的权威确实名不虚传。他再次延续了自己的传奇，不到一个小时便成功将一个塑料支架精准地放置在我的总胆管内，而且术后仅引发了轻微的胰腺炎。据说他采用的是一种被称为“球颈——沙漏”的技术，显然是一个非常专业的术语，我对其具体过程了解不多，但效果无疑是显著的。

不得不说，与我之前接触的那两位所谓的权威相比，这位专家才真正称得上权威，看来也是名副其实的亚洲第一。在查房时，这位名医曾与我简单聊了几句，或许是因为我也是一位教授，他对我稍加讲解了ERCP手术的技术难点。这让我对这项手术的复杂性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他提到，ERCP手术是通过光纤将一个极小的探头经胃和十二指肠伸入总胆管中。探头捕捉的影像需通过一米多长的光纤传输到医生眼前的屏幕上，而光纤越长，影像的清晰度就越低。此外，由于胆管狭窄的两端常因胆汁堆积和堵塞而变形甚至扩张，医生要准确找到狭窄处已然不易。而像我这样呈“8”字形的胆管结构，则更是增加了操作难度，堪比让一只蜜蜂在巨大的房间中找到一个细小的出口，完全依赖医生的临场感觉和经验。

他还进一步解释，胆管本身非常薄且脆弱，探头在其中移动时必须格外轻柔。稍有用力过猛或动作激烈，都会造成胆道穿孔的风险，这大大限制了探头的灵活度。此外，每次ERCP手术时间不宜超过1小时，因为时间过长极易诱发急性胰腺炎。这些技术细节让我对ERCP手术的高难度和风险有了新的敬畏之感，也更加感激这位专家为我所做的努力。

我怀着好奇问他，如何在ERCP这个领域取得如此惊人的成就。名医若有所思地微微抬头，望向病房里的天花板，接着神情变得略显严肃。他告诉我，年轻时，他的思绪几乎完全被ERCP占据。每当遇到高难度的病例，他往往会连续几天在脑海中反复推敲，想象手术中可能遇到的每一个环节，甚至在梦中也在模拟操作。他的医术正是在这种全心投入和夜以继日的努力中逐渐成熟的。在他二十多年的职业生涯中，他已完成将近三万例ERCP手术。任何技术的提升都离不开全身心的投入和长期积累，根本没有捷径可走。当然，个人的悟性和所处环境也至关重要，但不懈努力才是核心。

听了他的话，我深受触动，终于明白钢铁是怎么炼成的，什么是精益求精的追求。他的卓越医术绝非一蹴而就，而是经由无数次尝试和无数个不眠之夜打磨而成。这种态度与我之前遇到的那位女医生的随意和敷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一位病友曾向我提到，他在肝移植后也遭遇了严重的胆道狭窄并发症。他费了好大劲才联系到东方肝胆外科的一位传说中的权威。然而，那位权威在简单查看片子后，便直截了当地拒绝了他，认为他的情况无法通过ERCP解决。最终，还是曙光医院这位传奇名医为他成功完成了手术。

传奇就是传奇，而传说终究只是传说。前者源于真实的技术与能力，而后者却往往模糊且不确定，有时甚至只是人们的想象或美化的谣传。在曙光医院的这位权威身上，我见识到了真正的传奇，而第一次为我做ERCP的那位女医生，却只能算是一个徒有虚名的传说，甚至连传说都显得不够称职。任何人若将传说误认为传奇，都可能为此付出沉重代价，而我正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然而，天无绝人之路，在最后关头，我终于有幸遇到了真正的传奇。

出院后，我在上海的一位亲戚家休养了一个月。到了4月初，那位名医再次为我进行了手术，将之前的塑料支架更换为尺寸稍大的金属支架，同时拔除了插入肝脏的引流导管。至此，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我已接受了五次手术，其中包括四次全身麻醉和一次局部麻醉。回想起来，五个月前我曾托人联系到这位名医，如果他那时能够为我做手术，我也不用白白挨了那两刀。用“刀”字表达可能不太准确，但本质与挨刀没有什么两样。

生病后，我一直竭尽全力在有限的条件下寻找最佳的治疗方案，但最终能否达成目的，却往往取决于天时、地利与人和的巧妙结合。如果我早在美国时就及时进行CT检查，便能掌握住天时。虽然肿瘤的形成或许无法完全避免，但它绝不会如怪物般疯狂生长，更不至于让我现在还要担忧其转移的可能。而且，早期发现也会让我拥有更多从容的时间去寻医问药，为治疗赢得先机。

然而，当我最终确诊时，正身在中国，这无疑让我得到了地利的优势。正因为如此，我才能在确诊后的第六天便得到肝脏移植的机会，这是许多病人无法做出的决断和企及的幸运。五个月前，当我试图联系那位权威医生时，他因病休养，我再次错过了天时。就在我几乎陷入绝望之际，我的那位亲戚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消息，即这位权威已经重新复出。这便是人和的力量，它犹如黑暗中的一束光，重新点燃了我的希望。

由此我深刻体会到，无论个人多么努力，事情的成败有时仍取决于运气的眷顾，尤其是在与疾病抗争的过程中。治疗效果的好坏往往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包括疾病的发现时机、患者的身体状况和决断力、医疗资源的可及性，甚至命运的安排。天时提供良好的治疗契机，地利带来便利的医疗条件，而人和则在关键时刻起到不可或缺的推动作用，三者缺一不可。因此，将疾病预后不佳的责任完全归咎于医生或医院既偏激又愚蠢。面对治疗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与其怨天尤人，不如尽力把握可控的部分，同时以坦然之心面对人生中的各种不可预见的挑战。

