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权威不一定可信

然而，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是，当我再次回到温州，面对那套空荡荡的三居室，身边竟没有一个可以亲近的人，那种前所未有的孤独与寂寞直击心灵。空旷的空间让孤独变得更加具象，白天疑神疑鬼，夜晚辗转反侧，难以入眠。由于心情低落，加上对一些事情的看法不同，我经常在视频或电话中与妻子争吵，争执让我的情绪更加不堪。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不得不开始依赖安眠药物，否则便整夜无眠，彻底被失眠的折磨吞噬。

由于缺乏信仰的根基，加之那些所谓“虔诚佛教徒”的血缘亲人的冷漠让我对信仰更加怀疑，我原本试图通过礼佛求心安的尝试已经完全失效。我脑海中整日胡思乱想，想到的全都是负面的事。越想越悲，越想越怕，最终陷入无法控制的情绪漩涡。时而甚至全身不自觉地颤抖起来。这种状况让我意识到，自己多年前在日本留学时留下的抑郁症似乎又卷土重来。

肝移植病人的恢复期通常需要一年，在这一年内必须尽量减少与人接触，以避免感染。更何况，我的病情反复发作，情况比一般的病人更加复杂和不堪。为了能够生存下去，我不得不从福建老家以每月七千元的高价雇佣了一位保姆。然而，这位保姆既不是专业护工，也没有接受过任何相关培训。她只是一位普通的家庭主妇，经由亲戚介绍而来。虽然她还算勤快，能够按要求完成任务，但对照顾病人毫无经验，完全依赖指令行事，从不主动去思考或改进，但好在也并不偷懒。

她的烹饪方式则更让我抓狂。无论是做什么菜，她总是将食材切得极小，然后放入水中煮到烂透，既没有章法也毫无口感，让人感觉像是在喂猪。我实在无法忍受，忍不住问她：“你是不是以前专门喂猪的？”她却满脸自信地回答：“我是居民户口，从来不用喂猪。”这句话让我哭笑不得，既感到无奈又对自己的处境深感悲哀。

为了改善饮食质量，我不得不花费一个星期教她如何蒸馒头，还冒着感冒的风险带她去菜市场买鱼，教她如何先用油把鱼煎至半熟，再泼上酱油调味，以及如何烹调青菜而不至于将其煮成一团烂糊。我一再提醒她，虽然她主要工作之一便是做饭，确保我能得到适当的营养，但我并不是猪，所以不需要这种“猪食”式的烹饪方式。

我逐渐沉溺在抑郁的阴影中，世界变得黯淡无光，仿佛一切都被灰色笼罩。我感到无比孤独和寂寞，就像被囚禁在一间无窗的密室中，四周静寂得令人窒息。这种感觉就像天空永远被厚重的乌云覆盖，阳光始终无法穿透，而房间如同一座墓室，压抑得让我几乎无法呼吸。

对疾病和住院的恐惧更是不断加剧我的焦虑。每次住院都意味着要面对那些没完没了的打针和抽血。由于我的血管既细又深，即使是经验丰富的护士也难以一针见血。少则两三针，多则五六次，每一次失败的尝试都让我感到剧烈的疼痛与无助。这种反复的折磨让我对住院充满了深深的恐惧，每一次针刺都如同一场噩梦的重演。

在痛苦中，我开始无休无止地幻想自己的前世与来生。梦境中，我常常化身为一名身骑白马、挥刀驰骋的将军，最终在敌人的机枪扫射中英勇战死。于是，我幻想来世能重归军旅，不再像今生这般孱弱与怕死。然而，有一天深夜，我惊醒时发现时间正是凌晨4:44。这个数字在许多文化中象征着不祥和死亡，那一刻，极度的恐慌像潮水般涌来，仿佛死亡的阴影已经将我完全笼罩，我认为自己即将消失于这天地之间，化为虚无。

我常感到心慌意乱，仿佛置身于无边的黑暗，每一秒都像在烈火中煎熬，每一次呼吸都压得胸口千钧重。心跳急促如战鼓擂响，让我感到自己正行走在崩塌的悬崖边，随时可能坠入无底深渊。尽管理智告诉我，病痛暂时不会夺走我的生命，但精神上的折磨与恐惧却让我感到如履薄冰，无法摆脱濒临崩溃的痛楚。

