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ICU的艰难时刻

第二天一早，我和妻子、岳母、弟弟一行四人乘坐高铁前往邻省的那家医院，并于当天下午顺利入住肝胆外科移植中心的病房。从发病到顺利入院，仅仅用了三天时间，并且看到了肝脏移植的希望。这样的效率恐怕在全球范围内也是少见的，可能只有中国才能实现。值得一提的是，我并非高官大吏、学术权威或社会名人，而只是一位普通的大学教授。这不仅是“中国速度”的明证，我也是这种高效医疗体系的直接受益者。

相比之下，如果是在美国进行类似的治疗，过程可能会复杂得多，时间也漫长得难以接受。在美国，从初步筛查到影像学检查，再到供体匹配，不仅需要耗费大量时间，还必须经过层层审批和评估。通常情况下，患者首先需要通过家庭医生的初步转诊，随后再前往专科医生处接受进一步检查。即使确诊后，肝脏移植还需要经过心理评估和伦理委员会的严格审查，以确定患者是否符合移植要求。此外，供体匹配本身可能耗费数月甚至更长时间，供体资源的稀缺往往让患者面临极大的不确定性。而像我这种病情，即便条件看似紧迫，而且也完全可以进行移植，但在美国也未必符合资格要求。

一切都进展得非常顺利，手术原本安排在21号。主刀医生仔细研究了从温医大附属医院送来的影像资料后，认为我的病情非常明确，因此决定不再安排CT或核磁共振等进一步的复杂检查。20号晚上，我的母亲和最小的妹妹从香港赶来探望。次日清晨，她们一起来到病房看我。

小妹是个虔诚的佛教徒，她一进病房便低声念念有词，双手比划着一些特殊的手势，绕着我的病床转了两圈。随后，她说了几句既像安慰又像责备的话，停留不到十分钟便匆匆离开，返回了她的下榻宾馆。尽管时间短暂，她能特地从香港赶来看望我，这一点的确让我感到一丝安慰。毕竟，亲人的探望本身就是一种心灵的支撑，哪怕只是短暂的停留，也胜过无人问津。俗话说，蚊子腿再小也是肉，有人前来看望，总比没有人来要强得多。

然而，她那过于平静的态度，以及转身离去时匆匆的背影，还是让我心中泛起了些许复杂的情绪。我不禁感到疑惑，她的冷静是否是因为对我的病情感到无能为力，还是作为虔诚的佛教徒，她对生死问题有着与常人截然不同的理解？当时，我并没有心情去详细思考这些问题，现在回想起来，或许更大的原因在于我们兄妹之间的感情本就较为淡薄，再加上她一贯如此的性格，使得她的表现显得有些疏离而冷静。这一切，倒也在情理之中。

我母亲的表现更加让人难以理解。她一进病房就一直黑着脸，心中既有忧郁和悲伤，却又带着明显的怒火。她的言语中透出对我妻子的强烈不满，认为正是因为她照顾得不周，才导致我的病情恶化到如此地步。她眼含泪水，抱怨了几句，情绪激动得差点要爆粗口，随即便独自走到病房外抹泪去了。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冲突，作为即将接受重大手术的病人，我不得不从病床上起来，走到走廊去安慰她。在我一番耐心的解释和劝慰下，她终于擦干眼泪，叹了一口气，对我说道：“既然你身边有你妻子和岳母照顾，我也帮不上什么忙。你父亲一个人在香港还需要人照顾，我下午就和你小妹一起回香港了。”看着她那张带着母爱却又有些陌生的面容，以及那一双还留有泪痕的眼睛，我心中顿时生出一种复杂的情感，既是心酸，又是无奈。我沉思片刻，缓缓回答道：“嗯，你说得对，你还是回香港吧。父亲确实也需要你的照顾。”