至此，我的肝移植手术已过去近一年，胆道狭窄并发症的危机也告一段落，是时候回到美国与家人团聚了。在这个过程中，我必须特别感谢上海的那位亲戚。她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为我提供了一个避风港，在我住院和手术期间，不辞辛劳地前往医院陪护。尽管我们没有血缘关系，姓氏也不同，她的经济条件并不宽裕，住房条件相对简陋，但她却在我最需要帮助时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她的勤劳、大度和耐心，以及那些堪比饭店大厨的可口饭菜，让我无比感激。她话不多，却总是安静地陪伴，给我充分的休息时间。当我临行前试图给她一些酬谢时，她却坚决拒绝。

这段经历让我深刻认识到，真正能在你困境中给予帮助的人，未必是你的血缘至亲，也未必是那些经济条件优越的人，而往往是那些心地善良、无私无怨的人。同时，我也明白了，某些人将自己的宽容与慷慨挂在嘴边，似乎全世界都需要感恩他们的“善良”，但在你真正落难时，这些人可能早已避之唯恐不及，生怕与你的倒霉沾上任何关系。真正的善良和慷慨，体现在关键时刻的默默付出与实际行动，而不是只在言辞上夸夸其谈，或在表面上做出一副道貌岸然的姿态。那些假装为你揪心、口头祈祷的人，远不及像这位亲戚这样，以行动为你撑起一片天的人值得感激和铭记。

在决定返回美国的过程中，我确实犯了一个明显的错误，那就是不该让我妻子特地从美国飞到上海来接我。我其实并没有那么娇贵，更不应该明知如此却还硬着头皮装出一副需要特别照顾的样子。当时，我在电话中提出这个请求时，从她的语气和回答中不难听出她并不情愿，觉得没有这个必要。然而，在我的坚持下，她并未多作争辩便答应了。

我当时的理由似乎看起来充分。作为绿卡持有者，每次离开美国的时间一般不能超过半年，否则在重新入境时可能会受到详细盘问。如果无法提供合理的理由，入境官员甚至有权拒绝入境。虽然我的情况确实有充分的延期理由，但我担心自己的英语表达能力可能会因为不够清晰而无法准确说明情况，导致入境时遇到麻烦。同时，我也担心一旦入关时遇到阻碍，在精神紧张的情况下，身体可能再次出现问题。考虑到术后病情反复且长期住院，我的身体状况确实有些虚弱，这些似乎都成了合理的借口。然而，现在回想起来，这些理由更多是为掩盖自己深层次的不安全感和作为一家之主的优越心态。

事实上，我的担忧是多余的。当入境官员得知我在中国接受了移植手术后，他表现出了极大的同情，并未做过多询问便直接放行。此外，尽管我的体力有限，但商务舱的舒适环境完全能够让我在整个旅程中得到充分休息，有无亲人同行对我的旅途影响其实是微乎其微。在语言交流方面，我的英语表达虽然算不上流畅，但足以应对基本情况，再不济还可以通过书写进行补充交流。这些都说明，我让妻子从美国不远万里赶来上海接我的举动，既是自私的要求，也是缺乏深思熟虑的决定。

详细分析当时的心理动机，不难看出，我依然将自己视为家中的顶梁柱，认为自己长期以来是家庭经济的主要来源，是妻子和孩子的主要依靠。在这种优越感的驱使下，我觉得让妻子接一下身体尚未完全恢复的自己，似乎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在情理和道义上，我甚至将其视为合情合理的安排，还可以从中获得了一种虚假的满足感。然而，这种想法实际上既自私又幼稚。自私在于，我未曾充分考虑妻子的感受，也没有意识到她为此需要付出的劳累，而这种劳累其实并非必要。幼稚则在于，我明明已经不再是家里的依靠，反而成了拖累，而夫妻情感也远没有我想象中那么牢固。然而，却对此浑然不觉，仍旧执着于那无端的优越感。

在人际关系中，主角与配角的地位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一条动态起伏的曲线。如果我依然健康强壮、收入可观，那么继续作为家庭支柱的地位自然是顺理成章。然而，自从生病之后，一切都发生了改变。我不再是那个可以为家人遮风挡雨的坚实依靠，反而成了需要妻子跨越万里接回的体弱病人。更令人担忧的是，未来病情可能会持续反复，甚至恶化，给家庭带来难以预料的负担和困扰。虽然人是有情感的，也多少会记住往昔的恩情，但无论是情感还是恩情，并非坚不可摧，它更像是一种消耗品，需要用心维护，绝非无条件的铜墙铁壁。

如果当时我能够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处境，调整心态，低调一些，坚强一些，尽量主动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和义务，我或许仍然能在家人心中维持精神支柱的地位，甚至被视为一个温暖而可亲的丈夫与父亲。然而，我却忽视了这些，继续在无意识中挥霍夫妻间的情感资本。当这份资本被逐渐消耗至负值时，家庭危机的爆发也就成为难以避免的结局。这不仅是我作为丈夫和父亲角色的失职，更是对妻子与家庭的一种伤害。如果我能够更早地明白这些道理，或许可以避免后来那些难以挽回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