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危难见人心
回到肝胆外科的普通病房后，我感到如释重负，知道自己终于挺过了第一关。我的妻子告诉我，手术非常顺利，出血量仅三百多毫升，甚至无需输血，这无疑是一种幸运。同时，我也得知，在我被推进手术室后，我的亲弟弟和大妹夫就已经各自回家了，目前只有妻子和岳母留在医院照顾我。
得知这个消息，我心中不免有些失落。刚从手术室出来时，身边竟没有一个与我有血缘关系的亲人陪伴。毕竟，我出身于一个有五个兄弟姐妹的大家庭，直系亲属加起来也有好几十人。然而，在这一刻，他们的身影却无一出现。尽管如此，我并未过于纠结此事。此时此刻，有妻子和岳母陪伴在我的身旁，这份支持已让我感到足够温暖。
现代社会的亲情观念早已变得淡薄，大家忙于各自的生活与世俗之事，过去那种大家族其乐融融的氛围早已不复存在。现实让我深刻明白，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个世界上真正与你最亲近、最能依靠的人，往往是那个与你朝夕相伴的伴侣。即便是儿女，也未必总能时时依靠，更何况兄弟姐妹。正是这种观念，即使在我与妻子的关系出现裂痕时，也从未动摇。它成为我忍常人所不能忍，坚持自我改变，并用真情挽回婚姻的最重要支点。正是这份信念，让我最终找回了家庭的温暖与爱的力量。
然而，真正的苦难与考验才刚刚开始。由于器官移植初期需要大量注射激素以抑制异体排斥反应，但激素的大量使用会导致人体代谢异常，使体温升高。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的体温每晚都超过39摄氏度。从ICU出来的当天晚上，我又感到全身燥热，汗流如注。然而，此时的我既不能喝水，也不能进食，妻子只能用最原始的方法为我扇风降温，并用湿棉棒轻轻涂抹我的嘴唇，以稍微缓解干渴的不适。
尽管我们请了一名护工帮忙，但那位体格健壮的男子每次扇扇子不到两分钟就开始走神，不仅扇子软弱无力，而且扇风的方向也频频偏离，几乎起不到任何作用。于是，这份艰苦的任务只能完全落在妻子一人肩上。由于病房规定晚上只能有一位亲属留宿，我的岳母不得不离开，只有妻子整夜陪在我身边。就这样，她连续三个晚上几乎彻夜未眠地为我扇风降温。每当她感到疲惫至极，就趴在床边小睡片刻，但只要听到我因燥热而发出的声音，她便立刻醒来，重新拿起扇子继续扇风。
许多人可能会问，病房难道没有空调吗？事实上，病房内确实装有空调，但一到夜晚，为了防止病人着凉，我们必须关闭空调。病房内的所有患者都是肝移植者，他们的身体极度虚弱，空调导致的感冒可能引发免疫系统的应激反应，从而危及移植成功率。因此，尽管不适，我们也只能依靠这种最原始的人工降温方法。
在那三天漫长的夜晚里，妻子坚持不懈地为我扇风，试图减轻我的不适。每当我感受到她送来的凉风，或用眼角余光瞥见她疲惫不堪的身影，我的内心都充满了无以言表的感激。这份感激超越了言语，深刻而真切，它像是我们十几年婚姻生活的浓缩与升华。当时的我深刻感受到，只有在这种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你才能真正明白亲情的无私和震撼。
这种无声的付出和无私的关怀，以及她的坚定守护，深深烙印在我的记忆中，成为我们关系中最珍贵的部分。即使后来我们的婚姻经历了无数次紧张和考验，甚至一度濒临崩溃，这段特殊时期的记忆始终无法从我的脑海中抹去。它像一道未曾断裂的纽带，将我与她紧紧相连，时刻提醒着我，那份沉甸甸的爱从未消失。