说完这话，我默默回到病房，重新坐在病床上，心中却充满了难以言说的苦涩。本以为，在我即将接受肝移植手术、面临生死关头的关键时刻，应该得到更多的关怀和安慰。然而，情况却反了过来，我竟然成了那个需要去安慰别人的人。我不禁自问，母爱真的是这样现实吗？即便帮得不上忙，就没有必要守在身边了吗？那种据说是世上最伟大、最无私的爱，难道可以用“工作量”来衡量吗？诚然，我父亲独自在香港，但他身体健康，身边还有不少亲友的陪伴，我的另一个妹妹也在照顾他，甚至我的表哥和我的弟媳也会时常前去探望。而我呢？一个即将上手术台的病人，可能无法再次睁开眼睛，却得不到母亲的一次完整陪伴。

我心中暗忖：“你的儿子就要面临生死攸关的手术，甚至可能永远闭上眼睛，而你却可以选择离开。我知道岳母和妻子会守在我的身边，但她们是她们，而你是我的亲生母亲。你的在与不在，对我来说意义截然不同，这难道你不明白吗？”按常理，绝大多数母亲都会选择留下，至少等到她的儿子平安地从手术台上下来，重新叫她一声“母亲”。

斜靠在病床上，我感到一种深深的失望和孤独。我很清楚自己从未是父母心中的宠儿。我与他们之间的距离不仅是地理上的相隔，更是情感层面的缺失。然而，在五个兄弟姐妹中，我是唯一一个完成大学学业，获得博士学位，成为教授，还两度担任院长的人，是生平事迹唯一在族谱上被另阅记载的。从十七岁起，我就离开家独立生活，靠自己的努力成长起来，从未让父母在金钱或时间上为我操过心。这些成就是我坚持不懈的结果，是家族的骄傲，也是他们无法否定的事实。可这一切，似乎依然不足以拉近我们之间的情感距离。

人类的情感如同海上浮动的薄雾，既无法抓住，又无法摆脱。它时而如清晨的第一缕阳光般温暖，照亮心灵深处；时而如午夜的冷风般刺骨，将人推向孤寂的深渊。情感无影无形，却无处不在，如无声流淌的暗潮，既不遵循常理，也无法被清晰定义。母爱可以是无私的牺牲，也可能带着令人难以理解的伤感；亲情可以温暖如春阳，也可能遥远得如同陌路。

现在回想起来，或许正是因为我从十七岁起便远离家庭外出谋生，这种长期漂泊的生活成为母子间情感淡漠的根源。然而，这并非我的个人选择，而是命运的安排，是生活所迫，是每个人独特人生道路的一部分。无论我身处何方，我始终努力奋斗，不断证明自己的价值。这本应成为父母心中的骄傲，家族的荣耀，为什么却反而成为亲情的障碍？

生病是人生中最无奈的经历之一。它是许多复杂因素交织的结果，无法预料，也难以避免。这不该是任何人的过错，更不应由某个人独自承担。我和我的妻子都是这场突变的直接受害者。在这样的时刻，无论对我还是对我妻子的指责，都是一种毫无意义的双重伤害。它不仅无助于解决问题，反而会加剧矛盾，对我的治疗和康复均会产生负面的影响。

母亲一味责怪他人的态度，一方面体现了她性格中的强硬，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她在情绪管理上的不足，这也是她一辈子无法克服的缺点。我明白，如果类似的事情发生在其他子女或是我父亲身上，她或许也会有同样的反应。她可能认为将责任推给别人可以减轻自己的内疚感，但对我来说，这只是在身体痛苦之外，增添了更加沉重的精神负担，让我从那时起就开始缺乏一种安全感。虽然我能理解她的心情，但并不意味着我能够接受。即使我试图安慰她，选择不去责怪她，内心深处的苦涩仍然挥之不去，让我的身心更加沉重。最终，我选择了沉默，默默承受着这些阴影对我心灵的侵蚀和接下来面临的治疗与康复的慢慢长路的影响。