这些感受交织在一起，形成了抑郁症的完整画面。每一天都像是在黑暗中挣扎，艰难摸索那一线希望的光明。然而，光明似乎越来越遥不可及，而黑夜却愈发深邃。我所能做的，只有在这无尽的黑暗中继续前行，尽管前方的路早已被迷雾遮蔽，不知何处是终点。

这种感觉已经超越了“度日如年”所能形容的痛苦，每一分钟都仿佛在无尽的折磨中煎熬。极度的心慌时常让我无法安静地坐下，甚至不敢躺在床上休息，似乎一旦停下来，一颗心就会沉入那无尽的深渊，整个人立即就会被那无形的恐惧所吞噬。我不得不在房间里焦躁地来回踱步，试图通过深呼吸和不断念诵“阿弥陀佛”来平复内心的恐慌。然而，这些努力只能暂时缓解我那如同坠入深渊的心灵片刻，却无法真正阻止它继续下沉。在那些濒临崩溃的时刻，我甚至希望自己能够因心脏病或脑溢血突然死去，以一种迅速的方式结束这一切。那样的解脱，不仅是对痛苦的终结，更是一种奢侈的造化。

像我这样一位知识分子，而且还曾担任过院长，得抑郁症这样的病一般是不愿让人知晓的，毕竟这是精神怯懦的一种表现。然而，为了活下去，我已经顾不上面子或隐私。我意识到自己已经深陷重度抑郁的泥潭，必须尽快寻求专业帮助。于是，我前往医院精神科门诊进行咨询。接待我的是我所在学院的一位副院长，也曾是我的副手，是温医大精神科领域的权威专家。她为我安排了一系列必要的抑郁症评估测试，但测试结束后，她并未直接告知结果，而是以非常模糊的语气一语带过。我猜测，也许是因为我的抑郁程度太过严重，她担心直接说明会加重我的心理负担，因此选择了一种更为委婉的方式。

随后，她为我开具了抗抑郁药物欣百达（Cymbalta）和一种安眠药，初始剂量为每天60毫克，并建议在第二周增至每天120毫克。不得不说，欣百达的效果对我而言是显著的。服药仅三天，我的症状便得到了明显改善，焦躁和恐慌的情绪显著缓解，不再那样坐立不安和胆战心惊。虽然药物也带来了一些副作用，如头昏、肌肉痛疼和排尿困难，但它的确帮助我渡过了那段异常艰难的日子，让我从崩溃的边缘稍稍回归了一些平静。

有一次，我的一位学生前来探视，意外地让我从沉闷的状态中焕发了些许精神。我竟然兴致勃勃地与他讨论起多维时空的理论，甚至侃侃而谈我的一些独特见解。我提出，人或许真的拥有灵魂，而佛陀及其他菩萨可能存在于更高的时空维度。在那样的维度中，时空已经不再是障碍，他们能够实现真正的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对于生活在三维空间中的人类来说，这样的存在几乎难以想象。在那样的时空里，跨越空间无需一步步前进，而是可以通过空间折叠来实现，一步就可以跨越星球。比如，假设将一张纸折叠104次，其厚度便可超过整个宇宙的直径。这种通过空间折叠实现瞬移的概念，让我觉得自己的见解并非毫无依据，仿佛一扇通往全新可能性的门正悄然向我开启，令人心生期待与遐想，浑身充满能量。

回想起那次对话，我确实从极度抑郁的状态中暂时解脱出来，死亡也似乎不再显得那么可怕，甚至可以海阔天空地畅想一番。然而，这场谈话背后依然流露出抑郁症的影子，因为我的思绪始终离不开生死和宗教信仰的意象，证明我并未完全摆脱内心深处的阴霾。

有一天，我的那位保姆突然问我到底患了什么病。我思忖片刻，决定坦诚相告。我告诉她自己是一位肝移植患者，并详细解释了移植的原因和经过。为了打消她的疑虑，我还特意强调，手术后我的乙肝表面抗原已经转阴，乙肝达到了临床治愈，不再具有传染性。然而，仅仅过了两天，她便以身体状况不佳为由辞职回家了。尽管她并未明言离开的真实原因，我心中明白，这多半是因为我的病情让她感到不安。不过，这位保姆的离开只是给我的生活带来了短暂的不便。我很快通过当地中介找到了新的保姆。毕竟，这个层次的保姆并不难寻找，也未曾让我费太多周折。