尽管夜间的高烧令人难熬，但与腰部的剧痛相比，发烧几乎可以算是微不足道的小麻烦。在术后的头几天，腰痛带来的折磨简直令人难以忍受。手术在我的腹部留下了一道近40厘米的圆月弯刀状的伤口，体内还有多处血管和总胆管的缝合伤口，以及胆囊切除后的创口。这些内部伤口的脆弱程度无需多言，因此，术后早期任何大幅度的身体转动或挪移都是被严格禁止的。第一天，我被要求像僵尸一样全天平躺，连床板都不能抬起一分，以防止因动作过大导致伤口撕裂，引发严重后果。第二天，虽然允许将床头稍微抬高，但角度不能超过45度。
长时间的固定姿势让腰部的压力和疼痛不断累积，逐渐演变成一种深深刻入骨髓的折磨。这种疼痛早已超越了“几乎无法忍受”的界限，成为彻底无法承受的煎熬。那种感觉，就像钝器反复击打在腰间，又如无形的火焰灼烧着神经，逼得人喘不过气，每一分每一秒都像在被拉伸至极限。每过一刻钟，疼痛似乎都在加重，酸麻与剧烈的刺痛交织，使时间变得无比漫长，仿佛每分每秒都在慢慢吞噬你的意志。
然而，更让人绝望的是，这一切你别无选择，只能被迫去忍受。那感觉就像被绑在柱子上，遭受钝刀割肉的酷刑，每一下都疼痛彻骨，却无处可逃、无力挣脱。你能做的，只有咬牙硬撑，期待这无尽的折磨能早一点结束。
据说，有些病人的家属会用手轻轻按摩病人腰部，以缓解因长时间固定姿势带来的极度不适。我的一位女性病友的丈夫就每隔半小时为她按摩一次，这种体贴入微的关怀让她的恢复过程显得温暖而顺利。然而，对我来说，这显然是一种遥不可及的奢望。
我的妻子已经疲惫不堪，整夜为我扇风降温，我实在无法再开口让她承担额外的重体力活。即便她愿意这样做，考虑到她的体力，恐怕效果也难以令人满意。而指望那位雇来的健壮护工提供类似的帮助则更加不现实。他的从业精神几乎为零，要求他做这样的工作简直就像让他徒步到火星一样，根本无法期待任何结果。
无奈之下，我只能尝试自救。我将拳头轮流放在腰部下方两侧，借助体重的压迫，稍微缓解那难以忍受的酸麻和剧痛。虽然这种方法聊胜于无，但当极端的疼痛如潮水般袭来时，我依然感到深深的无助与孤独。每一次尝试减轻痛楚的徒劳，都让我更加意识到自己的孤立无援。
现在回想起来，如果当时我那壮实如牛的弟弟能在我身边，也许他那双强壮有力的大手可以多少分担我的一些痛苦，让我不至于陷入如此绝望的境地。至少，我不会感受到那种叫天不应、叫地不灵的无力与悲凉，那种彻骨的孤独感，也许会被一份血脉相连的支持所取代。
亲情，本该是在你最需要时伸出的援手，是在你孤独时给予的陪伴，是在你痛苦时提供的慰藉，而不是在你大富大贵时蜂拥而至的虚伪奉承。真正的亲情，是在脆弱与困境中自然流露出的支持，是那种无条件的守护与关怀。可惜，在那样的时刻，我却只能独自承受难以言喻的折磨、孤独与无助。这种感受，如刀刻般深深印在我的心底，一生难以忘怀。
当你处于最需要帮助的时刻，却无法得到本该属于你的支持和关爱，那种刻骨铭心的不安全感，会如同挥之不去的阴影，深深地笼罩在你的心灵之上。这种深切的失望和孤独感，不仅削弱了人对生活的信心，更可能在心中埋下了心理创伤的种子。正是这种不安全感，常常成为抑郁症的起源之一，也是其重要的成因。
当时，我有健在的父母双亲，有哥哥、一个弟弟和两个妹妹，还有四个叔叔和四个姑姑，这些亲人也都各自拥有一大家子人。按理说，我奶奶传下来的后代有一百五十多人，其中与我有直接血缘关系如果没有一百，至少也有八十。这样一个庞大的家族，按常理在我生死攸关的时刻，理应能有一两个人挺身而出，给予一些实际的支持与帮助。然而，当我站在生与死的边缘，最需要援助时，身边却没有一个血缘至亲相伴。
那种孤独与无助感，仿佛被整个家族抛弃一般，无人可依，令人心寒。现实的冷漠深深刺痛了我的内心，它所带来的切肤之痛，是难以用语言描述的。这不仅是一种情感上的失落，更是对亲情的一种深刻质疑：血缘的意义是否只存在于关系的表面？这一经历让我明白，所谓家族的庞大并不能弥补内心的孤独，真正的支持只有在危难时才能体现其价值。