在那个时候，我的表现与平日截然不同。我没有发脾气，也没有反驳，而是选择了好言相劝，表现得异常冷静，甚至显得有些怯弱。我清楚，这是潜藏在我体内的自我保护机制在起作用。面对突如其来的重病，我深刻体会到自身的脆弱和命运的不可控。在心理学所谓的“战斗、逃跑或冻结”防御机制中，我本能地选择了“冻结”。平日里，我惯于通过强势反击来维护自尊与掌控感，但在那种情况下，我选择了低调与忍让，这的确是明智的选择。这种行为虽然让我对自己感到几分轻视，却无疑是最适合当时状况的应对策略。

人类之所以能在重重危机中生存下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继承了数百万年来与环境斗争所进化出的自我保护本能。这种本能不仅是一种个体的反应，更是种族漫长历史中的生存智慧。它帮助我们在威胁面前激发适应性的行为，从而确保生存与繁衍。

在这复杂交织的情绪中，我感到前所未有的无奈与孤独。这种痛苦不仅来自身体上的折磨，更源于精神上的重压。幸运的是，我的妻子、岳母和弟弟那时还陪伴在身旁，使我不必独自面对这一切。在这艰难的时刻，他们的存在成为我最宝贵的支持，提醒我，即使在最黑暗的路途上，真情仍旧不曾离开。

由于需要赶飞机，母亲和小妹在中午前便匆匆离开了。她们刚走不久，我就接到了主刀医生的通知。他告诉我，原定的手术可能需要推迟到22号才能进行，原因是供体的母亲似乎还存在一些不舍，或者出于其他难以言明的原因，暂时未能完全同意手术安排。这一消息让我心情颇为复杂。虽然我明白，移植手术中这种突发情况并不罕见，难以完全避免，但漫长的等待仍让我倍感煎熬。心里总是挥之不去一种不安，仿佛那个巨大的肿瘤随时可能发生转移，将我推向不可挽回的深渊。

2017年5月22日中午一点，我如约被推进了手术室。赤裸裸地躺在手术台上，我觉得自己仿佛是一块被摆上砧板的鱼肉，接下来的一切都只能任由主刀医生来操控。奇怪的是，那一刻我心中竟没有丝毫恐惧，反而充满了希望。对于一个人来说，死亡有时并非不可接受，因为无论是谁，以何种方式离去，最终都不过是尘归尘，土归土。我们赤裸来到这个世界，也注定两手空空而去。

与死亡相比，更让人无法承受的是每日活在恐惧与担忧之中，那样的活法才是真正的炼狱，是看不到尽头的深渊。因此，当我躺在手术台上时，我的内心没有一丝害怕，反而满怀对新生的期待。这种期待很快在麻醉药的作用下渐渐模糊，直至意识与知觉完全消失。最终，我将自己的一切，彻底交托给了命运，或许可以说，交托给了上帝。

直到第二天凌晨，我从一阵似醒非醒的意识挣扎中逐渐苏醒过来。躺在ICU的病床上，喉咙里插着管子，全身感到异常燥热，既无法说话也不能动弹。尽管满头大汗，麻醉药的作用让我并未感受到过于剧烈的不适。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微弱却真实的喜悦在心中升起：“天可怜见，我竟然还活着。”

过了一会儿，护士注意到我已经清醒了，便走过来提醒道：“你醒了。喉咙里有管子，不能说话，也不要随便动，更别试图去拔管子。”

那时，我的意识已完全清醒，但无法言语，只能用渴求的眼神望着她。我想让她帮我擦擦汗，但只能用目光传达我的需求。著名物理学家霍金在全身无法动弹的情况下尚能用眼神打字，我自然也可以尝试用眼神来表达自己的诉求。必须承认，那位护士的职业素养很高，她很快便从我的目光中捕捉到了关键信息，轻声问道：“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我急忙眨了两下眼睛表示肯定。她接着又问：“你能写字吗？”我再次用眼神回应。随即，她拿来一个小本子和一支笔，递到我的手中。我笨拙地在小本子上写道：“请帮我擦一下汗，而且我很渴。”