这件事让我不禁回想起在日本留学时的一些经历。留学第二年，我因急性乙肝发作住院治疗，这件事在同学和教师中广为人知。然而，他们对此表现出了极大的宽容、理解和同情，从未将我视为需要特殊对待的人，更没有表现出任何的疏远或歧视。

有一次，我们一群同学去餐厅吃当地畅销的一种炒面。我吃到一半便感到饱了，无法继续。一位食量很大的同学非常自然地接过我剩下的半碗炒面，毫不犹豫地将其吃光，自头到尾没有半点违和感。因为他们都清楚，乙肝主要通过血液传播，而非食物。虽然理论上认为乙肝不会在日常生活中传播，但现实社会中人们的反应往往与科学认知相去甚远，在国内尤为明显。别说吃我剩下的食物，就连我那些与我血脉相连的至亲，对普通的接触都有种避之唯恐不及的恐慌。

还有一次，我们研究室组织了一场年夜饭，选的是当地非常受欢迎的火锅。一大群人围坐在热气腾腾的餐桌旁，气氛热烈而融洽。然而，我却有些忐忑，心里担心同学们会因为我的病情而对我夹菜的行为有所介意。于是，我特意在用餐时小心翼翼地做了些调整：用筷子的尖端吃饭，再用粗端去夹锅里的食物，以免让他们感到不适。

这个细微的动作并没有逃过研究室副教授的眼睛。他一边往火锅里夹菜，一边抬起头注视着我，随后毫不犹豫地开口说道：“你完全没必要这样，我们根本不会介意这些。”他的语气温和而坚定，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力量。那一刻，我的心头一热，一种被理解和包容的感动油然而生。

如今回想，这些经历不仅仅反映了认知水平的差异，更深刻地揭示了文化与文明层面的不同。科学知识的普及和知性的力量，不仅让人们能够正确看待疾病、消除误解，更在无形中塑造了一种对他人深刻的尊重与包容。这种尊重源自对科学的信任，而包容则体现了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高度。正是这二者的结合，才能让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超越偏见，流露出令人感动的温暖与理解。

虽然药物一度缓解了我的抑郁症，但好景不长。到了12月下旬，肝功能检查结果显示胆道狭窄并发症再次复发，而且状况比上一次更加严重。恰逢圣诞节，我的妻子不辞辛劳，将孩子托付给朋友照顾，再次跨越千山万水从美国赶回探望我，岳母也随她一同来到温州。她们的到来不仅让我感到温暖和感激，更在那段艰难的日子里成为支撑我坚持下去的重要力量。

由于肝功能异常，而欣百达对肝脏又有较大的副作用，我不得不停用这种药物。然而，令人意外的是，自从妻子和岳母来到我身边后，我的抑郁症竟然奇迹般地缓解了。即使停药，我也没有再感受到抑郁症发作时那种片刻都难以忍受的不安与痛苦。我不确定究竟是亲情的力量在起作用，还是在面对再次复发的病情时，我从内心深处重新激发了与命运抗争的勇气。我想这两者都在其中起了一定的作用。人体的应激机制的确是一个奇妙的东西，在某些关键时刻能够创造奇迹。

然而，幸福的时光总是短暂。妻子只能安排一周的假期，元旦过后便不得不返回工作岗位，而岳母也将在同一时间回到她的老家。随着她们的离开，我清楚，未来的日子里，我仍需独自面对那些接踵而至的考验和挑战，继续在与病魔和孤独的抗争中摸索前行。

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我妻子确实对我充满了情义和关怀。我生病后，她四处查阅资料，帮我出主意，联系熟人寻求帮助。在半年内，她不辞辛苦地往返于美国和中国三次。不仅将她多年积累的假期全部用光，还向同事们求助，使用了他们的假期额度来延长假期。这样的付出，是超越常规的关爱，也是对我深情厚义的无声证明。