在那几个漫长而倍受煎熬的24小时里，每一次轻微的动弹都如同一场痛苦的挣扎，每一次深深的呼吸都仿佛在与死神较量。我无数次幻想着，有一个熟悉的身影站在我的病床旁，伸出一双有力的手臂，为我轻揉已经疼痛到麻木的腰部。哪怕仅仅是减轻一点点酸痛，我都会感激涕零，永生难忘。然而，这样的愿望最终只是徒劳。我不禁反思，是否因为我平日里性格刻薄寡恩，行事自私冷漠，才招致了命运这般无情的嘲弄？或者，这种冷漠早已深深镌刻在我们家族的基因里，成为每个人骨子里的某种宿命？又或许，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这样的期望本身就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与现实格格不入。对于这两个问题我不作辩解，也不预设结论。等你读完这本书，也许会对这些问题有更全面的理解，并形成自己的判断。总之，这段经历让我彻底明白了一个道理：“在这个世界上，最终能够依靠的，只有你自己。”
当然，这世间依然存在许多充满真情与互助的和睦大家庭。我的情况之所以发展到如今的局面，原因肯定是多方面的，其中或许也有我自身的因素。我在这里并非意在指责任何人，而是希望通过呈现这一事实，告诉大家：在人生漫长的旅途中，如果你也曾经历类似的困境，请不要过于耿耿于怀，因为这样的事情并不罕见。将它看作人生的一部分，或许能让我们更坦然地面对挑战与磨难。
我还想花些笔墨谈谈那位拿钱却几乎不干活的护工。他每天从我这里领了两百元的工资，但大部分时间不是坐在凳子上发呆，就是站在病房门口漫无目的地晃悠。他每天的“工作”内容几乎只包括早晚各一次的擦洗服务，而且每次均限于擦脸和擦背，前后不超过五分钟。我真不知道他那一身横肉和力气究竟是用来干什么的。看着他敷衍了事的态度，你就会明白，为什么有些人能够在人生的激流中逆势而上，而另一些人，即使身强体壮、智力健全，却只能随波逐流，最终在茫茫人海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曾在日本和美国长期生活过，虽然没有直接雇用护工的经历，但从我的生活体验来看，如果在这两个国家雇佣护工，费用虽然较高，但从服务质量上看，往往是物有所值的。护工们的表现通常体现出职业操守和责任感，不会像我在医院里雇用的那位护工，除了给人添堵，几乎帮不上任何忙。这显然不是单纯的金钱问题，而是职业道德和责任感的缺失。
通过观察和与病友的交流，我了解到这些护工往往与医院某些员工存在利益或裙带关系。在这样的环境下，即便服务态度敷衍甚至不堪，患者也很难提出有效的投诉或意见。更何况，大多数患者都是外地人，在那种情况下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即便护工不称职，我们也只能忍气吞声，甚至无法提前终止雇用关系。
另一方面，这也与劳动者的个人素质息息相关，反映了社会文化和文明水平的重要性。虽然我们尊重所有劳动者，并认同他们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但不得不承认，推动社会进步和文明发展的往往是那些在专业领域中卓有成就的精英群体。例如，现代社会的繁荣和进步，更多依赖于科学家、工程师、医生等专业人士，而非处于社会底层的个体。
一般来说，在肝移植手术后的头十天，病人通常要经历剧痛、药物副作用引发的高烧、厌食和虚弱等一系列身体和心理上的严峻考验。一位病友曾告诉我，手术后的第六天，她难受得几乎不想活了。相比之下，我的恢复期虽然也有十分痛苦的经历，但相对来说时间较短。夜间发烧只持续了三天，到了第四天，我已经可以在搀扶下勉强去卫生间。然而，在这一过程中，却发生了一件至今让我深感后悔的事情。