或许是我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下还能写出如此清晰和完整的句子，护士特意用一种带着欣赏的目光看了我一眼，随后才注意到我额头上密布的汗珠。她怜惜地用湿毛巾轻轻擦拭了我的汗珠，又用沾了温开水的棉签润了润我干裂的嘴唇，同时温柔地解释道：“你现在不能喝水，一滴也不行，忍一忍吧！”

尽管全身燥热难耐，我也只能强忍着不适，不断安慰自己，告诉自己痛苦终会过去。那一刻，身体的种种不适仿佛凝聚成了一场无声的考验。我咬紧牙关，将所有的希望寄托在这段煎熬尽快结束的那一刻。果然，在大约早上六点半，主刀医生早早地就来到ICU查看我的情况。他当天需要出差外出开会，但仍特意在出发前赶来确认我的状态。见到我已经完全清醒，而且状态良好，他脸上露出了满意和欣慰的笑容。由于喉咙插管，我无法开口说话，他只是简单问了几句，随后便开始讲述一些术后的注意事项。

这时，我喉咙里的插管已经让我感到极度的不适，仿佛那粗大的管子不再有存在的必要。我决定再次运用眼神的“神技”，向护士传递我的诉求。护士见状，马上又拿来纸和笔。虽然现在我已记不清当时写下的具体文字，但大致意思是：“我已完全苏醒，感到全身燥热，喉咙里的管子让我感到非常不舒服。能否考虑拔掉喉管？”写完后，我满怀期待地递给护士，等待她的回应，也希望主刀医生能帮我一把。

主刀医生看到我不仅能够写字，还能清晰简练地表达诉求，脸上顿时露出了喜悦的表情，并当场认可了我的请求。然而，护士却表示，是否可以拔除喉管必须经过护士长和ICU主管医生的批准。而按照常规流程，最早也得等到上午十点之后，护士长和主管医生查房时才能决定。主刀医生听后眉头微皱，对这种僵化的规定表示不满。他指出，ICU的流程过于死板，无论手术在白天还是晚上完成，病人的拔管总要拖延到第二天中午，这种一刀切的做法只会增加患者的不必要的负担和痛苦。

在主刀医生的坚持下，护士开始为我拔除喉管中的麻醉给药装置。然而，她的动作迟缓而犹豫，似乎并不情愿。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当她看到主刀医生转身离开后，竟立刻停止了手上的操作。她虽然切断了麻醉药的供给，却仍然保留了喉管。这种行为等同于没有拔除刺入我身体里的“刀”，反而像是在伤口上反复搅动了一番。要知道，那根喉管粗达三四公分，长度约有二十几公分，末端还有一个膨胀的球囊扣着，以防滑脱。可以想象，当一个人完全清醒时，喉咙里插着这样一根粗大的管子会是怎样的折磨。即便是细小的鱼刺卡在喉咙都会令人难忍，何况是这样一个巨大的异物。难怪古人常用“如鲠在喉”来形容这种强加在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痛苦。正因如此，插管时才需要用局部麻醉来缓解患者身体的不适。

随着喉咙局部麻醉效果的逐渐消退，那根喉管带来的刺痛和堵塞感愈发强烈。再加上全身燥热难耐，汗水不断涌出，我很快陷入了一种难以形容的痛苦与无助之中。我试图通过写字多次向护士求助，希望她能尽快帮我拔除喉管。那时的我并不清楚，这种极度的不适感是因为护士已经拔掉了麻药的给药装置。否则，我无论如何也会让她把给药装置再给装上去。

然而，之前显得和善的护士此刻却流露出一丝冷漠。面对我的请求，她只是淡淡地回应道：“不行，这需要护士长和主管医生的同意。”她冷静的语气和决绝的态度，与我内心的绝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让我感受到深深的无力感。这种无助，不仅来源于身体上的疼痛和喉管带来的剧烈不适，更来源于对刻板规则的愤懑，以及对眼前这份冷漠态度的失望。那一刻，似乎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将我牢牢困住，令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立与无助。