然而，当时的我因无知和自大，并没有真正体会到她的辛劳和牺牲，总是把她的关照视为理所当然，认为这是作为妻子理应尽的责任。实际上，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天生欠着谁什么。当一个人在困境中获得他人的关心与帮助，那是源于情感的联结，而非任何强制的义务。即使是夫妻关系，每一份付出都值得被珍视和感激，而不应被看作理所当然。

据说，当时她的一个顶头女上司甚至劝她尽快与我离婚，来个快刀斩乱麻，一了百了。这位上司还厚颜无耻地强调，这种做法在美国是非常普遍和常见的。然而，这种劝人落井下石、劝人为恶的行为，无论从哪种文化视角来看，都让人感到不寒而栗。一个在他人困境中推波助澜、鼓励背弃责任的人，是否缺乏起码的人性关怀？这种冷漠与自私的态度，听来令人不禁对现代社会中某些“合理化”的冷酷行为感到心生悲哀。

这种观念与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价值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中国文化中，夫妻之间的关系讲究的是患难与共、相濡以沫。无论多么艰难的处境，伴侣间总有一种深厚的情感纽带，这种纽带不仅源于道德和责任，更是一种情感上的共鸣。在逆境中，抛弃伴侣往往被视为一种不道德的行为，甚至是人性缺失的表现。正如我们常说的“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夫妻关系是一种难得的缘分，也是一种应被珍视的承诺。

当然，我的妻子并没有听从上司的建议。然而，在我们后来争吵时，她提起了这件事，试图证明她想要离婚的想法并非毫无根据，而是得到了他人支持的“共鸣”。她似乎希望以此让自己的立场显得更为合理，甚至合情合法。她还暗示，能与我维持这段婚姻多几年，已算是仁至义尽。这些话虽令人觉得心寒，但也是后话，暂且按下不表，留待后面再谈。

1998年新年刚过，我再次住进了温医大附属第一医院。然而，无论是服药还是输液，这次治疗的效果都不尽如人意，各项指标不仅未能得到控制，反而持续上升。鉴于肝移植手术已经过去半年多，ERCP手术的风险已经明显降低。主治医生认为，既然这项手术迟早都要做，不如尽早进行，以免耽误病情，避免对新移植的肝脏造成更严重的损伤，那样的后果将是无法挽回的。然而，手术的地点和执行医生的选择却成了一道令人头疼的难题，毕竟我的总胆管那近似“8”字型的奇异结构极具挑战性，绝非一般医生能够应对。

在主治医生的建议下，我托人联系了上海一位被誉为“亚洲ERCP领域第一刀”的名医。遗憾的是，这位名医刚刚经历了一次心脏手术，目前正在家中休养，甚至连我的片子都未曾看过，自然谈不上为我的病情提供任何专业的建议。此外，更让我感到沮丧的是，据说他与所在医院存在一些矛盾，未来的工作去向尚未确定，这让我进一步失去了指望。

经过多方联系和深思熟虑，我最终决定听从肝移植主刀医生的建议，于1月中旬在妻子的侄子和一位学生的陪同下，前往移植手术所在的城市。不过，这次并非回到原来的医院，因为主刀医生已经调任至同一城市的另一家知名医院担任副院长。在他的安排下，我顺利入住了这家医院的内镜医学住院部。这家医院在ERCP领域也算是比较有名气的，其学术带头人正是该领域的一位权威，而且该院的副院长。

然而，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原本由副院长亲自操作的手术计划在最后时刻发生了调整。手术前一天晚上，我才得知次日的手术将由一位从上海调来的女医生负责，而非之前说好的副院长。这位女医生当晚查房时告诉我，她和她的团队在仔细研究了我的病例后，认为手术确实难度较大，但他们已为我的情况制定了详尽的手术方案，并对成功充满信心。她还提到，如果第一次手术不成功，可以再次进行手术，她的一些病人是在第三次甚至第四次手术时才成功的。