术后，由于饮食的严格限制，我在头一个星期无法食用任何油腻或难以消化的食物，包括鱼、肉、蛋等富含蛋白质的食物。我的饮食仅限于米汤、白米稀粥和腌黄瓜。一天中午，应该是术后的第五天，当我岳母再次端来白米稀粥时，我因实在提不起胃口而情绪化地抱怨了几句，大概责怪她没有煮点别的，为我换换口味。具体说了什么我已记不清了，但肯定不是什么中听的话。当时，我妻子正在住处吃午饭，不在场。岳母听了我的抱怨，虽然没有多说什么，却气呼呼地扭头就走。
午饭后，我妻子回到病房，我一眼便看出她的情绪不对。果然，她开门见山地责怪我不仅不感恩岳母的照顾，还无端发脾气，让她母亲感到委屈伤心，甚至忍不住流泪。我当时并未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也没有察觉到自己处境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仍以往强硬的态度加以回应。结果，我们在病房里争吵了起来。她言辞犀利，我也满腹怨气，总觉得自己已经落魄至此，她们作为亲人照顾我是理所应当的。事实上，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理所当然”，人与人的关系虽然部分取决于以往的情义，但更多还是基于现实的实力对比和互相依存的紧密程度。
争执愈演愈烈，双方情绪激动，彼此都说了些伤人的刻薄话。最终，是隔壁床的女病友看不下去，出声劝解妻子，提醒她要体谅病人的身体状况和心理压力，像我这样的病人在这样艰难的时刻，的确需要亲人的理解与宽容。她的这番话起到了一定效果，争执才慢慢平息下来。
现在回想起来，这次冲突的根源完全在我。首先，我没有事先明确告诉岳母我想吃些什么，她按照自己的理解为我准备白米稀粥，这本身并没有任何问题。其次，既然饭已经做好送来了，我能吃就吃一点，实在吃不下也可以选择不吃。如果我觉得不好吃或者希望换换口味，我应该礼貌地与她沟通，而不是抱怨，更不该发火。毕竟，是她在无私地照顾我，而不是我在照顾她。即使她是我的亲人，我也没有任何资格去苛责一个正在努力为我付出的人。
此外，这次手术后，身边只有我的妻子和岳母在悉心照料我。虽然她们是我的亲人，但与我并没有血缘关系。而那些与我在DNA上完全相同或部分相同的至亲，却无一人在场。在这种情况下，我更应该心存感激，尽力以礼相待。因为她们并不欠我什么，她们所做的一切都不是理所当然的，我更没有资格去抱怨她们的付出。
实际上，问题的根源在于我当时未能意识到，从我病倒的那一刻起，我的生活轨迹已经发生了戏剧性的逆转。我不再是那个家中的顶梁柱，而是变成了需要人搀扶、摇摇欲坠的一棵老树，一棵病树。这种转变不仅是身体上的依赖，更是一场心理和情感上的剧烈地震。我未能及时接受这样的现实，未能意识到自己已经从家中的坚不可摧的主角，变成了需要被照顾的脆弱旁观者，不再是家人的支柱，而是他们肩上额外的一份重担。这种心理认知的错位，使我在最需要体谅和感恩的时刻，却选择了抱怨和任性而为，实在称不上明智之举。
尽管我与妻子有近二十年共同生活的深厚情感，且育有一双儿女，这些情感的积累在我刚开始生病时，或许还能为我争取到一些宽容和奉献的余地。然而，情感并非坚不可摧的，它更像是一种易耗品。如果你不在其中持续投入，而是不断索取，它就会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被耗尽。如果能够小心翼翼地珍惜和维护，比如老老实实地低调做人，它的消耗速度或许会慢一些，我的处境也可能会好一些。但遗憾的是，我不仅没有做到，甚至连起码的自我的意识都没有。
相反，我依然我行我素，对妻子和岳母的付出缺乏感激之心，不仅不珍惜，甚至以肆意挥霍的态度对待这份难得的情意。如此一来，再浓厚的感情也难以经受住消耗和磨损。正是这种无意识的自大和自负，不仅加剧了我身处的困境，也逐步将原本还算和谐的家庭推向了矛盾和裂痕的边缘。
我们的家庭关系，犹如一座由信任与爱构建的桥梁，在我的漠视与狂妄中开始出现了裂缝。而我自以为是的态度，无疑成为推动这些裂缝快速扩大的力量，最后几度差点让这座桥梁轰然崩塌。