她随即与另一位护士开始议论起我的主刀医生，言语中充满了对他的不满和批评。她们认为主刀医生的态度过于强硬，甚至不讲道理，不该干涉她们ICU科室的事务。那一刻，我才意识到，这位护士实际上是在通过对我的“惩罚”来发泄对我的主刀医生的不满。作为一个插管在喉、无法动弹和发声的病人，我只能任由她们摆布。内心的苦楚无处诉说，仿佛只有上帝才能知晓。然而，就算这世间真的有上帝，此时他也只能袖手旁观。那份无奈与孤立感如潮水般将我吞噬。

虽然当时我并不完全清楚具体发生了什么，但本能的直觉告诉我，护士在喉管的插入装置上动了手脚，这才导致我承受如此剧烈的不适。想到这里，我深感后悔。早知如此，我宁愿不让主刀医生介入拔管的事。正是他那番话触怒了护士，才让她采取了后续这些令我痛苦不堪的操作。当然，我并不知道她是故意为之，还是无心之过。

尽管这位护士在处理我的插管问题上表现得极为冷漠，但她在职业道德上尚存一丝良知。在我的多次请求下，她依然耐心地帮我擦了汗，又多次用湿润的棉棒轻轻抹了抹我干裂如火的嘴唇。然而，这些有限的关怀并未触及我真正的痛苦，对喉管带来的刺痛和压迫感她完全视而不见。

就这样，我从早上七点熬到了将近十点。在这漫长得仿佛无尽黑夜的三个小时里，喉管的折磨让我痛苦不堪。我多次用手试图拨弄它，试着将它从喉咙中稍稍挪动一下，哪怕只是让那种“卡死”的感觉稍微缓解一点，也许就会好受些。然而，这些努力全都徒劳无功。那根喉管犹如嵌入喉咙深处的尖刺，顽固地卡在我的身体里，丝毫没有移动的迹象。

尽管如此，这种徒劳的挣扎似乎成了一种奇特的心理寄托。那些微小的摩擦，虽然不能真正减轻痛楚，却带来了一丝转移注意力的安慰。就像抓痒时的抓痛感，虽然无法真正消除痒意，却短暂地取代了那种难以忍受的刺激，仿佛痒意已被去除，让你感觉会好受一些。

那段时间的痛楚难熬，至今回想起来，仍让我不寒而栗。身体的煎熬与精神的无助交织在一起，那种无法挣脱的窒息感，仿佛在我的灵魂深处留下了不可磨灭的阴影，成为永远无法忘却的记忆。

十点左右，护士长和主管医生终于来查房了。那段漫长的等待仿佛无穷无尽，每一秒都被拉得格外冗长。当护士长走到我的病床前，我瞪大眼睛望着她，就像干涸沙漠中的旅者看见绿洲一般，满怀希望与期待。然而，她的冷静与淡然却令人感到寒意。她那审视的目光，就像是在检查一件流水线上的产品，完全没有回应我眼中的渴求和期待。从她的表情中，我看不到任何一丝情感的波动。

当听完护士对我病情的叙述以及对主刀医生“越权”行为的抱怨后，这位护士长的第一反应竟是对我进行严厉斥责。她声称，肝胆外科送来的患者一向是麻烦制造者，问题频出。接着，她举例说明，比如前一天某个患者不听安排，给她们带来了极大的麻烦。而今天，我又要求提前拔管，完全把ICU的规章制度当成了儿戏。

就在这时，她似乎注意到我试图自行拔除喉管的动作，顿时满脸怒气，再次呵斥起来。她严厉警告我，喉管末端有一个球形结构，自行拔管根本不可能。如果用力过猛导致喉咙严重受伤，那后果将完全由我自己负责。她的训斥声冰冷而刺耳，瞬间击碎了我所有的希望，让我陷入更深的无助和压抑中。