尽管她言之凿凿，我却无法完全安心，内心充满忐忑。从她那满是轻松的表情，我担心她对ERCP手术的态度过于轻描淡写，仿佛这只是一项普通的胃镜检查。然而，ERCP手术不仅需要全身麻醉，还属于高风险的三级手术，操作极为复杂，手术时间较长。尤其是对我这样一个肝移植患者来说，手术还可能诱发严重的胰腺炎等并发症，风险绝不能掉以轻心。面对如此重大的一场手术，医生那种轻松的语气反而让我更加不安。但此时此刻，不安又能改变什么呢？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我唯有硬着头皮上了。

当第二天从手术麻醉中苏醒过来时，医护人员告诉我手术失败了。那一刻，我感到深深的失望，所有的希望瞬间崩塌，彷佛又回到了无尽黑暗的起点。然而，当我回想起那位女医生轻松的言语，心情竟出人意料地逐渐明朗起来。我想，也许这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不是还可以继续尝试吗？她曾提到有些患者经历了三次、甚至四次手术才成功。如果那是我的命运，那就坦然接受吧。毕竟，人生中的危机终究是可以过去的，我仍然抱有重新健康的希望。

然而，事情远比想象中复杂。不到半小时，我便感受到剧烈的腹痛，病房医生紧急为我输液，并严令绝对禁食。我意识到，自己可能遭遇了急性胰腺炎的并发症。那天晚上，腹痛严重到难以忍受，医生不得不为我注射两针强效止痛药。直到第二天早上，腹痛才有所缓解。然而，接踵而至的是尿液颜色变得如浓茶般暗红，全身瘙痒难忍，肝功能指标急剧恶化。这些症状显然是由于手术造成的机械损伤及急性胰腺炎，进一步加剧了总胆管的狭窄，使胆汁无法顺利排出，导致胆汁淤积在肝脏中引发的问题。

作为患者，我知道ERCP本身就存在较高的并发症风险。在手术前，我签署了“手术知情同意书”，明白急性胰腺炎和肝功能异常是可能的后果，这些都在我的心理承受范围之内。然而，那天晚上，女医生查房时轻描淡写地提到当天早上她在为我做ERCP时遇到的一些问题，却让我感到极不可思议，甚至惊出一身冷汗。她表示，在手术过程中，她按照标准程序放置了一个防止胆汁回流的装置，但在手术中途，该装置意外脱落了。她本以为不会导致胰腺炎，所以没有重新放置装置，没想到还是引发了严重的急性胰腺炎。

听完她的描述，我内心震惊到难以言喻，脑海一片空白，久久不能平复。原来，眼前这位身为主任级别的医学专家，在进行ERCP手术时，竟然可以用“猜测”来判断患者是否会发生胰腺炎，而不是严格按照既定的医疗程序和规范进行防控。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她在描述这一切时如同叙家常般的平静，仿佛她只是在做菜时忘记了放盐似的，而非关乎患者健康与生命的重要手术。从她的态度和言语中始终没有看出有丝毫的歉意或愧疚，更遑论道歉。

这让我不禁在心中暗忖：“难道她把我的这场手术当成了她的练习场？作为一名医生，最基本的责任感恐怕早已被她抛到了九霄云外。”

如果应采取预防措施，但她却因怕麻烦而忽略，导致了严重的后果，这是否已经构成了医疗事故？面对这样一个将手术视为儿戏，对患者的健康与痛苦漠不关心的医生，我实在很难再相信她能具备所谓的“高超医术”。在我看来，医生的每一个决定都应该基于对患者生命安全的严肃考量和科学判断，而非依赖随意的猜测或方便的忽视。此时此刻，我对她的信任已经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极度的不安和深刻的质疑。她的行为不仅轻视了我的生命安全，更背弃了医生的职业誓言。我甚至开始思考，她的这种态度是否已经构成了医疗事故。

更何况，当时的我甚至不敢流露任何异议或愤怒，因为我仍需依赖她完成后续的第二次甚至第三次手术。现实的无奈使我不得不暂时压下心中的不满，尽管这让我倍感屈辱与无助。

然而，那位女医生并没有为我进行第二次或第三次的ERCP手术。至于具体原因，我不得而知。或许是她最后有了自知之明，意识到我的“8”字型胆管结构超出了她的技术能力范围，抑或是我的主刀医生最终成功请动了那位声名显赫的医学权威。不管缘由如何，几天后，那位副院长亲自出马，为我进行了第二次手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