在住院期间，有六位我带过的博士生和朋友特意来到医院探望我，这的确让我感动。在这个世态炎凉、人情渐淡的现代社会，这种关怀让我感到自己并非孤立无援，也证明我并非一无是处。更令人欣慰的是，我接下来的术后康复出奇地顺利，各项指标迅速恢复，仅仅两周便顺利出院。
然而，由于请假期限已到，我的妻子不得不在我手术后一周返回美国，等待暑假时再带一对儿女回国。留下岳母独自一人在医院照顾我。与此同时，那些与我共享相同DNA编码的至亲却仿佛人间蒸发，毫无踪影。他们中没有一人曾出现在我的病房里，也没有哪怕一通电话或视频通话的问候。这个科技高度发达、人人手持智能手机的时代，让一声简单的问候显得唾手可得，但对他们来说，却仿佛天堑难跨。他们的冷漠让我感到无比心寒。
我的母亲、弟弟和最小的妹妹至少在手术前来探望过我，我的大哥因特殊原因无法到场，这点我不怪他。但我的父亲和大妹妹却始终未曾露面，甚至连一句话的问候都没有。这让我不禁反思，在这样一个庞大的家族中，我的价值为何如此不堪？作为一名留学归国的博士、省级特聘教授、二级教授以及大学学院的院长，家族中唯一的正处级干部，在他们心中竟如此微不足道。这或许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悲哀。
我十七岁便离家谋生，从那时起，在经济上我从未再给家里增添负担。甚至结婚时，我也没有向家里要过一分钱。后来，虽然我成为了教授，甚至担任过院长，但在金钱、权势和捞取好处上，我确实未曾为兄弟姐妹们提供过什么实质性的帮助。然而，这并非出于冷漠和无情，而是我没有那样的能力。
首先，我这个臭老九是兄妹五人中最穷的一个，其他四人个个都比我富裕，实在没有到需要我这个“穷书生”接济的地步。再者，父母的财产分配中，我也未曾分得一分一毫，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何尝不是一种“反向贡献”？此外，虽然我头顶教授和院长的头衔，拥有正处级干部的身份，但这些头衔在地方的权力体系中根本算不上什么，既谈不上权势，也没有能力为他们谋取任何实际利益。换句话说，我何德何能能成为他们的“靠山”呢？
我常想，如果我是一位亿万富翁或权倾一方的大员，情况是否会截然不同？答案显然是肯定的。人性的现实与自私在面对金钱与权力时，总会表现出冷漠的计算与理智的取舍。所谓的亲情与血缘，在这些实际利益面前似乎失去了所有价值，甚至连衡量的标准都荡然无存。这种来自亲人的冷漠不仅让我在娘家人面前感到难堪，更成为某些人此后质疑我人格魅力和三观的借口与把柄。
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我的不安全感和无所依靠的念头被深深种下。这些负面情绪在日积月累中慢慢发酵，最终演变成极致的孤独和重度的抑郁。那种无奈与痛楚，就像一根刺，至今仍牢牢扎在我的记忆深处，成为我无法挥去的阴影和无法愈合的伤口。
我知道他们都是虔诚的佛教徒，佛教本应教人向善，但他们的行为却让人极为费解。他们似乎将我视为某种不祥之兆，仿佛我是会给他们带来灾难的瘟神或洪水猛兽，以至于避之唯恐不及。他们的态度让我倍感困惑，甚至开始反思：“信仰真的能改变人性吗？或者它只是为冷漠和疏离提供了一种堂而皇之的借口？”这个问题，至今仍在我的心头盘旋，挥之不去。
当然，他们的行为也可能源于他们天性中的冷漠与无情。这个疑问并非无的放矢，而是有其事实依据。当我被诊断出肝脏肿瘤后，一些亲人就以为肿瘤具有传染性，坚信只有与我保持足够的距离才能确保自身的安全。尽管我妻子多次努力解释并澄清这种荒谬的误解，但他们仍旧抱有半信半疑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