面对护士长的怒斥，我感到既难受又害怕。难受的是，她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职业女性，为什么不尝试分析我为何会试图自行拔管？为什么向我询问一下原因，也不检查一下我的喉管给药装置是否在正常工作？她或许并不知道护士已经拔掉了我的麻药给药装置。如果知道，却对此无动于衷，那就实在太可怕了。不过，这种可能性也并非完全没有，这才让我心中生出深深的痛楚与疑问。害怕则在于，我幸好因为身体虚弱，根本无力将那根喉管硬生生地拔出来，否则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除了害怕与难受，我感到一种深刻的无能为力。既无法为自己辩解，又无力动弹，更无法向护士长解释是因为护士对我的喉管进行了某些处理，才让我承受如此莫名其妙的痛苦。我仿佛身处炼狱，正在经历刀山火海般的折磨。那一刻，我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砧板上的鱼肉”的无助与绝望，就像一只被捕的鸟儿，在狭小的笼中拼命挣扎，却终究无法展翅逃生。

不久后，主管医生终于走到我的病床前。我满怀希望地期待他能够发现问题所在，并指示护士将喉管拔掉。然而，他只是简单询问了几个问题便匆匆离开，留下那根折磨人的喉管仍静静地插在我的喉咙中。这让我心中那仅存的希望瞬间破灭，如同在沙漠中发现一口干涸的井，或在汹涌的大海中眼睁睁看着救生圈遥不可及。窒息般的绝望笼罩了我，而更深的恐慌随之而来：“这样的生不如死，我还要忍受多久？”

正是这样的经历让我后来毫不犹豫地在一份病危期救助声明上签下自己的名字，明确表示，在生命的末期不要为我进行诸如插管或切管的紧急施救。这段生不如死的记忆，深深刻在我的内心深处，成为永远无法抹去的阴影。它警醒着我，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与其苟延残喘，不如选择一场有尊严的离去。因为真正的尊严，不是执着于肉体的存续，而是坦然面对生命的尽头，带着平静与解脱从容告别这人世间。

幸好，在出差前我的主刀医生特别嘱咐肝胆外科的管床医生早点来接我回科室病房。这位管床医生曾与我的妻子在美国的同一实验室共事过，一直对我的情况十分关心。当有一位患者办妥出院手续空出了床位后，他第一时间赶来将我接走。那时大约是上午10点半，也就是说，那根喉管在没有给药的情况下，硬生生在我狭窄的喉咙里待了整整三个半小时。

我不知道三国演义中关云长刮骨疗伤的疼痛是何种程度，或许我的经历还稍逊一筹。但我清楚记得，曾经选择在未完全麻醉的情况下进行直肠镜检查的感受。而相比之下，这艰难的三个半小时带给我的痛苦恐怕要远胜十倍。

这次ICU的经历让我深刻体会到一个教训：如果不想无谓地增加身体上的痛苦，你最好对医务人员百依百顺。即使有不同意见，也尽量将其视为自己的个人想法，甚至避免将它们提出来作为建议或参考。这种想法，后来也成为了我的应对之道。我的手臂静脉既细又深，加之长期打针造成的血管硬化，无论是抽血还是静脉注射，对医护人员来说都极具挑战。在美国，因为西方人体型普遍较大，护士们在抽血和静脉注射方面的技术的确不如国内同行熟练。每次这样的操作，对我来说都是一次艰难的体验。我记得有一次，一位护士尝试了整整八次才成功将针头插入我的静脉。

然而，无论打两针、三针，甚至五针、六针，护士们总会带着真诚的歉意。我也从不抱怨，总是微笑回应，并主动将问题归咎于自己的静脉条件。即便感到剧痛，我也努力不流露出一丝痛苦的表情。或许，这不仅仅是一种对医护人员的体谅，更是一种对命运和痛苦的默默妥协与接纳。